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社会方面
由于唐朝封建统治者推行残忍的掠夺政策，由于遭受双重的压迫和剥削，在各阶层人民中间出现了规模越来越大的迅速贫穷化的现象。自公元八世纪下半叶开始，水灾、旱灾连续发生，再加上战争连绵，使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唐朝史书记载：安南地区连续多年遭受天灾、饥谨，不能每年缴纳贡品。强迫百姓做奴婢和买卖奴婢的现象经常发生。社会阶级分化日益明显。
封建阶级包括本地的豪长和北方来的一部分在我国“创家立业”的士大夫、地主和官吏。
农民包括许多阶层。根据《新唐书》的统计唐朝在安南地区管辖五万六千八百七十八户。这些户大部分是各乡、社的农民。他们耕种公田，直接隶属于唐朝封建政权。依据他们财产的多少，分成三级向统治政权纳税。与汉朝时期相比，唐朝封建政权直接管编的户数明显下降。这是因为越来越多的农民破产和流亡外地，投靠到各个封建领主和寺庙的门下，变成了农奴和奴婢，因此从封建国家的户籍册中把他们除了名。
我国人民虽然遭到沉重的压迫和剥削，但他们仍然英勇战斗和辛勤劳动，他们忍受艰难困苦，越过一切障碍，又善于利用唐朝封建统治制度无形中创造出来的积极因素(生产技术、物质条件、文化成就等等)。因此，使农业、手工业、交通运输和商业等。比过去有了很大的进步。
经过六世纪末和七世纪初连绵不断的战争，我国的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唐朝初期，我国农业有些恢复和发展。种植双季稻、薯类和其他各种杂粮都获得很大的发展。为了织布，农民种了许多纤维植物麻、芋麻、棉花。种桑养蚕业特别发达，自峰州(河西以北、永富一带)到爱州(清化)，每年都养八次蚕。园艺和果树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在畜牧业方面，除了养猪、狗、鸡，鸭、鸽子等以外，还有很多家庭养孔雀，取其羽毛做扇子。—一种优良的“蜀马”(产于四川、云南)输入到我国。
炼铁业日益发展。这可以从唐朝封建统治政权对炼铁业征收大量的税款得到证实。
在安沛，我们发现了一座属于唐朝时期的古墓，墓中有铁斧、铁砧和大量铁制的箭头。在另外的一些墓里，也普遍地发现了铁钉、铁刀等。总之，这个时期的工具和武器完全是用铁制造的。铜也得到广泛的使甩主要是用来制造家庭用具(铜盘、铜盆等)和铸钱。
在河北、河内郊区和演化等地发掘的唐代古墓中，也普遍地发现了瓷器和半瓷器。在河北和清化等地还发现了属于唐代时期的许多烧制陶器、瓷器和砖瓦的窑。
在发展农业、养蚕业的同时，纺织业在我国农村仍然是最重要的手工业。除了古传的麻布、柠麻布、芭蕉纤维布和棉布等纺织品外，唐朝史书还称赞我国的绸、经、纱、锦缎等等。纺织技术和印染技术都得到改进，各种红霞花布、锦缎、绉纱等被看成是“上等”货，作为贡品向唐朝朝廷纳贡。藤制品和金银制品仍然是有名的商品。在采矿业方面，特别是金、银、铁、铜的开采也比过去有很大的发展。
技术熟练的手工工匠被唐朝封建统治政权强迫征招去建筑衙门、庙宇(用砖瓦)，制造兵器和战船等。公元808年，张舟派工匠制造了四百多艘“艨獞”船，每艘船上有三十二把桨和二十五名士兵。这是官营的手工业。至于民间手工业，一般说来仍然没有脱离农业。

关于文化方面
在唐朝时期中国文化得到了辉煌的发展，其文学、艺术、宗教……的影响遍及整个远东地区。统治者依靠唐朝时期灿烂的文化，大力把儒教、佛教和道教输入我国，以便进一步奴役我国人民。
