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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位名人对拿破仑的评价,是《拿破仑的书信文件集》的一个附录,价值很大,所以转载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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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特涅论拿破仑*
*摘译自英译本亚历山大·内法尔夫人译:《梅特涅亲王回忆录,1773—1815年》,两卷本,第1卷,第271一286页,纽约,1680年版。
梅特涅(1773—1859),奥地利帝国国务活动家,公爵。曾任奥地利驻巴黎大使(1806年)、外交大臣(1806—1848年)、首相(1821—1848年)。拿破仑失败后是维也纳会议的主要参加者和神圣同盟组织者之一。反对自由主义,镇压民族革命运动。1848年革命爆发,被迫下台,流亡英国去世时留下大量信札、文件和个人回忆录,由他的儿子整理,于1869—1873年在维也纳出版。
在拿破仑的极盛时期,我就一直看到他,研究他;在他走下坡路的时候,我也一直看到他,注意他。尽管他可能曾经企图诱使我对他得出错误的结论——他常常喜欢这样做——但是,他从来没有办到过。因而我不妨自诩已经把握了他性格上的主要特点,并且已经对他的性格有了不偏不倚的评价。而对于这样一位由于环境的力量和伟大的个人品质而上升到现代史上无与伦比的权势顶点的人物,他同时代的绝大多数人都可以说,好象透过棱镜一样,或者看到他的光辉灿烂的各个方面,或者只看到他的瑕疵甚至罪恶的各个方面。
我从一开始就力求使我同拿破仑的关系成为经常的和亲密无间的,在这种关系中最初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头脑及其思路的非凡的明晰和高尚的纯朴。同他谈话,我总感到有一种难以形容的魅力。他谈起话来永远是饶有趣味的,他抓住话题的要点,撇开无关紧要的枝节,展示自己的想法,一直不停顿地加以发挥,直到把它阐述得完全清楚明确为止。讲到一事一物,总是用确切的字眼,或者在遇到语言习惯用法中还没有这样一个现成字眼时,他就创制出一个来。他不是同人交谈,而是由他来讲论。由于他思想丰富,又有口才,因而能领头谈话。他的习惯说法之一是:“我知道您想谈什么,您是想谈如此这般的一点,好吧,让我们开门见山就谈这个吧。”
然而他对于别人对他讲的话和反对意见,也并非充耳不闻;他对这些话或意见表示接受、怀疑或反对,而并不改变讨论公事的语气和超越讨论公事的范围。我把自信是真实的话对他讲时,从来没有感到过有什么为难之处,即使这些话不大象是合他心意的……
他没有多少科学知识,虽然他的支持者要人们相信他是一个造诣很深的数学家。他在数学方面的知识决不可能把他提高到超过任何一个炮兵军官(他本人就曾当过炮兵军官)的水平之上。然而他的天赋弥补了知识的不足。正象他成为一位伟大的军人一样,他凭着本能成了一位立法家和行政官。他的性格总是使他倾向于实证;他不喜欢模糊的概念,对于幻想家的梦境和理想主义者的抽象观念,他也同样憎恨,而且把一切不是明白而实际地讲给他听的东西,都当作不过是胡说八道而已。他所尊重的,只是那些能由感觉加以控制和证实的,或立足于观察和经验之上的科学。他最瞧不起十八世纪的虚伪哲学和虚妄的博爱主义。在这些学说的主要说教者中,他特别讨厌伏尔泰,甚至讨厌到了如此地步,以致一有机会,他就要对伏尔泰有文学才华的这种普遍看法进行攻击。
拿破仑不是通常所指的那种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作为一个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他承认只有宗教有权支配人类社会。他把基督教看成是一切真正文明的基础,认为天主教是最有利于维持秩序和使精神世界真正安宁的信仰形式,而新教则是扰攘不安的根源。他自己对宗教活动不感兴趣,但对它们极为尊重,不准对奉行者有丝毫揶揄……


他天生具有一种能识别哪些人对他有用的特殊智能。他很快就从这些人身上找出最能使他们依附于他的利益的那一面……尤其是他研究过法兰西民族的性格,他一生的历史证明他对此有正确的理解。他私下把巴黎人看成小孩子,常把巴黎比作歌剧院。有一天,我指责他公告中的主要部分显而易见是谎言,他微笑着对我说:“这些公告不是写给您看的;巴黎人对一切都相信,我还能告诉他们许许多多东西,他们都不会拒绝接受。”
经常发生这样的情况:他把谈话转到对历史的讨论方面去。这种讨论一般地显示出他的史实知识的不足,但领会起因和预见后果却极其精明。他猜测的比知道的多,并且,当他把自己的思想色彩加到人物和事件上面去的时候,他讲得很巧妙。他总是引据同样的几句话,所以他一定是取自很少的几本书,大抵是些古代史和法国史上最为人们所熟知的节本。然而,他记住了一大堆名字和史实,其丰富的程度足以欺骗那些研究得还不如他全面的人。他崇拜的英雄是亚历山大和恺撒,尤其是查理大帝。他异常地一心一意认为自己从权力上和称号上来说,都是查理大帝的后继者。
他在用极为牵强的理由力图证明这种奇谈怪论时,会忘其所以地同我谈个不休……
他常常最感遗憾的一件事是,他无法援引正统的原则来作为他的权力的基础。很少有人象他这样深刻地意识到:丧失了这种基础的权力是岌岌可危、摇摇欲坠、而又是容易遭受攻击的。他从不放过一次机会焦急地向那些认为他是篡位而登上宝座的人提出抗议。他有一次对我说;“法兰西的王位本来是空着的。路易十六没有能保卫他自己。要是我处于他的地位,那次大革命——尽管这次大革命在前一阶段的统治下使人们的心灵获得巨大进步——决不会成功。国王被推翻了,在法兰西国土上建立了共和国。我所取代的是共和国。法兰西的旧王位被埋在它的垃圾堆下;我必须建立一个新的王位。波旁王室不能统治这个新建的基业。我的力量在于我的运气:象帝国一样,我是新的;因此,帝国和我完全是一而二、二而一的。……”
君权神授的思想,对他的影响也很大。他同公主①结婚之后不久,有一天对我说:“我看见皇后在写信给她父亲时,信上的称呼是‘神圣的皇帝陛下’。这个称呼是你们惯用的吗?”我告诉他,根据拥有的“神圣帝国”称号,又加上了教皇授予的匈牙利王冠的古老的日耳曼帝国的传统,我们是惯用这种称号的。拿破仑于是用庄严的语调回答说:“这是一个优美的习惯和良好的措辞。权位来自上帝,正因为如此,它才是人的攻击所不能及的。今后有朝一日我将采用这个称号。”……
拿破仑自认为是与众不同的人物,是生来就要统治世界并随心所欲地指挥每一个人的。他不尊重人,不亚于工厂中的工头所感到的可以不尊重工人。他最喜爱的人是迪罗克。“他爱我犹如狗爱主凡,”这是他对我谈到迪罗克时所说的话。他把贝蒂埃对他的感情比作保姆对孩子的感情。这些比拟并不违背他关于激励人的动机的理论,而是这一理论的自然结果,因为当他遇到不能简单地用私利来解释的感情时,他就把这种感情归结为一种本能。
关于拿破仑的迷信有很多的议论,几乎同关于他缺乏个人勇气的议论一样多。这两方面的指责,要不是依据错误的意见,就是依据谬误的观察。拿破仑相信运气,可是谁曾象他那样地去碰运气的呢?他喜欢夸耀自己命运好;老百姓乐意相信他是一个得天独厚的人,这使他很高兴;但是他并不自我欺骗。而且,就他的飞黄腾达而论,他并不愿把太大一部分原因归之于运气。我经常听他说,“由于我有才能,人们就说我运气好;只有弱者才会责怪强者命运好。”
在私人生活方面,他并不和蔼可亲,但性情温厚,甚至使宽容达到了成为一种弱点的地步。他是一个好儿子、好亲属,具有意大利资产阶级家庭内部所特有的那些琐屑的癖性。他容忍有些亲属的骄奢淫逸的行为,没有足够的意志力去加以制止,即使制止这些行为对他显然有利。尤其是他的几个妹妹问他要什么就有什么。
拿破仑的两位妻子②对他个人的举止态度都无所抱怨。虽然这一事实已经为众所周知,但玛丽·路易丝公主的一番话对这一事实作了新的说明。她在婚后不久对我说,“我相信,他们在维也纳对我想得很多,普遍认为我每天在受罪。真相往往并非如人们所认为的那样,这是千真万确的。我并不怕拿破仑,可是我开始感到他怕我了”。
尽管他在私人生活中是爽直的,甚至是随便的,可是他在上流社会中却并不显得有什么过人之处。很难想象还有什么比拿破仑在会客厅里的态度更尴尬的事情了。他为了纠正天生的与教育方面的缺陷而煞费苦心,结果反而使自己的缺陷更为突出。我相信为了增加他的身高使自己有威严的仪表,他会不惜作出巨大牺牲,可是日渐肥胖的身躯却使他的仪表显得更为平庸了。他喜欢用足尖走路。他的服装要么极端朴素,要么极端华丽,力图同他周围的人形成对比。他确实曾叫塔尔马③教他一些特别的姿势。他很喜欢这位演员,他的宠爱主要是由于他们两人之间确实存在着酷似之处。他很喜欢观看塔尔马在舞台上演出;事实上可以这样说,他见到了自己的再现。在他的嘴里从来没有对妇女说出过一句文雅的、或者甚至措词恰当的话,虽然他的脸色和他的声调往往显示出他想尽力说上一句……
为了评价这位非凡的人物,我们必须随着他登上他为之而生的那个宏伟的历史舞台。毫无疑问,运气帮了拿破仑很大的忙;但是凭借他的性格的力量,他的头脑的敏捷和清晰以及他的军事科学的巨大的综合天才。他就已登上了命运为他安排好了的地位。他只有一种爱好,那就是热衷于权力,他对于那些可能使他转移其目标的事物决不浪费时间或财力。他是自己的主人,不久他就成为人和事的主人了。他无论在什么时代出现,都会扮演一个重要角色。但是,他刚开始建功立业的那个时代,特别有利于他飞黄腾达。他周围的那些人,野心勃勃,贪得无餍,在一个成为废墟的世界中漫无目的地东窜西闯,并无任何固定的导向;只有他有能力制订出一个计划,坚持下去,并执行到底。那是在意大利第二次作战过程中,他设想出一项使他登上权力顶峰的计划的。他对我说:“当我年轻的时候,由于无知与雄心,我是革命的。到了具有理智的年龄时,我就顺从理智的劝告和我自己的本能,我扑灭了这场大革命。”
他是如此习惯于认为自己是维持他所创建的制度的必不可少的人,以致最后他无法理解没有了他世界怎么能继续前进。1813年,我们在德累斯顿谈过一次话,我毫不怀疑他的话是以强烈的、完全的确信说出来的。他对我说:“我也许将被毁灭;但当我倒下时,我将把所有的王位和随着王位的整个社会都拉下来”。
充满他一生的种种巨大成功,毫无疑问,终于使他的耳目闭塞了;但是,直到1812年战役,他因耽于幻想而第一次被屈服为止,他从未忽略过使他经常获致胜利的那种深谋熟虑。不过,即使在莫斯科的那次灾难以后,我们还是看到他以极度的镇静和充沛的精力进行自卫;毫无疑问,1814年战役是他显示出了最大军事才能、而且是在办法大大减少的情况下进行的一次战役。我从来不是这种人——这种人为数颇多——他们认为1814年和1815年事件以后,他试图以屈尊为冒险家的角色,并耽于最不切合实际的计划来开创一番新的事业。他的性格和他的思想促使他轻视一切渺小的事物。正象大赌棍一样,小赌的输赢不会使拿破仑感到满意,面只能使他感到厌恶。
常常有人问,究竟拿破仑基本上是好的还是坏的。我总认为对他这样的性格,一般所理解的这些形容语是不适用的。他经常专心从事于一个单一的目标,日夜致力于掌握帝国的机要,这一帝国通过逐步蚕食,最后囊括了一天部分欧洲的利益。他从来不会因担忧可能由他造成的创伤而退缩,甚至也不会由于同实行他的计划分不开的大量个人苦难而退缩。象一辆战车碾压前进道路上所碰到的一切东西那样,拿破仑除了一往直前就无所考虑。他不理会那些无所戒备的人;他有时还想指责他们愚蠢。他对前进道路以外的任何事物都无动于衷,他对这些事物,不论好坏都不在意。他可能同情家属的困难,对政治上的祸患却漠不关心……
拿破仑具有两重性。作为个人,他性情温和,易于对付,无所谓好或坏。他在公职方面从不感情用事,他决不为爱憎所影响。他打垮或干掉敌人时什么都不考虑,只想到除掉这些人是必需的,或者这样做是适当的。这个目的一经达到,他就把这些人完全丢在脑后,不再伤害他们了……
拿破仑在事实上是否的确值得称为伟人,对于这个问题,世界舆论仍然有分歧,也许将永远会有分歧。对于一位起自默默无闻而在几年之内就成为同时代人中最强大、最有权力的人的伟人品质,要加以怀疑是不可能的。但是,力量、能力和优越,或多或少都是相对的字眼。要正确了解一个要去统治他那个时代的人需要有多大的天才,就必须考察那个时代。这就是对拿破仑的评价的根本分歧之点。假如象大革命的崇拜者所认为的那样,大革命时代是现代史上最辉煌、最灿烂的时代,那么拿破仑能在这一时代居于首位,并且保持这个位置达十五年之久,他当然是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如果恰恰相反,他不过象一颗流星那样在全面消散的迷雾之上运行;如果他发现自己周围别无所有,只是由于虚伪文明的泛滥而被毁坏的社会环境的一片废墟;如果他只须同由于普遍意志消沉、软弱的相互抗衡和卑鄙的情操而被削弱的抵抗力量进行战斗,即:事实上同各处由于他们本身的不协调而变得分裂、瘫痪无力的对手进行战斗,那么他的光辉的成功,就因其来得容易而逊色了。现在,根据我们的意见,事情的真实情况是这样:我们并没有夸张拿破仑伟大这个观念的危险,尽管承认在他的经历中有不平凡的、给人以深刻印象的东西。
他所建筑的这座大厦是完全由他一手造成的,而他自己则是拱门的拱顶石。但是,这座庞大的建筑物根本没有基础;它所赖以建成的材料不过是其他一些建筑物的废料;有些由于枯朽而腐烂,有些则从一开始就不坚固。拱门的拱顶石一经抽掉,整座大厦就倒坍了。
总而言之,这就是法兰西帝国的历史。法兰西帝国由拿破仑规划和创建,它只同他一起存在,并同他一起消灭。
…………
注解
① 指奥地利公主玛丽·路易丝。
② 指1809年离婚的约瑟芬和1810年续娶的玛丽·路易丝。
③ 塔尔马(1763—1826),法国著名演员。


米涅论拿破仑*
*摘译自米涅《法国革命史》,笫14、1s章,伦敦,1910年法文版。
米涅(1796—1884),法国历史学家,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著有《法国革命史》,《玛丽·斯图亚特史》和《西班牙王位继承史绪论》等。他承认阶级斗争的存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是资产阶级和贵族之间的斗争,并确认资产阶级夺取政杜的必要性,但无视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
雾月18日获得了人民的广泛拥护。人们在这一事件中所看到的,绝不是那么一个唯一的人高踞于人民议会之上。也绝不是为民族生存所赖以开始的伟大7月14日运动的告终。雾月18日只是在希望和复兴的外观下出现的。虽然民族已经困顿不堪,已经不那么有能力去保卫它负责保卫的统治权,而且自从下层人民行使这种统治权起,甚至已经成为对其自身进行嘲弄的目标,但是,这个民族太不相信专制政治,也认为不会出现能够奴役它的人。人们感觉到需要的是,在一位能手领导下重建社会,而作为伟大人物和常胜将军的波拿巴正适合于从事这一事业。
正是由于这一点,除督政府的共和派以外,都对18日事件表示赞同。在大革命期间,违犯法律和发动政变以反对国民议会的事,是如此频繁,以致人们已经习惯于不是就其合法性而是根据其后果来进行判断了。从西哀士派到1758年的王党分子都祝贺雾月18日,都认为可以从这一变故来获取未来的政治利益。温和的立宪派相信自由将会最终地确立起来;王党分子不恰当地把我们革命的这个时代同英国革命的1680年那个时代作比较,从而引起了希望:波拿巴开始起着蒙克的作用,将会很快使波旁王朝的君主政体复辟;不那么了解真相而又渴望安定的群众,深信在一位强有力的保护人统治下会恢复秩序;遭到迫害的阶级和那些好大喜功的人,则期待波拿巴实行大赦或提升他们的职位。在雾月18日以后的三个月内,赞同和期待是普遍的。成立了一个由波拿巴、西哀士和罗歇·迪科三名执政组成的临时执政府,还成立了两个立法委员会,负责起草宪法和有关各项事件的最后命令。
…………
就在他们临时执政期间,雾月18日政变的炮制者之间发生了分裂;分裂并未太张扬,因为这仅仅发生在立法委员会内部。分裂的原因是新宪法。西哀士和波拿巴在宪法问题上无法取得一致;前者要为法国立法建制,后者则要象法国的主人那样来统治法国。
1799年12月24日(共和八年雪月),即雾月18日后的第四十五天,共和八年宪法公布了……
新政府随即成立。波拿巴任第一执政,他以法学家、国民公会平原派议员康巴塞雷斯和前大法官莫普的合作者勒布伦为第二、第三执政。他希望由他们的出场来影响革命分子和温和的王党分子。出于同一个目的,他又起用前大主教塔列兰为外交部长,前山岳派的富歇为警务部长。西哀士反对起用富歇;但波拿巴要任命他。他说:“我们正在创造一个新时代:我们应该忘记过去的坏处而只记住好处”。对于人们过去届于哪个党派,他不很在意,只要现在能站在他一边,只要能把他们原来王党或革命的同伴号召过来就行。
……提请人民认可的共和八年宪法,得到了三百零一万一千零七名公民的赞同。1797年宪法只得到一百八十万一千九百一十八票,共和三年宪法则为一百零五万七千三百九十票。新的法典满足了要求安定而不那么寻求保证的中层群众的愿望。至于1793年法典,只在下层阶级中获得其赞同者,而共和三年法典则同为民主派和王党分子所拒斥。只有1791年宪法曾得到普遍的赞同,它并未交由各个人去表决,却获得了几乎整个法国的效忠。
第一执政为了满足共和国的愿望,向英国提出了和平建议,英国拒绝了。他有理由希望采取温和的外表,在进行谈判之前,予他的政府以新的决胜的光辉。战争的继续就这样决定下来了。执政们发出了著名的文告……向民族的新的情感发出召唤。到那时为止,人们号召拿起武器来保卫自由;现在则以荣誉的名义来进行鼓动了,……
