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考书籍的工具书，主要指各类书目而言。书目即图书目录的简称。它一般只记载书名、卷数、作者、版本等项目，有的兼详图书的流传情况、主要内容与优缺点，以及书籍的真伪和文字的讹误等问题。所以，不论何种形式的书目，除了便于读者查我图书和利用图书以外，也还具有揭示图书内容、宣传图书和指导阅读等重要作用。因此，正如革命导师列宁所指出，目录学的阶级性和党性原则是极其鲜明的。那种认为目录学只是提供便利的讲法是不对的，至少是片面的。

　　现就我国书目的编制和图书分类的演变，以及怎样查找各类书籍的方法，分别介绍如下。

二、书目的产生和图书六分法

 

春秋以前，由于书籍尚处于发生时期，数量有限，当然没有必要编制书目。春秋战国之际，随着学派的崛起，图书的增多，这才使划分学派和依学派而将学术思想或图书进行分类，其中包括编制书目等等工作，逐步提上了议事日程。

早在春秋末年，孔子以六艺分科教授学生，可以说是我国进行学术思想分类的开始。《庄子·天下篇》分诸子百家为七派，评论颇有见地。《荀子·正名篇》关于“究名实”、“辨同异”的论述，所谓“同则同之，异则异之”等等，应是我国较早的分类原理。荀况的《非十二子》和汉代的《淮南子·要略》等篇，都对学派进行了具体分类。而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旨，分析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各派之特点和相互关系，论述尤为精到，可以说是对先秦以来学术分类的一个总结。所以梁启超说：“庄、荀以下论列诸子，皆对一人或其学风相同之二三人以立言。其櫽括一时代学术之全部而综合分析之，用科学的分类法，釐为若干派，而比较评骘，自司马谈始也。”（见《饮冰室合集》，文集第十八册）

分类学在科学研究上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它能指导研究的途径，由特殊到一般，由一般到特殊。图书分类与学术分类虽有所不同，但就我国古代来说，二者之间关系至为密切。如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首撰《别录》、《七略》，是我国最早的国家书目，也是我国目录学的真正开创者。刘歆《七略》中的诸子略，即以司马谈所分六家为主类，益以纵横等家，就是很好的证明。

《隋书·经籍志》认为我国目录的体制起源于《诗》、《书》的序：“古者史官既司典籍，盖有目录以为纲纪。体制湮灭，不可复知。孔子删书，别为之序，各陈作者所由。韩、毛二《诗》，亦皆相类。”（见《簿录篇》小序）

《诗》、《书》的序是否孔子所作，这早已成了问题。不过不管怎么说，它和司马迁《史记》、扬雄《法言》的自序一样，分释各篇的旨意，是一种图书的目录，也是我国目录的最早体制之一。

秦始皇焚书时，李斯定下法令：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史记·秦始皇本记》）据姚名达先生《中国目录学史》的意见，这种全国范围的行动，倘若政府没有图书分类目录下达，即没有目录以为纲纪，吏民势将无所适从。所以，仅从这个法令加以分析，也可以推想当时一定有了图书分类目录的编制。

秦末农民大起义，彻底摧毁了秦王朝的残暴统治。《史记·萧何传》：“沛公至咸阳，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汉书·艺文志》：“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与秦代焚书相反，汉初采取重视收藏图书的政策，按理来说，也要对图书编目登记，做一些最必要的目录工作。另据《史记》、《汉书》的记载，高祖时尝令萧何次律令，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对有关图书显然要进行审校和整理，这无疑是西汉初年大规模的官校书籍的一个创举。

自文帝、景帝时期采取一系列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措施，到了武帝时候，国力已相当强盛。为了适应中央集权的需要，在文化上推行崇儒术、黜百家的方针，广开献书之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于是“百年之间，书积如丘山”。当时为配合抗击匈奴等军事上的需要，又让杨仆进一步整理兵书，“纪奏《兵录》”。到了成帝时候，“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校完一部书，都由刘向写一篇简明的内容提要给成帝等阅览，所谓“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以上见《汉书·艺文志》）当时曾把这些提要另写一份，汇编成《别录》一书，这便是我国第一部解题式书目。

刘向死后，他的儿子刘歆受哀帝之命，继续校理群书。他在《别录》的基础上，对序录删繁就简，进一步将全国图书详加分类，编成《七略》一书。前面所说《诗》、《书》的序，乃是一书之目录，杨仆之《兵录》，为兵法一类书籍的总目，《七略》则是校理全国图书而编成的综合性的群书目录。

《七略》有集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其中集略为后列六略的总序及总目，所以实际上只分六大类。我国古代图书主要有六分法和四分法两大系统，六分法即创始于刘歆的《七略》。

刘向、刘歆综合了西周以来主要是战国的文化遗产，经过选择、校勘、写成定本和分类编目等程序，并且写了学术性的总论和分论，工作是艰巨的，成绩是显著的，特别是《七略》，它不只是一部目录学的巨制，同时也是一部极可珍贵的古代文化史。它们的产生不是偶然的，一方面是以当时政府丰富的藏书为先决条件，另方面也是先秦以来有关学术思想分类，校理和序录图书经验积累的必然结果。如果说先秦至西汉中期是我国目录学的萌芽时期，那么西汉末年刘氏父子在校书编目事业上的卓越贡献，就标志着我国目录学的正式建立，对于我国封建社会的目录事业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宋郑樵、清章学诚等对《七略》均有所批评。诚然，《七略》所分类目并非尽善尽美，但初创之际，能有如此成绩，已属难能可贵；不足的地方，后人自应求得不断的改进，而不能苛求于古人！ 

