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颖　　20世纪80年代，于希宁开始用“才德勤修养，三魂共一心”来总结自己的艺术观和人生观，强调国魂、画魂、人魂的统一。虽然简短的一句话，却包含了艺术家艺术人生的深刻领悟和艺术境界的自我要求。从于希宁的艺术实践来看，其所坚持的“三魂共一心”的座右铭包含了丰富、具体而又深刻的意义，这事实上是一个画家与社会、自然及艺术之间辩证关系的综合体。既包含了画家对于家国天下的高度责任心及道德关怀，也包含了花鸟画中“天人合一”的情思与哲学境界，又包含了艺术家个体的自我提升。当人魂寓于国魂时，于希宁作为跨越整个20世纪的艺术家而言，在经历了不同时代的迷茫、困惑、奋进、欣喜等等之后，始终能紧随整个社会的脉搏，做出合理的选择与判断。当画魂寓于国魂时，在关乎中国画学传统的基础上，注重笔墨语言与形式因素的创造性。特别是他从梅花题材入手，完成了新时代铁骨精神的塑造与积极、蓬勃思想内容的表现。当人魂与画魂相结合时，作为花鸟画家的于希宁以独特而鲜活的生命意识和情感的渗透，使得他与客观对象达成了“心灵化物”的同构关系，成为“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完美体现。因此，国魂、画魂、人魂三者的辩证关系正是于希宁在整个时代精神的感召下，通过自我修养的提升与道德人格的要求，以梅为载体完成的花鸟画创新。
　“三魂共一心”是一个互为辩证的关系统一体，其中于希宁极为强调“国魂”的重要性，他说：“三魂共一心，旨在追求画之魂、人之魂、国之魂的一体化，以更好地创立、塑造、弘扬具有中华民族精神气质的美之载体与美之品质。我很看重艺术的精神化，尤其是大内涵的，此是我心得。要说创作的立足点：应当做人民的画家、艺术家。”[1]显然于希宁所说的“艺术的精神化”、“大内涵的”是直指“国魂”的，而“应当做人民的画家、艺术家”显然是“国魂”指导下艺术家个体的自我要求。“国魂”的根本性存在，成为画家个体精神思想的重要内容，进而影响了绘画创作的中心思想和内涵表现。作为起关键和主导作用的核心因素，“国魂”本身包含了深厚的历史积淀，是精神、思想、情感的综合体，具有更为广泛和更多层面的意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艺术家对于整个社会的感悟和理解是不同的，尤其是对于一个横跨整个20世纪的艺术家而言，于希宁经历了20世纪中国所经历的大事，从一系列的民主**、国家独立、民族解放，文革的淬炼、改革开放的奋进……都在于希宁的人生和艺术中留下印记。他对20世纪中国花鸟画发展道路的选择，对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理解，对艺术的解放和争论都是他在整个时代思潮影响下的艺术选择，在这其中包含了艺术家的诸多迷茫、矛盾、选择、喜悦…… 在漫长的时间流动过程中，“国魂”成为艺术家对自己生活时代和自我创作经历的一种情感升华。
艺术作为一个时代审美意识、审美情趣的投影，总是这个时代精神的反映，并寻求最合适表现自己的艺术形式。于希宁的艺术创作离不开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离不开那个时代给予的人生。正如他自己所说的：“纵观历代绘画，无不受时代、社会以及画家生活条件的影响和制约，所以宋画不同于唐代，元画不同于宋画，清画不同于明画，就是一个时代也不尽相同。例如初盛唐不同于中晚唐，南宋北宋也不一样。这种区别固然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然而时代精神则是起主导作用的，它直接影响了绘画的发展变化，而且是无止境的。艺术家要充分发挥个性是完全必要的，但要完全脱离他所处的社会影响去创作则是不可能的。从美术史上看，造诣极深、影响颇大的国画大师，也离不开当时的历史条件，总是会有一定的局限性。时代在前进，艺术在发展，后来者居上，这是自然规律，也是艺术发展的规律。”[2]于希宁所说的“国魂”就是那个决定了艺术为此一时代艺术而非彼一时代艺术最重要的灵魂所在，它不仅仅是影响艺术发展的一个简单的外在因素，甚至成为艺术家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部分，成为艺术家艺术理念和思想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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