在马伦戈胜利到实现普遍和平之同的那个时期,第一执政主要关心的是安定人民,并让流亡在外的乱党分子回国,以减少心怀不满的人。他对那些解散其组织的党派显示出充分的和解态度,对那些放弃其党派的领导人显示出充分的宽容精神。……果月18日被流放的人,除若干王党阴谋分子……外,都已被召回。渡拿巴甚至立即起用了那些……无疑是反国民公会而不是反革命的人。他还赢得了另一种类型的敌对分子,如参加过旺代历次武装叛乱的最后一批著名领袖……他也向布列塔尼的帮会头子们……呼吁……从而决定性地结束了法国西部的战争。
……和平事业业已告成①。波拿巴深知统治国家的最可靠的方法在于增进福利,他奖励工业发展,促进久已中断的对外贸易。他把更远大的眼光同他的政治动机联系起来,他把他的光荣同法国的繁荣结合起来;他巡视各郡,干练地组织行政管理,开拓运河和港口,建造桥梁,修筑公路,树立纪念建筑物,增辟交通线路。他特别企图表明自己是私人利益的保护者和立法家。他在当时或稍后所制订的民法、刑法、商法,正是在这一方面完成了大革命的事业,并以一种符合于实际情况的方式规定了国家的内部生活。波拿巴统治时期的政治虽然是专制的,但法国却有了超越于欧洲所有社会的民事立法,而那时的欧洲社会还处于极权统治下,大部分还保持着中世纪的法律体制。普遍的和平,共同的宽容,秩序的恢复和行政管理制度的创建,在极短时间内改变了共和国的面貌。文明以一种非常的方式发展起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执政府曾是督政府以来——从其开始到果月18日止的最美满的时期。
尤其在亚眠和平以后,波拿巴为他未来的权力奠定了基础。他在以他自己的名义出版的回忆录中说:“拿破仑的观念已经确定;但是要实现这种观念,他得求助于时间和情势。执政府的结构同这种观念没有任何矛盾;他习惯于统一,这是第—步。这一步傲到了,拿破仑对于各种组织机构的形式和名称是无所用心的。他对革命是门外汉,……他的智慧在于不离开规定的方位——北极星日日前进,这个方位是拿破仑用以指引革命,使革命在那儿靠岸的地方。”②


1802年初,他提出了同时实行的、目标相同的三个重要方案。他企图建立宗教仪式和僧侣制度,以表示还有一种仅存的宗教生活;用荣誉军团来为部队确定一种永久性的军事等级制;使他自身的权力首先成为终身的,随后成为世袭的。波拿巴迁进杜伊勒里宫,他在那里逐渐采用了旧君主政体的习惯和礼仪。他早就想在他和人民之间建立一些中间性组织。若干时候以来,他为宗教事务同庇护七世进行谈判。著名的政教协议规定设大主教九名,主教四十一名,并成立教务委员会,确立了国内的教士职位,并使之重新置于教皇权力之外。协议于1801年7月15日在巴黎签字,1801年8月15日在罗马批准。
取消了新闻自由的波拿巴,建立了一些非常法庭,在权力的行使中,越来越远离革命原则,不言而喻,在他走得更远以前,他将不得不同雾月18日的自由派完全断绝关系……
……共和十年花月15(1802年5月15日),他提出成立荣誉军团的法案。军团由按等级制配备起来的十五队拥有终身勋位的人组成,有一个本部、一种编制和各项收入。第一执政是军团首领。每一个队有军团二等勋位获得者七名,三等二十名,四等三十名,领有军团五等勋级者三百五十名。波拿巴的目的在于着手扶植一批新贵族……
…………
……〔1804年〕3月15日,一个骑兵中队……在巴登大公国……逮捕了昂吉安公爵。据警察当局报告,这位亲王曾参预前不久发生的阴谋事件③。昂吉安公爵被迅速解往万森④,经军事法庭几个小时的审讯后被枪决于城堡外的壕沟边。这一令人憎恶的谋杀事件,决不是一种僭越权力的政治行为,而是一种残暴和狂怒的行为。王党分子在雾月18日时曾认为第一执政会开始起蒙克的作用,但四年以来,他们已经排除了这种指望。波拿巴也已经没有必要以这样的血腥方式同他们破裂,……也已经无须去安抚业已不存在的雅各宾派了。那些依恋共和国的人,恐惧暴政更过于恐惧革命。人们认为,玩忽人命和人权的渡拿巴,已经习惯于执行一种恣雎暴戾的政策了……
…………
……革命已经倒退到旧制度的政治原则去了:有同样的颂扬和盲从;这是阿谀奉承的颂扬和奴颜婢膝的盲从。法兰西人投身于帝国,正象他们过去投身到革命中去一样。在理性的世纪⑤里,他们曾把一切归结为各族人民的解放,而现在,他们只谈论一个人物的伟大和波拿巴时代的伟大;他们不久即将为炮制一些国王而战斗,正如他们早些时曾为建立一些共和国而战斗一样。
…………
执政府是共和国存在的最后阶段。革命开始成了某一个人的问题。在执政府的第一时期中,波拿巴关心那些被排斥的阶级,恢复了它们的权利;他发现人民仍然为各种热情所激荡,他以工作导使他们平静下来,以恢复秩序使他们获得安定;最后,他迫使第三次战败的欧洲承认他的优越地位。到亚眠和约止,他在共和国范围内,在不牺牲自由的情况下,重现了胜利、协调和安定。如果他愿意,他本来可以使自己成为这个伟大世纪的代表人物,这个世纪要求尊重合理的平等,有节制的自由和更加发达的文明,——要求一种符合于人类尊严的高贵的制度。国家已被掌握在一位伟大人物或一个暴君手里,是使国家获得解放还是遭受奴役,得由他来决定了。可是他宁愿执行他的那些自私自利的计划,他爱好自己胜于爱好全人类。他是在营帐里被培养出来的,参加革命又迟,他只懂得革命的物质和利益的一面。他既不相信诞育了革命的道德的要求,也不相信曾经鼓动过革命的那些信条。而这种要求和信条迟早会回复过来,并且使他消失掉。他所看到的是:接近尾声的反抗,听任其摆布的困疲的人民和他可以随手从地上捡起来的一顶皇冠。
从帝国建立起,政府变得更加专横,社会也逐渐成为贵族形态的社会了。这一巨大的再组织运动,开始于热月9日,随后不断扩大。国民公会消除了阶级区别,督政府克服了党派分歧,执政府赢得了人心;帝国则以勋位和特权来笼络人。第二时期是同第一时期背道而驰的。在第一时期,人们看到政府的一些委员会,由每三个月选举一次所产生的人行使职能,这些人没有警卫兵,没有酬金,没有排场,每天用几个法郎来生活,在一些简朴的木桌子上工作十八小时;在第二时期,帝国政府却有它的一整套行政机器,有侍从,士绅、御林军警卫兵、世袭权、巨额的皇室经费和引人注目的繁文缛节。全国的活动完全导向工事和战争。所有的物质利益,所有野心勃勃的激情,都在一个唯一的领袖统治下作出安排,这个领袖在以确立绝对权力来牺牲自由之后,又以建立贵族制度来摧毁平等。
督政府把所有周围的国家建为共和国;拿破仑却要按照帝国的模型去改建它们……
……他接受了大帝的称号,元老院还通过法令为他修建一座胜利纪念碑。
……革命的最后痕迹被抹掉了。1806年1月1日,格列历最终取代了使用了十四年的革命历法。……
提尔西特和平把法国的统治扩大到了大陆……俄国虽然战败,却是一个唯一未遭支解的强国。拿破仑越来越追踪查理大帝;在他加冕那天,他弄来了法兰克王⑥的皇冠、宝剑和王杖。一位教皇度过阿尔卑斯山来为他的王朝祝福。……革命要确立古老的自由,拿破仑却恢复了中世纪的军事等级制度;革命使大家称为公民,他却搞了些侍臣;革命把欧洲变成了一些共和国,他却把欧洲转变为一些封建采邑。由于他是在世界遭受大动荡的困顿以后出现的胜利的、强有力的人物,所以他能够按照他的想法来暂时安排这个世界……感觉到已经处处没有任何反抗的拿破仑,几乎可以从大陆的这一端到另一端随意巡狩和发号施令了。
…………
同伊比利亚半岛的战争是……严峻的……
对拿破仑来说,幸运的是,俄国仍然忠于联盟和提尔西特条约……皇帝在伊比利亚半岛的出现,立即改变了这场战争的命运……他进入马德里,他不是象主人而是象一位解放者那样显现在半岛居民面前的……
这就是拿破仑在伊比利亚半岛所起到的作用,这个半岛只有在文明昭苏的情况下才能较好地生活和获得自由。正象人的独立也和别的事物一般不能一蹴而至那样,当一个国家还愚昧、落后、贫穷,到处是修道院并由憎侣进行统治的时候,在想望自由以前,必须重建它的社会条件。压迫文明国家的拿破仑,对伊比利亚半岛来说,却是真正的复兴者。不过,公民自由和宗教奴役这两派,即议会派和僧侣派,虽然双方目标不同,却相互谅解,共同抵御。前者是上层阶级和中等阶级的领导,后者是下层人民的领导,他们争相用独立情绪和宗教狂热来鼓动西班牙人……
……拿破仑承担了一项长期而危险的任务,这项任务使他的整个战争部署出现了漏洞。在这里,胜利并不是击败一支军队和占领一个首都,而在于占有全部领土,可是最困难的还是赢得人心……
…………
在伊比利亚半岛战争继续顺利进展,但并无决定性成果的期间,北部正在酝酿一个新的战役。俄国看到拿破仑帝国在迫近它……双方都为战争作了安排……〔1812年〕6月22日对俄国宣战。
…………
拿破仑是不会失败在别人手里的,因为有那一个将军会战胜这位无与伦比的将军呢?又有那一支军队会战胜法兰西军队呢?可是失败已经为他在欧洲遥远的边界上——在遍地冰雪的边界上安排好了,正是在那里将结束他的征服者的统治……这不是由于战败,而是由于在俄国的大雪和坚壁清野中的寒冷与饥饿。他丧失了他的久经战阵的部队和他的显赫一时的威望。
…………
但是从撤出莫斯科起,拿破仑又为一系列新的事件所困扰。……国内群众……厌倦征服……作为他的对手的人,现在不仅有步数依然忠于革命政治原则而被他称为空谈家的人,还有一切并无明确的政治见解而渴望从一种更好的文明中获取物质利益的人。在国外,各族人民辗转呻吟于军事枷锁之下,屈辱顺从的王朝企图奋起反抗。人人心怀不满,而一次失败即将导致普遍的动乱……
一个曾在这个世界上独自纵横了十四年的人物,就这样垮台了。他的事业家和组织者的天才,他的生命力和意志力,他的对光荣的爱好以及革命所遗留给他,可以供他使用的无限力量,使他成为当代最令人震惊的统帅和最巨大的统治者……他出身卑微,却进入了社会的最高层,从一个普通的炮兵军官成了最大国家的元首。他敢于设想普遍的君主政治,而且在一段时间内把它付诸实施。在他以他的胜利赢得了帝国以后,他想由法国来控制欧洲,由欧洲来征服英国,对欧洲用他的军事体制进行统治,对英国用大陆封锁政策加以驾驭。这个计划曾在好几年内取得了成功……在把他的军旗插遍了所有国家的首都以后,在历十年之久不断增长他的权力、并在每一个战役中获得一个王国以后,仅仅一次失利,就使得大家联台起来反对他……
然而在他的休制的一场灾难性结局中,拿破仑给了这个大陆以不可思议的推动力,在他的部队后面带来的是最先进的法国文明的习俗和观念。欧洲社会在其古老的基础上动摇了。各族人民由于经常交往而彼此混合起来了;在接壤的河流上修建了桥梁,在阿尔卑斯山、亚平宁山和比利牛斯山里筑起了宽阔的公路,使彼此的领土接近了;革命启迪了人们的心智,拿破仑则为那些国家提供了物质条件。封锁政策加强了征服的效力;它改善了大陆的工业,以便取代英国的工业,并用工场的产品取代了殖民地贸易。拿破仑就这样以困扰各族人民来为他们的文明作出了贡献。他在法国实行专政是反革命的;但对欧洲来说,他的征服精神却使他成了革新家。在他入侵以前还在沉睡中的好些民族,将过着他所带给它们的那种生活。不过。在这一方面,拿破仑只是按照他的性格来行事而已。作为战争的宠儿,战争是他的爱好,他的乐趣,统治是他的目的;他要主宰世界,而形势则把世界放进他的手掌里,使他运用这个世界来生存下去。
拿破仑在法国的出现,同克伦威尔有一个时期出现于英国一样,当革命遭到了打击的时候。是往往会建立军政府的;那时,革命逐渐地改变了性质,从原来的文官政府转变为军政府。在英国,由于它的地理位置不同其他国家接壤,国内战争绝来和对外战争纠结在一起,改革的敌人一经失败,军队就从战场转到政府。还由于军队进行干预比较早,它的将军克伦威尔发现那些党派还处在情绪激昂、信仰狂热的情况下,他也只有以他的军事体制去对抗它们。在大陆上展开的法国革命,旨在使各族人民享有自由,君主们担心人民获得解放而结成了同盟。法国革命不但要同国内敌人斗,还要同国外敌人斗;而当部队向欧洲推进时,那些党派却在历届议会内相互倾轧。军队的干预要迟得多,拿破仑发现的是一些垮下来了的派别组织,信仰也几乎已被抛弃掉了。这就易于使国家俯首听命,并领导军政府去进攻欧洲。
这种不同的情势,对这两位非常人物的行动和性格影响极大。拥有巨大力量和无可置疑的权力的拿破仑,安然地致力于他的宏大计划和充当征服者的角色;至于克伦威尔,没有疲惫的人民的支持,又不断遭到那些党派组织的攻击,只能限于利用某一些党派来箝制另一些党派,最后则实现了对党派的军事独裁、一个可以任意运用权力作出决定,另一个得靠出于斗争野心的阴谋诡计和假仁假义。这种情况将会毁灭他们的统治。一切独裁政治都是暂时的,不管它多么巨大和强盛,都不可能压服一些党派和占领一些王国。这就是克伦威尔迟早得被内部的密谋活动所搞垮(如果他活得长一些的话),而拿破仑也将被欧洲的反抗运动所搞垮的原因。这是产生于自由而又不再以自由为基础的那种政权的注定了的下场。
王养冲 译 左任侠 校
注解
① 指签订吕内维尔和约与亚眠和约。
② 《对拿破仑统治时期的法国史有用的回忆录——写于圣赫勒拿岛》,第1卷,第248页。——原注
③ 指当年2月发生的由英国潜入巴黎的王党分子卡杜达尔等策划的暗杀波拿巴的阴谋事件。
④ 万森,在巴黎郊外,当时为王室离宫所在地。
⑤ 指十八世纪,
⑥ 指查理大帝。


梯也尔论拿破仑*
*摘译自梯也尔:《执政府和帝国史》,第3卷,第287—288页,第295—304页;第7卷,673—678页;第11卷,第388页;第17卷,第836—850页;巴黎,1865—1867年版(二十卷本);又福布斯·坎贝尔和约翰·斯特宾英译本第12卷,第432—435页,伦敦,1894年版(十二卷本)。
梯也尔(1797—1877),镇压1871年巴黎公社、屠杀革命战士的刽子手,当时凡尔赛政府的首脑。历史学家。原奥尔良王党分子,七月王朝时期曾任大臣和首相,镇压1834年里昂工人起义。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成立任总统(1871—1873年)。著有《法国革命史》、《执政府和帝国史》等。
1795年,中止其残杀行为,却仍然保持其为迫害者的共和国政府,迫使西班牙、普鲁士、北德意志缔结了和约。①但继续同奥地利进行着拖延不决的战争,也执意同英国进行战争……当时,在阿尔卑斯山部队里突然出现了一位年轻的炮兵军官,他身材矮小,容颜粗野而傲气盎然,才智出众,令人竦异;他时而沉默寡言,时而雄辩滔滔,有一个时期曾失宠于共和国,因而被安置在督政府衙署内,但是他就每一次战争的形势所发表的正确而深刻的意见,将引起人们的注意,这就使他在葡月13日那一天成了巴黎驻军的司令官,不久又成了远征意大利的司令官。他以司令官的身份重新在部队里出现,立即为事态的发展提供了异乎寻常的势头,越过……阿尔卑斯山,侵入伦巴第,将在那里掀起一场令人注目的战争,逐一击败奥地利的各个部队,使奥地利无法坚持下去,迫使它承认我们所占领的地区,使它不得不承认其本身所遭到的巨大损失,从而为大陆带来了和平;而他对于这些令人吃惊的行动,还用一整套独出心裁的、冠冕堂皇的、完全崭新的语言表达出来,人们称这种语言为军人的雄辩。这样一位年轻的非常人物,象流星一般出瑰在多难、流血的地平线上而不为所有的人所注目,不为所有的人所喜爱,那是不可能的!即使法国是冷酷无情的,它也决不会这样,法国是会被迷住的。它的确被迷住了,全世界同它一起被迷住了。
在大革命向之挑战的那些大国中,只有一个大国还有待制服,这就是英国……督政府力图任用这位意大利征服者,认为他不仅是这个时代的最伟大的统帅,而且是一位足智多谋的人物,要他负责克服我们在同我们永远的敌手斗争中的物质方面的困难。被任命为海军将军的年轻的波拿巴发现为横渡加来海峡所做的准备工作并不充分,在他的巨大想象力支配下,企图从东方去打击英国。他决定远征埃及,甚至就在纳尔逊监视下率领五百艘帆船越过地中海,在航行中占领了马耳他岛……在金字塔下打败了马梅路克,在阿布基尔打败了土耳其素丹的精锐的禁卫军,成了埃及的主人,曾经有好几个月之久使他沉浸在同时并吞东方和西方的美梦中。当时,督政府的本质上的无政府状态使它陷入新的战争中,又由于它的无能,战争进行得很糟糕。波拿巴将军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放弃了埃及,再次渡过地中海;他的突然出现,使处于困境中的法国既震惊而又高兴。法国愿意把权力交给他,比之他要求掌握权力还更急切,因为看到他指挥战争,治理被占领地区,一句话,处理一切事务都很行,法国确认他是一位同伟大统帅一般的政治首领。在成为第一执政以后,他在两年之内就缔结了维持大陆和平的吕内维尔和约和维持海上和平的亚眠和约,平息了旺代叛乱,促成了天主教同法国大革命的和解,复兴宗教,再造了法国和欧洲的和平,使经历了十二年流血,动荡而困顿不堪的人们获得了喘息的机会……
谁能妨碍这样一位人物安静地、和平地享受他为别人、也为他自己所提供的幸福呢?若干目光锐利的人看到他那贪得无餍的行动,就已感到某种不知不觉的恐怖,不过这个时期的一代人却完全信任他,而且确是这样,只要听过这位年轻人讲的话,就很难对他的深邃的智慧会有所怀疑。法国大革命中的恐怖事件,没有一样不被他当作教训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里,并给了他以丰富的知识。他总是以一种嫌恶的心情来谈论弑君和人们的流血。他认为党派的狂热性是无法无天的和令人憎恨的,因而力图安抚旺代叛乱和召回流亡者来结束这种情况。他看到了法国大革命的空洞的设想,只是按照这种设想,不顾教皇的权威来解决宗教问题……他在同教皇达成协议以后就让教堂重新开门,还在怨恨不止的革命分子面前参加了弥撒。他讨厌财政危机、纸币、破产,还轻蔑地对待那些以取消间接税来讨好小百姓的人。此外,战争是他的熟练的技术,他的光荣,他的力量,他专门在《指南报》上发表一些雄辩的激烈的文章来指斥皮特先生,说他将会十分愿意有人把皮特先生及其追随者弄到满是鲜血的战场上去过一下营帐生活,或者让他们在风狂雨暴的大洋中去游弋一番,以便教他们懂得什么是战争。最后,他不是还曾辛辣地嘲笑过那些普遍共和政体的发明家吗!这些人要求把欧洲置于一个唯一的强国支配之下,而且还主张按照他们头脑里想象出来的方式来建立这个强国!这样,谁还会有些什么事情要教给这位由法国大革命如此完美地培育出来的年轻人呢?啊!当他评论其他人感情用事的时候,他是多么明智,多么善于思考。可是当轮到他自己该克制其感情的时候,他又会是怎样的呢?
