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时代看电视剧《人间四月天》，刘若英把张幼仪演得很悲，无辜的眼神，嘴角颤抖着哭出来，离婚真的使她发狂……因为始终忘不了这一幕，张幼仪的形象，就这么在我心中定格下来。
从那以后，每看到有关张幼仪的材料，我总是留意，并且打心眼里佩服这个女人肩膀上的担当。
张幼仪1915年10月在浙江硖石与徐志摩结婚。到1922年3月，两人在德国柏林离婚，徐张走过的婚姻路，离整七年还差七个月。婚姻生活里有所谓“七年之痒”，徐张的婚姻，也恰恰是中了“七”的符咒。
1931年，徐志摩因飞机失事去世，隔年头一号的《新月》杂志上，刊载了一系列纪念徐志摩的文章。其中胡适的一篇《追悼志摩》中，曾引徐志摩当年要求离婚的信：
“故转夜为日，转地狱为天堂，直指顾问事矣。……真生命必自奋斗自求得来，真幸福亦必自奋斗自求得来，真恋爱亦必自奋斗自求得来！彼此前途无限，……彼此有改良社会之心，彼此有造福人类之心，其先自作榜样，勇决智断，彼此尊重人格，自由离婚，止绝苦痛，始兆幸福，皆在此矣。”
更奇崛的，是刊登在1922年11月6日和8日的《新浙江》报纸上的徐志摩、张幼仪离婚通告。
这则通告，竟像是一篇辩论辞，它没有对徐张离婚这件事，进行任何正面说明，反而极力去论证反对离婚的父母之“异于寻常”，严厉指出家庭反对离婚的不合理性。实行离婚，得不到家庭的支持，徐志摩竟跑去大众媒体上，为自己的行为辩解，妄图“笑解烦恼结”，天真到可笑。
这是典型才子式的不负责任。
当然，我们不怀疑，彼刻的徐志摩，确是用真心去寻找真爱。但这种以爱的名义，造成的伤害，往往是令人不能承受的。他拍拍屁股谋求幸福去了，可他身后的女人呢，以何种心情、何种面目对待未来人生？
所幸的是，张幼仪不是小脚，张幼仪读过书，张幼仪家里情况不错，更难得的是，张幼仪还有站起来的勇气。
徐志摩与张幼仪实行离婚，固然是因为当时他的感情之门，只向另外一个玲珑的女子敞开，再没空余地方容下张幼仪。但事实上，在徐张结婚之初，两家父母都对张幼仪表示满意的时候，徐志摩就嫌她土气（这恐怕是导致离婚的某种远因）。第一印象很重要，特别是像徐志摩那样唯美的西洋绅士，他所中意的美女，大致不出清丽雅致的范畴。
张幼仪到底土气不土气？
看她和徐志摩的合照，她带着大大的圆顶宽边遮阳帽，自有一种诚恳老实式的端庄，说土气有点过，她顶多只能算老气，但这大抵也是受生活环境影响所致，如果有机会，在时尚之都熏染几年，我想她也会变得时髦。可徐志摩等不到她蜕变。
两人结婚之时，张幼仪应男方要求，穿了红白混合的粉红色礼服，礼服有很多层丝裙，最外面一层粉红裙绣了几条龙，张幼仪还戴了中式头冠，亦土亦洋。
1920年，张幼仪去欧洲与徐志摩团聚，他们曾去巴黎的百货公司购物。徐志摩帮张幼仪挑了一些外国衣服，相比之下，张从家里带来的服装“全都不对劲了”。
衣食住行，“衣”字打头阵，张幼仪在装扮上的落伍，使得“洋气”的徐志摩颇不能接受了。
徐志摩曾邀请过一位“明小姐”，去他和张幼仪在剑桥的家中吃饭。这位明小姐头发剪得短短的，涂着暗红色的口红，穿着一套毛料海军裙装。可她偏偏有一双挤在两只中国绣花鞋里的小脚。这让张幼仪很震惊。事后徐问张对明小姐有什么意见，张答道：小脚与西服不搭调。徐随即尖叫：我就知道，所以我才想离婚！

无论这一场景，是徐有意或无意为之，在徐的眼里，张幼仪永远是落伍的（虽然张是大脚）。小脚西服事件发生后，徐志摩便不辞而别，直到半年后出现在德国，徐张二人离婚。
张幼仪家底殷实，离婚后，她奋发图强，在银行里做到副总裁的位置，事业上已经算是很成功。于此工作之外，她开服装公司，出任总经理，涉足时尚业，最大的目的当然是为了赚钱发展事业，但其内心深处，恐怕不是没憋着一股劲儿，当年的小脚西服事件对她的影响，延续良久。这里面大概是有一种可爱的倔强：说我土，我偏要引领时尚潮流。
张幼仪执掌的云裳服装公司，是中国第一家新式服装公司。独特的立体剪裁法，一改中式服装扁平的状貌，在上海滩风靡一时。服装店开张的时候，徐志摩和陆小曼曾前去祝贺，还拍了照片（当时我年纪尚小，观后不禁愕然：这正牌妻和前妻的关系，好像还不错啊。半晌才转过弯，志摩和幼仪离婚之时，痴恋的是L女士，小曼属于后来者，并不在情敌之列，故理应情同姐妹）。
与小曼成婚后，志摩的生活，苦乐参半。他同幼仪偶尔还有联系，她坚持照顾徐的父母，徐的母亲在她那里“各事都舒服，比在家里还好些”。不知道此时的徐志摩，会不会对这个自己曾经伤害过的、隐忍坚定的女子心怀愧疚？
小曼一直病，徐感到很闷，娶名女人回家的滋味，想必他已尝到一二。他在破客栈里困守着，无生活可言，后来搬去宋春舫家住才好些。这时候的徐志摩，会不会怀念这个诸事不让他操心的张幼仪？
冷暖自知。
张幼仪把自己的人生一分为二，“去德国前”和“去德国后”。
去德国前，她大概是什么都怕，怕离婚，怕做错事，怕得不到丈夫的爱，委曲求全，可每每受到伤害；去德国后，她遭遇了人生的最沉重的怆痛，与丈夫离婚，心爱的儿子死在他乡，人生最晦暗时光，如一张大网，铺天盖地笼罩着她，一切都跌至谷底。
伤痛让人清醒，就在这时候，她忽然明白，人生任何事情，原来都要依靠自己。别人的怜悯，搏不来美好的未来。离婚丧子之痛，让张幼仪一夜长大，羞怯少女，转身成为铿锵玫瑰，就算风雨琳琅，她无所畏惧，很快开创出真正属于自己的精彩。
张幼仪一生为人严谨，有人说她不计较，帮徐志摩照顾父母，帮徐志摩出全集，她都亲力亲为。其实，她又何尝不计较，一个不计较的女子，怎会在离婚后，独居多年？她只是自己同自己计较罢了。她意念中那种执拗的力量，强大到自己佩服自己，她的沉稳，使她永远会去扮演龟兔赛跑中，起跑较慢的角色。可凭借坚持不懈的毅力，她往往却能走到最后。
晚年张幼仪，对爱的定义，堪称经典。有人问她爱不爱徐志摩，她答道：“你晓得，我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我对这个问题很迷惑，因为每个人总告诉我，我为徐志摩做了这么多事，我一定是爱他的。可是，我没办法说什么叫爱，我这辈子从没跟什么人说过‘我爱你’。如果照顾徐志摩和他家人叫**的话，那我大概是爱他的吧。在他一生当中遇到的几个女人里面，说不定我最爱他。”
这样的回答，厚积薄发，就像一个依靠勤奋取得好成绩的学生，远兜远转，嘴上谦逊着，可内心磅礴的自信，无意中，还是渗透出一种剽悍。
你最爱的人，伤你最深；能伤你最深的，才是你最爱的人。二者何为正解？也许，爱与伤害，从来都是相伴而生。
忘记一个伤害你的人，重新建筑感情世界，需要多久？
告别徐志摩三十多年后，张幼仪于香港再婚。
————【张幼仪：后来终于明白什么叫爱】

————【因为胡兰成懂得，所以张爱玲慈悲 】
因为懂得，所以慈悲。这句话是当年爱玲对兰成说的。这话如果扩充一下，我想应该是，因为你懂得我，所以我要对你慈悲。