　　为了传播其文化，在越南社会的上层人物中学习汉字的人数有所增加。他们可以参加朝廷举办的科举，考中后，就能够在北朝内做官。与此同时，一部分人被挑选到唐朝在安南的统治机构
　　在我国，儒学还不是很盛行，但在社会上层人物中传播深入、广泛。爱州(清化安定)有一户姓姜的，做过舒州刺史，他的两个孙子姜公辅、姜公复被送到唐朝京都长安学习。公辅中进士，官做谏议大夫，后来因为敢于向皇帝直言相谏，被贬职。公复官做礼部郎中。
　　然而，在安南，学习和科举仍然受限制。公元845年的唐朝法令规定安南考进士的土子不得超过八人，考明经的不得超过十人。
佛教在我国北方传播得也很广泛。
　　隋、唐时期，中国佛教的禅宗两派传人我国。第一派(以毗尼多流支为首)，于公元六世纪末期传人我国，其中心是法云寺(河北顺城)。第二派(以毋言通为首)，于公元九世纪初叶传人我国，其中心是建初寺(河内城郊扶董地区)。
　 那时，在我国已有很多大的寺庙(交州有八十八座寺庙)，有的寺庙僧侣多至几百名；越南人中也出现了很多高僧。寺庙是一种封建的庄园组织，它拥有很多土地和田奴。这就是说，那时在我国就形成了一个僧侣阶层——封建阶级的重要的知识阶层。很多僧侣曾渡海到天竺求道、请经，并到长安给唐朝皇帝讲经。
　　与佛教发展的同时，道教也很盛行。唐朝让很多道士、巫师(其中以节度使高骈为首)到我国来，特别是为了魇除“龙脉”，派来了风水先生，这是一种散布异端邪说的手段：说什么安南不再是“帝王”之乡(意思是说我国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据《交州八县记》一书的记载：除了八十八个寺庙以外，在交州(我国北部)各地还有二十一个有名的道观。很多道观直到以后还很兴旺，比如白鹤(越池)的通圣观，修建于公元650一655年，一直保存到十四世纪。通圣观也供奉三江神(白鹤地区的福神)。这证明那个时期的道教和我们祖先供奉山、河等神的传统结合起来了。佛教、道教与越族人民古传的民间信仰相融合。
　这样，在唐朝时期，儒、道、佛三种宗教在我国地区都比较盛行，后来这些宗教还有所发展。这三种宗教都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它们又都与我国人民传统的信仰相融合。
　　在唐朝统治三百多年的时间里，我国人民懂得吸收外国(中国、印度和其他各国)的物质和精神、文化和技术，并使之民族化，与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相结合，为十世纪以后的真正具有民族性的独特的文化打下基础。

冯兴起义(766—791年)
　　公元八世纪下半叶，唐朝的统治日益衰弱。“藩镇”(管辖边疆地区的节度使)与朝廷之间的战争，使得唐朝更加衰败。节度使和都护官员的权势日益增强，他们擅自征收赋税。高政平在朱鸢打败了爪哇军之后，被委派为安南做都护。他大肆搜刮我们人民的钱财，随意加重税收。
　　大历(766—779年)年间，唐林地区(今河西省三位县甘霖乡)的豪长冯兴，趁民情激愤之时，利用驻扎在宋平的士兵起来反抗统治者的时机，发动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反抗统治者的起义。
　　冯氏的祖辈世世代代在唐林州做郎官，家中富有，在这一带人民当中有很高的威信。冯兴、冯骇兄弟俩非常健壮，能够摔倒牛，打倒虎，背着沉重的船走数十里。冯兴、冯骇兄弟俩领导义军起义，占领了唐林之后，又占领了周围广阔的地区，并且在这一带建立了根据地。按照同乡杜英翰的建议，冯兴进军包围了府城宋平。高政平率领军队出城截击义军，吃了大败仗，因过于忧虑而病死。冯兴进占宋平，组织管辖机构，打算建立起永久的自主政权。七年之后，冯兴逝世。很多人想要立冯骇继冯兴的职位，但有一位叫蒲破勤的头目，已经立冯兴的儿子冯安继其父位，随后率兵攻打冯骇，冯骇被迫逃走。冯安尊其父为布盖大王。
