“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彼此商量说：来罢！我们要作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他们说：来罢！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作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作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就是变乱的意思】。” ——《旧约·创世记·巴别塔》
圣经这个简短的故事中，包含着早期全人类联合的梦想：直接针对人神之间的界限，挑战不可知力的权威。这个梦想却遭到上帝的破坏。破坏方式也很简单：仅仅是变乱了他们的口音。上帝精确地感觉到，语言是比砖石更加重要的材料。
语言（包括语言的口头形式和书面形式）在人们的交往过程中，其重要性自不待言。与其它交流方式相比，它更简便，容易把握，范围更广，保存时间也更久。现世是造塔传说千年之后了，人们仍然在探索更完善的语言交流形式。
一， 世界共同语理想及实践
资料显示，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上万种语言，15世纪减少到9000种，现存6000多种。[1]这么多语言，造成了跨国交流的障碍。人们必须通过系统的，长期的学习才能勉强与异国人士进行基本沟通。因为语言差异，交流的成本也增大到难以想象的地步。以“世界上唯一实行所有语言一律平等原则的组织”欧盟为例——15国操11种语言，机构运作十分复杂。欧盟扩大为25国后，要增加9种语言。欧盟东扩后，语言多样化的总成本每年超过10亿欧元。[2]
有没有可能，借助一种统一的语言，使国际间的交流变得简单易行呢？
早至笛卡尔（1596-1650），就已经提出了创造人类世界共同语的梦想：他“在1629年11月20日致修道院院长梅森的一封信里，回答关于人造通用语问题时，不仅证明了创造这种语言的可能性，而且还描划了它的一般轮廓：‘这语言只有一种（名词、形容词）变格，一种动词变位和一种拼写。它绝对没有种种由于我们的歪曲习惯而产生的不完全或不规则的形式。它的动词变化和单词构造，是用附加在词根前后的词缀组成的。这些词缀都能在普通词典里找到。借助这词典，头脑简单的人，在六个月之内也能自如地掌握这语言。’” [3]
其实，笛卡尔远非提出世界共同语设想的第一人，但我们不必再对这些历史加以考察，世界共同语的理想早已得到几百次的实践。在当今世界，流行最广的一种人造世界共同语是世界语（Esperanto）。
二， 世界语
它是这样一种语言：在印欧语系的基础上被创制出来，用拉丁字母表示，字母有28个，基本语法只有16条；语音和拼写完全一致，所有词语的重读在倒数第二个音节上；构词结构灵活，只需添加前缀、后缀或词根合成便可表达一个新的意思……

这些抽象的规则在具体实践中，可以为这样一个结果说明——一是容易学习，二是完善性。列夫·托尔斯泰曾说：“学会它是那样容易，……学习了不到两小时，如果不说写的话，我已能自由阅读了。”[4]。它传入中国的早期，曾被译为“爱斯不难读”，其简易程度可见一斑。这种语言的发明者——波兰的一名眼科医生——柴门霍夫（Zamenhof）不无骄傲地谈起它的两个特点：“它惊人地，令人难以相信地易于学习；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它比一切自然语言至少容易五十倍。没有接触过人造语的人甚至不能相信它容易到了何等程度。”“没有文化的人也能轻而易举地学会它，因为学习世界语并不要求学习者具有任何基础知识。”“同自然语相比，人造语没有任何缺点。”柴门霍夫还充满信心地保证：“几个月之后，不仅全世界、社会各阶层，不仅知识界和富有者，就连最贫穷、最无文化的村民都能极好地掌握它。”[5]
柴门霍夫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创立一门世界共同语的信念。据记载他从年轻时刻起就为这一活动而痴迷，被身边的人视为异端。他走到大街上看见“粮食店”的店名，也立即思索到构词规则（“粮食”加“商店”），从而感到眼前一亮。1887年七月，第一本用俄文注释的世界语基础读本终于诞生，它的封面上印着：《国际语·序言及读本（俄国人用）》，柴门霍夫署名为Esperanto博士。Esperanto意即“希望者”，后来也成为了这种语言的名字。这本书上的一些话反映了柴门霍夫当初创制这种语言的热切理想：“想使一个语言成为世界语，仅仅那样叫它是不够的。”“国际语和任何民族语一样，是大家公有的”“作者永远放弃对它的任何个人权利”“人人有使用其他一切语言翻译本书的权利”。[6]