　　要懂得张爱玲，胡兰成无疑是个很好的切入点，在那样一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她会不顾一切地爱上这个比他大这样多的男子，不是没有理由。也许，她只是爱他的聪明，是拍拍头顶脚底都会想的通透，才子二字，是胡兰成的致命武器。
　　胡兰成在《中国文学史话》中回忆自己十五岁时买了一套木版《尚书》，暑假回乡下坐在檐前竹椅子上翻读，“既不知底细，也无人教”，胡兰成说这是“素读法”，他后来形容这次读书经验大抵是如此：他是感觉到连他自己在内的万物的舒服与安定；与清明之齐相连的这安定，即已培养了他与中国文学的情操，因为这舒服、安定与飞扬也是汉赋与唐诗孟浩然、李白作品的基本情操。
　　此情此景，与他在苏青主编的《天地》杂志上初读到张爱玲《封锁》时的景况惊人的相似，也是“既不知底细，也无人教”式的素面相对，直抵其心。
　　胡兰成对于张爱玲，也可以说是一种素读。胡兰成读书讲求“隔世惊艳”，这是用文字来与写作者沟通。他与张爱玲的初次蒙面，亦是一个惊艳（只是“惊也不是那个惊法，艳也不是那个艳法”），是通过文字而产生的神交，属于直见性命式的。所谓性命，如胡兰成解释：性是天理，命是它的演绎。读书要能“知性”。他还指出“读书，素读法是感，理论的思考是见识，见识的根底是感。”
　　他的这种“素读法”理论，正如他的在《中国文学史话》里谈到的，亦是同张爱玲心有戚戚。他说张爱玲也说“读作品没有读原材料有可思”。胡兰成与张爱玲此处的相通点在于他们都注重文学所提供的直接经验，以及这个经验里提供的“人世风景”。
胡兰成也和张爱玲一样，能够从凡俗处看出人世经验的宝贵，以至于“评剧里的一个小偷，还比西洋的绅士可爱。旧评剧里的李三娘落难，多得小叔子照应她，她在戏台上唱‘那有情有义的小叔叔’真是惊心动魄。”他的文学解读方法类似双向阐释学，往往能够通过文字与古人对话，如对高山流水，在精神层面上相知，就是所谓直见性命。
　　由此种理论出发，胡兰成对于张爱玲与上海之间素面相对的关系甚是赞赏。“中国文明就是能直见性命，所以无隔……爱玲与阳台外的全上海即是这样的相望相识，叫一声都会来到房里似的。”他赞赏张爱玲的生活圈子虽然狭小，但是她与大时代的关系，却好像梅入袖里、影落池中那样自然天成，所以张爱玲能懂得那个时代，能写出好的文章。
　　“虽小说创作亦是要知性的。如张爱玲的作品即是知性的。从来风靡一世的，如苏轼的诗文，小说如《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都是有一种知性的光。知性是感情的完全燃烧，此时只见一片白光……知性才是欢喜的，连眼泪亦是一种喜悦。”“文学是写可珍重的东西”“可珍重的人世是，在拥挤的公交车里男人的下巴接触了一位少女的额发，也会觉得是他生之缘。”
　　的确，张爱玲的文学世界里，有的正是那种对于“世变的感知”的把握。她是觉得这个世界到处有着惘惘的威胁，从小破碎的家庭生活，求学又恰逢香港沦陷，被迫回到上海，到后来是连上海也终于沦陷。个人的经历和敏锐的感触使得张爱玲对于时代的观照是悲观的。对于那个民族主义风潮席卷中国、**风声四起的时代，张爱玲有点跟不上趟。
　　她感到那个时代有点像“硕大无朋的自身和这腐烂而美丽的世界，两个尸首背对背栓在一处，你坠着我，我坠着你，往下沉。”她同时也感到了时代的仓促，“时代的车轰轰地往前开。我们坐在车上，经过的也许不过是几条熟悉的街衢，可是在漫天火光中也自惊心动魄。”对于沦陷区上海的整个时代氛围，张爱玲可说是把握得十分精准。
新的城市外表下生活着一些旧的人。人生就像一颗不断沉落最后终于安定下来的砂子，轻浮、渺小。那时的上海也好像一口“洋径浜”英语，表达着西方的意思，可终究还是中国式的。


　　张爱玲对于时代的感应恰恰和胡兰成认为的文学是“世变的感知”的观点相印契。胡兰成对于张爱玲，是由作品进而到人，都分外地赞赏喜爱，以至于将张爱玲的作品看作和鲁迅并驾齐驱，甚至还认为超过了鲁迅。
　　“鲁迅之后有她。她是个伟大的寻求者。和鲁迅不同的地方是，鲁迅经过几十年来的几次**和反动，他的寻求是战场上受伤的斗士的凄厉的呼唤，张爱玲则是一枝新苗，寻求阳光与空气，看来似乎是稚弱的，但因为没有受过摧残，所以没一点病态，在长长的严冬之后，春天的消息在萌动，这新鲜的苗带给人间以健康与明朗的、不可摧毁的生命力。”
　　“鲁迅是尖锐地面对着政治的，所以讽刺、谴责。张爱玲不这样。到了她手上，文学从政治走回人间，因而也成为更亲切的。时代在解体，她寻求自由，真实而安稳的人生。”由肯定张爱玲顺带而否定了左派，“左派有很深的习气，因为他们生活里到处是禁忌：虽然强调农民的顽固，市民的歇斯底里与虚无，怒吼了起来，也是时代的解体，不是新生。”
　　胡兰成是真正懂得了张爱玲文学世界里那个真实而安稳的人生的人，对于张爱玲的作品，他能够看得出这世界里的人物是过着怎样的一种生活。
　　他在张爱玲的作品里看出了“知性”：“《封锁》里的翠远，像教会派的少奶奶，她知道自己生活得没有错，然后不快乐。她没有结婚，在电车上胆怯怯地接受了一个男人的调情，原来她的灵魂里也有爱，然后即刻成了秽亵，她吃惊，并且混乱了。”
“这故事结局是健壮的，作者刻划了柳原的与流苏的机智与伶俐，但终于否定了这些，说道：‘他不过是一个自私的男子，她不过是自私的女人。’而有些读者却停留于对于柳原和流苏的俏皮话的玩味与赞赏，并且看不出就在这种看似斗智的俏皮话中也有着真的人性，有着抑制着的烦恼，对于这样的读者，作者许是要感到寂寞的吧。”
　　在那个三教九流混杂的沦陷区，吹捧的不在少数，跟风的不在少数，但能这样懂得的张爱玲作品的人恐怕寥寥。当然像傅雷这样的批评家也无私地给予了张爱玲极好极中肯的建议和指导，但是急于成名的张爱玲根本顾不了那么许多，傅雷的劝导反而起了反面的作用。
　　在这个时候，胡兰成的这种略带奉承却成为了恰到好处的评价，可谓是深谙于张爱玲的心。正如胡兰成在《民国女子》中写道：“她的文章人人爱，好像看市灯，这亦不能不算是一种广大到相忘的知音，但我觉得他们总不起劲。我与他们一样面对着人世的美好，可是只有我惊动，要闻鸡起舞。”
　　大陆建政后，张爱玲去国。等到她写了《相见欢》，胡兰成也能敏锐地感觉到其中的不足：“《相见欢》笔致极好，只是作者与书中的人物相知尚不够深。张爱玲是《赤地之恋》以后的小说，虽看起来亦都是好的，但是何处似乎失了衔接，她自己也说给写坏了，她自己也只是感觉得不满意，而说不出是何处有着不足。这样一位聪明才华绝代的人，她今是去祖国渐远渐久了。”
　　这段话是胡兰成在文章末尾所提的几句，看似无甚了了，但却包含着他一贯的文学主张——文学与时代的气运是密不可分的。张爱玲去祖国渐久渐远，离开了能与她直见性命的上海，所以文章也便不那么“透”了。
