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了33年，家里还是水泥地
1977年春天，钱锺书一家三口告别了在学部办公室的蛰居生活，搬进了北京三里河南沙沟的寓所。这里成为钱锺书人生中的最后居所。记者曾在三里河一带寻找过南沙沟，这里离钓鱼台国宾馆极近，是一个颇神秘的小区，门口有人站岗，里面清一色三层高的旧式小楼，楼距很宽，中间是静谧的乔木和草坪。
黄克诚大将军的女儿黄梅是钱家的老邻居。钱先生去世的最后几年里，已经不大出门，黄梅断断续续去看望杨绛，跟她聊聊家常。杨绛讲究待客之礼，即便是晚辈，也每每要喊钱先生出来。钱锺书应一声，慢慢踱进客厅——杨绛是南方女人，一生说话都是细声软气，她唤“锺书，锺书”，不管多小声，钱锺书都能立时听到——他家的住所仍旧是水泥地面，客厅里有几件旧的家具。钱先生身穿蓝色旧中式上衣，袖子上面有补丁，面容清癯，目光宁和，嘴角微微弯起。
这是黄梅对钱锺书的最后印象。
钱锺书去世后，公家曾出面主持南沙沟小区住宅的重新装修，普遍铺装了复合木地板。杨绛是极少拒绝的人之一。黄梅说，也许那素粉墙和水泥地融进了太多有关亲人的记忆，她舍不得改变。让众多拜访者回忆起来仍略感惊奇的是，钱锺书夫妇满腹经纶，但家中却并不藏书，也不刻意收集古籍古物。他们在南沙沟的寓所，客厅即是书房，只不过两排书柜，一个书架而已，且多数是工具书。
这种摆设持续了30年。

拒绝摄像，端着蛋糕进了被窝
由于夫妻俩的脾性，这个小屋子很少接待正式的拜访。中国文联的相关领导曾在12年前拜访过钱宅，为了给当时已经住院的钱先生颁发文联荣誉委员会的证书（此事后来被坚决恳辞）。随行的中国影协副秘书长柳秀文回忆说，为了留资料，文联的人要为杨绛拍张照片，不料相机刚刚举起，她连忙说，对不起，我从来不拍照———与钱锺书先生拒绝录音和录像的态度相同，两位老人流传在外的影像资料极为稀少。
钱先生的晚辈同事郑士生跟钱、杨二老关系都比较亲密。外面的人也都知道他跟二老的这层关系，就经常辗转托人，来找他替人带话，他进出南沙沟尤其多，也偶尔“闯祸”。有一次，一个出版社的青年编辑编撰了一本钱锺书语录，因为事先没有征求钱的意见，出版社被要求将20多万本“语录”全部销毁。这件事辗转到了郑士生手里，他左思右想，给钱先生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当年莎士比亚遭遇了无数盗版，没有想到，这些都成了日后人们研究他的重要史料。据说，这封信最后还是让钱老消了气。另一次，一位来自贵州的工人，姓夏，辗转找到郑士生，想拜访钱先生。周围的人都劝他不要随便带陌生人去打扰钱先生，但郑士生还是硬着头皮带这位小夏去了钱宅。小夏对钱先生的著作研究极深，聊到兴头上，钱锺书提出跟小夏一起写文章，但小夏万万不敢。这次珍贵的谈话，小夏竟然偷偷在口袋里放了录音机！郑士生说，他不敢想像钱先生知道了这个事会多么生气，他被吓出一身冷汗。
关于这类事，另有一件生动的插曲，鲜为人知。在钱锺书百年诞辰研讨会上，有人讲起一段旧事：央视一位编导，有一次在医院采访时，偶然得知钱先生住在隔壁病房。他深知钱先生的脾气，所以扛着机器，推门便拍。其时钱先生正独自坐在床上享受蛋糕，一看有人对着他拍，竟然连人带蛋糕都裹进被子里去，全然不管奶油弄得满身满被子。这段珍贵的影响资料从未公开，但这个典故却引发了会场少有的笑声。
碰硬钉子的人是大多数。江苏电视台的记者曾在南沙沟的小院子里足足站了三个小时，在北京寒冷的冬天，上演了一出“钱门立雪”。哪知钱先生也是一个极倔的老头，他对前去劝说的人说：我不给他们这个脸，不能开此先例。
据说有一次，一个远道而来的读者，因为倾慕杨先生，从早上7点开始按门铃，索要签名，杨先生不胜其烦，只得顺了他。但这个偏执的读者依然不肯离开，他要求杨先生在书的扉页，写下“给某某”，某某是他自己的名字。这简直犯了杨先生的大忌。她跟钱先生一样，最恨别人拿自己做噱头，哗众取宠。
极少的一次采访，是1986年冬天，中国新闻社香港分社一位记者在南沙沟拜访了钱锺书。钱锺书正式地接受了专访，那天记者没有录音，专访结束时，钱锺书提出两个要求：一，专访发表前，一定要将原稿给他看，怕“失真”；二，专访发表后，请记者将境外的不同意见转告他。在这次采访中，钱锺书谈到了诺贝尔奖：“其实咱们对于这个奖，也不必过于重视。”中国文坛与舆论始终纠结在诺贝尔文学奖这个虚无的情结当中，直到近年来才开始偏于理性，在这一点上，钱锺书提前了20多年。