《别录》二十卷、《七略》七卷，唐代已佚失。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即删改《别录》、《七略》而编成，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著录式书目，也是第一部史志书目。由于史书体裁和篇幅的限制，班固删掉了刘书大量的叙录，又把《集略》分割开来，属于总论性质的列于六略之前，大序小序则分别置于六略及三十八种之后，增加了刘向、扬雄、杜林等人的著作，在细目和具体归类方面有所变通和改进，特别是注明“出”、“省”、“入”若干篇，以示更动之处，态度较为严谨。唐刘知几批评他“因人成事”，然而《别录》、《七略》以及汉代社会学术思想和文化典籍的状况，均赖班志而可考见其梗概，其功似不可没。清代学者金榜说：“不通《汉书·艺文志》，不可以读天下书。《艺文志》者，学问之眉目，著述之门户也。”（见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这当然不光是对《汉书·艺文志》的推崇，而是对刘向以来所建立的目录学的重视和肯定。

《隋书·经籍志》以后，唐、宋、明、清诸史都有艺文志或经籍志。从汉到宋，各正史艺文志都是根据当时政府藏书而编成，故兼收前代遗书；《明史·艺文志》改为专收一朝之著述，《清史稿·艺文志》仍其旧，这种形式的改变应是受刘知几的影响，但在分类体制上并没有实质性的改进。

除史志书目外，唐宋以来还出现不少有名的官私书目。官修书目如唐元行冲、殷践犹、毋煚等编的《群书四部录》，毋煚在此基础上单独改编的《古今书录》，北宋王尧臣、欧阳修等编的《崇文总目》等等，都是极有名著作，有些史志书目即以上述书目为蓝本。今三书并佚。私家书目如宋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是有名的解题书目。明清两代私家书目甚多，张廷玉进呈的《明史·艺文志》实即王鸿绪的《明史·艺文志》，而王书即依据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删改而成。这些私家书目，分类多依四部，但随着图书的增加，子目变动较大，许多原被认为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戏曲，在《百川书志》等私家书目中就有所反映。

清乾隆时纪昀等所撰《四库全书总目》，也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是我国封建社会走向没落时期一部最大的图书目录，也是沿用《隋书·经籍志》所开创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的一个总结性目录。直到今天一些图书馆关于古籍的分类，仍然受到它的影响。由于它是配合《四库全书》禁毁、删节、窜改古籍以维护封建统治的一部官修书目，所以在收编《四库全书》时，凡对清王朝统治不利的书籍谓之曰“违碍书籍”而均予禁毁，不准流传，《总目》也不著录。在《总目》凡例中，又规定了这样一条著录原则：“惟离经畔道、颠倒是非者，掊击必严。”因此，象王充、王安石、李贽等人的著作倍受诽谤和攻击就不言而喻了。

《四库全书总目》共二百卷，分经、史、子、集四部。经部分易、书、诗、礼、春秋、孝经、五经总义、四书、乐、小学十类；史部分正史、编年史、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十五类；子部分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杂家、类书、小说、释家、道家十四类；集部分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五类，合共四十四类，六十六个子目。另有总序和小序，有些子目附有简短的按语。它是研究我国封建社会文化史思想史的重要参考资料，对于了解我国古籍的版刻、源流、文字异同以及著者事迹等等，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值得一提的是南宋初年郑樵撰《通志》，其艺文、图谱二略记载了历代书籍和图谱，校雠略则是一篇重要的目录学理论著作。元马端临根据历代官修目录、史志书目和私家书目撰《文献通考·经籍考》，广泛辑录有关图书资料，对各种学术源流和图书的内容得失均有论述，其参考价值又在《通志》之上。

目录之学，目录之书，虽然很早就有，但正式称目录学并指出它的重要性，却始于清乾隆时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该书写道：“目录之学，学中第一要紧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然此事非苦学精究，质之良师，未易明也。”江藩也说：“目录者，本以定书之优劣，开后学之先路，使人人知某书当读，某书不当读，则为易学而成功且速矣。吾故尝语人曰：‘目录之学，读书入门之学也’。”（见《师郑堂集》）王鸣盛等提出了这个问题，但在目录学方面并没有具体的建树。介乎王江二氏之间的章学诚，是清代的进步史学家，也是著名的目录学家。他的《校雠通义》集中反映了他的目录学思想，而“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则是他对目录学的总的见解。章学诚关于目录学方面的理论，如提出“互著”、“别裁”之法，以及关于分类方面由《七略》必然发展到四部的进化论，是在我国目录学长期发展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对于这份可贵的文化遗产，值得批判地继承。

第二节 怎样查找书籍

 

查找书籍，一定要利用书目。书目的种类很多。按照编制目的和用途，它可划分为登记书目、通报书目、参考书目、推荐书目四种基本类型。从内容范围划分，可分综合性书目、专科或专题书目。从收藏方面来分，有公藏书目、私家藏书目录。从编排方法来分，有书名目录、著者目录、主题目录等等。有些书目，因为兼具多种性质，从不同的角度划分，可以同时加它几种名称，如《全国总书目》是登记书目，又是综合性书目，也是书名和分类目录。总之，书目很复杂，名称很多，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一般读者关心的是怎样查找书籍，重点在各类书目的具体应用，以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所以下面试从六个方面加以介绍。