如果说张爱玲的文本，使得胡兰成看到了他所赞许的“世变的感知”，那么张爱玲的文字本身，更使胡兰成在其中发现了中国文字的美感。
　　胡兰成认为，要建立中国的现代文学，“正文字”是非常必要的。对于汉字这种象形文字的特殊性，他有着自己的看法，“中国文字可是造形的，其自身是事物，所以虽与言语相关，而两者各自发展。”“西洋的警句必是有意义的，而中国文学里的好句则是有在于意义之外的思，此即文不是为表达意思的，文自身即是意思。此先要文不只是为了记录言语的工具。”“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并非仿效欧美文学，而是一个世界文艺复兴运动，光明来自中国，第一就是要再发现中国文字之美。”
　　这是胡兰成1977年侨居日本时写成的《中国文学史话》中的论述，而早在三十多年前在沦陷区，张爱玲的文字就强烈地吸引了他。张爱玲对于文字本身的美感是有其独到的体会的，在《借银灯》里她写道：“有一出绍兴戏名叫《借银灯》。因为听不懂唱词，内容我始终没弄清楚，可是我酷爱这风韵天然的题目，这里就擅自引用了一下。”
　　张爱玲对于“借银灯”三个字的喜爱，立刻便在胡兰成那里获得了回应。胡兰成评价说：“她赞叹越剧《借红灯》这名称，说是美极了。为了一个美丽的字眼，至于感动成那样，这里有着她对于人生之虔诚。”（胡兰成说成了“借红灯”，可能是笔误）。

————【陆小曼的烟】
陆小曼吸烟，被鸦片挟持意志，做过很长一段时间的瘾君子，这确是定论。
　　陆小曼吸烟缘何与烟结伴？大抵是出于身体不好的缘故。本就生得淡薄，偏又过着长期昼颠夜倒的生活，两者交结起来，终于毁坏了陆小曼这个交际明星的健康。未及中年，她便“不是这里痛，就是那里痒”，有时还会昏迷过去，不省人事。为求一时之舒展，陆饮鸩止渴，和鸦片烟扯上联系，虽是自愿，但却也透着无奈。
　　徐志摩生前对小曼这“没事抽两口”的癖好，非常痛恨。1931年3月19日，在写给小曼的信里，他说道：“前三年你初沾上‘恶’习的时候，我心里不知有几百个早晚，象有蟹在横爬，不提多么难受。但因你身体太坏，竟连话都不能说。我又是好面子，要做西式绅士的。所以至多只是短时间绷长一个脸，一切都忧在心里。如果不是我身体茁壮，我一定早得神经衰弱。”
　　的确，留学归来、崇尚新文化、写新诗的徐志摩，怎么会对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大烟枪不厌恶？可爱妻要活命，他只能忍气吞声。
　　其实，徐陆的婚后矛盾，何止这一处？两人擦出爱情火花之时，真是惊天动地惊世骇俗。一本《爱眉小扎》，浓柔化骨，情调顶到十足。可恋爱是一回事，婚姻又是一回事，恋爱可以凭异性相吸的感觉走下去，可一旦要结为连理，那就不得不考虑多种因素。价值观世界观是否相近？人生观是否匹配？兴趣爱好是否有交集？脾气是否投缘？
徐志摩从剑桥毕业，接受的是标准的英式教育，温文尔雅，走天真多情Gentleman路线；陆小曼虽然英语法语一流，自小在法式学堂接受过教育，可她与同时代的林徽因凌叔华们比起来，还是“旧”了点。她像是一朵新旧时代对接挤压出来的奇葩。一方面，她有这旧式大小姐的娇岑与任性，另一方面，她又兼具了新女性的果敢（当然也有头脑发热和任性的成分）——冲破旧有婚姻，努力寻找真爱。陆的思想，大概还是受到过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
　　可旧时代的生活方式，终究还是沿着新文化的溪流，缓缓而下，纸醉金迷，不经意间，便嵌印到新生活的方方面面，打造出了一个吸鸦片、做票友、打麻将、跳夜舞、逛商店的陆小曼。
　　与这样的娇贵的名媛生活在一起，徐志摩怎能不纠结？现时代里，香港明星钟镇涛娶了拜金女章小蕙，终至破产。他当年曾放出“娶老婆就是用来宠的”这类豪言，现在也不能不去后悔了吧。钟章这一对，某种程度上，有点类似徐陆，不同的是，钟没有徐的才情和天真，章也没有陆的晶莹透亮。
　　回到上述徐志摩的日记中，所谓“前三年你初沾恶习”，推算起来，陆小曼在1928年左右开始抽烟，那时徐陆已经从北京搬至上海居住。
　　那究竟是谁引导小曼吸上鸦片的？刚搬到上海，人生地不熟，怎么就突然吸起烟来？过去的公论是，翁瑞午。
　　翁瑞午，清光绪帝老师翁同龢之孙，标准过了气的高干子弟。此人善于推拿按摩，一指禅按摩法独步天下，经江小鹣介绍，翁瑞午来到徐家，施展按摩绝技，类似充当陆的私人医生。至于陆小曼抽鸦片，恐怕也有翁瑞午建议的因素。
陆小曼自己，就曾对王映霞说过，“我是多愁善病的人，患有心脏病同严重的神经衰弱……喝人参汤，没有用，吃补品，没有用。瑞午劝我吸几口鸦片烟，说来真神奇，吸上几口就精神抖擞，百病全消。”以陆小曼的个性，她似乎没必要撒谎。
　　可事隔多年，翁瑞午先生的女儿翁香光在接受某人采访时却说，陆小曼那烟是她母亲让她吸的，她母亲自己就吸，其父翁瑞午也是受了小曼的鼓动，才吸起烟来。按此种说法，翁瑞午成了受害者。
　　据翁香光女士回忆，她九岁时，经常由父亲带到徐府出诊，亲眼见过父亲为陆小曼推拿，效果显著。可究竟是不是翁瑞午建议陆小曼抽烟？翁瑞午自己，是不是在陆小曼的诱导下吸上鸦片？翁女士到底没拿出更多的证据，当年的种种“亲眼所见”，也成了孤证。
　　但无论如何，不可否认的是，徐志摩生前痛心疾首的抽烟，在其死后，陆小曼还在抽，并且大有借烟消愁，愈演愈烈之势。据说当年国民党禁烟抄家，发现陆小曼家有烟具，就把她关了起来，最后还是翁瑞午打通关节，保她出来。
　　徐志摩驾鹤西去，千娇万弱又抽鸦片烟的陆小曼谁来照顾，成了大问题。胡适？赵清阁？虽然都算挚友，可各有各的事业家庭，谁能放下一切，成全陆小曼？帮朋友是一回事，过日子又是另一回事，帮朋友是义气，过日子则要把自己整个人都搭进去的。
　　徐志摩生前，翁瑞午对徐家就时有资助，徐二度赴欧之前，翁就送过他一批古董，让他到那里去出售。陆小曼花钱如流水，日常生活开支巨大，又兼徐父对这位媳妇颇看不惯，不再给志摩小曼做经济支持，上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徐志摩为生活奔波，时常往返于京沪两地。


1931年，他经南京搭乘邮政飞机回北平，去参加林徽因的演讲会，临走前在沪，他还同翁进行过一次交谈，要求他好好照顾小曼，翁郑重承诺。没想到这托付，竟成永诀。造化弄人，这历史的巧合，使我们惊叹于命运的残酷与凄美。徐死后，翁对陆的照顾，固然有一见倾心念念不忘的因素在，但另外，恐怕也不是没有信守承诺的考虑。
　　早在1927年，上海无良小报《福尔摩斯》曾刊刊登过一篇《伍大姐按摩得腻友》讥讽过翁陆的关系，这似乎并不符实。在徐志摩生前，翁对小曼，充其量，算暗恋，翁算是徐陆共同的朋友。徐志摩，对翁瑞午，应该是比较信任的。