每次用车都给司机一笔“巨款”
钱锺书官至社科院副院长，这还是他再三请辞，最后以“不开会”为条件勉强任之。有一次一位故人到北京，本来想拜访钱先生，但当时正值两会期间（钱是政协委员），这位故人放弃了念头。事后跟钱先生提起，他顿足叹道，自己失去了小学生逃学般的快感。钱先生不收学生，没有秘书，甚至也不要专门的办公室。社科院跟他接触最多的人，是他的司机小陶师傅。“这个小陶，真该写一本回忆录”，曾在社科院担任外事工作的周永琴说。钱先生只用这辆车办过一件事，还是为别人拉地毯，其余时间，都留在所里给同事们用。有时钱先生参加外事活动，但凡超过了正常的下班时间，钱先生一定要为小陶解决晚饭问题。杨绛先生总是对小陶说：“我们晚上只是吃稀粥”，她每次都掏十块钱给陶师傅，在当时，这可是一笔巨款。遗憾的是，记者辗转打探，得知退休后的陶师傅年老多病，卧病在床，无法接受采访。
晚年的钱锺书不愿意见客，但有一次他破例见了一位中学老师。当时引见这位老师的作家施亮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提起此事，没料到钱先生爽快答应。原来曾有一位中学老师写信给钱锺书，指出《谈艺录》一处引证失误，他非常高兴，还回信致谢。这次会面持续了近两小时。这位老师的“观后感”是：钱先生真是一片纯真呀。
钱锺书跟杨绛很早就被社科院特批在家里做研究工作，同事们都极少见他。社科院的同事叶廷芳回忆说，1983年的一天，他路过钓鱼台国宾馆，离南沙沟很近，想顺便去看看久违的钱杨两位先生。他兴冲冲直接敲门，钱锺书将门开了一条小缝，一见是同事，高兴地说：“好久不见了，快进来，快进来！”但紧接着，他又约法三章：“我今天只能留你一刻钟。”
郑士生倒是仗着脸熟，常去南沙沟拜访。有一次，郑士生进门就看见钱锺书坐在椅子上，发着高烧，头上包着白毛巾降温，椅子四周堆满了高高的书。“他想用看书来减轻生病的痛苦”。郑士生叹息自己没能拍下这个经典的画面：钱先生坐在一堆书里，就像被困在围城里。

有趣!

无图无真相

呵呵，痴人轶事多

记得以前报道：其实世上有钱钟书视频的，那便是陈道明演《围城》的时候拜访了钱先生，并提出录像，钱先生居然答应了。
但是陈道明也是君子人，声明尊重钱先生的意见，不对外播放，仅供自己保存留念。
喜欢钱先生，读他的书就够了，他是一个认真的学者是，又不是偶像明星。

钱钟书杨绛两先生。奇峰对峙的并蒂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