　　冯安主宰国家两年，唐朝就派赵昌来做安南都护。赵昌派使者带了礼品送给冯安，引诱他投降。公元791年，冯安投降唐朝。赵昌立即率领重兵驻扎在安南都护府，重新修筑罗城，加紧镇压我国人民。
　　到803年，在一位越南将领王季元指挥下的士兵起义，赶走了都护裴泰。老奸巨猾的赵昌再次被派来做安南都护。这次兵变被镇压下去。

曲氏及其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
在越南建国和卫国的历史中，十世纪标志着一个伟大的转折。我们民族为独立、自由所进行的连续、坚韧和勇敢的斗争，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果——结束了外国封建统治者的残暴、苛刻的统治时期。在建国和卫国的长期斗争过程中，我国人民很早就有了民族意识，并且表现出高度的爱国精神。我国人民在外国封建统治者的枷锁下长达一千多年，曾经接连不断地起义，争取民族独立。二征夫人领导的具有广泛群众性的英勇的起义，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政权，揭开了争取民族独立的序幕，接着是赵夫人、李员、梅叔鸾、冯兴等人领导的起义和民族解放战争。社会经济虽然遭到严重的摧残，但由于我国人民辛勤劳动和勇敢战斗的精神，仍然开辟了一条前进的道路。农业、手工业、交通运输和商业与公元前相比，都有很大的发展。到这时，已有可能保证人民在吃、穿、住、行等方面的需要，并且还能保证统治阶层的奢侈需要。
　　敌人的同化阴谋完全破产。在不断吸收外国文化精华和词语并把它民族化的过程中，民族古传的文化精华和民族语言得到了保存和发展。民族古传的社会基础——越族人的公社制度的优良传统——得到了巩固。外国统治者的魔爪从来没有伸到越族人的村庄——越南社会的基层单位。
　　总之，在一千多年的北属时间里，我国人民连续遭受外国封建统治者的残酷统治、压迫和剥削。但我国人民也连续不断地崛起、举行武装起义。我国人民懂得利用一切机会来发展民族的才能。在斗争的过程中，我们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各方面的力量都得到成长壮大——在保存和发扬民族的传统和精华的过程中成长起来，在学习、运用和吸收外国好的东西并且消化和掌握这些好的东西的过程中成长起来。
　　我们民族的强大的生命力就表现在这里。正是这种强大的力量为十世纪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发展的事业创造了物质和精神的基础。
九世纪末期，唐朝朝廷已土崩瓦解。北方各个封建集团的封建割据日益严重。以黄巢起义(874—884年)为顶峰的农民起义已彻底动摇了唐朝的统治。不久，朱温篡夺了唐朝王位。中国出现了“五代十国”(907—960年)的分裂局面。这在客观上就必然会给我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创造了有利条件。