　　翁瑞午一生中曾陪同陆小曼去过三次杭州，头两次，是在徐志摩未逝世前。第一回去，是在他认识小曼一家不久，第二回，则是在1931年5月，徐志摩母亲去世，陆小曼被拒绝出席婆婆葬礼时。这两次出游，光明正大，徐志摩都知道。
　　徐志摩死后，翁瑞午顶徐的缺，照顾友人妻子，执意单方面付出，勇气可嘉。他同陆小曼，更多的是相伴，徐惨死之后，陆小曼对人生，有了大彻悟，内心深处，她仿佛也容不下其它人。
　　可人只要醒着，生活总归要落到实处，小曼也有她的困难。正所谓“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这么多年都是大手大脚花钱，陆小曼也不可能一下子缩减开支。更何况，她又没有固定收入，还拖着表妹一大家子。
　　出入都要小汽车，佣人成群，司机、厨子、男女仆人，个个样貌不凡、衣着入时；东西是喜欢就买，从不问价钱；吃奶是牛奶不吃，吃人奶，家里专供着个奶妈；将蜂蜜放进针筒，注入体内，防便秘；用嫩豆腐擦脸，除去鼻子吸烟留下的黑痕。这些奇崛的生活内容，放到现在看，依旧足够让人瞠目结舌。
但翁瑞午顾不了这许多，为了维持陆的生活，他马不停蹄地去给人按摩、当帐席、炒股票、后来还去江南造船厂当会计，还不够？那就卖字画、卖古董、卖家具。他就是给心中的女神一个“现世安稳、岁月静好”，给她一个童话世界，任凭外面风雨琳琅战火连天，小曼依旧可以过她的神仙日子，不为柴米油盐皱眉头。
　　如此说来，送翁瑞午一个“痴”字，也不为过。痴，一个知加一个病，恐怕也只有翁瑞午“知”陆小曼之心“病”，恰巧他们也是因病结缘。
　　陆小曼曾经谈自己与翁瑞午的关系：我与翁最初绝无苟且瓜葛，后来志摩坠机死，我伤心之极，身体太坏。尽管确有许多追求者，也有许多人劝我改嫁，我都不愿，就因我始终深爱志摩。但是由于旧病更甚，翁医治更频，他又作为老友劝慰，在我家长住不归，年长日久，遂委身矣。但我向他约法三章：“不许他抛弃发妻，我们不正式结婚。”我对翁其实并无爱情，只有感情。
　　这个约法三章，有点类似鲁迅处理离婚的问题的方法，不同的是，这其中，一方面有陆小曼念念不忘徐志摩的缘故，另一方面，陆大概也不愿意看到翁为了自己，全然抛弃原来的家庭。
　　当然，从好友升格为情人，翁瑞午并非一蹴而就。徐志摩死后，翁瑞午全权负责照顾小曼，但每天不管多晚，总归要回家。
据说有一天，过了凌晨两点，翁借口汽车坏了，一个人在陆家二楼烟榻上睡了一晚。开了这个头，他便常常如此，小曼睡三楼，不去管他。到月底，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送来三百元，附带一警告条：如翁君已与你同居，下月停止了。后来才知道，是徐家老爷买通了门房做监视。翁瑞午大怒，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搬上三楼，自设一张床睡。从此以后，陆的全部费用，由他负担。
　　这故事戏剧性十足，徐老爷派人潜伏，真有点侦探剧的味道，但无论这段叙述有几分真实度，值得肯定的是，翁作为男人的担当。以上叙述若确属实，翁陆同处三层相安无事，两人之间，还真有了点梁祝的意思。
　　那翁瑞午的正牌家庭呢？照顾朋友遗孀，一照顾就是二十多年。翁太太的隐忍和无奈，翁家子女对于这位“干娘”的爱与怨，恐怕都缠结在翁陆的感情里。扩大了说，陆小曼对与翁瑞午有感情，对于翁家上下，她亦不是没有感激。
　　陆与翁约法三章，不要名分，在社会上，不为人所认可，所以翁家的庆吊，她都不能参加。1942年2月1日，翁瑞午的女儿翁香光大婚，新郎是徐悲鸿的学生张元吉，陆小曼精心挑选，送了翁香光一套白绸睡衣裤，还附赠一套瓷器浴具。这套浴具是徐志摩家当年想在上海开旅馆时，特地去英国定制的，非常精致。
　　抗战时期，生活萧条，翁瑞午的女儿翁文光在香港，每月会给翁陆二人寄一千块港币做家用；六十年代大饥荒，翁文光又常常寄猪肉、火腿罐头给他们。后来陆小曼去世，依旧是翁氏后人给她送的终。身后债，翁香光据说是帮她还了不少年。
　六十年代初，翁瑞午病重，他托人叫赵家璧和赵清阁来家中，恳请他们照顾小曼。小曼很受感动。不久，翁瑞午去世。1965年，陆小曼在上海病逝。
　　陆小曼的人生，好比一个山坡，上山时遇到王庚，在山顶遇到徐志摩，下山时遇到翁瑞午。这下山的近三十年，她是每况愈下，后期主观上想要振起，身体又不允许。
　　在凄惶的后半段生命旅程里，翁瑞午能做到与她相守相伴，也是难得。其实话说回来，翁瑞又何尝不像陆小曼的一支烟，陪她一同痛苦着，一同消磨着。这两人身上都有点颓废的纸醉金迷的气质。虽然经过岁月的洗礼，这种气质越来越淡，但他们俩却依旧仿似戏曲脸谱上，最红亮和最鲜绿的两抹油彩。他们是真正属于旧时代的红男绿女。从这个意义上说，也许，他们俩才算是绝配。
————【陆小曼的烟】


————【鲁迅是萧红生命中温暖的岛 】
萧红是在1934年11月30日见到鲁迅的。在此之前，她经历了孤独寂寞的童年、遭遇了始乱终弃的情骗，并且已经和萧军铺展出了一场不无痛苦的爱恋。更令人忧伤的是，在情感上，萧军似乎始终不能给予她以满足，他高高在上的心理优势和不稳定的态度，不知不觉中，推挤出了萧红情感上的一小片空白。
　　1934年秋天，“二萧”从青岛出发，来到上海，寻找生活和文学上的出路。在风云激荡的上海滩头，他们面临着的，是生活上和精神上的严酷考验。“我们是两只土拨鼠来到了上海！认识谁呢？谁是我们的朋友？连天看起来都是生疏的……我们是要见一见我们精神上所信赖的人。”这个“精神上所信赖的人”，便是鲁迅。在最初沪上生活中，鲁迅，这一中国文坛“祭酒”的精神抚慰，如春雨阳光，支撑“二萧”克服困难坚持走下去。对于自怜自卑但又自尊的萧红来说，无疑有着更大的效力，萧红曾写道：我们刚来上海的时候，另外不认识更多的一个人，在冷清清的亭子间里，读着他的信，只有他才安慰着两个漂泊的灵魂。
　　抵沪不到一个月，鲁迅便召见了“二萧”，此后，他便经常与他们通信，审阅他们的稿子，介绍朋友给他们认识，并积极帮助他们联系小说的发表。睿智、真诚而又热心的鲁迅，慢慢地引导“二萧”，打开了他们各自的写作局面，而这种如父亲般柔煦的抚慰，也让萧红在心灵上，渐渐朝他靠近。这种靠近，有感激，也有感动，虽然鲁迅先生对于年轻人，总是不吝惜自己的热心和帮助，可这在从小便受尽白眼萧红来说，却无异于上天难得的恩赐。这时的鲁迅，就仿佛是一座光明的岛屿，给了在茫茫人海中，漂泊如小船般的萧红，一个可供休憩的港湾。鲁迅辐射出的强大力量，让萧红有了心灵上的安慰，有他在，一切总归会好起来的吧，这种似阳关普照般的慈爱，当然是同她一样在人海中颠簸的萧军所给不了的。
　　1935年11月6日，萧红从法租界到虹口，坐了一个多小时的电车，首次登门造访位于大陆新村九号的鲁迅的家。鲁迅和许广平留她吃了饭，并深聊入夜，电车停开她还未离去，临走时，鲁迅嘱咐许广平一定要让萧红坐小汽车回去，并且嘱咐让许广平付钱。