在这个时候,这位年轻的执政绝不想望什么,对这个世界也无所希求。他的权力是无限的,不仅根据法律是这样,而且也普遍同意他这样。这一权力是终身的,对于一个没有儿子的已婚男子来说也很可以满足了,何况他还有权选择他的继承者,从而可以按照公共利益和个人爱好为未来作出安排。至于法国,由于大革命,也由于他本人,已经在世界上拥有它从未有过的地位,即使当它能够统辖从加的斯到卢卑克的时候,它也不会拥有这样的地位。法国以阿尔卑斯山、来因河,埃斯科河为边界,这就是说,它已经得到了能为它的安全和实力所希望得到的一切。因为超出了这个界限,就只能是违反天然疆界,违反真正的政治原则的猎取了。法国解放了到阿迪杰河为止的意大利地区,对于过去在意大利拥有采邑的奥地利王公,它设法从德意志方面去予以补偿。法国又根据天主教教义及其高度的政治作用,确认教皇权力的必要性,让教皇复位,依靠法国享有安全和尊荣,并期待法国去重建他的那些国家。法国明智地无视那不勒斯波旁王朝的无力的愤怒。它又以令人赞叹的合理办法处理了瑞士问题,容许那些大邦和小邦、实行贵族制的邦和实行民主制的邦同时并存,因为这些邦原来就存在,它们不能不和平相处及平等相处……总之,在阿尔卑斯山地区实行了1789年的原则而不违反从来不容破坏的自然特性。法国的调停条例为瑞士所有未来的宪法树立了典范。尤其对于德意志,执政府显然执行了极其明智的政策。有些德意志王公,由于来因河左岸让给法国而失去了他们的国家,也有一些奥地利王公由于意大利的解放而丧失了他们祖传的基业。第一执政并不认为可以让这些王公得不到报偿,也并不认为德意志可以无须组织起来。法国大革命早在法国确定一项以转让教会财产来使之世俗化的原则,于是就把这一原则扩大应用到德意志去,让德意志确认运用这一原则来对遭受损失的王公们给以赔偿。对于那些主教国,如特里尔主教国、美因茨主教国、科隆主教国②和其他天主教会的王公,第一执政也筹集了一笔赔偿金,足以满足所有处于困境中的王公家族,从而在德意志保持了一种明智的平衡状态。在把赔偿损害和提高威信在同盟内部巧妙地结合起来以后,在给失去基业的王公以适当数日的年金有了保证以后,他就深思熟虑地确定了他的计划,他不想仅仅用他的剑来强迫缔结一些和约;对于普鲁士利用它的切身利益,对于俄国利用它的自尊心,使它们同他的事业莲结在一起,又用这种连结来引导奥地利同他的事业连结在一起,从而使德意志国会于1803年通过了一项文件。这是一个耐心的、深谋远虑的政治杰作。事实上,这项文件使我们不至于过分介入到德意志事务中去,却使德意志恢复了秩序、安宁和忍让精神,还把日耳曼人的利益均衡掌握在我们手上;它还特别为我们准备了一个当时所想望的和可能的唯一盟国,这就是普鲁士。在那时,法国是如此强大,如此使邻国惧怕,以致只要同大陆上的一个国家结成同盟,就决然会使其它国家处于它的控制之下,使大陆处于它的控制之下,而英国看到它的如此强大的敌手,也只能隐忍无言……奥地利失掉了荷兰、苏阿贝③、几乎整个意大利和一些天主教公国,它是法国大革命在欧洲的最大的受害者,这是一种无可避免的灾殃……尊重它,厚待它,怎么也不把它推向极端,法国还是肯定可以同它联合起来的……至于英国,第一执政用亚眠和约使它承认我们的征服所得……有待于同英国克服的困难是,通过小心谨慎的努力,使它对我们在几年之内所完成的如许光荣的业绩表示谅解,这将是可能做到的……出之于第一执政之口的一句奉承的话,断然会改变英国的傲慢态度……


那么,他对他自己、对他这—有幸的人成了它的首脑的法国还希冀些什么昵?没有,只在于忠实地执行这一政策。里沃利、金字塔、马伦戈的胜利者,政教协议、吕内维尔和约、亚眠和约、瑞士调停条侧、1803年德意志国会文件、民法、召回流亡者的主持人,是一位史无前例的享有各种各样巨大光荣的人物。如果在他那么一大堆功勋中还缺少某一种功勋的话,或许就是他还没有给法国以自由。不过……对1800年的那一代人来说,自由就是断头台、党派分歧、旺代战争、破产、没收财产。法国当时所需要的唯一的自由是一位伟大人物的克制。然而,唉!一位拥有全部权力的伟大人物的克制,还得具有全面的天才,而这,不是一切革命空想中的最大的空想吗?
即使是自由也罢,当它不合时宜的时候,同没有自由一样也会生出许多坏事来的。这一位在当时如此值得赞赏,因而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的人物,已经踏上了深渊的边缘了。事实上,亚眠和约才签订几个月……他就曾以充满机智和野心的语言伤害了英国人的自尊心,他还以过火的行动干扰他们的平静。他派军队到圣多明各去……公然派塞巴斯蒂亚尼纵队到土耳其去,派萨瓦里纵队到埃及去,派德冈将军率领一个很难说是进行科学考察的观察团到印度去……
就从这时起,在以波拿巴为代表的,经过法国大革命锻炼的军人,和仍然并未减少其嫉妒心的英国之间展开了挑战。……
……1803年的明智的和平缔造者,就这样成了普遍战争的挑动者,这完全是由于他不善于控制他的激情啊!
然而,这是一位同亚历山大和恺撒一样的天才人物,而机运总是多多地、经久地宽恕天才的……
……他协调了罗马教会和法兰西共和国的关系,结束了由这种分裂所引起的种种不幸。他的努力对确保治安和畅通公路,对工商业活动,对充实财政收入和行政管理正常化,对制订适合于我们的习俗的民法,最后,对法兰西社会各个部分的组织工作,都是经久有利而又可喜的。
……
这个时期④的一个引人注目的场景是,国务会议内部有关民法的讨论。无疑,民法是法国所需要的法典中最迫切需要的一种法典。过去由封建法规、习惯法、罗马法拼凑起来的旧民事立法,已经不能适应革命社会的需要了……一个由波塔利斯,特隆耿、比戈·德·普雷阿梅纳、马尔维尔几位先生组成的委员会起草了民法草案。这个草案经发交所有法院的法官进行审查和考虑。根据这种审查和考虑的结果,对草案作了修改,最后提交国务会议逐条讨论,历几个月之久。第一执政每一次都参加这种讨论会,他主持会议,往往提出一些深刻的、有条理的、明确的见解,成为使所有的人都为之吃惊的人物。长于指挥军队,善于治理被征服地区,人们不会为他是一位行政家而惊愕,因为这种优点原是一位伟大的将军所必不可少的;然而他竟还具有立法家的才能,这就使人奇怪了。关于立法方面的知识,是他迅速学到的。他对一切感兴趣,因为他懂得一切。他曾向执政康巴塞雷斯要来一些法学书,特别是国民公会为制订新民法而准备的各种有关材料。他如饥似渴地阅读这些书,正象他在专心致志地处理政教协议时阅读有关宗教论战的书一样。不久,就在他头脑里把民法的一般原则作了分类,并很快同他业已掌握的某些概念联系起来。他对于人事的深刻的知识和极其清沏的理解力,使他有能力来领导这一如此重要的工作,甚至能在讨论中提供了大部分正确、新颖、深刻的观念。有时候,对于某些材料并不充分了解,从而使他去支持一些古怪的意见,但他立即让自己由在他左右的专家们引到正确的方面来,而当有必要从那些彼此冲突的相反意见中作出最自然、最合理的结论时,他又是这些专家的领导者。第一执政所作出的主要贡献,在于为完成这一卓越的、不朽的事业提供了决心和坚持工作的意志,从而克服了到那时为止常常使这一事业归于失败的两大困难,即:在动荡的时代中意见的无限分歧,和不可能始终如一地进行工作。正象经常碰到的那样,当争论不休,噜苏不已,大家固持己见的时候,第一执政善于加以概括,一言而决;此外,他还使所有的人象他那样全日工作……
民法第一部分完成了……法国的安定和内部的调整,可以用同样的步伐前进了。民法中所有的缺点,虽然并未都已纠正,所有的优点也并未都已见诸事实,但是把现在同过去相比,人人都满怀喜悦和希望。已经实现了的优点,大家都归功于第一执政,这是有理由的,因为按照他的勤恳的合作者执政康巴塞雷斯所证实的,波拿巴领导了全部工作,亲自关怀一些细节,而且对于特别委托给他的各个部分留意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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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报|7楼2014-01-10 10:38
    无疑,这位从1799年到1815年统治法国的人物,在他的生涯中有过令人种往的光荣的日子,而且,的确,无论他自己还是为他所迷惑的法国都没有经历过这些同样的日子,那是一些伟大而又加上无比明智的日子,尤其还由于这种明智,产生了让这个统治持续下去的希望。在胜利以后,他带来了最美好的和平……在混乱以后,他带来了最良好的秩序;他还给了法国以一定的自由,这并不是众所渴望的全部自由,但是至少,这是在一次流血革命的翌日所可能享有的自由;他为所有的党派做了好事……最后,原来同共和国协调的欧洲,不用说会感觉到过去力图干预与之无关的革命是犯了错误,而法国空前的伟大,正是勇敢地击败非正义侵略的当然结果,于是欧洲也就要殷切地俯伏在第一执政跟前向他表示敬意了……
    的确,瓦格拉姆的胜科,就其所得战利品的状况来说,或许比不上奥斯特利茨、耶拿、弗里德兰的胜利……以同玛丽·路易丝结婚为终局的瓦格拉姆的胜利,使拿破仑重新达到了他的权力的最高度;而如果谨慎持重正在弥补在西班牙战争问题上的巨大错误的话,那么产生于这一婚姻的最后的幻想是可能会实现的。不过要做到这一点,有些东西得改变一下,这并不是要改变命运,而是得改变某一个人的性格,这个人就是拿破仑。
    拿破仑这个人和他的名字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光彩;他的皇权也从来没有取得过这样的威力。从直布罗陀海峡到维斯杜拉河,从阿尔卑斯山到亚得里亚海,都由他直接或间接地——由他自己或由他扶植起来和附属于他的一些王公——统治着。这个区域以外是一些盟邦或一些已被征服的敌人。只有英国是例外。这样,几乎整个大陆都归属于他了,因为俄国在同他对抗了一阵子以后,接着就热诚地接受了他的计划,而奥地利也终于不得不让他完成这一计划,甚至还被迫去帮助其实现。至于拥有巨大海上霸权的英国则处于要么接受和平,要么进行一场世界性战争的境地。
    这就是这个庞大强国的外部情况:这种情况足以震撼世界,而且也确实震撼着世界!不过实际情况的可靠性并不象外表那样的辉煌。只要冷静地思考一下,就会承认这一点。拿破仑为了避免由第三次同盟所引起的对英作战,从大洋沿岸转往多瑙河沿岸,惩罚了奥地利皇室,在奥斯特利茨战役以后,从奥地利占领了威尼斯诸国、蒂罗尔、苏阿贝,从而增加了意大利领土,扩大了我们在南德意志的盟邦,还使我们的国境远离奥地利边界。到那时为止,一切都进展顺利,因为解放意大利领土的工作完成了,德意志的朋友可以使我们放心了,而在奥地利和法国之间安排了一些新的间隔区,显然是符合于一种健全的政策的。但是由于陶醉于1805年战役的不寻常的胜利,专横地改变了欧洲的面貌,不是仅仅满足于改变一下过去的状况——这是这一最巨大的胜利愿意让这位人物去干的事,却力图去毁掉它,不是用损此益彼的办法在普鲁士和奥地利这两个老对手之间继续谋取我们的利益,而是搞垮了奥地利对德意志的霸权,却又什么也没有给普鲁士,使它们之间的对立转而成为对法国的共同仇恨;在来因同盟的名义下建立一个所谓的法兰西的德意志……在战败了的、但怒气冲冲的普鲁士背后,在怀有难以和解的心情的奥地利背后,尝试着重建波兰所有这些,作为军事业绩来说是值得赞赏的,作为政治业绩来说却是冒失的,过分的,幻想的!