一、按时代顺序查考古今著述

 

（1）查考先秦至清代著述，了解图书的流传经过，和研究古代学术发展概况等等，可以利用正史和《通志》、《文献通考》中的艺文志或经籍志，以及历代其它官私书目。

正史中的艺文志、经籍志是根据当时政府藏书并参考了其它官私书目而编成的综合性书目，又叫史志书目。自《汉书·艺文志》至《宋史·艺文志》，它们的编纂方法都是古今典籍一并收录，《明史·艺文志》则开始只记当代人的著述，这是编制体例上值得注意的第一点。《汉书·艺文志》依据刘歆《七略》，有叙有论，对于学术思想的演变有所揭示，《隋书·经籍志》仿其体例且有所补阙，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而其它史志书目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方面都没有下功夫，遂使学术源流多不可考，这是编制体例上值得注意的第二点。《汉书·艺文志》沿袭《七略》分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六略，是我国古代图书分类六分法的代表作；《隋书·经籍志》分经、史、子、集四部，是四分法的代表作，其共同倾向是尊重儒家经典，这是编制体例上值得注意的第三点。 

商务印书馆1955年起重新排印《十史艺文经籍志》，已出《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唐书经籍艺文合志》、《补五代史艺文志》、《宋史艺文志》、《辽金元艺文志》、《明史艺文志》等七本，因为是新印的平装或精装本，书后有的还附编四角号码书名和著者索引，使用极为方便。现分别介绍如下：

《汉书艺文志》，（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商务印书馆1955年印， 1965年重版。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目录文献。共分六略，收书五百九十六家，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每略有总序，每家之后有小序；对先秦学术思想的源流演变，作了简明的叙述。

本书初版，根据《八史经籍志》本排印，列入《丛书集成》。原本脱漏甚多，此次改排重印，都已校补，并加新式标点。书末附清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拾补》，其中收集散佚书目有三百一十七部。自先秦至汉中叶止的古代书目，大致已包括在内。最后有书名人名索引。

《隋书经籍志》，（唐）长孙无忌等撰，商务印书馆1955年重印。本书收录梁、陈、齐、周、隋五代官私书目所载现存典籍，分四部四十七类，总计一万四千四百六十六种，八万九千六百六十六卷。亡佚书目，以夹注方式依类附入。各部、各类之末，仿照《汉书艺文志》体例，附以总序、小序，简要说明诸家学术源流及其演变。对于唐以前古籍的品类、流变，主要靠本书的记载而略可考见其大概。

本书初版，据《八史经籍志》本排印，列入《丛书集成》。此次重印，据乾隆四年校刊的殿版二十四史本，并参考清章宗源、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校正脱误，全部标点重排。又节录清张鹏一《隋书经籍志补书目》作为附录，并编有书名和著者索引。

《唐书经籍艺文合志》，（后晋）刘昀、（宋）欧阳修等撰，商务印书馆1956年出版。《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撰述的时代有先后，但著录的书有一大部分是相同的，为便于参考检查，商务把两志合为一编；合并时以旧志为主，分上下两栏，互相对照。又根据明嘉靖十七年闻人诠刊本和清乾隆四年武英殿刊本及沈炳震《新旧唐书合钞》本作了互校。对《新唐书》也据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宋嘉佑刊本及北京图书馆所藏明补刻宋刊本，校正了不少脱误。同时将罗士琳等撰写的《旧唐书校勘记》中的第二十八、二十九卷（即经籍志部分）作为附录，以便参阅，末附四角号码书名人名综合索引。

除汉志、隋志外，它是现存较完整的史志书目；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唐朝的著述和古书概况，以及古籍至唐代散佚的情形。

《宋史艺文志·补·附编》，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

本书包括三个部分：（1）元脱脱等修《宋史艺文志》；（2）清黄虞稷、倪灿撰，卢文弨订《宋史艺文志补》；（3）宋时官修，清徐松、叶德辉、赵士炜辑考之书目五种，即《四库阙书目》、《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中兴馆阁书目》、《中兴馆阁续书目》、《宋国史艺文志》，作为附编。书后附四角号码综合索引。

《辽金元史艺文志》，（清）倪灿、黄虞稷、钱大昕等撰，商务印书馆1958年出版。

辽金元三史原先都没有纂修艺文志，商务印书馆把清人补撰的三朝史志书目如倪灿和卢文弨《补辽金元艺文志》、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及黄虞稷《千顷堂书目》等十四种，汇为一编，分朝排列，末附索引，甚便检查。 

《明史艺文志·补编·附编》，（清）黄虞稷原稿，王鸿 绪、张廷玉等删定；商务印书馆1955年出版，分上、下二册。

清初黄虞稷在明史馆撰修艺文志，后因故离馆便将所编艺文志以《千顷堂书目》乏名刊行。黄氏书目，在明人书后附录宋辽金元人著作；王鸿绪删去宋辽金元部分及无卷数之著作，把它收入《明史》，张廷玉进呈的《明史》，其艺文志即采用王氏删定本。