　　1936年3月，“二萧”索性把家搬到了鲁迅家附近，这样一来，登门拜访鲁迅，对萧红来说，则仿佛是她每日都要向父亲所做的请安了。
　　上世纪三十年年代，鲁迅的生命色调，是明亮伴随黯然，像是大雨将至前的乌云镶着金边。一方面，他需要应付“左联”内部，纷繁复杂的派系斗争，另一方面，他的身体状况却每况愈下。虽然上海十年，鲁迅先生写了许多精彩尖锐的杂文，与各个方面的势力过招，并且往往一语中的一针见血一步到位，可在精神上，他确是孤独的。这是一个前驱者的孤独，这种孤独，已经不是身边的许广平女士所能全然抚平——当年那个和鲁迅并肩战斗的许广平，为了照顾伟大导师，整日麻缠在日常生活的重担里，艰难现实，已经不允许她像一个棵橡树般，傲然矗立在鲁迅先生的精神之域的前端，她默默付出，她更像一个园丁，一方加油站，支持鲁迅不断走下去。可愈往前走，先师鲁迅的心愈是沉郁。
　　萧红的出现，无意中在鲁迅日益孤沉的情感天空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带进来一抹红亮的色彩。鲁萧之间的交流，是两个写作之人的惺惺相惜，鲁迅在萧红面前，从不高高在上，反倒露出一种柔软的慈祥。很难想象鲁迅和萧红谈话的情景，一口南方普通话对一口东北大碴子，想必也是种奇境，鲁迅在萧红面前，应该很放松，他甚至热心地指点萧红的穿著，告诉她红衣服要配红裙子，不然就是黑裙子，咖啡色的就不行了，因为这两种颜色放在一起很浑浊。
　　自卑自怜的东北女孩萧红，在导师鲁迅的鼓励和帮助下，不但找到了自信和文学前途（1935年，萧红的《生死场》由鲁迅自费出版），而且她仿佛还恢复了少女时代的天真与生气，在文坛的领军人物面前，萧红自觉地扮演一个活泼小女孩的角色，这种角色，仿佛让她在鲁迅和许广平之间，找到了一个巧妙的平衡，这种平衡，让她不拘束，她仿佛是有着自由出入大陆新村九号特权的。心思沉郁细密的浙江人鲁迅，似乎也很愿意包容这个女儿似的、天分极高的、敏感而又单纯的东北女孩。
　　凭借在精神领域的奇异交集，萧红一跃成为鲁迅在生命的末两年里，最重要的女性之一。鲁迅对萧红的感情，近似于父女，但萧红出色的文学才华，又让鲁迅对她另眼相看，进而生出一种对待同路人般的尊重。许广平曾回忆说：每逢和朋友谈起，总听到鲁迅先生推荐，认为在写作前途上，萧红先生是更有希望的。
　　上海时期的“二萧”，矛盾逐渐加深，萧红与鲁迅一家的亲近，多多少少，也因为情感上的苦闷所促成，人海茫茫，漂泊沪上，除了鲁迅先生家，她还能去哪呢？在萧红友人梅志女士的回忆文章里，曾提到许先生对萧红经常造访鲁家的态度：1936年夏，因翻译上的事，加上冯雪峰从陕北回来了，胡风就常去鲁迅家，有时梅志一起去。“胡风总嘱咐我，不要随他上楼去。在楼下和许先生谈谈。”“经常都遇到萧红在下面。胡风悄悄从后门直接上楼去了。”许广平低声对梅志说：“萧红在那里，我要海婴陪她玩。你们就一起谈谈吧。”萧红形容憔悴，脸都拉长了，颜色也苍白得发青。……有一次，许广平在楼梯口迎着梅志说：“萧红又在前厅……她天天来，一坐就是半天。我哪来时间陪她，只好叫海婴去陪她。我知道，她也苦恼得很……她痛苦，她寂寞，没地方去就跑到这儿来。我能向她表示不高兴、不欢迎吗？唉！真没办法。”
　　在鲁迅家附近居住的日子里，几乎每天早上，萧红都会不自觉地被那阳光吸引过去，气喘着爬上楼，连茶也不喝，见到她，鲁迅说：“来啦！”，她忙说：“来啦！”鲁迅问：“有什么事吗？”，她说：“天晴啦，太阳出来啦。”许先生和鲁迅先生都笑着，一种对于冲破忧郁心境的崭新的会心的笑。
　　的确，在犹如孤岛的上海，在静谧柔和的鲁迅家里，萧红经历了生命中少见的日丽风和人情温暖的岁月，那是她短暂的避难所。可没想到，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竟离开了这世界，而萧红在这时，却远居日本，开始了人生新一轮的颠沛流离，这个东北女孩的天边，渐渐地，又涌起了层层云翳。

——————【张爱玲是船，赖雅是迂回曲折的转弯 】
张爱玲在《小团圆》中有一笔写打胎写得颇刺目：夜间九莉看见抽水马桶里的男胎，感觉恐怖到极点，遂扳动机钮，胎儿在波涛汹涌中消失了。关于张爱玲在纽约打胎的事，以前有人猜测说是爱玲怀孕，问赖雅怎么办，赖雅坚决不要这孩子。
　　在人生收关的自传体小说中，张爱玲却巧妙淡写地做了说明：“生个小盛也好”，一起初汝狄说，也有点迟疑。九莉笑道：“我不要。在最好的情形下也不想要——又有钱，又有可靠的人带。全书了尾，张爱玲还不忘补一句：她从来不想要小孩，也许一部分原因也是她觉得如果有小孩，一定会对她坏，替她母亲报仇。由此可见，张爱玲不要孩子，恐怕是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并非赖雅一人强力否定所为。
　　但在1994年出版的《对照记》中，张爱玲却也并没安排赖雅出镜，对于这一段婚姻，张爱玲仿佛是持保留态度的。可能他真的算不上懂她：当年打完胎的那天晚上，他买了一只烤鸡，她肚子疼得翻江搅海，他还让她吃，自己吃得津津有味。几十年后张爱玲一直记得。平静美好的日子当然有很多，但这样一个小疏忽，却像是白餐巾上的一滴油污，什么时候想起来都特刺恼——特别是对于自己并不深爱的人。
　　“赖雅”这个中文音译名翻译得怪，如果叫莱雅（不过莱雅又太女性化），可能还会给读者一种他是青年才俊、最不济也是中年绅士的印象，可一个“赖”字加上去，却只能让人揣测他是一个爱喝酒的老头子了。中国是文字国，听上去怎样很重要，很早以前，听闻张爱玲美国的丈夫叫赖雅，不知道为什么，忽然就为她不甘。赖雅，赖与雅的奇异结合，难道是说，从前是雅，现在却赖了？
　　张爱玲遇见赖雅，是在她人生的当中。照理说，正是她年富力强干事业的时候。但环境的急速转变，却不能不让张爱玲对于自己的未来，感到迷惘，从上海南下去寻找事业发展的机会，但战后狭小拥挤以商业发展为重的香港，并不能完全认可张爱玲的文学才能。香港对她来说，天地太小了。
　　张爱玲和赖雅之间，从最开始，仿佛就没有过激情碰撞，讲求的只是一个靠字，类似于搭伙过日子。“她也不相见恨晚。他老了，但是早几年未见得会喜欢她，更不会长久。”一个是美国社会的新移民，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一个是衰落了的红人，年老，生病，没有钱。都属于弱势人群。这两人的结合，有着一种相依为命的暖意，这种暖，不是雪地里恋人间呵气暖手的暖，而是冰屋子里，两个陌生人挤在一处的暖。同是天涯沦落人，从相识到结婚，张爱玲和赖雅，只花了不到半年时间，他们都想在对方身上，寻找到一种稳定而长久的家庭生活。更何况，赖雅也是写作的人，对张爱玲未来写作事业的发展，未尝没有帮助。