    ……在由于提尔西特条约而使德意志更加恼怒以后,……在不是要么恢复普鲁士、要么完全毁掉普鲁士而只把半个普鲁士重建起来以后,在同样地只把半个波兰重建起来以后——而所有这些都是以一种不完整的方式搞出来的,因为距离远,时间紧,而力量也已经开始衰退,拿破仑就为自己制造了不可调和的敌人,制造了软弱无力的或可疑的朋友。简言之,是搞起了一座庞大的建筑物,这是一座从屋基到屋顶都是新的建筑物,是建造的那么快,以致没有时间打好基础,连水泥都还没有坚实的建筑物。
    不过,如果提尔西特的政治业绩,在我们看来都可以责难的话,那么恰恰相反,在指挥作成方面所显示出来的某些光彩却都是值得赞叹的……每一个人都将思忖,何以在战争中会显得如此慎重,而在政治方面却又这么欠考虑呢I回答这一点并不困难,这就是,拿破仑以其天赋的才智来进行战争,而在政治上则是感情用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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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报|8楼2014-01-10 10:39
      伟大!这对于那位继腓特烈之后、并且在所引起的赞美和所招致的破坏方面都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人那里是并不缺乏的!给这次注定要改变欧洲社会面貌的法国大革命留下来的是,产生一位象查理大帝、恺撒、汉尼拔和亚历山大那样强有力地吸住世界注意力的人物。不论我们所考虑的是他注定去扮演的角色的伟大,他所引起的政治动乱的广泛深远,他的天才的辉煌灿烂和博大精深,还是他的思想的高贵庄重,他都具有触发、引起和吸住人类注意力的一切条件。这一位科西嘉岛绅士的儿子,受过古老君主赐予破落贵族子弟的那种免费军事教育,当他在第一次流血的暴乱中获得指挥官地位时,他只是刚刚离开学校。⑤之后,他离开了巴黎军队到远征意大利的军队中去,在一个月内征服了那个国家,接连地歼灭了所有的欧洲同盟军,迫使它们签订了坎波福尔米和约。当时他已变得过于令人生畏,以致不便留在共和国政府旁边,于是就到东方去追求一个新的目标,带领五百艘船绕过英国舰队,一举征服了埃及,然后想踏着亚历山大的足迹去征服印度;但是由于欧洲战事的再起而突然被召回西方。在作了仿效亚历山大的尝试以后,他在越过阿尔卑斯山方面又仿效并赶上了汉尼拔,再次打败了同盟军,迫使它接受了吕内维尔和约。因而,这位科西嘉岛破落贵族的儿子,在三十岁时就已有了一番不寻常的经历。有一个时期,他变得温和起来了,通过他制定的法律,奠定了现代社会的基础。然而他再次顺从了他那冲动的不安定的天性,再三进攻欧洲,在奥斯特利茨、耶拿、弗里德兰三次战役中征服了它,建立了一些王国,也推翻了一些王国,把查理大帝的皇冠戴到了他的头上。当国王们进奉他们的女儿同他议婚时,他选中了恺撤们的后裔,她为他生了一个似乎注定要戴上宇宙间最光辉的皇冠的儿子。他从加的斯推进到莫斯科,在那里他遭受到了有记载以来的最大的灾难。他又起来了,但是又失败了,而且被拘禁在一个小岛上;他带着几百名忠诚的军士又从那里挣脱出来,在二十天中重新获得了法国的皇冠,向恼怒的欧洲再次进行斗争,最后在滑铁卢一蹶不振,而在经受了比罗马帝国的战争规模更大的多次战争之后,这个地中海岛上的儿子,由于国王们的恐惧和仇视,象普罗米修斯束缚在一块山石上那样,死在大洋中的一个岛上了。这位科西嘉岛的破落贵族的儿子,在世界上确实扮演了亚历山大、汉尼拔、恺撒和查理太帝的角色!他具有他们之中的最伟大者所具有的同样多的天才,他获得最有名望者所获得的同样大的声誉,而不幸的是,他比他们任何一个都使人流了更多的血。从道德观点上来说,他不如这些伟大人物中的最好的人,但比那个最差的人要好。他的野心不象亚历山大的野心那样徒劳无功,也不象恺撒的野心那样恶劣;但是它不象汉尼拔的野心那样可敬,汉尼拔牺牲了自己以求挽救他的国家被征服的不幸。他的野心是那些扩张其国土之后谋求进行统治的征服者们通常所具有的那种野心。然而他还是爱法国的,而且象珍爱他自己的光荣一样深深地珍爱法国的光荣。作为一个统治者,他寻求正道,然而却是作为一个暴君去寻求它的,他没有以查理大帝的始终如一的精神或笃信宗教的毅力去追求正道。在多才多能方面,他不如恺撤,恺撒迫于在统治他的同胞之前先要争取他们,不得不既学会如何打仗,又学会如何说服人,因此,他能以某种朴实的庄严气派来讲话、书写和行动。反之,拿破仑通过作战来获得权力,就不需要讲演术,也不可能掌握它,尽管他有天生的口才,因为他从来不会要在一次审议会上不厌其烦地耐心分析他的思想;然而他能如他所想的那样来书写,有力而庄重,甚至很仔细,但是他有时象他的母亲——法国大革命那样有些慷慨激昂,他的议论比恺撒有力,却不能象恺撒那样极其纯朴大方或优雅得体地进行叙述。他在多才多能方面不如那位罗马独裁者,不过作为一位将军,却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论是在他的特异的军事天才方面,还是在他的各种计划的大胆的深度和无穷无尽的成果方面,都是如此;在计划方面,他只有一个堪与匹敌或超过他(这一点我们不能断定)的人——汉尼拔,因为他象那位迦太基的将军一样大胆、谨慎,敏锐、有创造力、令人生畏和顽强,而一个有利之处,就是他生活于较后的时代。继汉尼拔、恺撒、拿骚家族、古斯塔夫·阿道夫、孔代、蒂雷纳及腓特烈之后,他使军事艺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只有上帝能评定这些人的各自的功绩;我们只能做到概略地叙述他们的惊人性格的一些突出的特点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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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报|9楼2014-01-10 10:39
        拿破仑有向我们法国人提出种种要求的权利,对此,我们既不能否认,也不能忘记,不管我们由于出身、信仰或利益而可能属于那一个党派。在用民法法典来组织我们的社会国家,并依据它的条件来调整我们的政府方面,他的确没有向我们提供使法国社会确实安定下来,并且和平、繁荣而自由地去生活的政治形式;他并没有给我们以自由,他的继承者们仍然没有给我们以应有的自由,但是,在法国大革命的翌日,他除恢复秩序以外,并不能再做更多的事情,而我们都必须感谢他把公民地位和行政组织连同秩序一起给了我们。对于他和我们来说都不幸的是,他减少了我们的伟大;可是他给我们留下了光荣,这是一种精神力量,这种力量总有一天将使我们恢复实质上的伟大。他的天才使他适应于法国,而法国也适应于他。法国和他一起所做的事情,法国军队不能在没有他的情况下来完成,而他也不能在没有法国军队的情况下来完成。他是我们的逆境的造成者,又是我们的英雄业绩的伙伴,我们对他必须从严评判,但同时,我们又必须对他怀有战士们对长期指挥他们打胜仗的将军的那种思想感情。让我们研究他的丰功伟绩吧,那也是我们自己的丰功伟绩;如果我们是军人,那么让我们向他学习带领军队的艺术;如果我们是政治家,那就向他学习如何治理帝国;尤其让我们从他的错误中去学得教训;让我们避免他的先例去学习热爱有节制的伟大,那是办得到的,而且是持久的,因为对于别人来说并不是难于忍受的,一句话,让我们从这个最有野心的人那里学习节制。作为公民,让我们从他的一生中汲取这一最后的难忘的教训——不管什么人怎样伟大、英明或有无限宽广的天才,一个国家的命运决不应当完全交给他来掌握。毫无疑问,我们并不是责备拿破仑在雾月18日从督政府手中夺取法国的那种人,因为法国在督政府手中也许已经毁灭了,然而不能因此就说,由于从软弱而腐败的手中夺取这个国家是好事,所以应当把这个国家无条件地交到这位里沃利和马伦戈的胜利者的大胆而有力的手掌中去。如果有什么国家曾经有所借口把它自己置于一个人的权力之下,那就是在1800年时以拿破仑为其首脑的法国。用来吓唬人而使这个国家恐惧得戴上镣铐的,并不是那个被作为借口的无政府状态。啊,不是的!成千上万无辜的生命已经牺牲在断头台上、修道院监狱里或卢瓦尔河的水流里了。野蛮的恐怖突然又在一个受惊的文明世界中出现了,而且甚至当这种恐怖在某一时期有所减退时,法国大革命却仍然在曾被夺下了斧头的刽子手们的斧头和那些力图在这条血迹斑斑的路上搞倒退运动,想回复无法达到的“过去”的愚蠢的流亡者之间摇摆不定,而这一切,又正出现在外国人在这种混乱局势中挥舞着威胁性的刀剑的时候。
        就在这个时候,一位青年英雄从东方回来了,他才华丰茂,所到之处,他征服了自然和人,而且聪颖、稳健和虔诚,仿佛是为了迷住世界而造就出来的。的确,再也没有比这一更好的理由把权力交给这么一位唯一的人物了,因为再也没有比遍布于法国社会的那种恐怖更为真实的东西,再也没有比法兰西人要求天才人物庇护的更为伟大的天才人物了。几年之后,这位伟大、聪明的人物疯狂了,以不同于1783年⑥的、然而所造成的灾难却并不稍为小一些的狂乱疯狂起来了,这样的一种狂乱,使得一百万人的生命毁灭在战场上,激起整个欧洲来反对法国,法国在战场上被击败,挣扎于血泊中,二十年胜利的果实被剥落一空,并且除了留存在它胸怀中的少数现代文明的种子以外,没有任何复兴的希望。有谁能预料到这位1800年的明智之士会变成1812年和1813年的疯子呢?有的,只要谁记得随着拥有无限权力而来的,总是一种不可救药的狂乱——因为一切都在权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于是就有以攫取一切为目的的野心,而这种狂乱,往往使得从前行使权力、做过好事的人,用同样的权力去干坏事,谁就可以预料到这一点。这位伟大人物的一生,对于军人、统治者和政治活动家都是极有教益的,也包含着对于公民们的教训。它教导他们决不应该让他们的国家听任一个人的权力去摆布,不管他是谁,不管是在什么情况下!在我写完这部关于我们的胜和和挫折的长篇历史时,这就是从我内心中进发出来的呼声,我所表达的真诚的愿望,这是一种我希望将打动每一个法兰西人的心的愿望,敦劝他永远不要由于滥用自由而牺牲他的自由,或冒牺牲自由的危险。
        王养冲、徐孝通译
        注解
        ① 指1795年4月5日法国同普鲁士签订的巴塞尔和约和同年7月22日向西班牙签订的巴塞尔和约。
        ② 这是当时来日河右岸的三个主教国。
        ③ 即德国的施瓦本。
        ④ 指1804年。
        ⑤ 此系指1795年葡月王党分子在巴黎发动叛乱时被任命为平叛副总指挥官的事,此时他离开军校已有十年。
        ⑥ 1783年当是1793年之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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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报|10楼2014-01-10 10:39
          蒲鲁东论拿破仑*
          *摘译自克莱芒、罗歇刊行:《P.J.蒲鲁东关于拿破仑一世的未发表的手稿》,巴黎,1898年版。
          蒲鲁东(1809—1865),法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之一。著有《什么是财产?》《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等。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等著作中曾予以深刻的批判。
          …………
          总之,这是一个异乎寻常地夸诞的人,他没有代表过任何原则,也没有按照什么原则行过事,他自己绝未有所建树,又什么都不懂,而他却在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把法国推向无可弥补的衰退中去。
          …………
          他的天才是一种破坏的天才,更非其他。
          然而,破坏的天才是否定性的东西;这是天才的否定。拿破仑正是以这种天才的力量,把他所接触到的东西都毁掉了,败坏了。
          他的历史无非是一系列乖戾的举措,政治错误,经济和社会方面的荒谬做法。
          人们不能理解他对那些靠近他的人会有那么长久的吸引力。
          不过,这种吸引力是局部的,甚至它还是用沉默才精心地被维持下来的,战争和国家却硬要在他身上寻求一个大革命的人物。
          …………
          拿破仑的心灵是空虚的。——没有天才。——有战争及其实践的才能。
          他的野心是急剧的,这种野心迫不及待地吞噬着时代。他渴求享乐、政权、名号、声威、尊大、光荣。随后,当他获得了他所要求的东西,他就变得更加无餍足,更加贪婪,更加轻举妄动。
          没有什么能满足他①。与其说他餍足,不如说他终于厌倦了:由于如此,他在最后几年里显得回复了人的情感。
          …………
          拿破仑不懂得大革命;他不了解他的时代,他不领会未来;他确实象缺乏哲学一般地缺乏原则;他常常力求公正,可又常常陷于专断。他完全不懂历史规律,完全不懂政治经济学;他丧失了宗教情操,他的道德感也十分薄弱。这是一个真正的伏尔泰主义者。不过,在这个为他的思想所徘徊的狭小范围内——曾经是,而且仍然是大部分法国人的范围内,他确实是无与伦比的,正象伏尔泰在他的狭小的观念和中间性概念内一样,也确实曾经是无与伦比的。在他充分觉察到代议制的薄弱的方面时,他没有看到这一制度是这个时代的必要条件之一,是历史行进中的站头之一,他尤其没有看到这一制度要导向一种越来越现实主义的、经济的、同其本能相背反的体制——一种经济体制。由于缺乏进步的观念,他不迟疑地仿效过去或恢复过去:他重建教会,搞政教协议,成立帝国;他还扩大到搞普遍的君主政体;他创立一种封建制度。他也就自然欢喜和居鲁士、亚历山大、恺撒、君士坦丁、查理大帝相比拟。他对这些人物不作什么重大的区别,而只是象他们一样,依靠胜利来进行统治;他准备重新确立各民族的政治统一。
          …………
          民主政治既不能以恐怖为基础,也不能以督政府宪法为基础,其原因我无须阐述。政权不能不回到保守的资产阶级和业主们手里去,他们是当时唯一有能力执行政务、组织政府的人。雾月18日革命,首先是由军人们掏摸来的一次资产阶级革命。
          因此,新政府的原则是一个反动的原则。如果资产阶级曾支持政变,从而保持了领导权,毫无疑问,这是从它的本性出发的,它试图在比较好的基础上建立一种立宪制度:正是出于这个目的,西哀士才在公共舆论的赞助下被派起草宪法。但是,西哀士宪法,实际上和策划政变一样,不过是在波拿巴将军策划下的1814年宪章;而专制政府就在全民表决下合法地建立了起来。
          整个帝国,它的逻辑、观念、事业、政策及其失败,都可以在决定政变的那种反动思想中找出来,而这个帝国,从其以一种阴谋策划的方式开始后,也必将以一场灾难来告终。
          拿破仑设想:如果我们可以从民治政体回到资产阶级,回到1789年的第三等级,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退回得更远一些呢?……为什么要这一个特权阶级而排除掉其他阶级呢?为什么我们不能把贵族召唤回来呢?为什么我们不能建立一个新的贵族阶级呢?为什么不能重建教会,重新实行礼拜,并和教皇达成协议呢?为什么,如果愿意的话,不能在另一个名称下把君主国的权力重新树立起来,而且有它的专制政体、它的世袭制度、它的尊荣和它的壮丽的仪仗呢?…… 第一执政就是这样进行推理的。这种倒退的莲辑推理曲结果,就会是重建波旁王朝,发还逃亡者和教会的财产,最后是废除法典。
          第一点还可以过得去;第二点会造成混乱;第三点是对大革命原则的全盘否定,还使帝制成为荒诞不经的东西。
          谁对大革命的原则耍手段,谁就将被这种原则置于死地。逻辑一经背离正道,那些观念当然也就趋于荒谬;说的恰当些,它们将会消失掉。看到一个有如此明朗、丰富、强有力的智慧的拿破仑,一下予竟充当了抄袭者、伪造者、剽窃者的角色,不是一个意外的奇观吗?把福音传给人民,把权利和自由带给大地的1789年思想,变成了征服大地的思想;查理大帝、穆罕默德、恺撒的漫画形相竟代表了革命的基础。
          对拿破仑来说,只在于一件事:重建西方帝国,为了这个目的,他攻占意大利、西班牙,统治德国和控制斯拉夫人。


          …………
          因为他不相信社会理性,因为利己主义把他的心灵物质化了,把他的才天变成了化石;他成了最坏的意义上的无神论者。他叫喊道:什么是社会?一支军队,一套行政管理机构,其余的都不过是尘埃而已。所以他也蔑视人类:愚蠢的东西,而且还以他的冷酷自豪。他对梅特涅说:二十万人的生命,对我来说又算什么呢?
          ……拿破仑没有遇到抵抗就进入马德里、有什么样的光荣呢?维克多之流象屠杀羊群那样屠杀西班牙人,占领一些出新兵防守的城市,又有什么样的光荣呢?杀死邻国的守军来取乐,通过叛卖来突袭城市,随后加以洗劫,教堂遭到抢掠。……该多么丑恶!
          照例为反对他的臣民而与之战争……的约瑟夫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国王呢!
          …………
          在西班牙的真正的困难是,征服或改变人民的意识;征服了没有呢?改变了没有呢?……
          从这一困难产生了另一个困难:反对拿破仑和法国人的人民到处成立了起义组织:结果呢!人民扫荡、驱散、击溃了这些西班牙伪军,这些军队是由企图利用他们国家的灾难来发财的那些所谓将军傲慢地拼凑起来的。可是,有没有把人民起义镇压下去呢?
          …………
          六十年来,人们一直在嘲笑法国。在西班牙战争中,只有西班牙人民的忠诚,在萨拉戈萨……高地表现出来的英雄主义和威灵顿的沉着坚毅,是值得欣羡的,美丽的,崇高的。
          …………
          是的,拿破仑在他在职期间的最后四年中是盲目的;是真正地盲目的,他的盲目性只有在圣赫勒拿岛时为了变得假仁假义而才减步了些。
          …………
          用布瓦洛②的箴言来说,拿破仑不知道克制自己。
          …………
          把意大利、荷兰并入他的帝国以后,他又要波罗的海和西班牙;在征服来因河、易北河、多瑙河以后,他还要涅曼河、第聂伯河、伏尔加河。
          第一执政满足不了他,他要充当法兰西人的皇帝,随后是西部的皇帝,再后是欧洲的封建君主。
          他打败了那些王公,他激怒了各族人民;他发动了政治战争,他制造了民族战争。
          同西班牙的民族战争,同俄国的民族战争,同结成了同盟的整个欧洲的民族战争。如果他不在1812年、1813年、1814年被击败,那么,同拿破仑进行的民族战争,将会变成社会战争和宗教战争。
          凡是不知道自我克制的人,就决不会知道举措适当,辨别情况,他的思想是混乱的。
          必须承认,拿破仑是一位极有主见的逻辑家;此外,还是作家和诗人。
          正是他的逻辑说明了他的那些错误,因为他只是按照他的反革命原则来行事的;——而他的缺少道德感,则说明了他的理智的昏蒙。
          正由于缺少道德感,使他不能掌握住革命观念的威力。
          一经出现这种情况,他就从过失走向过失,从错误走向错误,从矛盾走向矛盾,从疯狂走向疯狂。
          这是一个可怖的逻辑家。
          …………
          拿破仑绝不是一个创业者,一个社会组织者,正象伏尔泰绝不是一位叙事诗人一样。
          他员应起的作用,应该是华盛顿所起的那种作用;一点不应该多,一点也不应该少。
          …………
          越是仔细研究执政府和帝国的历史,就越看出帝制原是注定要垮台的;这同西班牙、奠斯科、滑铁卢的冒险事业一样,都是注定要垮台、要失败的。
          帝国的原则是征服,趋向于建立普遍的君主政体。
          这个原则来得太迟了;它不能与文明相适应,这是一个一千八百年来用旧了的观念,而由于封建制度的无法实行,又一次暴露了它的虚弱性。
          …………
          他的帝国只是在十年中招摇撞骗的东西,一时半刻也没有稳定过。
          所有他那个时代的有思想的人都不曾对它有过信心。
