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尊严中国

　　100年前，将《天演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引介到中国的学者严复，面对强势西方，提出“自强保种”。100年后的今天，在世界各个族群面对面短距离地“物竞天择”的时候，中国人又当如何“自强”，我们的文化尊严在哪里？

　　此刻的中国文化现状，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死水，好坏同体，激情和颓废共存，生机与衰亡同在。旧的秩序断裂，新的规则浮现。传统文化濒危，西方文化昭然，中国人在复杂的文化状态里如何自处？

　　欣慰的是，本刊第298期推出的“我们是谁”的话题，引起了广泛的反响。究其原因，最关键的还是这一话题触及了我们社会发展中的一些迷茫和未知。历史将我们放在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在迈向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我们还有太多的问题等待回答。我们今天做的，仅仅是设问和讨论。从历史的发展来看，这种探询也许要伴随着我们的整个成长历程。

　　孔子说，礼失求诸野。当传统的秩序断裂的时候，当我们与自己祖宗的血脉产生隔膜的时候，当我们回不去传统，也不甘心被西方文化整容的时候，我们高兴地看到，不仅政府官员，而且许多专家学者，社会名流和普通百姓，都在关心我们提出的话题。他们或全局或微观，从各自不同的视角试图给出问题的答案。虽然观点不尽相同，但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关注是一致的。这也是“我们是谁”大讨论的最大公约数。我们强烈地感受到，中华民族正在吸引着世界的目光，世界对我们是如此期待，而我们也可以为这个世界做得更多。

　　在编辑本期文章的过程中，“尊严”这个词如影随形，从观点各不相同的文章中透露出来。我们寻找着自己的文化符号，我们接受着外来文化的融合和冲击，但作为华夏子孙，无论我们行什么礼、学什么话、就什么医、着什么装、过什么节、住什么城，我们都应该有尊严地生活。

　　价值多元化的今天，任何一场讨论，都“不应当是独断的道德说教”。但愿本组文章所呈现出的参差多态的观点，能为理性的国人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思考元素，希望对此问题有思考的国人，能像孔子所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推己及人。如此，讨论的价值才有普遍性，才能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

　　寻找我们的“精神锚地”，才刚刚开始。但做一个有尊严的中国人之努力，将伴随我们的一生。　　本刊编辑部

　　我们可从今天的中国来看到这一点。去年，杜俊林同学协助笔者对北京、丹东、徐水县以及三个河南村——九连城、牛庄、宋庄作过一次调查，各地随机抽样300多人，这些地方的收入水平和经济发展程度当然是北京最高，丹东市次之，徐水县第三，三个河南村最低。

　　许多家庭交往、社会交往呈现经济交易的内涵。比如，在现代社会中，送礼往往是象征性的，但在传统社会中，送礼是一件很认真的事，而且要大，因为“礼尚往来”不只是为了“情”，更多的是一种借贷利益交换。

　　对六个地方的抽样调查结果是，北京人之间的借贷和礼物往来最少，丹东和徐水次之，农村人之间的借贷和礼物往来最多。因此，前者已不是传统社会，但后者仍然是。特别是在农村，借贷和礼物主要发生在亲戚之间，亲戚之外很少。由此可见，在农村，亲戚间的经济利益关系很重，家庭、家族仍然是经济互助中心。

　　当问他们“你为什么要生小孩儿？”时，北京只有12%的人说“养子防老”，而三个村平均有69%的人说“养子防老”，丹东和徐水在这两个极端之间。

　　当被问到“你是不是因为爱小孩儿而生孩子？”时，北京有55%的人说“是”，而三个村平均只有16%的人说“是”，丹东和徐水仍然在两端之间。

　　通过对总样本的计量分析发现，收入越高同时又买了某种金融保险品种的城市人更容易说“生儿育女是出于感情”，而不是为防老等经济目的。

　　这说明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发达城市，有了满足生活需要的收入同时又利用保险品种、投资基金等把夫妇未来的经济风险安排好之后，他们更多把“家”看成是感情交流、满足精神需要的社会单元，原来由“家”承担的经济功能逐渐由金融市场承担，“孝道”责任逐渐由“爱”取代，经济与金融发展正在改变这些社会的文化。相比之下，在农村，家庭关系仍然以经济交易当先，“养子”继续是规避未来风险的主要手段，那里更保留了儒家价值观。