　　朱温背叛了农民起义，投降了唐朝之后，爬上了元帅的宝座。他请求唐朝皇帝派遣他哥哥朱全昱做安南节度使(892年)。朱全昱后来被封为“同平章事”，　意即在我国领土上有生杀大权。这是一个粗鲁的、不学无术的家伙，朱温于905年初不得不请求皇帝赐给他“致仕太师”的称号，罢了他的官。唐朝派遣独孤损替换朱全昱做静海军节度使。独孤损本来是唐朝的宰相，因被罢官而到我国来统治我国人民。仅仅来了两个月，他就以残暴而臭名远扬。当时人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狱尚书”(罪恶的尚书)。
　　因为独孤损不是朱温的党羽所以被贬职流放到海南岛，不久被杀死(905年中)。这是唐朝派遣到我国进行统治的最后一个节度使。
　　我国人民抓住唐朝中央政权奄奄一息以及它在我国的统治政权也好象蛇丧其首的有利时机，再一次坚决站起来掌握了国家的命运。鸿州(海兴省)地区的豪长曲承裕得到人民的拥护，自称节度使，利用旧政权的机构和名义，采取稳健的步骤赢得独立。
　　唐朝朝廷被迫承认既成事实。公元906年2月7日，唐朝皇帝又加封静海军节度使曲承裕为“同平章事”。　虽然在名义上还是唐朝的官员，但实际上曲承裕已建立起自主政权。他从外国封建统治者手中夺取了政权，基本上摆脱了北方封建统治者一千多年的统治枷锁。历史记载了曲承裕的功劳，把他看成是民族独立的奠基人之一。
　　公元907年7月23日，曲承裕逝世，其子曲颢继承父业(907年9月1日)，也自称节度使，担当起巩固越南民族的年青的自主政权的重任。
　 那时在北方，朱温已篡夺了唐朝的王位，建立起梁朝(后梁)。梁朝推行两面派的政策：一面封曲颢为静海军节度使，一面又封广州节度使刘隐兼安南都护府静海军节度使。这就清楚地表明，北方封建统治者没有放弃再次侵略我国的野心。曲颢发扬其父自立自强的精神，坚决保卫国土，注意建立民族独立的基础。他在许多方面曾经进行了重要的改革。
　　 那时在广州，刘隐已死去，他弟弟刘岩代替了他，占据这一带，建立了南汉(917年)。南汉阴谋侵占我国。曲颢逝世(917年)后，其子曲承美接替父位，仍然继续称节度使。
　　为了依靠梁朝的力量抵抗南汉，曲承美特派使臣到北方臣服后梁。梁朝封曲承美为节度使。公元930年，南汉派其将领李守庸和梁克贞率领军队侵略我国。曲承美抵挡不住，被俘带回广州。梁克贞的军队进犯到爱州、骚州一带，然后越过横山，攻打占婆，掠夺了许多财物之后，返回南汉。南汉派李进做交州刺史，和梁克贞一起驻守宋平。

杨氏恢复自主权
　 曲承美虽然被俘，但是我国人民对南汉并不屈服。刘岩在广州割据，建立起南汉小王朝的皇帝，也不得不承认：对于交州，“但可羁縻而已”。李进和他的走卒的权力，实际上只局限于宋平城内。在各个地方，曲氏的旧将领和各位豪长仍然牢牢地掌握着管辖自己人民的权力。爱州人杨廷艺(曲氏的一位老将)决心继承曲氏争取民族独立的事业。他养兵三千，日夜操练，准备好了力量，然后北上进攻交州。李进抵挡不住，弃城逃回国去。南汉皇帝派陈宝带兵接应，结果援兵也被打败，陈宝当场丧命。公元931年，我国又重新获得了自主权。
　　杨廷艺也只称节度使。他的女婿吴权是一位优秀的将领，镇守爱州。丁公著(丁部领的父亲)担任驩州刺史的职务。公元937年，杨廷艺被自己手下的一位将领矫公羡(峰州的豪长)杀害，篡夺了他的节度使职位。

吴权和白藤江大捷
听到杨廷艺被杀害的消息以后，吴权自爱州挥军北上讨伐叛徒矫公羡(938年11月)。矫公羡派人带着财物到南汉，卑躬屈膝地向南汉求援。他的卖国行径更加激起了人民的愤恨。本来就没有打算放弃侵略我国野心的南汉皇帝，于938年年底封其子万王弘操做交王，派遣他带领水军侵略我国。南汉皇帝亲自率领军队驻扎在海门(广东博白县)，准备随时接应弘操。
　　吴权(899—944年)——唐林人(河西省和冯兴是同乡)，是唐林州州牧吴呈的儿子。他非常健壮，胸怀大志，深谋远虑。当南汉军还正在窥伺我国的时候，吴权在士兵和人民的拥护下，已经打下了大罗城，杀死了卖国贼矫公羡，除掉了内患，稳定了国内形势，接着加紧组织力量准备抗战。