　　看张爱玲的美国生活，我们始终要记得一点，文学写作是张爱玲是生命，她之所以放弃香港的生活，选择去美国，为的就是写作事业的发展，在去新大陆之前，她的英文作品《秧歌》已经出版，虽然叫好不叫座，可在张爱玲的心里，对于文学事业，她还是抱有一线信心。
　　张爱玲去美国的目的很明确，了解到她的这个目的，我们也就能理解，她为什么会在邂逅之初，便选择了赖雅，丝毫不顾他六十五岁的高龄；我们也就能理解为什么在美国的日子里，张爱玲始终向往纽约——纽约作为当时世界经济文化的中心，无疑能给张爱玲提供更好的机会，只可惜张爱玲仿佛与纽约这座城市的缘分不够，开始是因为没钱，等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她有了经济上的保障，有能力移居纽约的时候，纽约环境的恶化，又导致她最终没选择那里。
　　1956年3月13日，张爱玲与赖雅，在美国麦克道威尔文艺营邂逅，他们彼此觉得很投缘，张爱玲不久便将自己的小说《秧歌》拿给赖雅阅读，赖雅赞赏了张的文笔，这段时间内，他还曾对张爱玲的新作《粉泪》的结构提出过建议。到这年5月，张爱玲已经和赖雅有了确定的关系。


　　张爱玲刚来美国，很寂寞，很无助，同时，赖雅对她非常关心，但仅仅这些，仿佛并不能作为张爱玲选择赖雅的充分理由。经历过二战后上海时期一段绝望的生活，三十六岁的张爱玲，对于寂寞，应该有一定抵抗力。在张爱玲两次婚姻选择中，她都强调了男方对于她的文字的赞赏和理解，她是标准的文字拜物教徒，爱她，取得她的好感，首先就要认可她的文字，即便说得不对，那也是好的——这当然是出于张爱玲对于自身文字的极度热爱。当年胡兰成追求张爱玲，年龄长相上胡显然不占优势，但他的一篇《论张爱玲》，却显然深得张心，因为懂得，所以慈悲，这里面的懂得，首先是要懂得并赞赏张爱玲的文字，然后才是能懂得张爱玲的人，张爱玲才能发“慈悲”（后期太多人想要去懂得爱玲，偏偏爱玲又避不见人了）。第一步如果错了，一切免谈。
　　回想当初傅雷化名迅雨，对张爱玲小说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虽然很有一番道理，可张爱玲却不管那么多，直接写文章回击，当然，作为一个年轻的写作者，爱惜自己的文字，恐怕大抵也只能如此。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后来的张爱玲，之所以迅速地选择了赖雅，大概也是因为她觉得，他是懂得她的文字的（但后来她可能发现并不是这样），他懂得欣赏她——她就不去考虑，他的情况可能比她还要糟糕，赖雅在遇见张爱玲之前，就已经因中风进过医院（这一点不知赖雅在婚前有没有告知张爱玲）——这当然是张爱玲“不俗”的地方，可这种婚恋观，到底还是给张爱玲未来的生活，带来了不小的困难。
　　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无视赖雅的选择权，把他当作一个完全被动的孤独老人。早年的赖雅风流倜傥，混迹好莱坞，周游列国，除了一次短暂的婚姻，他再没被哪个女人俘虏过，年老之后，虽然过得并不如意，他却依旧独身，对婚姻避而远之。1956年7月5日，身在萨拉托卡泉镇的赖雅收到了张爱玲的来信，在信中，张爱玲告诉他，自己已经怀上了他的孩子。虽然张爱玲多年后谈及这次怀孕，多少有但恐惧和不适意，而且她最终选择了人工流产，但无可否认的是，赖雅和张爱玲的婚姻，却因为这次怀孕，而加了速。1956年，张爱玲三十六岁，她算是无业的高龄产妇，生产的难度和未来的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更何况，就后来的言辞看，张爱玲仿佛是不想要孩子的，那她为何会如此不小心？也许当时她是想要这个孩子？亦或是有别的什么苦衷？剪不断理还乱。
　　1956年夏天，张爱玲和赖雅在纽约结了婚，张爱玲的美国代理人玛丽•勒得尔和好友炎樱见证了这一幕。他们在纽约待到十月份，便回彼得堡的营地居住，紧跟着，赖雅中风了。在美国的新生活刚刚展开，生活的“半边天”就躺床上去了，这对于张爱玲，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打击。赖雅的病，在张爱玲二度结婚之始，就是个重大主题。刚刚有所好转，12月19日，赖雅又旧病复发，脸部麻痹，被迫送至医院，几乎失声。张爱玲是艘起航寻找未来的船，可没想到，一出港，她就驶进一条迂回曲折的转弯，颠簸辗转，一眼望不到边。
　　1961年，张爱玲访问港台之时，身在美国的赖雅中风倒下，张爱玲为了赚回程的车票，在香港写剧本写到眼睛溃疡出血。1962年5月，赖雅有过一次出血和小中风。1962年12月，赖雅住院做疝气手术。1963年，他跌了一跤，卧床不起。1965年，赖雅再次摔倒，股骨头断裂，之后他有过多次中风，瘫痪了两年，直到去世。
　　张爱玲在美国最初的十年中，写作和赖雅，于她来说，仿佛是两股相互拉锯的势力，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事业和家庭，女人如何来平衡？在婚恋这件事上，张爱玲是主情的。在她的小说中，以情为动的人物，往往得到更多的宽容，压抑情感的婚姻，则易遭到她的批判。曹七巧年轻时候如果和对面铺子的伙计结婚，未必就没有幸福的人生。可金钱对人性的压抑，使得她发疯，虐待下一代。对包办婚姻张爱玲也没好感，这就难怪她似乎并不赞赏胡适的婚姻了。在第一段婚姻中，张爱玲对于胡兰成的付出，可谓毫无保留，全身心投入，当然也重伤而返。爱，就是不问值不值得。可张爱玲与赖雅的感情的出发点，则仿佛不是在两性相吸的基础上产生的爱情，越往后走，越像是“一夜夫妻百日恩”——落脚点在一个“恩”字上——她感谢赖雅一直以来的厚爱。


　　张爱玲始终是要写作的，她还年轻，她希望自己能东山再起，希望自己能赚到更多钱，来维持两人的生活——随之而来的奔波，则必然要打破婚姻生活的平衡。1961年，张爱玲飞往台北，主要目的是想对她计划中的小说《少帅》做些资料研究。赖雅刚巧这时候中风了。小说的资料没做成，丈夫又一病不起，张爱玲焦头烂额。在这里，我们当然不能责怪赖雅，人生的境遇，毕竟不是人力所能强求，但从客观上说，在美国，赖雅对于张爱玲的写作事业，到底是没有起到多大帮助。在赖雅与张爱玲的婚姻中，如果说最初，是赖雅保护张爱玲多一点，那么在婚后，优势的天平，则慢慢地偏向张爱玲这一边。他老了，她还年轻，他已经离不开她。
　　1966年，张爱玲去迈阿密大学做驻校作家，由于无人照顾赖雅的生活，她必须带上大小便失禁的赖雅一同前往。照顾走到人生边上的赖雅，张爱玲苦不堪言，可她终究不会放弃，她不是个不义的女人，他们像是张爱玲小说中的米先生和敦凤，彼此交换残留的一点情义，有温暖和感动，但又是悲怆的。