删定后的《明史艺文志》，颇多遗漏，故商务印书馆将清傅维鳞《明书经籍志》、明王圻《续文献通考经籍考》、清乾隆中官修《钦定续文献通考经籍考》作为补编，又将明焦竑《国史经籍志》和清宋定国、谢星缠合编的《国史经籍志补》作为附编一并收入。这对于我们今天考查明人著作及明以前著作在明代的留存情况均有一定的帮助。另外，黄氏原著《千顷堂书目》（见《适园丛书》）仍有很大的参考价值。由于过去有些史书没有艺文志或经籍志，有的即使有，收编也不甚完备，后代学者撰写的补志，如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拾补》、《隋书经籍志考证》等等，都是极精密的好书，值得我们注意。开明书店所辑《二十五史补编》是专收史书的补表、补志的丛书，其中共收录三十二种艺文经籍补志，这是阅读和研究史志书目极其重要的参考资料。商务印书馆所印《十史艺文经籍志》已收录了一都分，但不完备。现将《二十五史补编》所收三十二种书目列名如下： 

（1）《汉艺文志考证》十卷，（宋）王应麟。

（2）《汉书艺文志拾补》六卷，（清）姚振宗。

（3）《汉书艺文志条例》八卷首一卷，（清）姚振宗。

（4）《汉书艺文志举例》一卷，（民国）孙德谦。 

（5）《前汉书艺文志注》一卷，（清）刘光蕡。

（6）《补续汉书艺文志》一卷，（清）钱大昭。

（7）《补后汉书艺文志》四卷，（清）侯康。

（8）《补后汉书艺文志》十卷，（清）顾怀三。

（9）《后汉艺文志》四卷，（清）姚振宗。

（10）《补后汉书艺文志》一卷考十卷，（民国）曾朴。

（11）《补三国艺文志》四卷，（清）侯康。 

（12）《三国艺文志》四卷，（清）姚振宗。 

（13）《补晋书艺文志》四卷补遗一卷附录一卷刊误一卷，（民国）丁国钧撰，丁辰注并撰刊误。 

（14）《补晋书艺文志》六卷，（清）文廷式。 

（15）《补晋书艺文志》四卷，（清）秦荣光。

（16）《补晋书经籍志》四卷，（民国）吴士鉴。

（17）《补晋书艺文志》四卷，黄逢元。 

（18）《补宋书艺文志》一卷，聂崇岐。 

（19）《补南齐书艺文志》四卷，陈述。 

（20）《隋书经籍志补》二卷，张鹏一。

（21）《隋书经籍志考证》十三卷，（清）章宗源。

（22）《隋书经籍志考证》五十二卷首一卷，（清）姚振宗。

（23）《补南北史艺文志》三卷，徐崇。 

（24）《补五代史艺文志》一卷，（清）顾怀三。 

（25）《宋史艺文志补》一卷，（清）黄虞稷、倪灿撰，卢文弨录。

（26）《西夏艺文志》一卷，（清）王仁俊。 

（27）《辽艺文志》一卷，（民国）缪荃孙。

（28）《辽史艺文志补证》一卷，（清）王仁俊。

（29）《补辽史艺文志》一卷，黄任恒。 

（30）《补元史艺文志》四卷，（清）钱大昕。 

（31）《补辽金元艺文志》一卷，（清）倪灿撰，卢文弨录。

（32）《补三史艺文志》一卷，（清）金门诏。

《抗战时期出版图书书目（1937—1945）》，重庆市图书馆编，1957、1958年出版。此书分两辑，第一辑收书一一七五二种，第二辑收书五四八一种，合共一万七千余种。主要收录了抗日战争时期重庆、上海、汉口、长沙、桂林、昆明、永安等地出版的图书，老解放区及沦陷区的出版物极少收录，是了解抗战时期国统区国书出版情况的极有用的工具书。

《抗日战争时期、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解放区、根据地图书目录》（1937.7—1949.10），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1961年编印。 

本书收录的图书，绝大部分是解放区、根据地的出版物，也收录了少数国民党统治区出版的某些进步书籍。这 对我们查找1937—1949年的革命文献提供了很大帮助。 

查考解放后出版的新书、修订或重印的古旧书籍，主要利用新华书店及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版本图书馆编的《全国总书目》，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图书期刊司编的《全国新书目》。

《全国总书目》是具有图书年鉴性质的全国综合性目录。其主要作用是记录和反映每年全国各出版社公开出版和发行图书的基本情况，可供个人或出版发行部门参考，也可供图书馆补充图书和进行分类编目时作参考。《全国新书 目》最初按年按季出版，后按月出版，之后又改为旬刊。其特点是可以及时反映和报道我国出版事业的成就，借以全面了解我国文化科学发展的现状和便于对外文化交流。但过了若干年回过头来查考解放后的图书出版情况，不及《全国总书目》便利。已经出版的《全国总书目》有以下各本：1949—54年本、1955年本，由新华书店总店编辑出版；1956年本、1957年本、1958年本、1959年本（上、下册）、1960年本（开始内部发行）、1961年本、1962年本、1963年本、1964年本、1965年本，由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版本图书馆续编，中华书局按年度出版；1970年本、1972年本、1973年本、1974年本，由北京图书馆版本书库编，中华书局出版。这两种书目对于我国出版事业和目录事业具有重大的意义，可以相辅而行。