　　听到弘操即将侵略我国的消息，吴权对将领们说：“弘操一痴儿耳。将兵远来，士卒疲弊，又闻公羡死无内应，气已先夺，吾众以力持疲，破之必矣。然彼利于舰，不先为之备，则胜负之形，末可知也。若使人先于海门，潜植大弋，锐其首，冒之以铁，彼船随潮涨入弋内，然后我易制．无有出此者”。
　　知道了敌人从海上入侵我国的路线后，吴权动员军民砍伐树木，制造木桩，木桩顶端包上锋利的铁皮，在白藤江入海的险要的江心里插满了木桩，建成一个隐蔽的阵地，并在河岸上埋下伏兵，等待来犯之敌。
　　弘操带领水军气势汹汹地朝白藤江口进发。当时海水正上潮，把江中的木桩全部淹没。吴权机智地用小船佯攻南汉军，引诱南汉军从下龙湾进入白藤江。我军战船佯败而走，年青、骄傲的弘操中了计谋，催促战船紧紧尾追，越过了我军所设置的隐蔽阵地。我军与敌军相持。等到海水退潮时，吴权下令全军反击。南汉水军被打得慌忙掉转船头逃跑。逃到白藤江口，敌船碰上木桩，许多船被木桩撞破、撞沉。敌军有的被击毙，有的被淹死，损失过半。弘操也在这里丧命。这样，侵略军完全被击溃。南汉皇帝正调动军队来接应儿子，但半路上听到弘操丧命的消息，只好收拾残军逃回南汉。南汉的侵略阴谋遭到彻底破产。
　　白藤江战役说明，我国人民具有无穷的智慧和力量，它不仅能够用游击战打败敌人，而且能够用正规战战胜敌人；它不仅在陆地上能够打败敌人，而且在水上也能够战胜敌人。白藤江战役是我们民族反抗外来侵略战争史上的一个典范，它充分地反映出我们民族在战争艺术方面具有足智多谋和正确判断的才能。
　　在谈到吴权和白藤江大捷时，史学家黎文体写道：“前吴王能以我越新集之兵，破刘弘操百万之众，拓土称王，使北人不敢复来者，可谓以一怒而安其民，善谋而善战者也。虽以王自居，未即帝位改元，而我越之正统，庶几乎复续矣”。
　　公元938年年底，在民族英雄吴权的领导下，我国军民在白藤江上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从此完全结束丁延续一千多年的亡国时期。我们民族赢得了自主权，揭开了民族长期独立的序幕。
白藤江大捷，为我们民族的历史开创了一个新时期——越南独立封建国家发展和越南民族迅速壮大的时期。这一胜利粉碎了南汉妄图侵略我国的阴谋，肯定了国家的存在和提高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信心。在军事上取得辉煌胜利的基础上，吴权——反侵略抗战的英雄——在巩固民族独立的大道上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公元939年春，吴权决定废除北方封建王朝的节度使职务，自称为王，建立起一个堂堂正正的独立王国。古螺(安阳王时期瓯越国的古郡)又重新被选为十世纪独立王国的京都。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它发扬了我们民族长期建国、卫国的光荣传统，表明了我们民族保卫那经过一千多年不屈不挠地反抗外国封建阶级的侵略和统治后所取得的独立的坚强信念。
（吴朝建立和覆亡，丁部领建立大瞿越国，968年）

这次越南入侵中国广西南宁我方的记载和态度