　　和赖雅在一起的日子，是张爱玲人生里少有的几个比较穷困的时期，颠沛流离是生活的常态，看看她走过的路，也不能不让人心惊。在路上，已经是美国时代张爱玲的一种生活方式，各式各样精致的公寓，填充在张爱玲人生路途的每一站上，虽然它们比上海的公寓，看上去洁净华美，可那终究不是家。
　　自在麦克道威尔文艺营与赖雅相遇后，张爱玲1956年6月30日离开营地，在纽约营友家住过一夏天，8月份，她与赖雅结婚。10月，两人回到彼得堡的营地，因为营地期限将在1957年4月中旬结束，所以他们必须搬家。1957年4月13日，他们正式建立了自己的家庭。1958年11月13日，他们去位于加州洛杉矶太平洋绝壁的亨亭屯•哈特福基金会报导，在那里住了下来。1959年5月，他们又搬至旧金山居住。1962年，张爱玲从香港飞回美国，但这时，因为赖雅大病一场，他们的家又迁移到了华盛顿。1966年，张爱玲带着赖雅移居迈阿密大学。1967年4月，她又带着丈夫前往康桥，他们在康桥住到赖雅去世。
　　如此频繁的迁徙，让张爱玲在美国的生活，仿佛蜻蜓点水，总扎不了根，她像是一个过客，不同的城市则是她的旅馆，住一阵，能走便走了。由于经济和健康的原因，赖雅并没有给她提供一个可以安安稳稳住下来、同时令她满意的家，无家的漂泊，给张爱玲的创作，带来了不小的损害，这种损害，我想不仅仅是精力上的损耗，还有精神上的消磨。张爱玲很向上，她时刻想抓住各种各样的机会，希望自己能在文学上做出一点成绩，打个漂亮的翻身仗，可那些年，她似乎总是不走运。
　　在和赖雅的婚姻中，张爱玲还需处理同他前妻女儿的关系。张爱玲当然是后母，她自己也曾有过后母，但张爱玲毕竟从未养过孩子，和赖雅结婚后，突然荣升一级成为母亲，她想必是很不习惯，而且更尴尬的是，她和赖雅的女儿年岁竟相仿，其中暗暗的敌意，自不待言。这样的一种关系，虽然中间夹着个赖雅做纽带，恐怕终究有些别扭，他们同住在华盛顿的时候，赖雅的女儿女婿经常请他们用餐，可张爱玲却很少出席，即便是节日，张爱玲会拒绝参加节日正餐，这样的举动，曾引起赖雅的怒气。
　　1968年，张爱玲在接受采访时说：人生是在追求一种满足，虽然往往是乐不抵苦的。她也说：但人生下来，就要活下去。没有人愿意死，生和死的选择，人当然选择生。张爱玲在与赖雅相濡以沫的日子里，虽然苦是大多数，可到底也有快乐，虽然这快乐，大抵是在一些与文学不相干的事上。
　　譬如他们一起去看电影、张爱玲还去波士顿兜售母亲留下来的古董、做几件衣服、拍点艺术照。在彼得堡，他们还养过一只猫。在旧金山，张爱玲还曾有个过从甚密的女友，她们一起去点心店、看歌舞表演，张爱玲曾送过几张中文菜谱给她（旧时女友炎樱人间蒸发了似的，神龙见首不见尾）。赖雅还曾特地去换算过张爱玲农历生日的阳历日期，用一整天来帮张爱玲庆祝，他们去看了电影，看完后一起回家吃饭，张爱玲告诉赖雅，这是她有生以来最快乐的生日。


张爱玲在美国时期的快乐，不像上海时期的快乐那么尖锐，拔地而起的样子，她在美国的快乐是平面的，这快乐又像是苦咖啡里的一点糖，虽然起不到翻天覆地的改变，但到底算是给人生做了小小的调节。张爱玲在美国找到的快乐，像是江南梅雨时节天上露出的一线太阳光，探了点头，瞬间又隐没下去。这快乐也像是一曲悠长而平静的歌，传到辽远的去处，里面夹着忧伤。
　　1967年10月8日，赖雅去世，张爱玲挥别了她第二段婚姻。她已经筋疲力尽。赖雅给了她美国岁月最初的温暖，可她终也以十几年岁月回报他，陪伴他走到人生的尽头，她为婚姻的承诺，付出了巨大代价。张爱玲几乎没写过她和赖雅的故事，即使在他逝世后，她依旧以她的中国往事作为写作的依凭，演绎传奇。也许，在她看来，她同他的一段相遇，还不足以被记取吧。
　　印象中，张爱玲的青年和晚年都是明晰的，青年的她是绝世绮艳，晚年的她是冰雪清颜，至于漫长的中年，总感觉模糊，那是她人生的灰色地带，前进的，迟疑的，挣扎的，实验的，像蜗牛在荆棘路上前行，这是张爱玲人生中一段漫长的量变过程，而她与赖雅相伴的十几年，正是这量变的最重要作用力之一。
　　告别了赖雅，张爱玲不过才47岁，可感觉上，她已经个沧桑的老者，带着一种怯怯的眼神，躲避着人群，过上与世隔绝的生活。当年那个大叫“我在这儿，我在这儿呀”的张爱玲，则像是老电影结尾处，雪亮雪亮的那个“完”字，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点点淡下去，临了那一刻，她忽地转头，微笑与大家告别，纷扰间，我们竟看见她的眼角，竟爬上了一丝皱皱的纹线。
——————【张爱玲是船，赖雅是迂回曲折的转弯 】


——————【吕碧城：成全之美及其遗憾 】
有道是繁花似锦转头空，时光之河，往往在轻淹易没间，便能将繁华往事抹平，短短六十余载，很多人已经不复能记起吕碧城是何许人也。
　　流行文化的大潮中，吕碧城似乎不像林徽因、萧红、张爱玲等才女们具有如此鲜明的符号意义(但吕碧城绝对是当仁不让的才女)，可当我们翻开历史的面纱，看见薄幕后头那张独特精致的脸孔——闪光的岁月尘屑，满布芳容，眼光起落之间，我们不能不为吕碧城精彩人生惊叹：在中国二十世纪头一二十年里，这位特立独行的奇女子，竟领衔主演了一出“绛帷独拥人争羡，到处咸推吕碧城”的超绝景观。
　　晚清末年，女学初兴，先锋女性扎在男人堆里，格外乍眼。在这批女性里，如果说秋瑾，是把民族主义的信念贯彻到底的典型，那么吕碧城，则是把个人主义的性格魅力，张扬到极致的魁首。
　　吕碧城1883年生于安徽旌德，父亲吕凤歧为光绪进士，家学渊源，自小，吕碧城就受到了较好的传统文化熏陶，12岁那年，父亲去世，由于吕家一门生四女，并无男子，族人便以其无后继承财产为名，巧取豪夺，霸占吕家财产，与吕碧城9岁时便议订婚约的汪氏，见吕家变故，也连忙退婚，这使吕碧城自感遭遇“奇耻大辱”，家庭破落，不得不随同母亲远走娘家。
　　为了得到更好的教育，在母亲的授意下，吕碧城又从外公家，投奔到在塘沽做官的舅父家，度过了七八年寄人篱下的生活。生活境遇的急速转变，对年幼的吕碧城性格的养成，有着不小的作用。
　　细腻、敏感、尖锐、脆弱、固执、叛逆，非正常的家庭生活，让吕碧城的性格如万花筒般绚丽。
　　1904年，吕碧城想去天津城内探访女子学校，被舅父苛责，年轻气盛的她，一怒之下，毅然“逃登火车”，只身奔赴天津。
　　吕碧城“逃登火车”之时，易卜生的娜拉还未传至中国，中国的青年女性群体中，也尚未形成“出走”的热潮。可即便如此，吕碧城负气式的逃离家庭的轻倩背影，还是无形中暗合了清末精英男性理想中的、不同于传统女性的新女性形象。
　　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看似无望的出走，却无形中打开了吕碧城的天地，那曙光微曦的地平在线，缓缓升起了生之骄阳。
　　在友人的介绍下，年仅二十岁的吕碧城，结识了天津《大公报》总经理英敛之，并以绝妙文采，得到英的赏识，成为该报第一位女编辑。吕碧城的人生路，就此宽阔起来。