          首先是皮特,知道那一切都是造作出来的;——威灵顿知道得更清楚,并且证实了那的确是造作出来的。
          …………
          ……对拿破仑的这些指责是洗刷不掉的:
          他同俄国和西班牙进行战争的巨大错谬;
          他在外交上的闻所未闻的、卑鄙的背信弃义;当他不是一个无可比拟的胆大妄为者时,他是一个更无先例的招摇撞骗者。
          终究是一个可厌的人物,一种贫瘠的性格。
          他的智慧是巨大而卓越的;然而,不应讳言,他的极高的地位,使人对他的智慧作出了过高的估价,而如果他从事其他的行业,他将不会出人头地。
          …………
          拿破仑的思想,构成一团真正的混乱。
          他本来可以利用那种心理现象作为指导行动的范例:就个人而言和就民族而言一样,智慧的增长和减退,是与其公正成正比例的。
          拿破仑刚一掌权所显示给人的是,他对于法律的蔑视:他为反革命效力,把一切当作为自己服务的工具和进身的阶梯。在执政府时期,他还年轻,他还保持着他的智慧;但当亚眠和平破裂时,他的智慧开始减退;在贝荣纳时已经糊涂起来;在俄国时,他已经不再是一个错误的先知,而是一个丑恶的狂热的利己主义者;……在滑铁卢时,他是一个无能的人,而在圣赫勒拿岛,则是一个说谎者。……
          总而言之,一个错误的伟大人物。
          …………
          拿破仑一世的一生具有两个方面。从第一方面看来,他仅仅是一个资产阶级社会运动的领袖;从第二方面看来,他是一个只按照自己的异想行事的政治投机家。
          在充当第一种角色时,他得到了各种精神力量的支持,他获得了成功。
          在充当第二种角色时,他无非是犯错误,无非是严重地干蠢事;他垮台了。
          在这两种情况下,应该说,他的天才降到了零;因为,他在探讨全局的时候,完全不懂得使用明白而完整的方式。他拉扯一切,混淆一切,夸大一切。
          人们不迟疑地肯定亚历山大、恺撒的天才和伟大;——可是对于拿破仑,我是犹豫的。
          …………
          如果我的批评是正确的,那么从我的批评中可以为人类的行为得出一个重要的教训。
          这就是……所有的国家应该消除个人崇拜,在公正、宽容的同时,不要愚蠢地放弃一切。
          注解
          ① 他对夏特内小姐说过:“幸福,就男子汉米说,应该建立在他的一切才能的最大可能的发展上面”。——原注
          ② 布瓦洛(1637—1711),法国诗人和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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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报|12楼2014-01-10 10:40
            泰纳论拿破仑*
            *摘译自泰纳:《当代法国的起源》,第5卷《现代制度》第1、2章,巴黎,1891年版。
            泰纳(1828—1893),法国文艺理论家、历史学家、实证主义哲学家。曾任巴黎美术学校教授。他试图用种族、环境、时代三种影响来解释文学、艺术的创作和历史事件。著有《论智力》,《英国文学如》《艺术哲学》,《当代法国的起源》等。
            完全出乎常格,面更为奇特的是,他不仅是非凡的,而且是无与伦比的;从他的气质、本能、特性、想象力、情感、道德精神来看,他似乎是用另一种金属组成、在不同于他的本国人和同时代人的独特的模子里浇铸出来的。显而易见,这不是一个法兰西人,也不是一个十八世纪的人;他是属于另一个种族和另一个时代的人;乍一着眼,就可以在他身上辨别一些外国的东西——意大利的和另外的某种东西,难于类比或全不相似的东西……
            ……事实上而且历史地……他是意大利1400年的活动家、军事冒险家……这样一些伟大人物的后裔,他经由直接的世系继承了他们的血统、内在结构,心理状态和道德精神 ……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人的情感要比今天更热烈、更深厚,欲望要比我们更强烈,更狂放,意志也更急切、更坚定…这些特点,在这位十五世纪的伟大后裔身上重又出现了……即使在马拉戴斯塔家族①和博尔贾家族②中,也从来没有一个人具有如此敏锐、如此冲动的头脑,能够突然地干些什么或不干些什么……在他身上,没有任何观念是思辩的和纯理的;没有任何一个观念是真情实事的单纯的摹写或尽可能单纯的图景;每一个观念是一种内心的激发,自然地、立即地转变为行动;每一个观念迅速地冲向它的极限,而如果不为某种力量所抑制和阻遏住,就会毫不中断地达到那个极限……没有一个人如此易于激动,如此易于勃然大怒;何况他又常常故意任情生气:因为在适当的时候任情生气,尤其在目击者面前任情生气,就显示出一种恐怖状态,威胁人让步,迫使人顺从,而他的这种暴怒,部分是经过考虑的,部分是不由自主的,在他的公共生活和私生活中,无论对外间人和对自己人……当他需要树立一个榜样和策励“他的部属坚忍工作”的时候,这样做,既发生作用,也予他以方便。——在公众和部队里,人们会以为他是镇定沉着的;但是除了在战场上,他戴上铜面具,在举行官场仪式时,得装出一副庄严的样子以外,他本身几乎总是感觉印象和外在表情掘杂在一起的,内心的东西流露在外部,他不能控制他的举止,而象爆炸一般进发出来……
            ……没有人比他更急躁的了,“穿衣的时候,他把不合身的衣服抛到地上或丢在火炉里……有什么思想比他的思想更湍急的了,当他要写字的时候,“他的笔迹……是不连贯的、无法辨认的一些字的组合体;那些字有一半没有字母;如果他重读他写的字,他自己也读不懂……于是他只得口授,可是他说得那么快,以致他的秘书也记不下来……——再没有人象那样喷薄倒泄般地说话的了,有时候既不沉着,又不谨慎,尽是废话,又不恰当,这是由于他的智力和精神都很充沛之故。在这种内在力量的推动下,事业家和国务活动家变成了热情兴奋的即席发言者和论战家……即使在国务会议里,他也放任自己,忘记了要讨论的事件,左拉右扯,搞上两,三个小时……强调这一点,重复那一点,决心要说服别人或驳倒别人,最后,他问在座的人,他说得是不是对,而在这种情况下,总可以发现所有的意见都屈从于他的意见。经过思考,他懂得了用这种办法来取得一致意见的价值;他指指他的椅子说:“你们得承认,坐在这个座位上是非常容易变得聪明的。”可是,他欣赏他的这种聪明,他听任自己受情感的支配,而他的情感控制着他,更过于他控制自己的情感。
            ……奇怪的事情是,象这样的一位军事家和政治家,当他激动起来了的时候,往往看到他流出眼泪来。他曾看到过数以千计的人死亡,也曾使数百万人遭到了牺牲。瓦格拉姆、波特森战役以后,在一位临死的老伙伴的床头,“他呜咽啜泣”,他房问里的一名侍从说:“我看到他离开拉纳元帅以后,在早餐时哭了一场,大滴大滴的眼泪从两颊流到他的餐盘里。”这并不仅仅由于身体上的感觉,由于被砍断了的血肉模糊的尸体的那种直接景象如此深深地触动了他,而是由于某一句话,某一个简单的观念几乎早就象针一样刺痛了他……1806年,当他出发到部队去而向约瑟芬告别时,他的柔情使他发了一次神经性疾病……终于引起了呕吐……——1808年,当他决定同约瑟芬离婚的时候,同样发了一次神经性疾病和胃病,整夜象妇女一般激动和悲伤……约瑟芬说:“的的确确,他的泪水把床湿透了。”……——他的异常了不起的一点是,他的有计划的,清醒的思想几乎始终主宰着一切;他的意志力比他的智力还更加令人吃惊……要估计这种意志力,仅仅指出它所产生的魅力,计算它所俘获的数以百万计的人,列举它所克服的那些巨大的、外来的障碍是不够的,还必须、而且尤其得设想这个意志力正象驾御着由那些前蹄起立的怒马所拉的车子一样,坚定地控制着内在的激情和热狂的活力;这个意志力是一个御者,使劲伸直双臂,不停地紧紧勒住这些几乎无法驯服的战马……操纵它们的激烈行动,配合它们的跳跃,利用它们的失蹄,以免他的车子在悬崖峭壁上奔驰。如果这种理智的观念能够这样天天保持住它们的主宰地位,那是由于生机蓬勃的巨流在滋养着它们,它们在他的心灵里和气质里有着深厚的根子,而这个向之提供旺盛的滋养液的潜在的根子,是比他的智力、甚至比他的意志力更为有力的原始的本能,这种本能力图成为一切事物的中心,力图使一切事物同其本身联系在一起,换言之,这就是利己主义。
            这个利己主义并不是没有生气的,而是活跃的和到处泛滥的,它和活动及其才能的增长成正比例,随着教育和环境而发展,由于取得成功和无往不能而扩大,终于成为一个怪物,终于在人类社会集团里耸立起一个巨大的自我,这个自我不断贪得无餍地、顽强地扩大包围掠夺物,挫败一切反抗,限制一切谋求独立的话动,在它所强占的无限领域内,不容许有任何生物存在,除非它是这一自我的附属品或工具。——早在他青年时代甚至儿童时代,这种并吞性的性格就已经萌芽了……追溯到他早年在科西嘉岛老家的时候,他就曾把自己描绘成为一个恶作剧的年轻野人,反抗一切约束,丧尽良知:“什么也不能羁束我,我谁也不怕,我打了这一个,我抓伤了那一个,我使人人惧怕我。我的哥哥约瑟夫被我咬过、打过,当他开始弄清楚是什么一回事的时候,我已经先告了他的状。”此后,他将永不厌倦于搞这一套高明的把戏;这种对他极为有用的随时说谎的才能是天生的;后来他长大了,他以此自豪,把它作为争取“政治优势”的征验和手段,并且乐于回想起他的一个叔父曾在他儿童时代预言他:“由于他习惯于常常说谎,他将会统治这个世界。”
            请注意这位叔父的话:这句话概括了一个生活在这个时代和这个地区的人的全部经验;这确是科西嘉岛的社会生活所提供的教训,由于一种必然的联系,道德精神总是同风俗习惯相适应的。的确,在整个这一地区和整个这一时代,就是这样的道德精神,因为也只是这样的风俗习惯。在那里,警察是不起作用的,法庭是不存在的,公共事务由能够把持这种事务的人掌握;在那里,私斗成风,既不遭到制止,又极残酷无情,人人得武装起来,用什么样的武器都行,伪装、欺骗、下毒手,也同步枪或匕首一样;这就是同十五世纪的意大利情况一样的科西嘉岛的十八世纪的情况。——波拿巴从这里最早感受到的影响,是和博尔贾、马基雅维里所感受到的影响一样的;由此,他身上的这种早期的未臻成熟的思想,随后就将成为一种完整的思想的基础;由此,这也将被作为人类社会未来的精神结构及其概念的基础……


            ……如果他尊重正义和法律,那只是口头上的,而且是带有讽刺意味的;在他看来,法律是法典里的词句,正义是书本上的词句,而实力则是驾于法律、正义之上的。
            这种业已如此显著的性格,再度有了掂掂分量的机会,又一次打上了相同的烙印,法国的严重的无政府状态,使这个年轻人在儿童时代从科西嘉岛的无政府状态所学得的箴言更加深刻化了;因为从一个正在瓦解中的社会所获得的实际教训,同从一个尚未组织起来的社会所获得的教训是相同的。——在很早的时候,他的锐利的眼光,通过理论的虚饰和词句的外表,就已经看透了大革命的真正的底细,这就是,自由的激情占有无上地位,以及少数人控制多数人;是征服者还是被征服者,必须在两个极端之中进行选择;决没有中间性的选择。热月9日以后,最后的帷幕已被撕破,在政治舞台上,放纵和支配的本能,私人的贪婪,已经赤裸裸地显现出来;谁也不关心公共利益和人民权利;很明显,那些统治者是一个匪帮,法国是他们的掠获物,他们不顾一切地使用包括刺刀在内的种种手段来保有他们的赃物……——在部队里,尤其在远征意大利的部队里,从领土被解放起,共和主义的信仰和爱国主义的忘我精神,已经让位给自然的欲望和好战的激情。赤脚、敝表,每天四盎司面包,用的是在市场上绝无行市的信用流通券,军官和士兵首先渴望从穷困中摆脱出来:“在阿尔卑斯山顶峰上想望了三年之后,这些可怜的人终于到达了‘上帝所许给的土地上’,他们要在这儿享受一番。”——从最初的那些日子起,将军和他的部属就已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了谅解,经过一年的实践以后,这种谅解更完美无缺了。从他们的共同行为里,可以看出道德精神正在失去约束,部队还不那么明确,将军却是一清二楚的;部队约略觉察到,他却看得很明白;如果他推动他的伙伴们去干的话,那是从他们的欲求出发的。他只是于在他们前面而已。在要求立即作出结论的时候,他认为这个世界原是宴请所有来宾的一个盛大的筵席,不过,要在那儿吃得好,就得把手伸长些,自己先吃,只把残羹剩饭留给其他的人。
            …………
            ……在拿破仑看来,舰队、部队、法国、人类,只是为他而存在的,只是用来为他效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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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报|14楼2014-01-10 10:41
              当上了执政,随后又做了皇帝,他就大规模地实行这个理论,而在他手上,经验每天为这一理论提供新的证明。——在他作出第一个手势时,法兰西人就俯首听命了,他们继续如此,象是自然得这样做似的;小百姓如农民和士兵,以无知者的忠诚,上层人物如拥有爵位的人和政府官员,则以拜占庭式的卑屈,匍伏在他的脚下。——在共和主义者方面,丝毫也没有反抗,相反,他正是从这类人中找到了他的最好的统治工具:元老院议员、使节或立法团议员、国家参事、法官和各级行政官。他在他们的自由、平等的说教后面,立即看清楚了他们的追求权力的本能,他们渴望指挥别人,谋取领导地位,即使在下属之间也这样;此外,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还渴求金钱和享乐。在救国委员会的代表和帝国的大臣,郡守、县长之间的区别是微乎其微的:同是那一个人,不过服式不同罢了,原先穿的是短外衣,随后穿上了绣花的外套……——至于1789年的知识界和文化界的自由主义者,他用一个符合于他们的身份的名词斥之为“空谈家”;换句话说,他们的所谓知识是沙龙里的偏见和书房里的空想;“拉斐特是一个政治上的笨蛋”,永远“受到人和事的欺骗”。——可是在拉斐特和其他一些人身上都有些使人困窘的小节,我要说的是,这些人的已被证明的大公无私,对公众幸福的持续不断的关心,对别人的尊重,良知的主导作用,忠诚,信实,简言之,崇高而纯粹的动机。拿破仑不接受这种同他的理论冲突的东西;在同这类人交谈时,他当面就他们的高尚道德进行争论。他曾突然地对马蒂尼·迪马说:“迪马将军,你不就是曾经信仰过自由的那种傻瓜吗?——是的,陛下,我曾经是,我现在仍然是那种人。——你不是同其他人一样由于有野心才为大革命效劳的吗?——不,陛下,我很不善于考虑个人得失,因为我现在还站在我1790年所站的立场上。——你没有能很好弄清楚你的动机;你不可能同其他人不一样,个人利益是始终在那儿的……”③——……按照拿破仑的意见,人们利用一个人的利己心、恐惧、贪婪、好色、自尊心,竞争心,就可以驾驭人;这就是他在平静下来的时候进行思考的方式、方法。此外,要使人狂乱并不困难,因为人是富于想象的、轻信的、易受蛊惑的;激发他的自豪感和虚荣心,为他本身及其他一些人制造一种极端虚假的舆评,你就能够随心所欲地使他俯首听命……——这就是拿破仑紧紧抓住不放的主要观念,而且他在这种观念里越陷越深,不管这种观念同显而易见的事实有怎样直接的、强烈的矛盾,但怎么也不会使他摆脱出来,不论是英国人的顽强的力量,教皇的始终不变的甜言蜜语,西班牙人的公开的起义,法国人的沉默的抗争,天主教徒的内心的抵制,还是法国人的逐渐的背离,都改变不了他,因为这种观念是由他的性格决定的:他看待别人就象他所需要去看待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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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报|15楼2014-01-10 10:42
                ……我想谈谈他的野心。野心是他的心智的原动力和他的意志的永恒的实质,它是如此地密切,以致不能同他本身区别开来,甚至有时还达到了不知不觉的程度。他对雷代莱说:“我,我没有野心”;接着,他又以其平时的那种坦率态度说:“或者,要是我有野心,对我来说,那是很自然的,是如此地天赋予我的,它同我的生命联系在一起,正象流在我血管里的血和我呼吸的空气一样。”……“……权力是我的主妇;我花了很大气力才得到她,不容她从我这里被夺去,即使有人艳羡她也不行。”——这种野心既是贪之不足的,又是猜忌百出的,它对于那怕只有一个竞争者的想法就会生气,对于只要稍稍加以限制的想法就会感到不快;不管已经获得的权力多么巨大,它还是要求拥有更大的权力;在离开最丰盛的筵席的时候,它仍然没有吃饱……一位同他长期交往过的外交家,在从各方面对他进行观察以后,用这样一句很明确的话来概括他的性格:“他自己认为他是统治世界、并照他自己的意思来领导芸芸众生的孤家寡人。”
                这就是为什么任何一个接近他的人,必须放弃他自己的意志,成为统治的工具……任何独立性,那怕是偶然的、仅仅是可能会有的独立性,都使他不高兴:知识卓越和道德高尚的人,同样如此,而且他会逐渐地把这种人排斥掉;到最后,他只能容忍那些唯唯诺诺、奴隶成性的人在他的周围了,他的那些主要官员要么是象机器一样的人,要么是他的狂热的信仰者……从一开始他就把他的大臣弄成职员一般,因为他既掌握统治权,又管理行政事务,而且在每一个行政部门里,他领导琐碎的日常工作同领导全局同样仔细;因此,行政部门的领导人只要替他当积极的办事员、不声不响的执行者、听话的和专业性的助手就行了,完全没有无拘束的、坦率的顾问人员。他说过:“要是他们的智能或性格没有某些平凡的地方,我真不知道要他们干什么。”至于那些将军,他自己承认“他只乐于把光荣给那些不配享有这种光荣的人。”不管怎样,他根据他个人的需要,“在任意使他们享有名声和失去名声方面成为唯一的主宰者。”因为一个过分显赫的军人,会变成一个过分重要的人物;必须设法使部下永远顺受约束。在这一方面,军事公报用故意遗漏、伪造、调整等办法提供最好的手段;“于是他可以对某些取得的胜利保持缄默,或者把某一位元帅在战争中的失败改为取得了成功。有时候,一位将军从公报上获悉他采取了他从未采取过的行动,或者发表了他从未发表过的讲话。”如果这位将军对此提出异议,就命令他沉默下来或代之以补偿损失,容许他进行抢劫、征收军用税来发财致富。在成了拥有五十万或一百万法郎地租收入的世袭公爵或亲王以后,就更加不会不保持其恭顺;因为造物主已经采取措施来提防他的被造物了。他说:“这就是我使他们得以独立的人,不过我很懂得怎样把他们找回来,以免他们成为忘恩负义的人。”事实上,如果他曾对他们大加赠赐,那只限于从被征服国家里划分出来的地产,他们的财富是同他的财富连结在一起的;此外,为了不让他们出现经济上的稳定情况,他故意鼓励他们——让他们本身和所有他的那些高官显宦尽情挥霍,就以这种方式进而利用他们经济方面的困难来任意驱策这些人……因此,“他细心培植别人的一切不光彩的激情……他欢喜寻找别人的弱点,随即抓住这些弱点:萨瓦里对金钱的渴望,马雷的谄媚的劣根性,康巴塞雷斯的虚荣心和好色,塔列兰的满不在乎的厚颜无耻和放浪不羁的败德弃义,迪罗克的冷酷无情的性格,富歇的雅各宾主义者的缺点,贝蒂埃的“愚蠢”,他都注意到,他欣赏这种弱点并利用这种弱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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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报|16楼2014-01-10 10:42
                  其他国家的有些元首也有以虐待人民终其一生的,不过,他们的目的在于为了国家的利益来完成某些可望成功的事业。他们所说的公共福利,并不是他们头脑里的幻觉,并不是由他们的奇思怪想、由他们个人的激情、由他们的野心和自身的虚荣心炮制出来的空洞的诗篇。在他们本身以外和他们的梦幻以外,对他们来说,还有一样真实、坚固和头等重要的东西,这就是国家,亦即一系列团结在一起的、绵延不绝的、世世代代无限地存在下去的社会集体——宏大的组织结构。如果他们让目前的一代人流血,那是为了未来世代的利益,把他们从内战中或从外国的统治下拯救出来。他们通常倒象是优秀的外科医师,如果不是出于德行而这样做的话,至少是出于对王朝的感情或由于家族的传统;由父传子,他们具有职业上的自觉,他们的自始至终的目标是让病人获得安全和健康。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不动过度的、难以忍受的和太过冒险的手术……他们竭力着眼于他们本身以外,为他们身后作好准备,使国家即使没有了他们,也将能在欧洲冲突的变动中和未来历史的难于预测的机运中坚强地存在下去,保持住独立,强大并受到尊重。这就是在旧制度下所说的国家的理性;这是历八百年之久在王公会议中普遍传诵的一句话……无疑,国家的理性也容忍过和准许过不少不信守诺言,不少暴行,明确地说,不少罪行;不过,从政治方面来说,尤其从对外活动来说,它提供了一个有益的指导原则。在这一原则的不断支配下,三十位君主曾为此努力,他们坚定地、持续地……一个省区一个省区地把法国建立了起来……