位于今南宁市兴宁路红星戏院及市公安局兴宁派出所一带，原在北宋时曾为邕州州署衙门所在地。北宋熙宁八年（公元1075－1076年），为抵抗交趾（越南）李朝10万人马入侵，知州苏缄带领全城5万军民在邕城奋战，后因外援不至，城被攻破。苏缄以"吾义不死于敌手"的英雄气慨，率全家大小36人引火自焚，以身殉国。邕城光复后，宋神宗追赠苏缄为"奉国节度使"，溢号"忠勇"。邕城人民敬仰他一家崇高品德在原州署衙门废址建起一座"苏忠勇祠"。以资纪念，相传苏缄爱城隍神，尔后人们又将祠改为"城隍庙"。1920年在他一家殉难的地方竖立一块刻有"宋苏忠勇公成仁处"的大石碑，并沿着山坡地势，砌筑石壁护墙。邕州知州苏缄殉难遗址于2002年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北宋熙宁八年（公元1075－1076年），为抵抗交趾（越南）李朝10万人马入侵，知州苏缄带领全城5万军民在邕城奋战，后因外援不至，城被攻破。苏缄以"吾义不死于敌手"的英雄气慨，率全家大小36人引火自焚，以身殉国。
　南宁军民自知州苏缄以下58000人全部为越南所杀，极为残忍。

打败宋朝各路侵略军
　　公元1076年年底，宋朝的步兵和骑兵从许多条道路越过边界侵入我国。边防部队和部署在上游地区的部队在各地阻击敌人，但阻挡不住敌军的大举进攻。宋朝的各路军很快南下到达裘江北岸。敌人的军队集结和驻扎在从如月江渡口到岩骈山长约三十公里的战线上。正如李常杰所预见的那样，敌人被袭江和我军在南岸的坚固防线所阻挡。就是在这条防线上，展开了决定宋朝远征军命运的激烈的战斗。
　　首先，郭逵派一支精锐部队架设浮桥，组织过河，突破我军在如月江渡口的防线，为大部队的进攻开辟道路。敌人集中优势兵力突破了我军在裘江的一段防线，其先头部队直奔升龙。但在李常杰的指挥下，我军及时地组织反击。敌军被包围，受到严重的损失。敌人不顾死活地杀出了一条血路逃回到裘江北岸。宋军的第一次进攻被粉碎。
　　在这一仗失败之后，郭逵焦急地等待水兵到来配合渡江。但敌人走了恶运，其水兵已被我军阻挡在海上，不让它进入内陆。郭逵等了好久都不见水兵的影子，只好下令扎筏子组织第二次进攻。靠着那些每次可以运载五百人的大筏子，一批批敌人登上了南岸。但面对着坚固的战垒和我军的英勇战斗，每批登陆的敌人都被消灭或被迫投降。敌人的第二次进攻又遭到惨败。这时，宋军进攻的幻想几乎破灭了。敌人从猖狂的进攻逐渐转入防御。郭逵再也不敢想到过问进攻的事情，并且下令“谁若再议论进攻将被斩首”。
　　敌人的速战速决的战略遭到完全失败。裘江战线和我国军民的坚强的抗战力量，使敌人的步兵和骑兵陷入日益因难的境地。他们已深入到一个地势险要、居民稀少、水土不服的山区，又远离后方数百公里。敌军被拦阻在裘江防线一个多月后，力量受到很大的耗损。由于道路遥远，民夫不足，军粮不能及时运到。在敌后地区，我军的小股部队与当地人民相配合，不断地骚扰敌人，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特别是在杭榔(谅山)地区，岱依族人民在申景福的领导之下进入密林，组织打游击，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气候又逐渐转热，宋军不适应这种气候。形势已经到了允许我军转入战略反攻的阶段。
　　弘真和昭文两王子按照李常杰的计划，用四百只战船载着几万军队在北岸登陆，进攻驻扎在靠肃河(靠近岩骈山的袭江的一段)一线的敌军。我军深入敌人的阵地，目的在于把敌人的兵力都吸引到这一带，然后再撤退。在这次进攻中，我军受到了损失，弘真和昭文两位王子英勇牺牲。李常杰趁此机会，在夜里亲自指挥大军过河，出其不意地偷袭敌人的主要营寨。宋军大败，“死者什五六”。这是对侵略军的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打击。