　　人生境遇环环相扣，所谓贵人，就是在你最迷惘时，带给你机遇的人，和报人英敛之一场相遇，让吕碧城的文采有了发挥的平台，在当时中国最新兴的媒体——报纸上，凸显自我的存在。吕碧城，作为一个从老旧乡村走出来的才女，有了进入以前只有男人能够涉足的公共社交领域的机会，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这声音仿佛雏凤清鸣，音振千里，格外引人注目。
　　在《大公报》上，吕碧城连续发表多篇鼓吹女子解放的文章，震动京津，袁世凯之子袁克文、李鸿章之子李经义等人都纷纷投诗迎合，推崇备至，一时间，京津文坛，形成众星捧月之局面，虽然其中不乏恶意轻佻之辈，但真心赞美者，应占大多数。
　　忧心于国事的精英男性们，对于吕碧城的横空出世，无疑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这样的成全，包含着精英男性救国救民的忧思——中国最弱的是女性，女性强大了，同我们男性合同起来，共同努力，中国怎能不振兴？吕碧城在当时的形象，用句时髦的话说，那是众男人心目中“有晚清特色”的新女性：有美貌，有知识，有体魄，有气格，她以女儿之身，大方地与男人们交游，唱和诗词，赏玩琴棋，自由出入男性的社交场所，谈笑风生，成为清末社会的一道奇景。
　　有了众多上层精英男性的支持，吕碧城的发展顺风顺水，一路绿灯大开。
　　1904年9月，于文坛大展锋芒的吕碧城，在英总经理的帮助下，得到时任直隶总督袁世凯支持，出任北洋女子公学总教习，两年后，北洋女子公学更名为北京女子师范学堂，吕碧城任监督，这一年，她不过23岁。


吕碧城最终的失婚，大概首先还是应当归结于她自身条件太好，进而导致的曲高和寡：超一流的智力水平与生活档次，让吕碧城的择偶圈不断缩小；其次，我们也应该看到，吕碧城无人可配的结局，不能不说是其超强的女性意识造成的：不肯俯就，精神上要求太多，是吕碧城婚恋道路上最大的绊脚石（可这恰恰也是吕碧城值得人敬佩的地方）。
　　文名卓著、资产丰厚的吕碧城，在婚姻问题上，对物质和权利，似乎都没有太多苛求，她所看重的，是精神上的琴瑟合鸣，心灵上的息息相通。在吕碧城所交往的高层精英男性圈层里，这样心灵伴侣当然会有，遗憾的是，虽然精英男性们都能做到“咸推吕碧城”，但大多数男性的婚恋态度，并没有随着女性的解放而进步：娶一两房姨太太，在那个新旧交替的时代里，依旧很常见。
　　吕碧城虽独身终老，可在早年，她并没有放弃走入婚姻的希望，她与诗人杨志云情投意合，“诗简往还，文字因缘，缔来已久”，可杨纳妾后，她只能是“悲从中来”，斩断情丝。
　　吕碧城要求的身与心两部分的一对一，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里，都太少。她就像是现代都市里呼风唤雨的女金领：事业上极大成功，才情样貌一个不缺，可论及婚嫁，她能看上的人，实在有限，偶尔有一两个入得了法眼，没准也是“使君有妇”。更何况，从男性自私的角度暗想，这样的女强人，谁敢娶，娶回家，有没有好日子过？男人们不能不为最后的自尊留点余地。
　　男女平等虽叫了这许多年，可实际上，要让男女完全平等，似乎也比较困难，生理心理上的差异，拉开了男女的距离。就在这或多或少的距离里，男人总想要占据一点优势，至少是心理上的优势。
　　吕碧城与袁世凯的二公子袁寒云，虽相差七岁，却有姐弟恋爱的苗头，交往甚密。一部《晓珠词》，寒云公子激赏备至，二人同住北京之时，吕碧城经常去参加袁公子主持的北海诗酒之会，吕碧城去上海之后，两人依旧鸿雁传书，往来不断，后来袁公子定居天津，两人还有诗词酬答，可这段精神恋爱，终究还是没有结果，吕碧城自己也看得清，谈及此事，一笑而过：“袁属公子哥儿，只许在欢场中偎红依翠耳。”
　　高干子弟显然不适合吕碧城，别说袁公子偎红依翠，身边选择太多，就算袁寒云是痴情种子，独独钟情于吕一人，但一入豪门深似海，袁家的规矩道理，也未必能容得下任性的吕碧城。
　　身为长辈的清末文化名流严复，很是关心吕碧城婚姻大事，不止一次地“劝其不必用功，早觅佳对”，1909年6月13日，严复日记更是有“此儿不嫁，恐不寿也”的记载，可吕碧城却始终抱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婚恋态度，始终不肯轻易把自己交付出去。谈及自己的婚姻，吕碧城曾说：“生平可称心的男人不多，梁启超早有家室，汪精卫太年轻，汪荣宝人不错，也已结婚，张謇曾给我介绍过诸宗元，诸诗写得不错，但年届不惑，须眉皆白，也太不般配。我的目的不在钱多少和门第如何，而在于文学上的地位，因此难得合适的伴侣，东不成、西不就，有失机缘。幸而手头略有积蓄，不愁衣食，只有于文学自娱了。”
　　男人们成全了吕碧城，吕碧城溯流而上，一跃龙门，成就自我，转身不忘还人世几阙惊鸿一瞥。可当这绝世美丽悄然生成，吕碧城却好像木偶点了眼睛，有了活气，她不可避免地，要遵循女人内心的指引，翩然离去——她要寻找自己的归宿——个人的进步超出了时代的发展，到底是幸，还是不幸？前驱者的孤独与痛苦，只有前驱者独自承受——天涯之大，哪里有净土？
　　1918年，在事业上极度成功，在感情上却几度失意的吕碧城决定出国游历，赴哥伦比亚大学读书，寻求精神上的解脱，出国前夕，她与朋友告别时，她嘴里反复念叨的，是李清照的那句：“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四年后，吕碧城学成归国，1926年，她再度只身出国，游历欧美，一去就是七年。
　　行旅的新鲜，不知可否冲淡人生虚无？吕碧城的人生孤旅，所求的，无非是精神的安慰。可走遍海角天涯，到底何处才是心的皈依？
　　躲开尘世纷扰，归隐青灯古佛旁，或许可以逃过劫数，心如止水，度此余生。
　　二战发生后，吕碧城自瑞士经美洲，回到香港。最初，她住在山光道自购的一座房子里，后来搬到香港东莲觉苑，一意礼佛。
　　1943年1月24日，吕碧城在港去世，享年六十岁。临终之前，她作自挽诗：“护首探花亦可哀，平生功绩忍重埋？匆匆说法谈经后，我到人间只此回！”她遗命火化后，和面为丸，投放海中，与水族结缘。
　　纵观吕碧城一生精彩，有男性的成全，也有个人的努力，她踏着时代云彩，在云端漫步，可一不小心，却朝前迈出太多，把时代甩在了身后，自己却无可不免地被时代舍至边缘。
　　吕碧城太生逢其时，在那个动荡纷杂的时代里，她出尽风头，抢尽先机，成就一世风流。
　　吕碧城又太生不逢时，她仿佛是误食了仙丹的嫦娥，虽身轻体灵，貌美如花，却只能守着明月度日，一生苦寂，谁人知晓。
　　她心中那抹淡淡的春痕，也只能到梦里去收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