                  但是,在他们的这位仓促就职的后继者那里,却并没有这一原则;坐在宝座上同在战场上一样,将军、执政或皇帝,他依然是一名凭战功升迁的军官,只关心于他自己的高升。由于教育上的巨大缺陷,由于性格和心智方面的弱点,他不是把自己从属于国家,而是把国家从属于自己;他并不去看看在他自身短暂的生命以外,还有一个将要长久存在下去的民族;因此,他为了目前就牺牲未来,他的事业也就不可能持久。在他身后会有大灾难:他并不在意人们会说出这种可怕的话;更加糟糕的是,在他的心灵深处倒还急切希望大家都这样说。1803年,约瑟夫就曾说过:“我的兄弟希望人们深切感觉到他必须存在,并希望会被认为这一存在是一件极大的好事,而没有他的存在,人们只能在战栗中瞻望未来。他知道,他也感觉到他与其使用暴力或利用对他的感戴来进行统治,还不如利用这种想法来进行统治。要是明天或有那么一天,人们会说:‘现在一切都已经就绪和乎静,现在已经有了一位指定的后继者,拿破仑可以死去,将不会有什么麻烦,也不必担心有什么变革了,’那么我的兄弟将不会认为是安全的……这就是他的行事的准则。”④……在枉然虚度的那些年中,他从来想到过怎样使法国在没有了他的情况下存在下去;相反,他以竭力扩大兼并来危害那些原已获得的东西,而从一开始,就已经看出帝国和皇帝终将同归于尽……
                  ……在1804年到1815年间,他使一百七十万出生于旧疆域内的法国人死亡,在这个数目以外,还得加上大约二百万出生于法国旧疆域以外的人,这些人是以盟友的名义为他牺牲或作为敌人而被他杀害的。——这些热情而盲从的可怜的高卢人两度把保障公共安全委托给他,赢得的却是两次遭到入侵;作为他们的忠诚的代价,留给他们的却是在异乎寻常地流了他们的和别人的血以后,法国成为一个被割掉了共和国所取得的十六个郡的法国,它失去了萨瓦、来因河左岸和比利时,丧失了东北部的一只大角,这是使疆界获得完整并保卫它最易在军事上被攻破的那个点的一只大角……更糟的是,法国缩到1789年的边界以内,成了处于所有它的扩大了领土的邻国中间一个最小的国家,受到整个欧洲的猜疑,确定地被那些抱有不信任和仇恨态度的威胁性国家包围了起来……——这就是拿破仑的政治业绩,就是运用天才干出来的利已主义的业绩:在欧洲建立的工程同在法国建立的工程一样,作为他的主宰的利己主义给它们带来了裂痕。从开始时起,这一带有根本性的裂痕,已在欧洲这座建筑物上显露出来,十五年后就突然倒塌了;在法国的这座建筑物,裂痕虽然不那么明显,然而也是严重的,这要在半个世纪或整整一个世纪以后才见分晓;不过它的逐渐的、缓慢的后果仍将是有害的,而这种后果又是肯定无疑的。
                  王养冲 译 陶樾 校
                  注解
                  ① 马拉戴斯塔家族,意大利十二至十五世纪时的一个强大的家族,以拥护教皇,对抗德国皇帝著称。
                  ② 博尔贾家族,意大利十五、十六世纪时的著名家族.出身于西班牙。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和政治话动家恺撒·博尔贾等都属于这个家族。
                  ③ 1809年7月4目——瓦格拉姆战役前数日拿破仑同迪马的谈话。见迪马:《回忆录》,三,第364页。——原注
                  马蒂尼·迪马(1753—1837),法国将军,伯爵。曾在约瑟夫充当国王的那不勒斯王国任陆军大臣。
                  ④ 米奥·德·梅利托:《回忆录》,第2卷,第48、152页。——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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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报|17楼2014-01-10 10:43
                    马德兰论拿破仑
                    ——共和八年的波拿巴*
                    *摘译自马德兰:《执政府和帝国》,第1卷,第3章,巴黎,1932年版。
                    马德兰(1871—1956),法国历史学家,法兰西语言科学院院士,以写作拿破仑时代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著称。若有《大革命》、《胜利的道路》、《法国的斗争》、《执政府和帝国》和《执政府和帝国史》等。
                    波拿巴三十岁了,可是他的确已经阅历了加倍的生活经验,而在那种稀有的形势的考验下,他的原就非常坚强的个性,达到了更加成熟和更加坚实的奇迹般的地步。
                    就在1792年,从科西嘉岛——以一种多么忌妒的心情一眼看着拿破仑崭露头角的老保利曾惊呼:“看看这个矮小的人吧,在他身上具有两个马略和一个苏拉的才能”。其实,既不是马略,也不是苏拉;在他那里绝没有一个粗野的军人的气质,也绝没有一个残忍的专制君主的气质;他甚至凌驾于恺撒之上,已经超过了他的所有的前辈。
                    他的形相——在1799年——就已经由于其怪异而激动了人心。
                    “矮小,黑而平直的头发,黄黄的病态的肤色,富有表情的面貌,可怕的眼光”,一位日内瓦的牧师在1800年5月10日就这样写道。当时他看到波拿巴正向圣·贝尔纳进发,而所有那些曾看到过波拿巴一眼的人都说到他那“贪婪”的眼光。他还瘦得厉害,皮粘着骨头,钩鼻子的棱骨分明,下颔突出,面颊下陷,深栗色的头发老是乱蓬蓬的,原是短而粗壮的头颈,埋在耸起的两肩之间,细瘦的身躯在紧紧的制服里摆动着,步履急促,而且有些“左右摇摆”,举止粗率而迅疾。然而所有这些,都不及那双眼睛那样能打动人:它们是暗蓝色的,谁也不觉得它们有什么“可怕”,因为平时就很犀利的眼光,往往要比他的面貌的其余部分来得柔和些,而且有时还带些微笑的样子。但是,当遇到某种困难,他的面孔拘挛起来的时候,谁都会感到这个眼光真正地变得难于忍受了。诺迪埃于1801年曾写道:“他的面容可以惊倒对方。”
                    他说话象是一种进攻:他直盯着他的对话者,从不对在他身旁的对话者低声说话。当迪涅写道:“他以一种异乡的、听起来刺耳的口音(他本乡那个岛上的口音),用简要而有力的方式说话。”他的非常古典的讲话风格,在执政府时期还保持着一些革命的夸张调子,并且时或锓染一些令人吃惊的抒情辞句。在他的谈话和他的那些信件中同样引人注意的是言辞和观念的紧密结合,这确实是思想在说话,授有任何松懈之处。说话都是单刀直入的,能够在几分钟之内说服人、笼络人或者压倒人。当他口授信件内容的时候,似乎收信人就在他面前。他的一个秘书讲述说:“一个在门口听到的人会以为双方都在场。”
                    波拿巴对雷代莱说。“在我身上有两个不同的人:理智的人和富于情感的人。不要以为我没有象其他人那样的一副易受感动的心肠。我甚至是一个相当具有好心肠的人。但是,从我少年时代起,就曾努力使这根弦哑然无声,我身上的这根弦,以后就不再发出任何声音了。”的确,他也曾经由于被感动而达到极度奋激的境地。一个敌手猜想他“在他的心灵深处隐藏着深厚的情感”,他确实往往把情感“隐藏”起来,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努力使它哑然无声”。
                    可是这种情感却从他的忿怒中进发出来。他是科西嘉岛人,有一种摧毁一切的烈性……然而他的暴怒会相当快地平息下来。他曾写信给德克雷说:“忿怒一经过去,就丝毫不存在了,他吹散了一场风暴,并为此显得懊悔;我希望你不要对我怀恨在心。”
                    这表明,在他身上,理智几乎始终是主宰者,——理智,据我的理解,就是与智慧同样丰富的意志。


                    悲观主义哲学家叔本华在同这位英雄作了一次谈话以后写道:“波拿巴是人类意志的最美的表征”。……人们把这样的一句话归之于他:“不可能,不是一个法文的词。”确实的是,他似乎已把这个词从他的字典里划掉了。他告诉莫莱:“请相信我,这个词是卑微者的幻影和胆小鬼的藏身之所,出于执政者之口,不过是软弱无能的一种表示而已。”他从儿童时代起,总是以他的意志来对抗所有的不可能。
                    成为他的灵魂和身体的主宰的这个意志,在国家事务中表现为不可毁损的权威精神。他对莫莱说:“在大革命前,权力落在卑怯者手里,我们有一个低能的国王,他被绞死了,人们把他的家属也驱逐了。”人们难于想象,他曾亲眼看到过的那个路易十六被一批暴民从杜伊勒里宫拖到驯马厅这一场面是怎样在他脑际萦回不息的。他长期以来就从这一事变中吸取了所有的教训。他的一个充当了国王的兄弟曾写信给他,说他的新的臣民称颂他的仁慈,波拿巴严峻地回答说:“我的兄弟,当人们说一位国王是善良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什么统治了。”但是,真的,他有足够的聪明不会为权威本身来受权威对他来说,权威仅仅是维护秩序的必要条件。
                    …………
                    “他探索”,但更多的或许还是他征询别人的意见。从来没有人象他那样向所有的人要求提供全面的情报。什么……?——多少?——怎样?——为什么?这四个词也许是他书信里最常出现的。他的智慧能充分洞察一切,以致觉察到他的那些缺点和局限性,而当他在雾月取得政权的时候,他自知对大部分事情是一无所知的,但是,他为掌握全权而贪求全知,他早已开始他那巨大的调查研究工作了……
                    他询问,他倾听,他非常仔细地阅读,而在他的无可比拟的记忆力的帮助下,我得说,一切都象铭刻在青铜上面那样铭刻在他的脑子里。然而这都不过是他进行思考的一些朴素的材料。现在,他尽心作出规划,而这,正是应该注意的:他不分昼夜地从事规划,而且正象蒂博杜所指证的那样,是“随他的方便来睡眠的”……
                    这样,他就避免了一切意外事件。他告诉富歇;“凭侥幸不能有所作为。”他同时作好三手四手的准备,尝试引用着好些假设——宁可引用最坏的假设。这种预见性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使他对一切面临的困难总能有所准备;没有什么事会使他措手不及。棋盘放在他眼前,而远在他走动那些棋子以前,他已经确定好了棋子的位置。
                    我得说,他看到事情的广度和深度。这或许就是这种智慧的最令人吃惊的特点,即观念论和现实主义的混台物,而这,使他既考虑最广阔的梦想,又考虑最细致的现实。
                    …………
                    ……不管怎样,他善于按需要和形势来使用这两者。正因为如此,他是一个完全跟一种思想体系的精神相敌对的巨大的机会主义者。他多次说过:“高超的政治,无非是用理智来处理那重大事务”。
                    这种现实主义的第二个特点,在于这位波拿巴能顺应形势。诚然,有些方面,他也善于“创造局面”。不过,更经常的是,他在政策上如同在战略上一样,对实际情况让步。他承认:“我有时是狐狸,有时是狮子——这是路易十一的一句话。统治的全部秘密在于懂得什么时候应该是前者或后者”。
                    正当法国为了从废墟中恢复过来而寻求一位具有领导人的全部才能的人物的时刻,他显示出恰恰就是这样的一位人物。这位人物,以其难于想象的才能的总和,大大超过了对于他的最热切的想望的期待,这是令人惊异的。
                    …………
                    此外,在他的性格符合于一种非常局势的要求的同时,他的观念又恰恰是符合于在全国热望中所产生的那种观念的。
                    这些观念是什么呢?
                    这些观念是从他的本性、从历史研究和他从十岁起就亲眼看到的那种场景中得来的。
                    他在很年轻时,就欢呼大革命,而且在长时期中似乎倾向于“雅各宾主义”。这种态度有多少真实性呢?……很难相信他会赞同从1789年到1792年所出现的一切破坏性活动。实际上,他对波旁王朝的最后几个君主,只谴责他们的无能,谴责路易十六的“愚蠢”,谴责他稍后对历届议会和城市平民的软弱无力。不过,这种谴责完全不包括旧制度在内,在他就任执政的第一天,就敢于向那些吃惊的商人宣称:“旧的行政机构……存在的最完美的机构……”。在同一时期中,他还为“旧的君主政体进行最合理的辩护”,“指出这个政体的颠覆,并不是由于政府有缺陷,而是由于执政者有毛病”,从而使一位外国的公使大吃一惊。他对莫利昂说:“保存大革命所创造出来的一切有用的新事物”,但是不能抛弃“为大革命所错误地毁坏掉的一些良好制度”。
                    他认为——非常正确地——1789年的运动,只是“为了平等”才发动起来了的。他补充说:“自由不过是一个借口而已。”在有许多前制宪议会议员参加的元老院会议上,他严厉批评1789年的国民议会。违反了正义”,“在打击王权的同时,打击了全部所有权”;他憎恶1789年到1792年这段时期,他说:“国民公会的罪恶要少些:它不过是一个后果,而且随后它拯救了祖国。”
                    上面的最后这句话,泄露了这位人物的真正的情感。阿尔贝·旺达尔①说得好:他是“在他的军事和战争,征服和罗马的型式下”热爱大革命的。征服了的自然边界,提高了的法兰西的光荣,准备好了的法兰西霸权,所有这些,再加上“向天才敞开的前程”,正是他所认为的革命事业中的最美好的东西。
                    …………
                    他确认“法国为平等而进行了革命”,他欢喜平等。他确认,由于领土的新的划分,大革命安排好了一条建国之路。这是两个世纪以前科尔贝尔对这个中央集权的国家有过的一种梦想。我们的那些国王没有能完全实现这一梦想,而现在,一切更新,会由于他的关怀而达到目的。他确认,大革命完成了使平民征服自然边界的工作,并庄严地宣布了要保卫这些边界。所有这一切,已经足够使他——在他过去的那种旧的革命热情支持下——经过深思熟虑以后,承认大革命是一件大好事。他对于梅特涅把他当作“大革命的化身”这句话,并不感到不快,而且他还在元老院里说出了一句完全表达出他的情感的话,肯定。他对大革命的成果的尊敬,而他对于大革命是愿意结束它,并非否定它。”
                    雾月政变的第二天,他就说:“为一个党派来执政,迟早得成为它的附属品。我将不这么干。我是属于国家的。”
                    他是“属于国家的”。他热爱法国。他热爱现在的法国,但也热爱过去了的法国,并且无区别地自我同化于全部过去:“从克洛维斯到救国委员会,我同一切密切联系在一起。”这是他在1809年写下而从1800年起就准备说的一句话。在过去是“同一切联系在一起”,在现在,他是要说,他是一位国家的元首。
                    我说过,就气质而言,他是一个酷好权威的人。在他看来,“权力”这个字眼即已具有其全部意义;他没有说过“一个强大的权力”这种话:权力永远应该是强大的。为使权力永远强大,必须把权力掌握在一个唯一的人——不受羁束的和负责的人手里。他就这样表明了对历届议会的嫌恶;这种嫌恶,他在督政府时期就已经表示过。当时,他是那样地热切希望撤消那种混乱不堪的议会,热切希望有一个另一种形式的立法机关,“这个立法机关将不再把我们淹没在成千种以上的临时法案里,这些法案,由于其错谬而先后自行废除了,却搞成了一个拥有三百种法律的对开车大部头法律书而没有法律的国家。”他又这样表明了他对报纸的恐惧,这就是他随后说的:“你们愿意我去禁止某些能为一百人到五百人听到的演讲,却又愿意我让它们能被千百万人看到。”
                    一个不受过分控制的政府,在专为表决政权机关提出的法案而保存下来的国民议会里不遭到任何严重障碍,这是树立权威的第一个条件。皇帝将大声说:“伟大的立法者,就是我!”从1800年起,这位执政就渴望成为“伟大的立法者”。
                    另一方面,他几乎完全取缔了那些议会的活动,这并不能说他想实行反人民的统治。恰恰相反,波拿巴打算依靠民主政治来对抗寡头政治。
                    他既恐惧人民,同时又相当喜爱人民。从最初起,他就是从那些小人物:工人、农民、士兵中获得民望的,他靠这些人增加勇气,撑持自己。他要使巴黎人民有可靠的面包供应,……有会激发起他们的活力的消遣方式。他乐于相当快地把荣誉军团勋章授给一名勇敢的矿工(他拒绝把勋章授给那些多财善贾的人),而当他在访问一些作坊和一些工地,并同手工工人和计件工资工人亲切交谈时,都使人们相信,他并不是矫揉造作的。他为他的权力三次建立在“人民的愿望”——公民投票之上面感到高兴。这种公民投票的好处,在于使他能够由此来避免那些寡头的有害影响。
                    在那些寡头中,他最憎恨的是督政府时期占有优势的财政寡头。他当面对从事投机倒把致富的乌弗拉尔家属、埃盖尔洛家属、塞甘家属和另外十个家属所领导的“盗贼”集团说:“在今天,财富是偷窃和劫夺的结果”。他就是这样激烈地谴责他们。他后来又说:“这会比贵族更坏”。
                    他不赞成多财善贾的人占主要地位,然而更奇怪的是,他也不容许战士、“军人”占统治地位。他喜爱军人,可是他嫌恶他们的长官试图建树权势。他以后对雷代莱说:“作战的英勇并不配赋予以执行政务的权利。”因为“军人的本质就是要专横地占有一切”,而他,有朝一目将以此为荣,即:“在一个非常尚武的帝国里”,排除了军人对各项民政事务的干预。
                    没有财政寡头,没有军事寡头——他也不能容忍“僧侣们的支配权”,又同样不能容忍“律师们”的影响。简言之,从1800年起,他坚决地捍卫政府,避免一切足以妨碍它的行动的影响。一个导师、一个领袖、一个至高无上的裁决者,他是国家的重建者;嗣后,他摆脱了那些社会集团的压力,在纠正讲坛、报纸和议会可能产生的种种偏向中,他又成为国家秩序的监护者。这肯定就是他出任第一执政时的思想,即当他在共和八年通过公民投票决定性地成为新国家的元首时的思想。而权威也就这样获得了保证。
                    王养冲 译、左任侠 校
                    注解
                    ① 阿尔贝·旺达尔(1853—1910),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著有《拿破仑和亚历山大一世》、《波拿色的降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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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报|19楼2014-01-10 10:44
                      勒费弗尔论拿破仑*
                      *原文见乔治·勒费弗尔:《拿破仑》,第1编,第3章,第2节;巴黎,1935年版。这篇译文系转译自英译文莫里斯·赫特辑:《拿破仑》,第160—164页;美国新泽西州,1972年版。译文中的省略号是英译文中原有的。
                      勒费弗尔(1874—1959),法周历史学家、巴黎大学法国大革命史讲座教授。曾任罗伯斯比尔研究会主席和该寄刊物《法国大革命史论丛》主编。著有《法国大革命期间诺尔的农民》(1924年),《恐怖时期的土地问题》和《1789年的巨大的惊恐》(1932年),《法国大革命》(1930年初版,1951年改写版)和《拿破仑》(1935年初版,1965年索布尔增订版)等。