三、查古籍的版本、内容及其评价

 

有些古书，不管是否准备借来阅读，如果想先了解一下它的版刻、源流、文字异同、著述体例、内容得失和作者生平等等，可查清乾隆时纪昀等编纂的《四库全书总目》等解题书目，有些知见书目或关于图书的序跋题记亦可供利用。

“四库全书”收书三千多种，叫做“著录书”，另有六千多种没有收进去，但列有书目，叫做“存目书”；两类书共计一万余种，每一部书都写一篇提要，合起来就成为两百卷的《四库全书总目》。可以说，我国古代的重要著作，基本上都被收录，因此它是一部内容丰富而比较有系统的研究古典文献的重要工具书。 

由于《总目》卷帙浩繁，不便翻检，又另编《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二十卷，除了不收存目以外，提要也删繁就简，仅占原有篇幅的十分之一。鲁迅先生指出《简明目录》“其实是现有的较好的书籍之批评，但须注意其批评是‘钦定的’”。这对我们辩证地看待《总目》及《简明目录》提供了宝贵的启示，一方面，该书的立场、观点，包括治学方法上陷入琐屑的字句考证等缺点，读者使用时应予注意；另方面，参加编写提要的人象戴震、邵晋涵、周永年、姚鼐等等，都在某一方面有所专长，他们对于书籍的批评考订，反映了当时的学术水平和研究成果，其中不乏独到的见解，因此又很有参考价值。

中华书局1965年新印本《四库全书总目》（精装一册），补录了《四库撤毁书提要》，又将阮元等《四库未收书目提要》作为附录予以收编，书后且附有四角号码书名及著者索引；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出版的《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也编有索引，极便使用。原燕大引得编纂处编印的《四库全书总目及未收书目引得》，可作为检索大东书局本及其它版本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之用。

由邵懿辰撰邵章续录的《四库简明目录标注》，阮元撰傅以礼重编的《四库未收书目提要》，胡玉缙撰王欣夫辑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余嘉锡的《四库提要辨证》等等，对《总目》或《简明目录》作了补阙、匡谬的工作，杨家骆予以重新编排，使它成为易于查找的辞典形式即《四库全书大辞典》、《四库全书学典》，都可以作为阅读和使用四库目录的重要参考材料。

《四库简明目当标注》二十卷，撰于咸丰时，中华书局1959年出增订本，题为《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是书对《四库简明目录》著录的书籍（包括其它书籍）加以批注，标明撰者、卷数和各种版本，并将王懿荣、孙诒让、黄绍箕诸家有关版的批注，逐条移录于各书之后的附录中，它和莫友芝的《毁亭知见传本书目》是两部版本目录学的重要工具书。古书经过辗转传钞翻刻，往往讹误很多，必须取不同版本比勘校订。后出的关于查检版本的书目，多数抄自邵、莫二目；张之洞原著、范希曾补正的《书目答问补正》，中华书局1963年新印，有所补阙，值得参考。

解题书目、知见书目和题跋鉴赏一类书目，都可解决版本方面的问题。除上述已举出的几种重要书目外，他如《遂初堂书目》、《得月楼书目》、《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述古堂书目》、《天禄琳琅书目》、以及《士礼居题跋记》、《荛圃藏书题识》、《思适斋题跋》、《绛云楼题跋》、《海源阁楹书隅录》、《善本书室藏书志》、《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皕宋楼藏书志》等，均可资参证。

胡玉缙撰、王欣夫辑，中华书局1962年版《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上、下册），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及《四库未收书目提要》作了不少匡谬补阙的工作，余嘉锡著、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四库提要辨证》（精装一册，平装分为三册），也对《总目》中的讹误与遗失之处作了辨证与考订，都可供阅读和使用四库目录时参考。

《四库全书总目》为解题式书目的代表作。先出的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后出的周中孚的《郑堂读书记》、李慈铭的《越缦堂读书记》等书，或撰提要，或写题识和考证，体例大致相近，均是查考古籍版刻、内容等极为有用的工具书。

六、按专科查找书籍

 

查找文史书籍，除了前面介绍的各类综合性书目可以利用外，还有不少专科或专题书目可供利用。这些目录的使用价值很高，对于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更能提供直接的帮助。但这些书目，内部编印而尚未正式出版的居多，限于篇幅，这里不可能全部详细介绍，只能就正式出版的大部头的工具书或少数较重要的自己编印的目录略予提示。冯秉文编、中华书局1958年出版的《全国图书馆书目汇编》和各图书馆编的参考工具书目，是目录的目录，希望读者根据这种目录按图索骥，找自己需要的专科或专题书目分别加以利用。

（1）哲学社会科学总类图书

有山东师范学院图书馆1956年编《社会科学图书目录》（油印二册），沈阳农学院图书馆1956年编《馆藏总类、哲学、社会科学图书目录》（油印一册），山东省图书馆1957年编《馆藏社会科学图书目录（中文平装书目第6种）》（铅印一册）和《馆藏社会科学图书目录（中文平装旧书）》（计划出版，铅印），沈阳农学院图书馆1956年编《馆藏语文、文学、艺术、史地图书目录》（油印一册）等等。