　　从敌人踏上我国领土三个多月以来，士兵和民夫死亡过半，剩下来的也身患疾病。敌军疲惫，严重丧失战斗力。宋军已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要进攻，力量不足，驻扎下来，又有被全部消灭的危险，如撤退，又怕失去“天朝”的体面。根据这种情况，李常杰主动地提出议和，为敌军留一条出路，以便在对我们民族最有利的条件下早日结束战争。李常杰的主张是：　“毋需劳累将士，避免流血牺牲，而又能保全宗庙”。
　　议和进行得很顺利。郭逵好象一个快要被淹死的人捞到了一根稻草一样，急忙答应“议和”，撤军回国。公元1027年3月，宋军在一片混乱中狼狈夺路逃回国去。宋军撤退时，李常杰派兵尾随，收复了失地。我军很快收复了光榔、门、苏茂、思琅等州。只有广源州(高平)，宋朝妄图长期占领它，但后来也被迫交还给我国(公元1079年)。当敌人的步兵遭到了惨败狼狈逃窜时，敌人的水兵仍被拦阻在海面上，对以上情况一无所知。直到接到宋朝朝廷召回他们的命令时，他们才知道战争已经失败了。
　　这次抗宋战争以我们民族取得了完全胜利而告终。祖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得到了巩固。　　宋朝侵略我国的幻想至此完全变成丁泡影。
　　宋朝在这场侵略我国的战争中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战费用掉了五百一十九万两黄金。撤回国的军队只剩下二万三干四百名士兵和三千一百七十四匹战马。在我国领土上阵亡、病死的士兵和民夫以及在我军袭击邕州城时被消灭的敌军总共达三十万。尤其严重的是，由于这次侵略战争的失败，宋朝的统治地位更加动摇，在国内遇到了更多的困难。
　　由于抗战的辉煌胜利，北方宋朝统治者在以后的二百年间不敢再侵犯我们国家。在我们全民族坚强不屈的团结战斗的威力和聪明智慧的面前宋朝的侵略阴谋事实上已被粉碎。抗战的重大历史意义是：迫使宋朝于公元1164年承认我国是一个独立的王国。
　　抗宋战争的辉煌胜利，首先是我们民族取得独立(从十世纪起)一个世纪后，在精神、物质和组织各个方面飞跃发展的结果。正是由于这种强大，所以李朝军民深刻意识到当家做主和掌握自己命运是不可侵犯的权利，并以主动的精神、顶天立地的气魄和压倒敌人的姿态进行了抗战。李常杰的积极自卫的进攻战略，也体现了民族的这种精神和意志。他对抗战的胜利立下了卓越功勋并且作出了伟大的贡献。李常杰是一位民族英雄，是一位把天才的战略与卓越的政治和外交才能相结合的杰出的军事家。

蓝山起义军进入义安建立起新的根据地和不断扩大解放区
　　面对着新的情况，起义军将领阮zhi建议暂时放弃在清化山区的根据地，进占“险要、地大、人众”的义安，作为跳板，加强进攻，进而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按照阮zhi的英明计划，起义军向义安发动了战略进军。在攻下茶麟城(义安、冠恍)和在可留、蒲隘(义安省英山)打了两次大胜仗之后，起义军开始围攻义安城(义安省兴源)。整个义安府的平原地区和山区的人民都起来响应，跟起义军一道，为进攻敌人的据点和解放各州县作出了贡献。敌人的政权土崩瓦解，解放区迅速扩大。成批成批的青年积极参加到起义军的队伍中来。仅在茶麟一地，就有五千多名青年参加起义军。
　　在半年的时间里，整个义安府已获得解放(除正被包围的义安城外)。一个广阔的新根据地建立起来，包括地势险要的山区和人口众多、物产丰富的平原。这是民族解放战争进而取得新胜利的可靠基地。
　　1425年6月，起义军北上解放了演州(义安以北)，　接着乘胜对清化发起进攻。这里的人民欢欣鼓舞，一齐奋起响应起义。不到一个月，敌人在猜化的统治就完全土崩瓦解了。敌军不得不撤退到西都固守。