                      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呢?他的品性如此异乎寻常地演变,很难加以描绘。起先,他在瓦朗斯和奥索恩驻防时,显得是一个充满幻想的好学的军官。在卡斯蒂利奥内战役前夕,他还是主持过一次军事会议的青年将军。但在他充当皇帝的最后几年里,他为他自已的无所不能惊呆了,也为他自己的无所不知冲昏了头脑。虽然如此,在他的全部生涯中始终显示出来的独特之点是:权力只能够加强某些特点或减弱另一些特点。
                      短腿,身矮,肌肉发达,肤色红润,到三十岁时依然瘦削,他是身体结实,吃苦耐劳的。他的灵敏和坚定,令人赞叹,他的反应象闪电那样迅捷,他的工作能力是无穷无尽的。他可以任意入睡。不过我们也发现相反的方面:寒冷潮湿的天气能引起……阵阵咳嗽和排尿困难;当遇到障碍时,他会可怕地大发脾气;尽管长时问洗热水澡和严格禁酒,尽管适量而经常地喝咖啡和吸烟,过度的劳瘁还是偶面会引起短暂的颓丧,甚至流泪。他的心智的完善是无与伦比的:他以全神贯注、不知疲倦的注意力吸取事实和观念以后,他的记忆力就把它们牢牢记住,并加以分类;他的想象力就自由自在地运用它们,这种想象力,由于经常处于觉察不到的紧张状态中,从未因为构思政策和战略目标而感到困倦,这种构思,正象诗人和数学家所经历的那样,是通过直觉,突然地、闪电般地出现的。这种情况,特别会在夜间忽然醒来时发生,他自己称这种情况为“精神的火花”和“午夜后的精灵出现”。这种精神的炽热度,辉耀在他的闪闪发光的眼睛里,而且照亮了这位“头发光润的科西嘉岛人”的刚刚起身而还略带“青色”的脸庞。这就是使他不喜欢社交活动的原因,却不是象泰纳要我们相信的那样,是某种残暴的表现,是这个并不那么光彩的雇佣兵长官以其全部凶悍出现在这个世界上的原因。当他说“我认为我自己在内心里是一个好人”的时候,他为自己作出了公正的估计,的确,他对接近他的那些人是宽厚的,甚至是仁慈的。但是,在为了耽于悠闲、逸乐而匆匆地做完他们的正常工作的普通人和作为努力与全神贯注的典型的波拿巴·拿破仑之间,既不存在共同的立脚点,也没有真正的共同思想。雄心壮志——行动和统治的推动力——渊源于他的既有的身体状态和精神状态。他很了解他自己:“说我是一个雄心勃勃的人,但事实并非如此;亦即,至少,我的雄心是和我的存在状态如此地密切关联着的,它们是一回事。”说得多么真实啊!拿破仑首先是一种气质而并非任何其他。


                      就在布里埃纳军校的日子里,当时他还是一个贫穷的、遭人嘲弄的异邦人,他腼腆,可充满了激情;拿破仑是从他自己的自豪感和对别人的蔑视中汲取力量的。注定要成为一名军官,他的那种发号施令而不同别人商量的本能,最好不过地得到了应用。即使他也随时企图得到情报或征询意见,但是,只有他自己才是主人和判断者。波拿巴生来爱好的独裁,符合于他的专门职业的正常的实践。在意大利和埃及,他把独裁引用到政府里去。在法国,他曾想以一名文官的姿态出现,但是军人的烙印是无法消除的。他常常同人磋商,但是他从来不能容忍别人随意反对他。说得更明白些,当他面对一群惯于议论的人时,他会失去镇静。这说明他对那些空谈家的强烈的憎恨。混乱与无纪律,却又可怕的群众,既使他轻蔑,也使他恐惧。不管穿什么样的服装,有什么样的头衔,波拿巴是以一名将军的身份取得权力,也是以这种身份来行使权力的。
                      然而,在他的军服下面,却有着好几种品性,正是这种多样的品性,跟他多方面的和富有光彩的才智一样,使人对他如此入迷。不名一文,浪迹于热月党人的宴饮之中,同富人们和美妇们相周旋,1795年的波拿巴跟别人燃烧着同样的欲望。那个时期一直给他留下了某些影响:把践踏某些曾经故意冷落过他的人当作一种乐趣,爱好浮华的堂皇富丽;对他的家属——跟他遭受过同样的苦难的“族党”——的过分亲切的关怀;以及由普通公民变成贵人而说的一些难忘的话,比如在加冕那天,他曾大声喊道:“约瑟夫,要是父亲能看到我们该多好啊!”但是,在更早得多的时候,他就已具有一种更可贵的特点,即热烈地渴望知道和懂得一切。毫无疑问,这给他带来下好处,不过这只是出于满足其自身目的的需要,没有任何不可告人的动机。
                      当他还是一个青年军官的时候,他是一个不知疲倦的诵读者……他也曾从事写作,很明显,要是他没有进布里埃纳皇家军校,他有可能成为一位文士。他跨进了一种行动的生恬,但仍然不失为一位思想家。这位武士的乐趣,莫过于置身文件和资料之间,静静地致力于他自己的研究了。他及时地变得更加讲求实际了,他会以跟“空论”绝缘来夸耀自己。虽然如此,他仍然是一个十八世纪的典型人物,是一个理性主义者,一位哲人。他远不是依靠直觉的人,他信赖理性,信赖知识,信赖有条不紊的努力。“我通常在三,四个月以前,就考虑我必须做的事情,而且还估计最坏的情况”;“一切工作必须有秩序地进行,因为听凭机会,就会一事无成”。他相信他的洞察力是他的耐心的自然的成果。他的关于中央集权制的国家的概念是按照一个简单而匀称的方案完整地形成的,是完全古典式的。在少有的一瞬间,他的智能活动会通过他的最明显的特点自行显露出来,这一特点是一种这样的能力,即:摆脱自我,用超然的眼光来看待他自己的生涯,并且忧郁地思考他的命运。在获悉约瑟芬不贞以后,他从开罗写信给约瑟夫说:“我需要幽静、孤独。我的感情已经枯竭,我讨厌社交界的虚浮。我二十九岁就已经厌倦荣誉,它已经失去了它的魅力。”同吉拉尔丹在埃尔梅农维尔①散步后不久,他叫喊道:“未来将说明,为了世界的安宁,要是卢梭和我压根儿不出世,是不是也许会更好些。”国家参事雷代莱在同拿破仑一起视察已被弃置的杜伊勒里宫时,说:“将军,这里可真凄凉啊!”已经充当了两个月第一执政的波拿巴回答说:“是的,而尊荣也是凄凉的。”由此可见,这位坚定而严厉的“智者”,也会突然发作一阵为夏托布里昂和维涅所特有的那种怪诞的精神抑郁症。不过,这只是电光石火一般的事,他立即就会重新振奋起来。
                      他似乎在各个方面以全力执行一种现实主义政策,实际上,他是把这种政策贯彻到最微末的细节上去的一位现实主义者。在他扶摇直上的过程中,他详细考察了人的情绪,并很好地学会去利用它们。他懂得怎样利用人的私心、虚荣、嫉妒甚至诡诈。他懂得激发人的荣誉感,煽起人的想象力会带来些什么,他还一刻也没有忘记,恐怖可以慑服他们。他十分清楚地看出,在大革命的成果中哪些曾把捉住民族的心灵,哪些可以和他的专制政治相适应。为了赢得法国人民,他宣称他自己既是一个和平人物,又是一位战争之神。这就是为什么他必须被列入历史上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者中间去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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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报|21楼2014-01-10 10:46
                        然而,他只有在实际行动中才是一位现实主义者。在他身上还包蕴着作为英雄的某些特征的另一个自我。这个自我似乎是他在军校的日子里,出于支配他感到遭受轻视的那个世界的需要而产生的。最重要的是,他渴望同普鲁塔克和高乃依笔下的半传奇式的英雄人物相匹敢。他的最大的欲望是荣誉。他喊道:“我只是为后世而活着,死算不了什么,但是,失败和没有荣誉而活着,就无异于每天都在死亡。”他集中其目光于世界上的伟大领袖;亚历山大,他征服了东方,并梦想征服全世界,恺撒,奥古斯都、查理大帝——罗马帝国的缔造者和重建者,这些人物的名字是和普遍文明的观念同义的。他并未从这些人物的经历中推演出一种用来作为政治行为的准则,方法或必要条件的明确的公式。对他来说,他们是榜样,这种榜样刺激了他的想象力,增长了他那种难以言语形容的着魔般的行动。与其说他为他的英雄们的成就所激动,倒不如说他为促成他们的事业所需要的那种精神的热情所激动。他是一位艺术家,一位行动的诗人,就他而言,法国和人类不过是一些工具而已。当他在圣赫勒拿岛回想起洛迪的胜利,而且权力意志在他的意识里重又苏醒的时候,他是多么确切地表达了他的伟大感啊!“我看到了世界在我脚下逃跑,我好象被移到了空中。”
                        因此,探求拿破仑的政策的极限,或者探求他到达了那里以后就会停步的最后目标,是没有意义的;根本没有极限或最后目标。对于为此感到不安的那些追随者,他有一次曾说:“我总是告诉他们,我就是不知道”,还有:“取得上帝的地位吗?啊!我并不愿意这样;那会是一条死胡同”,他的这句话,尽管措词并不惊人,意义却更深。在这里,我们看到他那种在他的心理上表现出来的精悍有力的气质,一见之下,就会浮现在我们心里。这就是罗曼蒂克的拿破仑,这就是一种谋求扩张的力量,而为了扩张,这个世界不过是一个冒险演出的场所而已。但是,仅仅知道怎样去处置自己所拥有的手段,并不表明这就是一个现实主义者。相反,现实主义者还应该懂得把他的目标限定在可能的范围内,而且,尽管他的追求伟大的想象力和敏锐的鉴别力推动他前进,他仍然知道应该在什么地方停下来。
                        正象莫莱如此正确地注意到的那样,一个如此善于在某些方面把握住现实的人,竟会在另一些方面脱离了现实。这只能归因于拿破仑的本性,同样,也只能归因于他的出身。他初到法国时,曾认为自己是一个异邦人。直到他的同乡人把他从科西嘉岛逐出为止(1793年),他对法国人民一直抱着敌对态度。无疑,他之所以加入法国籍,是由于受到了法兰西民族的文化和精神的充分的感染;不然的话,他决不会成为法兰西民族的领袖。但是,他没有时问把自己同法兰西民族融为一体,并继承法兰西民族的传统,从而把法兰西民族的利益作为他自己行动的界限。在他身上,还留有被逐出家园者的某种东西,也留有失去社会地位者的某种东西。他既不完全是一个贵人,也不完全是一个普通人。他为国王效劳过,也为大革命效劳过,可并不把他自己系属于任何一方。这是他成功的原因之一,因为他可以容易地置身于那些党派以外,宣称自己是民族统一的恢复者。不过,不管在旧制度下,还是在新制度中,他都没有找到可以用来作为规范和界限的原则。他不同于黎塞留,并不由于忠于王朝而受到羁束,这种羁束会把他自己的意志从届于他的主人的利益。他也不受公民道德的诱导,这种诱导会使他自己成为民族的公仆。
                        作为一个成功的军人和哲学家们的弟子,他憎恨封建制度,人民之间的不平等和宗教上的不容忍。看到在开明专制政府下,权威能和政治、社会改革协调一致,他就成了这种协调的最后的和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在这个意义下,他是属于大革命的人。但是,他那疯狂似的个性,从未接受过民主主义,而且还摈弃了鼓舞过十八世纪的革命理想主义的伟大希望——即有朝一日,人们将会被教化到足以管理他们自己的那种希望。他并不象另外一些人那样由于担心他个人的安全而变得小心翼翼,因为他并不注意他的个人安全。他只是梦想通过英雄行为和冒险举动来树立高大的形象。
                        在道德的制约方面又怎样呢?就精神生活来说,他和其他人绝无共同之处。虽然他非常了解他们的情感,并且把这种情感巧妙地转而为他自己的目标服务,但他所关心的仅仅在于把人们降低到从属的地位。他鄙视种种推动人们的牺牲行为的情操——宗教信仰、爱国主义、热爱自由——因为他看出了其中有着对他自己计划的障碍物。并不是他不了解这种情操,至少在他青年时代不会这样,因为这种情操会毫不费力地导向英勇壮美的业绩;但是,命运把他引到了不同的方向去,把他堵塞在他自己的范围里。在权力意志的壮丽而又可怖的孤立中,尺度是毫无意义的。
                        那些思想家②没有发觉波拿巴的罗曼蒂克的冲动,相信他是他们之中的一分子。如果把他保持在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之下的从属性的职位上面,他们或许会有效地抑制这种基本的冲动。然而,由于把他推到掌握最高权力的地位上去,雾月的人们放弃了这样的预防手段。
                        王养冲 译
                        注解
                        ① 埃尔梅农维尔,巴黎东北部今瓦兹郡的市镇,当时是法国将军和行政官吉拉尔丹男爵的领地,卢棱即死于此地。
                        ② 指西哀士一类的人。


                        索布尔论拿破仑
                        ——拿破仑:英雄、传说与历史*
                        *本文原是索布尔于1969年10月25—26日在法国近代史学会召开的拿破仑讨论会上的书面发言,刊于法国《近现代史杂志》XVII(1970年)第333—338页和《法国大革命史论丛》1970年第1期第1—7页。我们曾从英译文本莫里斯·赫特辑:《拿破仑》(1972年)第165—169页译出。兹据作者提供的复制稿重译,较原来的英译文本颇有增益。
                        索布尔(1914—1982),法国历史学家,法国共产党党员。1960—1967年任克莱蒙费朗大学教授,1967年起任巴黎大学(翌年改称巴黎第一大学)法国大革命史讲座教授。著有《共和2年的巴黎无套裤汉。人民运动与革命政府。1793年6月2日——共和2年热月9日》(1958年)、《法国革命史简编》(1962年)、《第一共和国,1792—1804年》(1968年)、《第一帝国》(1973年)等。
                        一、英雄
                        斯汤达尔在他的《拿破仑传》(1837年)中说:“的确,他是从恺撒以来世界上曾经出现过的最伟大的人物……是从亚历山大以来最令人震惊的人物的一生。”
                        拿破仑是一位真正的英雄,一位出类拔萃的伟人,用塔尔列的话来说,是“历史上最卓越的奇才之一”。浪漫派作家们说他是“命运的支配者”,“世纪的巨人”,而乔治·勒费弗尔在他现在已是经典性的那本著作①里采用了后一个称呼。1912年创办《拿破仑研究杂志》的德里奥称他为“西方之皇”,而对许多学士院派的历史学家来说,他仍然是“拿破仑大帝”。就比较狭隘的军事角度来看——虽说狭隘却极为重要,因为军事是他成功的手段之一,——他是“战争之神”。
                        普通的法国人并没有这样赞颂他,但也天真地引以自傲。一位今天已经被遗忘了的歌曲作家写道:
                        啊!作为法国人是值得骄傲的,
                        当人们凝视着这个纪念柱的时候!②……
                        可是另一方面,却是一片愤怒、厌恶和诟骂!波拿巴:“匪徒”,“科西嘉岛的吃人的妖魔”,“头发弄得土里土气的科西嘉岛人”。一种多么用心险恶的传说,把皇帝描绘成为摧残自由的暴君,是一个只以野心为法律,只以轻蔑他人为准则的无耻小人。他肯定是神经官能症患者,或许还有癫痫病;泰纳甚至谈到了乱伦③。诚然,他聪明过人,但处于不平衡状态中;在傅利叶眼里,他“除打仗以外,只是一个低能儿”。(不过得提一下,皇帝对他的那些请求书都没有理睬。)
                        但是,不管辩护也好,诟骂也好,都是向个人崇拜低头。用这种方式来对待问题是错误的,因为这种方式硬是把这位伟大人物(无疑,他是伟大的)放在历史以外,而不是把他同历史融为一体,以便更好地去了解他。
                        面对拿破仑,历史得解答一些疑问。他的雄心——建立一个欧洲大帝国和开创一个新皇朝——失败以后,诗人们把这位皇帝看做新的普罗米修斯,为惩罚他的胆大妄为而被锁在圣赫勒拿岛的岩石上,这是天才和命运搏斗的象征。历史学家们则致力于从那些错综复杂的具体事实中找出一条线索来,以便得到一种较为合理的解释。在阿尔贝·索雷尔④及其继承者阿尔贝·旺达尔看来,以及从必须称之为官方的拿破仑历史编纂学(这种编纂学不在大学范围内通行)看来,大革命不可避免地要导致独裁政权,获得天然边界又注定要使法国陷入继续不断的战争中去:一种严格的历史决定论支配着拿破仑的政策。作为对这个观点的答复,乔治·勒费弗尔毫不犹豫地同意说,只要贵族阶级跟外国勾结在一起,只要对比利时和来因河左岸的吞并没有为那些大国所承认,那么,一个独裁政府将始终是为拯救大革命所必需的。然而,军事独裁制本身,并不意味着世袭君主制的恢复,更不意味着贵族阶级的卷土重来,自然也不意味着征服的扩大。而拿破仑的事业却恰恰意味着上面这一切。这种事业虽然也曾为形势所促进,但仍然渊源于他自己获取权力的意志。这引起了历史学家们……的争论。
                        拿破仑的历史,正和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一样,将是永远不能完成,也是永远不能全部写成的。一代又一代,它将无间断地引起人们的思考,也激发起他们的热情。
                        当拿破仑成为法国的主人时,他就成了历史的中心。的确,他的登台使一切都黯然失色,以致他的统治同十年大革命的深刻的一致性也长期被掩盖住了。
                        当拿破仑于雾月18日控制法国的时候,大革命和旧制度之间已经进行了七年以上的战争,这场战争还得延续十五年(短期的亚眠和平不计在内)。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么雾月18日并不是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至于从法国内部的历史来看,新的政变无疑使个人权力得以恢复:在这一点上,虽然雾月同督政府时期的一连串政变完全是一脉相承的,但大革命时期和拿破仑时期之间的关系显然已经断裂了。
                        不过,雾月的这种断裂,为执政府时期的持续的传说所夸大了,但并不能掩盖住把拿破仑时期同大革命时期紧密连结在一起的深刻的一致性。拿破仑的异乎寻常的命运得之于大革命:大革命为他的生涯开辟了道路。另一方面,如果他能够为共和的法兰西所接受,那么首先是由于国家的内在的必然性注定需要有一个独裁政体,只要旧制度的支持者得到害怕大革命会蔓延开来,毁掉他们的宝座的外国君主们的赞助而致力于重建旧制度,这种政体就得保持下去。波拿巴成为法国元首的第二个原因是,他尊重1789年制宪议会所取得的社会成果:他的胜利使这种成果继续存在下来,牢固地扎下了根子。他是这种成果的稳定者。
                        基佐在他的《法国的文明》中,把查理大帝和拿破仑作了对比:“在一个伟大人物的活动中,有两个方面;他扮演着两种角色;人们可以从他的生涯中标志出两个时代来。
                        “他比任何人都更了解他的时代的需要,了解当时真正的需要,了解当时的社会要生存和正常发展所需求的是什么。总之,他不但比别的人更了解这些,而且他还比别的人更懂得怎样去动员社会上的各种力量,引导他们去达到这种目的。他就这样取得了权力和光荣。也就这样,他一经出场,就为大家所了解、所接受和听从,大家都参加和促进他所领导的谋求共同利益的工作。”


                        1802年,随着亚眠条约的签订,波拿巴给了法国人民以热烈想望的和平;他稳定了大革命的社会成果,这种成果和自然边界一样,正是法国人民所深深地爱护的。毫无疑问,这些收获满足了民族自豪感。全民族的愿望似乎跟渡拿巴的政治目标是一致的。他显得象是民族英雄,可是就在那时,由于他的隐藏着的野心,无疑他已经不再是民族英雄了。
                        “世纪的巨人”:拿破仑以其才华赋予十九世纪以一个整齐划一的外表,而透过这个外表,可以隐约看到这个世纪的千变万化和丰富多彩。
                        如果波拿巴的个人野心没有实现的话,他循着大革命的足迹所从事的活动,却为时代划下了很深的痕迹。这个新国家经过十年动乱以后还没有安定下来;这种情况直到他为它提供了一种行政体制才告结束。1789年大革命使资产阶级取得了政权,但在共和二年,他们的政权受到了人民民主的挑战。在拿破仑的保护下,那些“名人”决定性地重新获得了他们在社会上的支配地位。资本主义的成长——亦即资产阶级的成长,两、三个世纪以来,一直趋向于取得上面所提到的那种结果;大革命和随后的拿破仑,摧毁了旧制度,并且把现代国家和社会的那些原则,不但引进法国,而且带给所有曾为法国占领过的国家,从而大大地推动了这一进程。就历史来看,人们不能从这个角度去低估征服和扩张的结果,而这种征服和扩张是不符合国家的需要的。拿破仑的胜利保证了大革命的原则在整个欧洲的传播,其迅速和效应远非通常的影响和宣传所能匹敌。“启蒙哲学”和大革命思想的传播,人民主权原则的宣告,预示着随后的民族觉醒:通过重新划定边界和种种改革,拿破仑激励了这一觉醒。