结合《国际语理想的本质和前途》，从微观的层面看，世界语的创制是为了减少语言学习的时间，便于世界范围内的广泛阅读，以及减少翻译成本；从宏观的层面上看，是为了使人人都获得平等的交流机会，使表达和接触知识的权利不仅仅为“知识界和富有者”所有。柴门霍夫甚至在《国际语·序言及读本（俄国人用）》书内附了一些空白志愿书，上书：“签字人应允在证实有一千万人在这个志愿书上签字时，即开始学习Esperanto博士的国际语。”这显示了他对这这一语言的强烈信心。但一百年过去了，世界语的扩散趋势并不完全像柴门霍夫想象的那样。世界上不乏有世界语的热情拥护者，甚至出现了以世界语为母语的人群，但它对更多人来说，是陌生而模糊的。首先，有多少人说世界语呢？
华盛顿大学的Sidney S. Culbert教授曾经在不同国家展开了绝无仅有的一个调查，结论是世界语在全世界大约有两百万的使用者，因此它被归入小语种（minority languages）的分类。[7]世界语在我国的扩散情况也如出一辙，虽然有许多著名的世界语者如巴金、周作人、鲁彦、金克木、胡愈之、陈原、李士俊等等，但世界语并没有处于普及的状态中。1999年“中国人的语言意识与外语观”的大型抽样调查表明，中国人学外语的情况——“70%以上的15岁至69岁的城市居民都学过英语；其次是俄语，占10.5%；而学过日语的，占6.1%；除了这三种语言外，学过其他外语的人的比率均没有超过1%。” 外语观——“英语对中国人影响越来越大。97.2%的受访者一听到‘外语’这个词，都会首先想到英语，只有极少数人想到俄语（1.1%）、日语(0.7%)和其他语言(1%)，相差悬殊，不可同日而语。”学习语言的趋势——“学外语热潮持续不衰。想学英语和日语的人数增加趋势最为明显。”[8]
在经验层面来说，我从来没有在日常生活中见过一个世界语者，在写作此论文之前，从来没有接触过实践中的世界语，也从来没有利用过世界语的科技文献。相反的，我经常遇到来自周围的问题是：“世界语是什么？它是一门语言吗？”
综观世界语一百年来的趋势，可以说，远远没有达到它预期的效果。
那么世界语为什么没有流行呢？

三， 世界语的先天悖论
有人把世界语称为“死亡的语言”，它是不是死亡的语言，我们留待实践作出结论。从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来考察世界语没有流行的普遍原因，可以看到，世界语本身就是一个大的悖论。
包括柴门霍夫本人在内的许多语言学家都认为，世界共同语必须建立在人造语的形式上，[9]语言学家陈原对此有非常精要的论述：“作为一种国际社会的交际工具，应当具备什么条件呢？”“1.它应当是超民族的。2.它应当是中立的。3.它应当是具有科学结构的。4.它应当是分音节的能上口的有声语言。5.它应当是有生命的力的和有弹性的。6.它应当是容易学习而又不是粗劣的。”“要符合这些条件，看来只有人工语才能合格。”[10]
但是也有学者提出反对意见，认为人造语本身就没有生命力。语言学家高名凯先生在《语言论》中明确提出：“我们不可能用‘人造的语言’去充当世界共同语用。人造的语言没有在社会生活中生根，不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逐渐创造出来的，不能适应社会的全面的交际需要。用人造的语言去突然地代替人们原来运用的语言也不是人们的交际条件所允许的。所以，‘世界语’（Esperanto）之类的人造的语言不能充作世界共同语之用。”[11]
自然语言是民族文化的载体。固然，“种族、语言和文化分布不平行，它们的分布区犬牙交错，最叫人迷惑，并且他们的历史会各自走不同的道路。”但一种语言在使用过程中，会积淀下使用者的痕迹。说英语的未必是一个种族，但英语却承载着以英语为母语的民族的思维习惯和感情——“英语不是一个统一的种族说的，几百万黑人不会说别的语言，英语就是他们的母语，是他们最深刻的思想和感情的外衣。它是他的无可转让的财产，正象是英王的。”[12]更何况，大多数语言是在同一民族交往实践中产生的。