另有人民出版社资料室编译、三联书店1956年出版的 《外国哲学、社会科学著作目录（1946—1955年）》，共收入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三九九四种。分哲学、宗教、无神类，政治类，经济类，国际问题类，历史类，地理类，其他类等七个类别。

《西方名著提要——哲学·社会科学部分》，（英）汉默顿编，何宁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出版。每书前有译者所撰作者小传及书籍解题。

（2）哲学和宗教书籍

查哲学书籍：主要有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版本图书馆编辑、1958年出版的《哲学书籍目录（1949.10—1957.12）》。另据冯文秉《全国图书馆书目汇编》，专科性书目“哲学”栏列有目录三十余种，读者可径自参考。

查宗教书籍：晋释道安的《综理众经目录》，正式奠定佛经目录之基础，但已佚。其后僧佑据以增辑《出三藏记集》，成为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佛经目录。此后佛经目录代有选辑，至唐智升《开元释教录》最称完备。宋、元以后，《大藏》刊版多依智升《开元释教录》为部次，部卷纵有出入，无关大体。

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于1933年出版《佛藏子目引得》三册，是综合日本1881—1885年弘教书院刊大藏经、1902—1905年藏经书院刊大藏经、1905—1912年藏经书院刊续藏经、1922—1933年大正一切经刊行会刊行大藏经而编成（以大正本为主，其他三种为辅）。引得分三种：撰译者引得，梵音引得，经品名引得。

按历代撰译之佛教经典，基本上汇集于《大藏》、《续藏》之中，所以有此引得，极便检索。

又北宋徽宗时释惟白撰《大藏经纲目指要录》，是一部极为详细的解题书目，所录之书多至一千零四十九种，《大藏》所收，大半已在；另有清原居士王古撰《大藏圣教法宝标目》，亦为简明之解题书目。明末清初释智旭撰《阅藏知津》，在分类上有所改进。佛学典籍浩繁，译文又甚隐晦，初涉佛学者，宜先读这类解题目录。这方面，陈垣《中国佛教史籍概论》（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对读者尤有帮助。

我国战国时就有老、庄“清静无为”之说，司马谈谓之道德家。汉初好黄老之学，但尚未成宗教。后缘佛教传入，东汉末年张陵创为五斗米道，晋葛洪又在理论上加以充实，逐渐形成道教；元魏太武帝宠用道士寇谦之，道教因而大盛。此后，刘宋明帝，唐高宗、玄宗、武宗，宋真宗、徽宗等先后加以崇扬，遂使道教之势力，与佛教及中国传统之儒家鼎足而三；汇集道家经典之《道藏》，亦于宋代完成刊版。刘宋陆修静首撰《灵宝经目》，是为我国第一部道经总目。此后不断有人续修。唐开元中，列道教书籍为藏目，曰《三洞琼纲》，总三七四四卷，其后残缺。宋初遣官校定，得七千余卷；徐铉讐校，去其重复，得三七三○卷；大中祥符中，命王钦若依照旧目刊补，得洞真部六二○卷，洞玄部一○一三卷，洞神部一七二卷，太真部一四七○卷，太平部一九二卷，太清部五七六卷，正一部三七○卷。凡四四一三卷。元代兴佛灭道，焚毁《道藏》经书。明英宗正统年间重辑《道藏》，神宗万历时又辑《续道藏》，存版于清光绪二十六年为八国联军烧毁。1923年起商务印书馆据北京白云观藏明本影印《道藏》，凡一千一百二十册，这是道经的总汇。

翁独健编、燕大引得编纂处1935年出版的《道藏子目引得》，除《道藏》外，兼收《道藏阙经目录》、《道藏辑要》二书，引得分四种：分类，经名，撰人，史传（史传引得乃道藏中仙道传记之引得）。这是查检道经之重要工具书。又陈国符《道藏源流考》上下册，中华书局1963年出版，也可以参考。天主教传入较晚，明清之际有韩霖、张赓撰《道学家传》，于各教士传后列举其所著译之书名，附刊于《圣教信教》。瞿颖山《清吟阁书目》有《耶稣会士著述目》一书，清末王韬重撰时改名《泰西著述考》，录明末清初西洋来华教士之著述甚详。以上皆早期天主教之目录。此后，上海土山湾慈母堂印书馆、北平西什库天主堂遣使会印刷馆都曾编制目录。

基督教输入更晚，但亦有译著目录汇刊，如《中华基督教文字索引》（1867年出版）。此后，1907年季理斐、1918年雷振华、1939年李培廷均有续编，可供查考。

除以上宗教专科书目外，各综合性的书目也都收有宗教书籍，希读者注意。

（3）语言文字：这方面的书目很多，这里仅就甲骨、金石文字和其他较重要的几种语文书目开列于下，以见一斑。 《五十年甲骨学论著目》，胡厚宣编，中华书局1952年出 版。是书为纪念甲骨文发现的五十周年而作，辑录自1899年至1949年这五十年中有关甲骨学的中、日、英、法、德、俄各种文字的专书书目和论文篇目，共计八七六种，分类编纂，详注出版时期及版本出处。后附著者、篇名、编年三种索引，极便检查。编者是专治甲骨学商代史的著名学者，这本目录搜罗完备，分类详细，是研究甲骨学及古代史、古文字学方面的一本很有用的工具书。