　　那么，中国未来的文化走向会是什么呢？是朝着像北京、上海等发达社区的文化发展，还是要恢复儒家传统、走回传统乡村的价值体系呢？

　　金融发展对西方文化的影响

　　今天北京、上海跟农村的文化差别实际上是西方文化的今天跟过去的差别的映射。西方并非历来就以个人为中心，是经济与金融的发展把他们逐渐从对家庭和教会的经济依赖中解放出来。

　　为了便于讨论，我们就以人寿年金(life annuity)为例，这应该是西方对个人规避未来风险最重要的金融品种之一。寿命的不确定性极容易让自己在老年时变成后代的负担，也丧失自己的独立自主性。人寿年金便是为解决这个问题而出现的，只要购买者证明其今天身体健康，那么他可分期或一次性申购人寿年金，买到后，投资者可在50岁(也可从其他年龄开始)至去世之前每年得到事先约定的收入，这种收入支付可以继续到购买者去世或者夫妇双方都去世时为止。有了这种金融安排，父母就不必依赖后代的经济支持度过晚年，也不用担心自己会不会活得太久，经济独立显然是个人自由的基础。

　　民主、自由、法治思想与实践早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就出现，这是我们熟悉的历史，但以往不一定熟悉的是，人寿年金以及其他保险和借贷品种也在2000多年前的古希腊、古罗马出现并发展。

　　但是，有意思的是，随着罗马帝国于公元476年终结，欧洲进入所谓“黑暗的中世纪”，民主、自由与法治继而由宗教专制取代，人寿年金等金融市场也跟着消失，个人的经济风险、养老等重新由传统的家庭来胜任。结果是，西欧人的个人空间缩小，个人权利被牺牲，个性被阉割。

　　13世纪后期人寿年金、人寿保险、嫁妆基金等金融品种再次出现在威尼斯等地，15、16世纪尤其有更快的发展，并扩散到荷兰、法国以及后来的英国。这些日趋成熟的金融工具成为17世纪开始的思想启蒙运动和进一步个人自由发展的重要经济基础，现代民主政治制度也是在欧洲的这样一个背景下出现的。


　　在近代西方社会的生产力上升、人们的收入超出温饱之后，“家”的经济功能逐渐由金融保险市场来胜任，这时的“家”文化没必要那么“刚性”，也不必约束个人的自由，因为感情的交融是逼不出的，只有基于个人权利、基于个人自由选择的“家”里，父母、兄弟姐妹之间的感情交流才是自愿真诚的，才不是出于“义务”责任感而为的。中国人和西方人的儿女都会照顾父母老人，只不过前者可能更多出于“义务”责任感，而后者是出自“爱”，差别即在此。

　　儒家学者说，中华文化比西方文化更侧重精神生活的境界——这种结论很难站住脚。儒家文化强调压抑个人世界、阉割个性，让你只知道你的名分，让你丝毫不能有质疑、挑战长者或权威的动向，只能按照士大夫给你设定的麻木人生去过日子。相比之下，西方“家”文化已经走出利益交易功能，强调的是个人的权利与自由，让你根据自己的偏好和世界观去不受制约地最大化自己的精神世界。一种是被阉割个性的精神文明，另一种是个性自由被最大化了的精神文明，哪种境界更高、更能丰富人生之体念？

　　从北京、丹东这样的大中城市的文化观念变化中，我们看到，随着经济和金融证券在中国的快速发展，大中城市的“家”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其经济功能也逐步由金融市场取代，看到儿女时父母看到的不再首先是自己的投资和养老保障，也不再把儿女当成是自己的财产，“家”已主要是情感交流、心灵沟通的地方。家庭生活不再死气沉沉，而是越来越有个性，父母跟子女间的交往也日益平等，个人自由在中国终于有了更好的基础。这是中国主流文化发展的大趋势。

　　从原始社会到农业、到工业、再到服务业社会，人类的制度性文化总在随着生产力和金融市场而演变，其整体方向是个人自由空间的最大化，发展就是使个人自由。最初在生产能力低下时，人是迫不得已接受部落公有制，牺牲个人与家庭；一旦农业使人的独立生存能力稍微提高，人们的基本生活单元就从部落归缩到宗族、家族，然后再归缩到离个人更近的“家”；到了工业社会，生产能力远远超过人的温饱需要，金融市场的发展又将经济互助交易功能从家庭剥离出，使个人从家庭的经济制约中得以解放，给他以最大自由追求自己精神世界的最高境界，是经济发展和金融市场解放了个人。北京、丹东等大中城市文化观念的变迁即证明人类追求自由的自然倾向，这一点不会因人种而异。因此，在今天的发展水平上，儒家基于“三纲”的家文化和由此延伸的政治哲学可以休矣。★