为了避免从母体带来的任何不公，世界语却必须力图做到不带任何文化偏见的单纯，这一点成为人们反对它的理由。在世界语中，那些类似于名词的阴阳性，读音和拼写不一致、不规则动词——“大量不规则、不合理的因素”或“语言的非理性、非逻辑因素”——都被柴门霍夫抛弃了。这些非理性的因素是我们民族身份的一个特征吗，它使我们感到亲切吗？不得而知，但肯定的是，不管以何种方式联结，语言和文化，民族感情都难以分割。没有文化背景的世界语，看上去正像是水泥封底的苏州河一般，令人产生怀疑。
反对情绪还来自对人造语的天然不信任。柴门霍夫曾经形容这样一种人：“他们头脑里有一个宁愿选择各方面都不适合的自然语，也决不选择合适百倍的人造语的观念。”这种对人造语的抗拒感，使用自然语的惯性，也是阻碍世界语扩散的一个重要因素。
丧失民族身份的担心，以及对技术性强的人造语的抵触，只是表面的原因。根本的问题在于，对国际共同语的明确性质，人们并没有达成普遍的一致。
也有人认为，世界语之所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成为实践中的国际语”，完全不是因为它自身的问题，而是外部环境使然。他们所提出的外部环境问题，归结起来只有两点：“英国美国及其他大量使用英语的国家怎么会同意让出自己语言的霸主地位？同时，发展中国家由于自己经济文化发展的局限性，无法给这项语言的普及提供必要的财力和人力。”[13]
这种理由是不成立的，至少也是不充分的。
我认为，一种语言的传播趋势，和两个外部因素密切相关。一是必须借助政策手段，二是随着经济文化的流向而自然扩散。前者比如中国普通话的推广，后者比如历史上流行过的各种语言，比如拉丁语、汉语、法语以及英语。这二者都需要国家背景，也正是世界语努力追求到的先天不足。
让我们来对比一下普通话和世界语在中国的传播情况。
中国民族众多，旧时语言种类也数不胜数。在建国以前，就有共同标注读音的规定，称为“国语”。1955年,“普通话”取代“国语”称谓。

如果认为一种语言的传播过程中政治行为并不重要，而将其认作是一种自动的过程，那就大错特错了。英语从17世纪初的一个小语种，发展成为现今国际交往的重要语言，惊人的扩散速度与国家政策也是密不可分。以下是英国在推广英语时的一段资料：
英国在1920年就开展了“海外英语社区地位”调查，标志着英国政府开始有意识地进行文化宣传活动。193年，在英国商界的要求和倡导下，成立了一个海外推广英语的特别机构——“英国文化委员会”。该委员会汇集了商界人士和教育专家，共同制定发展海外英语教育的计划，以增进世人对英国文化的认识和了解，从而保护英国在海外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
成立之初的几年内，英国政府对该委员会的投资大幅度增加，从1935年的6000英镑到1939年的38.6万英镑，增长了几十倍。
1954年，英国发布一份重要的官方报告（即Drogheda Report Summary），确立了海外宣传应实现以下目标：
（1）支持本国外交政策；
（2）维护并加强英联邦和英帝国；
（3）促进本国贸易并保护海外投资。
“海外英语教学指导委员会”（Official Committee on the Teaching of English Overseas）向政府内阁提交了一份报告。报告指出，“毫无疑问，我们有机会在大多数非英语国家推广英语，使之成为第一外语”。……
内阁政府批准了这份报告，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17]
世界语恰好相反，它没有任何国家的支持作为后盾，完全是自发的传播行为，也许“发展中国家由于自己经济文化发展的局限性，无法给这项语言的普及提供必要的财力和人力”这句话并没有错，但发展中国家为什么要出财力和人力支持世界语呢？处于弱势的发展中国家无力推广世界语，处于强势的发达国家更热衷于推广自己国家的语言充当世界共同语。
萨丕尔曾提出一个语言“沿流”的概念（drift）,用以形容语言的演变，称“语言自成为一个潮流，在时间里滚滚而来。”语言的潮流却不可能脱离政治经济等潮流。同时，除了国家因素之外，经济文化的沿流对语言的传播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曾经主导欧洲10个世纪的拉丁语，是随着罗马帝国的强盛而扩散的。当时掌握了拉丁语，就是掌握崇高知识的象征。之后，由于18世纪拿破仑时代法国的强势地位，法语也成为欧洲国家交往中的盛行语言。当时法语是宫廷贵族和上流社会的公共语言，我们现在还可以见到英国小说里的人物视说话时夹一句法语为时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