《殷虚卜辞综述》（附录甲骨文论著简目），陈梦家编，科学出版社1956年出版。此书是研究安阳出土殷代卜辞的专著。正文二十章外，有附录共分三部分，其中第二部分便是《甲骨文论著筒目》。这个目录分总论、文字、文法、断代、年代、历法天象、方国地理、先公先王、礼制、宗庙、农业、历史社会等类，颇便查检。附录第三部分为《甲骨著录简表》，亦可参考。

关于一位作家或一部文学名著的研究书目也很多，可根据需要查冯秉文的《全国图书馆书目汇编》或各图书馆的参考工具书目录。

《鲁迅研究资料编目》，沈鹏年辑，上海文艺出版社1958年出版。

这本目录共分三辑：上辑为鲁迅著译及有关书目623种；中辑为有关鲁迅著译的一些原始资料目录，包括鲁迅著译最初刊出处的报刊杂志简录，鲁迅的名、号、笔名录，鲁迅的手稿抄本简录等；下辑是关于鲁迅的研究资料系年目录，共收研究鲁迅的专著五五八种、论文二千三百篇。

《红楼梦书录》，一粟编，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出版。

这是一部专书的学术书目，收录了《红楼梦》问世以来直到1954年10月为止的有关作品约九百种，为研究《红楼梦》提供了方便。

此外，虞复编、朝花美术出版社1958年出版的《历代中国画学著述录目》，中国音乐院音乐研究所编、音乐出版社1961年出版的《中国古代音乐书目》（初稿），以及其它有关艺术方面的专题书目，也极为有用。

（5）史地及其它：

《中国古代史参考书目》（1949—1973），复旦大学图书馆、历史系合编，1973年11月印。

这是为配合中国古代史教学和科研的需要，根据《全国新书目》、《全国总书目》和本单位藏书编成。计收编1949年10月至1973年6月出版和重印的有关中国古代史图书两千余种，按性质和时间顺序分别排列。

这本书目和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等1975年编印的《中国古代史论文资料索引》相配合，能够迅速反映关于古代史目前的研究状况和水平，极为有用。

《增订晚明史籍考》，谢国桢编著，中华书局1964年据北平图书馆1933年版增订重印。

此书主要收明万历、崇祯至清康熙平定三藩事件期间所有野史稗乘，撰为提要。提要首录原书序跋、凡例，按时代排列，后加编者按语。其特点是收罗材料极为丰富，但难免有错误之处。末附读书所收书名、丛书名、著者名、著者别名等四角号码综合索引，极便检索。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二所编，科学出版社于1957年出版的《史记研究的资料和论文索引》；贺次君著，商务印书馆1958年出版的《史记书录》；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编，1955年石印本《司马迁著作及其研究资料目录》；北京图书馆参考研究组1956年编印的《馆藏史记书目》；复旦大学中文系资料室1956年编印的《有关司马迁及其史记的参考资料篇目索引》等等，都为我们研究大史学家司马迁及其《史记》提供了方便。

查考中国近代史方面的书籍，可利用复旦大学图书馆、历史系资料室1972年8月编印的《中国近代史书目》（1949—1965.5）。此书根据复旦馆藏并参考《全国总书目》和其它书目而编成，对于了解解放后关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和出版情况，查找这方面的专著提供了一定的便利。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资料室编、1962年铅印本《中国近代史参考书目初编》，收录关于中国近代史方面的中外文参考书甚多，也是很有用的工具书。

又下列九种书目，也是查找中国近代史方面有关图书资料的重要目录：

齐思和编《鸦片战争书目解题》（见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之后）。

张秀民编《太平天国资料目录》（见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附录）。

中国史学会主编《捻军资料丛刊征引书目》（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出版）。

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书目解题》（见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洋务运动》附录）。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法战争书目解题》（见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中法战争》一书之前）。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日战争资料书目解题》（见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中日战争》附录）。

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书目解题》（见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戊戌变法》附录）。

中国史学会主编《义和团书目解题》（见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出版《义和团》一书之后）。

柴德赓等编《辛亥革命征引书目、参考书目》（见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辛亥革命》附录）。


清康熙时数学家梅文鼎尝选历学书六十二种、算学书二十六种，各撰提要，名曰《勿菴历算书目》，可以算是较早的自然科学书目。

清华世芳撰《近代畴人著述记》（附于三联书店1955年版《畴人传》之后），也是一本数学著述目录。

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李约瑟博士，三十多年来一直从事对我国科学技术发展历史的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是他多年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全书内容包括我国有史以来的地理和历史情况（第一卷），科学思想的发生和发展（第二卷），数学、天文学、地学（第三卷），物理学、工程技术（第四卷），化学、化工（第五卷），生物学、农业、医药（第六卷），以及这些学科得到发展的社会背景（第七卷）。作者征引了大量的文献，对我国古代各门学科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和成就，进行了详细的叙述，肯定了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光辉成就。该书值得参考，其所引用文献目录，亦可视作科技史书目。

清末王景沂《科学书目提要初编》、交通大学图书馆《三十五年来中国科学书目初编》为一般自然科学目录，均可参考。解放后出版的科技书目，如《四部总录》天文编、医药编、算法编（丁福保、周云青编，商务印书馆1956年起分编出版），《中国农学书录》（王毓瑚编，中华书局1958年出版，农业出版社1964年修订本），《中国医籍考》（日本丹波元胤撰，75人民卫生出版社1956年出版），《宋以前医籍考》（日本冈西为人撰，人民卫生出版社1958年出版），《科学技术参考书提要》（赵继生编，商务印书馆1958年出版）等等，都可参考利用。