　　(特别感谢杜俊林、袁为鹏、曹辉宁、李利明、韦森、文贯中、龙登高、李健、李景强、Helen Siu、周年洋、周克成、周程、杨培鸿、鲁西奇在本文写作过程中提供的帮助与建议。)

●阿城：要文化，不要“武化”

中国文化已经没有了，但我们有心把它找回来

　　★ 本刊记者/孙冉
 
　　中国新闻周刊：如何看待现在中国人传统文化标识淡漠的现象？

　　阿城：你说的那些只是文化样式，中国文化已经没有了。“文化”是什么，是相对“武化”说的。人本来是动物，动物世界是“武化”的世界，谁的力气大就把东西拿走。

　　从有文字记载开始，是周公治理天下时定下规矩：我们都要得到的东西，不可以你力气大就独吞了。因此大家的关系是“文”的关系,这个关系和原则深入到生活和语言的细节里就是“化”。

　　中国几千年的皇帝统治，虽然做着“武化”的事，但在表面上都要“文化”，皇帝死后若封“文”号，那是最高的级别；像汉武帝，就低了一等。

　　我们现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都很不客气，没有礼让，塞车是为什么，谁也不让谁，没说两句，马上就骂起来了。整个社会还处于一个“武化”的状态。

　　中国新闻周刊：就个人来说应该怎么做呢？

　　阿城：通过选举机构，竞选人民代表。朝阳区去年选上一个人民代表，当他所在的小区与物业发生矛盾时，这个代表就去和物业做抗议和谈判。如果在他当代表的期间不断提出议案，解决各种问题，这个区就发生变化。如果各个区都发生变化，北京市就发 

　　生变化。不断扩大下去，全国就发生变化。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中国哪里做得最好？

　　阿城：现在这件事做得最好的是广东省，出了任何事就找人民代表，人民代表马上就找政府官员。广州的很多问题，诸如火车站那边很乱，5个广州市人民代表叫广

　　州市公安局必须解决，而且是有期限的，这件事就改变了！有个人民代表不为群众上述意见，也被成功罢免。如果广东省的情况能在全国推行，中国就会有很大的改变。

　　那些有心想要改变中国现状的人，都去积极参选民主选举，所有选民都积极支持，作为他坚实的后盾，维护自己的权利。其实很多人都明白这个道理，只是忘了或者忽略了这条合法的路。

　　中国新闻周刊：中国人如何在国际上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阿城：为什么要扮演，为什么要演另外一个人？该什么样就什么样，(不要)碰到外国人就说对不起，我们现在是“武化”的，但我们有心转为“文化”的。人家会认可你诚实的态度。★

●叶锦添：当中国人开始觉得受伤，就会有改变 

叶锦添：当中国人开始觉得受伤，就会有改变

　　一个有廉耻的人会发现，没有归属感，就站不到世界中

　　★ 本刊记者/文晔

 
 
 
 
 
 
 
　　当中国电影界还在“后《卧虎藏龙》时代”的浮躁中挣扎，叶锦添却沉潜下来，在2004年为昆曲《长生殿》所作的设计中，我们看到一个“比传统还传统”的他。

　　中国新闻周刊：“我们是谁”对你还是一个问题吗？

　　叶锦添：我做这道功课，是从去欧洲游历开始的。欧洲让我震撼的是，这不是我们的东西。我生在香港，很难建立中国人的自我意识，虽然看到一些中国的东西，但都是又差又土。从欧洲回来后，我喜欢中国了，但是讨厌中国人，讨厌他们没有把中国的东西做出来。

　　接下来的7年里，我一直是很穷又很骄傲的那种，有拍电影的活也不接，花费很多时间去想，比如意大利的时装，前人的生活，我想要找到中国现代的东西，让我们骄傲的东西。

　　最大的改变，是1996年因和林怀民合作歌剧《罗生门》再次去欧洲。我没念过大学，年纪又轻，怎么能让那些骄傲的法国人跟我合作？所以，我一去就给他们上课，告诉他们什么是中国艺术，之后他们都很尊重我，因为我做的东西他们都做不出来。中国文化深藏不露的力度和东方美学的震撼效果，让我成了他们当中的一分子。