　　1425年8月，　一部分起义军南下解放了新平(广平、广治以北)和顺化(广治以南、承天)。经过几次交锋后，敌军迅速崩溃。一大片地区得到解放，这里的二万青年踊跃参加起义军。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从向义安进军算起，蓝山起义军接连取得了多次巨大的胜利，并且在各方面有了飞跃发展。解放区从清化扩大到海云隘。蓝山游击队在战斗中成长起来，成为一支拥有上万名士兵(包括步兵、水兵、骑兵、象兵)的强大的武装力量。

清军侵略北部
　　1788年末，清军的侵略成为我国的直接和主要的危机。清朝出动了包括二十万战斗部队、成十万运输队和夫役，由两广总督孙士毅统率。清朝乾隆皇帝在给孙士毅的谕旨中直接提出了一项战略方针，要求充分利用我国内部矛盾以实现其侵略野心。清朝还准备在必要时调动一支水军越海进攻顺化一广南，以便与从北部南下的步军配合。敌人的侵略野心很大，　他们的侵略阴谋非常危险。
　　1788年11月，清军分为四路进入我国。根据孙士毅的主观臆测，清朝放弃了调动水军进攻顺化—广南的计划。因而侵犯我国的清军只有步军。主力军由孙土毅指挥，经谅山进攻升龙。由知府岑宜栋指挥的第二支军队经过高平而下。由提督乌大京指挥的第三支军队经宣光而下。第四支军队则取道安广(广宁)进入。
　　当时，北部的西山军由吴文楚指挥，仅有一两万人。面对着清军的来势汹汹的大规模的侵略，边境的关隘尽皆失守。国内的反动封建集团又起来接应侵略军。在这种不利的情况下，吴文楚按照吴时任的明智的主张，决定主动撤退以保存力量。西山军奉命集中到升龙。在这里，我军在红河河岸组织了一次大的阅兵式，然后按预定计划撤退。水军驻扎在卞山(清化)，步兵占领三叠山(宁平)，建立了一条巩固的防线。在撤退前，西山军破坏道路桥梁，藏匿船只，并在路上布置力量以牵制敌人的进攻。因此，孙士毅的主力花了二十天的工夫才从边界到达升龙，沿途在许多地方遭到狙击。
　　11月17日，清军占领升龙城。孙士毅轻而易举地取得了胜利，因此表现得十分轻敌和傲慢。他下令兵士暂时休整以庆祝元旦，准备到春天再继续进攻。他的大本营设在西龙官(升龙的东南方)并把兵力布置成暂时防御之势。
　　他的主力驻扎在红河两岸，中有浮桥往来。在升龙南边，他布置了一条包括许多营垒的防御系统，其主要据点是玉洄营(河西省常信县)。半宜栋的军队驻扎在姜上(河内栋多)以保卫升龙城的西南方。乌大京的军队驻扎在山西。第四支军队则驻扎在海阳。京城升龙和北部一部分土地被敌人占领。孙士毅肆意放纵军队横行霸道，奸淫掳掠，骚扰人民。
　　国内的反动势力与侵略者紧密勾结，傀儡黎昭统跟随清军回到升龙。他被清帝封为“安南国王”，但只不过是一个腐败无能的儿皇帝罢了。对于敌军，他们卑躬屈膝到无耻下流的地步。对于国内人民则极为残忍野蛮。他们依仗清军的势力，卑鄙地进行报复，并且竭力掠夺粮食、搜刮财物以供应数十万侵略军。傀儡黎昭统祸国殃民的面目暴露无遗。黎昭统每天到孙土毅营帐中觐拜受命。甚至有一次没有得到接见而被斥退。北部人民议论道：“南国从有帝王至今，从未见过如此谄媚卑劣的君王。”
　　在国土被敌军蹂躏的情况下，北部人民异常愤慨。一切爱国的人们，不分贫富贵贱，都倾向西山，并且时刻准备集合在英雄阮惠的大义的旗帜之下。

苍天啊，楼主你搬运这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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