                        但是我们还是再看看基佐说的话吧:“在他那时的普遍而真实的需要几乎全都满足以后,这位伟大人物的思想和意志就去追求更为远大的目标。他冲向现实事件以外;他坚持他个人的观点,他热衷于搞一些或多或少是规模巨大和内容空洞的计划,这种计划不同于他以前的业绩,它们是完全远离社会的实际状况、公众的本能和坚定的愿望的。”
                        如果拿破仑的影响曾经是巨大的,那么归根到底只是体现在从1789年起席卷法国和欧洲的那股潮流的方向的范围之内。但是,在他的拥护者和大多数消极顺从者的支持下,他的野心超出了历史的需要。在越过自然边界,使战争成为不可避免以及同共和国和平等决裂的同时,波拿巴为自已定下了不属于本民族的目标,正象米什莱⑤说的;这根“顶梁柱”从此就压在本民族身上了。 不过,不管他怎样越来越趋向于专制统治,拿破仑却不能抹掉他的权力来源的不可消除的印记,也不能越出历史所规定的界限。在谈到他的加冕时,他对丰塔纳⑥说:“我在沟渠里拾到了这顶皇冠,而人民把它戴在我头上;让他们的决定得到尊重吧!”人们不能再比这更好地说明帝制和革命的亲缘关系了。在旧制度的欧洲的眼里,拿破仑仍然是大革命的军人,是我们所了解的1789年“名人”大革命的军人;他正是以这样的身份为那个世纪留下了他的痕迹,也正是以这样的形象出现在长久的历史景色里。
                        这位皇带徒劳地致力于构建新的法统和新的贵族阶级,又同样徒劳地企图象支配现在那样支配未来。基佐继续写道:“利己心和幻想就是从这里开始冒头的,在一段时间里,人们出于对他业已取得的成就的信任而在这位伟人所从事的新事业中追随他;人们信赖他,服从他;可以说,人们容受他的幻想,而阿谀奉承和易于受骗的人则甚至赞颂和吹捧他的幻想,把这种幻想当做他的最卓越的思想。……在此以前,这位伟人曾把他的卓越的智慧和坚强的意志为普遍的意图,共同的心愿服务;现在,他却要使公众的力量屈从于他的个人的目的和欲望。起初,人们为此感到不安,随后,人们厌倦了;有一段时间,人们违心地、勉勉强强地跟着他;接着,人们叫嚷和抱怨了;最后,人们同他分手了;于是这位伟人成了孤家寡人,从此垮台。所有那些只属于他自己的想法和图谋,所有他业绩中的纯粹个人的和独断专行的部分,也都跟他一起垮台了。”就这样,揭示出了英雄、伟人同历史的关系的必然的限度。
                        二、传说
                        拿破仑被排除出历史舞台以后,以他对自己的命运的天才的看法,以一种坚韧不拔的毅力,口述了“圣赫勒拿岛的一些著述”,奠定了拿破仑传说的基础,并使他自己重新处于历史运动的中心。在写他自己的历史时,他抹去了一切会损害这位英雄的光辉形象的东西。在这里,他所做过事件本身倒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做这些事件的意图:传说是从拿破仑自己对事件作出解释开始的。就这样,他成了1789年原则的捍卫者,自由思想的拥护者;他只是由于万不得已才成了独裁者;他渴望和平,但由于在欧洲不断出现〔反法〕同盟而不断被迫进行战争……这些传说性的论点(其所以是传说,因为这些论点往往不太符合事件的真实性),源于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所口授的、由他的忠实的追随者虔诚地汇集起来的那些“回忆录”,源于他的谈话——真正的“口述的那些回忆”。
                        我们不要在“圣赫勒拿岛的一些著述”里去寻求任何可靠性。材料都是按所要达到的目的——政治目的来安排的。有些行动被略去了,另一些被突出了。据奥唐斯王后⑦说:拿破仑“以一位极善于卖弄的剧作家的手法来安排他的生涯、他的辩护和他的光荣,他精心加工第五幕,注意处理好剧终的高潮。”这位皇帝并非存心要歪曲事实,强使公众相信它们。传说不是一个捏造的事件的集合体,却集结为拿破仑的原则和意图,在到1848年12月10日和以后的历史进程中,这些传说的原则和意图曾显示出一种特殊的效应。


                        从1821年到1848年,自由资产阶级同波旁王朝进行了斗争,随后取得了政权。对于拿破仑,自由资产阶级推崇其军事上的光荣。不过,在这个阶级和拿破仑之间有一个雾月18日;圣赫勒拿岛的著作正好向自由主义的保卫者作出解释,说拿破仑搞雾月18日,决不是由于爱好或主张压迫,而是出于同旧制度的君主们作斗争的需要。自由资产阶级相信了这个传说,把星形广场的凯旋门完工,并把英雄的遗骸运回残废军人院(1840年)。
                        1840年后,天主教党登上舞台,它是1848年起过最重要的作用的一个党。对这个党来说,它并不讨厌拿破仑:他是签订政教协议的人,他扶起了被推倒了的祭坛,他的那些尊敬宗教的言论曾由他的伙伴们搜集了起来。第二帝国同教会结成联盟,并将保持下去。
                        1848年到来了。农民群众对政权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不过,他们是不是会想到只记住那个名字(拿破仑)的帝国——一面帝国在群众的意识中意味着战争和灾难呢?圣赫勒拿岛的著作正好证明拿破仑是被迫作战的,是违反他的意愿做了征服者的。总统亲王可以在其波尔多的演说中宣称:“帝国就是和平”。
                        在几乎半个世纪里,这位英雄就这样用他的传说继续支配着历史舞台。不管人们会怎么说,圣赫勒拿岛的被流放者仍然保持着奥斯特利茨胜利者的同样的眼光。他估量他的错误,并在可能的限度内进行修正,从事故中吸取教训,争取他的敌人。如果历史的讽刺让路易·波拿巴的儿子登上了给罗马王准备的宝座的话,人们毕竟不能低估皇帝所进行的最后这个战役的重要性:在长达六年的流放生活中,已经失去了地位的、有病的他,在其同伴的忌妒中,在他的看守们的猜疑下,需要有多大的智慧、毅力和勇气来完成这一项他明知自己不能撷取其果实……的工作啊!
                        这位英雄在制造传说时,再一次使自己同历史潮流融为一体。
                        三、历史
                        从此,这位给传说掩盖了起来的英雄出现在历史面前。热罗姆·拿破仑亲王在仔细阅读了圣赫勒拿岛的那些著作以后,曾向皇帝拿破仑三世写过一份报告,他说:“显而易见,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的思想是解放人类和实行我们的大革命的伟大原则的思想……拿破仑一世的思想正照亮着未来。他的信仰,他的最高主张都曾是走向各族人民的解放和他们的自由的。”
                        在这位英雄与他的真实的历史以及传说所传述的东西之间,人们只要看上一眼,就不能不指出某些矛盾。拿破仑已经变得越来越敌对大革命,传说却把他当做1789年原则的代表。他有创建一个欧洲帝国的野心,传说却把他说成自然边界的捍卫者和民族原则的拥护者。这种模棱两可和含糊不清就曾在拿破仑三世和第二帝国的法国展现过。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视野扩大了,矛盾的诸方面变得滕胧起来了,历史的总的线索呈现出来了。深刻的一致性把拿破仑统治和大革命的十年结合在一起。不管他有怎样的天才,这位野心勃勃的将军并没有违反大革命所确定的界限时能力。拿破仑的坚强意志能够冲破一下这个界限,可是新皇朝、欧洲帝国全都消失了,剩下的只是符合于大革命传统和历史的经纬方向的东西。圣赫勒拿岛的被流放者把他事业中不符合这个传统的东西隐蔽起来,把帝国制度同大革命的亲缘关系展示出来(这里指的是1789年革命,不是1793年革命),从而为历史运动提供了宽广的图景。传说终于被纳入历史所规定的限度以内,纳入这位英雄所没有能违反的限度以内。
                        让我们回到历史上面来吧。
                        历史恢复了它的权利。它不能是一个人——不管他曾是多么伟大的人的历史,而是众人的历史。帕斯卡尔在他的《思想》中写道:“无论那些伟大人物怎样高贵,他们总有某些地方和常人相同。他们并非悬在空中,并不和我们的社会分离。如果他们比我们伟大,都是由于他们有比我们高的头,可是他们的脚同我们的脚一样低。他们全都在同一个水平上,并且都以同一块土地为立脚点。”
                        无疑,长期以来,拿破仑时期的历史是英雄的历史,用帕斯卡尔的话来说,是悬在空中的、脱离众人的历史,是以英雄为中心的,从上往下看的卡莱尔式的历史。必须尽力把这种看法颠倒过来,回到常人的水平上来,成为象我们的导师乔治·勒费弗尔教导我们的:从下而上的历史。这是我们应该努力在最有成果的新的社会史潮流中重新接受的研究方法。
                        因此,有必要转向结构问题,并广泛依据社会史的各种姊妹学科(或母系学科):历史人口学、经济史来进行研究,——经济、人口,就这两者来说,社会分析是和人口分析或经济分析分不开的。人口、经济,社会、制度,无疑,还缺最后一个方面,即关于心理结构和精神架构的研究。不过,这最后的方面是一种“长期不变的因素”,具有稳定和延续的特性,它们是不是能够大步跨过〔十九〕世纪这个弯子,超出我们此时研究的这个短时段,摆脱拿破仑时代的特殊性呢?
                        要之,透过错综复杂的现象本身,自下而上地看历史:有些现象恰好是没有为伟大人物所把握的,也有些现象是在当时的形势下增加了他的机会的。无论是人口的形势还是经济的形势,都曾经是有助于拿破仑的,促进其行动的巨大力量。十九世纪初期,法国仍然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收益、地租和工资都在上升,人们一直都能谈论“战争中的发展”。不管有什么样的波动和危机,拿破仑的行动总是处于一种长期顺利的形势之内。还必须正确估量向拿破仑的天才所提供的机会:我指的是历史的机会,是长期间的历史的机会:一个富庶的国家——不是指一个事件的偶然的机会,倒如在从埃及回来时护卫舰米伊隆号躲过了英国的巡洋舰队,或者德塞在马伦戈战场上突然出现之类。这样,伟大人物同历史的关系就会明确起来。
                        历史编纂学思潮本身就是历史运动的反映,在这种思潮中,历史总体的一些不同的方面,依次显示给一代又一代历史学家,历史学家则把到那时为止为错综复杂的现象所掩盖起来了的内容揭示出来。历史人物的情况亦然如此;人们将不会结束对拿破仑的这种揭示。他的历史将不会结束,也永远不不会全部写成。随着历史的展开,他将有可能不断地激起一代又一代人的偏见或热情。但是,让我们希望他也将激起渊博的研究和批判性的思考。
                        顾良 译 王养冲 校
                        注解
                        ① 指乔治·勒费弗尔所著的《拿破仑》(1935年),有中译本,改名《拿破仑时代》(1978年),系据1968年第六版索布尔校订本译出。
                        ② 这里引用的是法国诗人和歌曲作家德勃罗(1796—1831)于1818年写的《纪念柱》颂诗中的两句。纪念柱建于巴黎旺多姆广场,高四十四米,系用拿破仑1805年在奥斯特里茨等战役中缴获的一千二百尊大炮的青铜铸成,以纪念“大军”的胜利。
                        ③ 这里是指他所著的《当代法国的起源》第5卷《现代制度》(1887年)第1章中的话。
                        ④ 阿尔贝·索雷尔(1842—1906),法国历史学家,以所著《欧洲于法国大革命》(八卷,1885—1904年)著称。
                        ⑤ 米什莱(1798—1874)法国文学家,历史学家。著有《大革命史》(1847—1853年)等。
                        ⑥ 丰塔纳(1757—1824),法国作家,旧贵族。大革命爆发后于1791年流亡国外,雾月政变后回国,历任立法团议员、议长等职。
                        ⑦ 奥唐斯王后(1783—1837),荷兰国王路易·波拿巴之后,原姓博阿尔纳斯,约瑟芬与其前夫所生之女,拿破仑的义女,拿破仑三世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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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报|25楼2014-01-10 10:48
                          曼弗列德论拿破仑*
                          *摘译自曼弗列德:《拿破仑传》,莫斯科,1973年版。
                          …………
                          在法国内政史上,雾月18日当然不是革命,而是反革命。更确切些说,雾月18日意味着热月9日所开始的资产阶级反革命发展中的新阶段……
                          但是,战争的经验,第二次反法同盟的经验,1799年军事远征的经验表明,在世界上存在着第三强国——俄国,而战争的结局,将以俄国的干预有利于战斗双方的那一方为转移。当时,俄国在经济和政治上大大落后于英法。但是,它以广大的领土、众多的居民(十九世纪初有四千七百万人),强大的军事力量而远胜于英法。俄国的力量就是建筑在军事实力上的。在1799—1800年的欧洲政治舞台上,俄国的决定性作用明显地表现出来了。难道不是苏沃洛夫远征意大利,在三个月内一笔勾销了法军统帅取得的全部胜利和成果吗?难道不是他才使法国处于败亡的边缘吗?
                          波拿巴关于“法兰西只能以俄国为自己的盟国”这个公式,包含了更加深刻和更加全面的意义。和俄国接近,尤其是和俄国结盟,本身就是可贵的,它提高了法兰西在欧洲的声望,加强了法国的威信,扩大了法国的政治势力。筒言之,和俄国的接近加强了法兰西在欧洲和世界上的地位。
                          ……只是在1800年6月危机以后,在圣尼凯斯大街的“定时炸弹”暗杀事件以后,实质上才开始向拿破仑·波拿巴无限的个人独裁过渡。虽然外表上保持了宪法准则,虽然法兰西在形式上仍然是共和国,但实际上正在确立第一执政——波拿巴将军的专制。
                          在第一共和国的历史上,热月是一个不吉利的月份。热月9日毁灭了革命,热月14—16日则毁灭了共和国。当代人却没有立刻意识到这两个事件所具有的意义。
                          从1796年意大利战役开始,波拿巴的政策已具有内在的矛盾性。这首先表现在他的思想中,行动中和政策法令中进步的和反动的东西、先进的和侵略的东西是联系在一起、交错在一起的;斯汤达尔还准确地赋予它以色彩对出——红与黑。这种矛盾性反映了客观规律。也不难觉察,“波拿巴的高升”与时俱进,他自己也在变,在他的政治话动中,反动的和侵略的成份加强了,增长了。
                          波拿巴指望通过一次打击,即越过英吉利海峡来解决欧洲和世界政治的一切问题,同时,他在欧洲公开推行侵略政策。1804年6月,利古里亚共和国被直截了当地并入了法国;1805年5月,他大张旗鼓地对意大利进行了盛大的访问。一个法国皇帝,他能不能再是意大利共和国的总统呢?在米兰的盛大仪式上,他把意大利国王的铁冠戴到了自己头上。他想更紧密地控制意大利,他委任自己的义子欧仁·博阿尔纳斯为意大利王国的第二号人物——副王。
                          第三次反法同盟与前两次反法同盟不同,无论在政治上或军事上,它都比前两次反法同盟强大。第一次反法同盟和第二次反法同盟打着复辟的旗号,作为公开的反革命力量出现,第三次反法同盟取消了复辟的口号。同盟成员国在自己的纲领性文件中强调:他们不是为反对法兰西和法国人民而战,只是为反对拿破仑及其侵略政策而战。这表现了亚历山大一世一定的策略灵活性,他作为一个外交家和政治活动家。在反法同盟首脑人物中是最能干,最能理解时代精神的领导者。……
                          ……虽然如此,但不能不看到,在一定时期以前,至少在1807年以前,侵略战争——督政府和帝国所进行的一切战争——还是带来了好处,虽然在这里,如同其它地方一样,战争对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是矛盾的。战争的短促性,战争性质的进攻性侵略,战役在敌国领土上进行,法国军队遭受的损失较小(1807年的战役除外),这一切可说使法国居民免受战争的惨祸。因此,那时的战争对在其国土上进行的那些国家的人民来说是一回事,对大多数法国人来说完全是另一同事。不仅从法国领土开拓的意义上说,战争带来了好处和胜利,这种领土的开拓本身就是非同一般的,不论是以前还是以后,法国的领土从来没有得到如此巨大的扩张。战争还伴随着对战败局的史无前例的掠夺,这种掠夺既以巨额赔款和征收的方式进行,也以直接抢劫的方式进行,从普通士兵到元帅都从事抢劫。
                          ……如果需要对这个政权的性质下一个筒洁的定义,显然应该说,它是波拿巴将军的资产阶级军事专制。1806—1808年所清楚显现出来新的东西,毫无疑义,就是专制主义的加强。……
                          鲍罗季诺战役是转折性的战役,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战役。9月7日在科洛奇河畔,拿破仑及其帝国的命运,欧洲各国人民的命运发生了转折。
                          ……12月30日,普、俄军队在塔罗根签订了和平协定。它的实际内容的意义是不可估量的,这是一个为解放日耳曼而共同斗争的协定。
                          所有这一切都还只是开端。拿破仑军队在俄国的覆灭,自然(或必定)成为各被压迫民族起来反对法国统治而进行全欧起义的信号。……
                          ……自从拿破仑战争完全失去了原先的进步成分,变成了纯粹的侵略的和帝国主义性质的战争的时候起,帝国的军事专制制度就与拿破仑法国所奴役的各国人民的切身和益发生了冲突,同时也与法国人民的切身利益发生了冲突。拿破仑的军事专制帝国变成了与社会发展规律相矛盾的力量,它企图缚住社会发展的规律,使它服从于自己的权力。但这种企图是注定要失败的。1814年的覆灭是拿破仑以前所执行的全部政策合乎规律的结果。
                          1814年3月31日,以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为首的反法同盟军开进了巴黎。亚历山大骑着一匹白马,同普鲁士国王和代表奥地利帝国的施瓦岑贝格公爵并驾而行,在一队英武的将军们的簇拥下,率领着欧洲各国组成的浩浩荡荡的反法同盟大军,犹如“王中之王”亚伽门依一样,进入战败国的首都。
                          郑文樾 译


                          嘛嘛,看书不仔细,米涅的书提到过居然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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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报|27楼2014-01-10 10:54
                            梅特涅的评价尤其值得重视:他是和拿破仑重要的对手。偶尔也是作为朋友,打过很多正面交道的人,所以他对拿破仑的研究一定非常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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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报|28楼2014-01-10 1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