　　到2004年的《长生殿》又是一个转折，过去我很疯狂，但是到《长生殿》我又想做回传统了，我也有那个能力去做了。

　　中国新闻周刊：你认为属于中国传统的美是什么？

　　叶锦添：每个东西都有他的根，但在中国现代的表演艺术里找不到根。比如昆曲，其实你已经很难看到它原来的样子。昆曲在现代社会是脆弱的，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去生长它，就该把它留在最美的那个时刻，留在明末。

　　《长生殿》的尝试，让我看到兴奋的东西，但那丢失的，也真可怕。以法国为例，有些人捍卫巴洛克风格，也有些人捍卫文艺复兴风格，他们的文化是丰富的，有原来的历史在。但是中国断裂了。最悲哀的事情可能是，几代人之后，重建中国文化的契机有了，但传统却没有了。

　　每门艺术都有它最漂亮的时候，我试图把最美的凝固在那里。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我做的衣服虽然看起来很古典，但其实没有一个古典的元素。

　　我把时间看成一个圆圈，现代和传统，没有那么强烈的隔阂。唐朝和汉朝是一样的，我只看最好的东西，把它放在心里，当我做创作的时候，这些东西随时可以拿出来。

　　中国新闻周刊：你怎么在各个时代中找到可以延续的东西，并且把它们糅合在一起？

　　叶锦添：现在，中国文化最痛苦的地方就是它回不到以前，和传统无法沟通，这是文化之痛。沟通分为两种，跟同源文化之间的沟通，带来一种归属感；而跟文化迥异的欧洲的沟通是一种交流。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没有归属感，只有交流。

　　比如，重要活动都穿西装，就是个问题。如果说穿西装是为了加入地球村，为什么韩国人仍然在穿韩服？你说我(显得)胖，难看，都无所谓，因为我就是韩国人，这是一种民族自尊。可是，我们穿什么呢？我们没有属于自己的东西：中山装不是中国的而是日本的；旗袍本来很端庄，但是你不懂精髓，穿紧身高开叉的，反而显得没教养。

　　中国的东西在哪里？现在要找回那种沟通的能力。应当警惕的是，仅仅把这种沟通领悟说成是回归传统就太简单了，往回走其实很危险，传统也会变成权威，而什么东西一旦变成权威就很危险。

　　中国新闻周刊：那该如何保留美？

　　叶锦添:这一个部分是行动，保留传统，但也要创新；关键是要让文化在自由发展中生长。

　　目前的大片现象是一种整体的文化认同焦虑在电影的投射。中国人的自尊心很强，当他觉得开始受伤了，就会有改变。

　　一个有廉耻的人会发现，没有归属感，就站不到世界中，包括李安，也是从面对西方的自卑感中走过来的。

　　不过，也没必要悲观。我们要给文化以时间，大陆从没有物质享受的环境，变成现在比香港都厉害，用了30几年，大家都好像压缩的人一样，自然焦虑。等一切都平衡了，钱都不重要了，文化就来了。★

●马云：梦想是中国商业精神的原动力

马云：梦想是中国商业精神的原动力

　　几十年后，我们的国家将会成为世界上的经济强国——如果有那一天，

　　我希望这个成就里面有今天我们这些人的努力

 
 
 
 
 
 
 
　　★ 本刊记者/谢良兵

　　1995年，马云第一次在西雅图上互联网，登陆的网站是雅虎，他输入“Chinese”的关键词，但是当时雅虎的搜索答案是“没有数据”。这促使他开始创办中国黄页，进而有了今天的世界独有的阿里巴巴、淘宝以及收购来的雅虎(中国)。

　　这位被英国首相布莱尔称为“改变了全球商人生意方式的中国人”，酷爱武侠小说，“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这句金庸亲笔的条幅就挂在阿里巴巴名为“光明顶”的会议室中……一切都是那么的“中国”。