此外，各综合性书目也包括自然科学、应用科学图书在内，如《中国丛书综录》第二册即列有农家类、工艺类、医家类、历算类等子目可供查考。

七、按作者查考其著述

 

以上六项，皆以书名为主，介绍了查找图书的几种不同的途径。如果只知作者而书名不清楚的，还可按作者查考其著述。有些书名复杂，不管是从笔画还是号码法都不如查作者姓名简易，也可先查作者再查书。由于已往所出版的目录书籍很多附有作者索引，如《四库全书总目》等书，特别是《中国丛书综录》第三册中的第二索引是作者索引的大结集，因而先查作者，再查考其著述的方法是简易可行的。

《四库全书简明目录》、《郑堂读书记》，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等书，中华书局重印的《艺文志二十种综合引得》，都有作者索引可查。《中国丛书综录》第三册前面是子目索引，后面即是作者索引。

也有一些书目，一看便知可从作者查考其著述，例如《中国历代人物年谱集目》、《历代中国画学著述目录》、《中国历代法家著述考》、《历代妇女著作考》、《中国近代作家传记暨著述要目》，其中包括《郑樵著作考》、《汤显祖先生著述版本目》等等在内，都对我们从作者转查书籍提供了方便。

此外，多数图书馆均有著者卡可供我们查找各类图书时利用。

又查作者，一般按作者姓名笔画、号码等查找，但也可根据作者的时代线索去查，或按地域查地方文献书目（包括方志艺文志）；或按作者所从事的工作查有关专科书目。总之，读者可根据自己的需要，从各种不同角度加以查找。

第二章 查考字词的工具书

 

查考字词的工具书，在我国出现较早，汉代所谓“小学”就是文字学，四部分类中的经部也有“小学”。《四库全书总目》把它分为训诂书、字书、韵书三大门。训诂书主要讲字义，字书主要讲字的形体结构，韵书主要讲音韵。现代编制的查考字词的工具书，可分为字典和词典两大类。字典以释字为主，词典以释词为主。实际上，古代的字书大都兼及音义，训诂书也讲字音，韵书也讲字义；现代的字典往往也兼收复词，词典也多以单字为词头，并释其音义，相互间既有区别，又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为了使读者对这些工具书有一定的了解，以便遇到查考字词时能选择使用，下面先简述汉字的形体演变和查考字词的工具书的源流，然后分门别类讲述查考字词的途径。

第一节 汉字的形体演变和查考

字词的工具书的源流

 

一、汉字的形体演变

 

在不断前进的历史长河中，人民群众的辛勤劳动，不仅创造了社会的物质财富，也创造了丰富多采的文化，我国文字的发明创造，就是我们的祖先对人类文化的一个贡献，也是我国古代社会从“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

据考古发现，半坡、姜寨、柳湾、大汶口和城子崖的陶器文字，当是我国文字的雏型，算来已有六千年左右的历史。商周的甲骨文和金文，已经开始具备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等“六书”特征，若不经过长时间的发展过程，不可能达到那么高的水平。

秦始皇统一六国，“取史籀大篆”，“省改”、整理、规范成小篆，而“罢其不与秦文合者”。这种统一文字的政策，既符合文字发展的规律，也符合中央政府的政令贯彻和全国经济、文化交流的需要，在历史上是进步的。

秦始皇还命程邈对民间的简易书体——隶书，进行了整理，作为小篆的辅助字体。后人为了区别于汉隶，称它为古隶。因为这种字有较广泛的群众基础，容易写，到汉代就代替了小篆的地位，成为通用的主要字体。经过长期的使用和改造，汉末它就发展成“熹平一字石经”那样标准化的汉隶。汉代对这种字体还有一种草率的写法称为草书，又称章草，但基本上还是隶书的变体，与晋唐以来的今草、狂草迥然不同。顾炎武曾说：“盖小学家流，自古以降，日趋于简便，故大篆变小篆，小篆变隶。比其久也，复以隶为繁，则章奏文移，悉以章草从事，亦自然之势。故虽曰草，而隶笔仍在，良繇去隶未远故也。”（《日知录·草书》）

魏晋之际又将汉隶进一步改进成楷书，但最初的形体还近于隶书，如魏锺繇、晋王羲之写的字，结体方扁，不同于现行楷书。唐代欧阳询、虞世南等所写的楷书就变成长方型，又经规范才成为“开成石经”那样的写法，楷书才有了定型。在楷书的使用过程中，经过游移和简化成为行书，这两种字体一直通行到现在。

我国文字的演变，就总体而言，其数量是由少到多，而字形则由复杂到简易，这种变化是经过多次改革逐步实现的。除秦代的“书同文”是由统治阶级领导进行的一次文字改革外，此后都是在广泛的实用过程中自行简化，以致约定俗成，改变字形的全貌。

直到本世纪初，又有了文字必需改革的呼声。如1904年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表》发表，1907年劳乃宣加以整理，改编为《简字谱录》。此后四十多年，推行注音字母给汉字注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