　　中国新闻周刊：为什么当年一个“Chinese”的词没有搜索到就触动了你 创业的情愫？

　　马云：“Chinese”是英文里面最能体现中国的词汇，偌大的中国，在现在看来浩瀚无比的互联网世界里面竟然是空白，我想每个人都会想要去做点什么的，我不过是确实做了这么一件事而已。

　　中国新闻周刊：你理解中的“中国精神”应该是什么？您认为，作为一个企业家，他和他所带领的企业应该具备什么样的“中国精神”？

　　马云：中国互联网缺少独立精神是天生的问题。阿里巴巴的独到之处就是不会跟着美国人走，也和中国纯粹本土的想法不一样，以至于我们的独特世界观被笑称“异类”。如果是为了做搜索的概念去做搜索，那么我们就不会做了。我并不是要干革命，要颠覆谁，而是觉得搜索仅仅是为人民服务的。

　　今天Google的技术，纯粹是为技术而技术的，它是个工具，互联网是个工具，它是帮助别人成功的，他永远是帮助别人，而并不是自己的成功。也许陈天桥骨子里有点独立精神，丁磊也肯定有，但是这种气质在中国互联网界缺少施展的空间。阿里巴巴要倡导的是成年社会的互联网，而不是现在网易、新浪、腾讯们所主导的，让少年们肆意玩乐的互联网。

　　“中国精神”是什么？这个话题太大，小一点说，一个企业家靠着个人的努力奋斗，靠着对社会的责任感，把企业一步一步做大，对社会做出贡献，这些我觉得就是一种体现。也是因为这一点，雅虎参与了中央电视台《赢在中国》的节目，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找到和提倡“中国精神”有所帮助。

　　我记得参加《赢在中国》活动时，有个评委说，曾经有一个调查，调查了世界上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奖人，问他们哪个国家是最强的经济强国，多数人说的是中国，也有一两个人不确定。可是我更愿意相信是中国，我希望是中国。

　　几十年后，我们的国家成为世界上的经济强国——如果有那一天，我希望这个成就里面有今天我们这些人的努力。

　　准确点概括，一个企业家和一个企业应该具备的“中国精神”，我觉得第一，应该有一个梦想和一个可以看到的愿景，一个企业的梦想、价值观和使命感在很多时候是一脉相承的，一个拥有伟大梦想并尽一切力量去实现梦想的企业会比只是追求利润的企业拥有更大的能量和动力。而使命感则是一个公司存在的基本原因。这些都是国外的CEO天天讲的。★

●董光璧：要批判的不是祖宗 

董光璧：要批判的不是祖宗

　　对传统产生怀疑的根源在于当前中国科技和经济的落后；而一种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则来源于本民族为世界所做的贡献

　　我认为，有关传统文化问题的讨论应当提高到战略思考的高度，而文化战略的确定要 
 基于对文化系统的结构和文化系统的演化机制的认识。作为创造未来文明的必要条件之一，中国传统文化应当作为世界稀有的资源加以尊重和珍惜。

　　传统是创造未来文明的必要条件

　　英国历史学家韦尔斯提出文明演化的“冲突和融合”机制。他比较明确地描述了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冲突和融合如何创造了工业文明，而把未来的后工业文明的形成问题留给了我们这些后人。在人类进入工业文明以后，人类社会的主要冲突是工商文化对农耕文化的进犯。未来新文明必将在工商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冲突和融合中产生。中国传统文化是农业文明时期农耕文化的典型，它应该作为在创造未来文明中与工商文化并存竞争的文化因素加以关注。百余年来超越工业文明的诸多理论尝试，似乎都没有以工商文化与农耕文化的融合作为出发点。

　　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不乏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冲突，其结果是中原的农耕文化同化了游牧文化，而没有如欧洲那样通过融合创造出工业文明。在当今世界的工商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冲突中，如果我们不满足同化于工业文明，那就必须致力于通过两种文化的融合来创造未来的新文明。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在2004年那次与杨振宁先生的讨论中曾经强调，传统是创造未来文明的必要条件之一。在这个必要条件中，中文和中医药学是最有活力的因素。

　　中文是延续和传播传统的重要载体

　　我们同胞中的一些人曾经怀疑过中文适应现代文明的能力，一度试图把方块字改成拼音字。近百余年的经验表明，汉字经受住了科学的考验。中国天文学家李竞的研究表明，所有的现代天文学名词都能用中文很好地翻译和表达。

　　尽管中文可以无甚困难地表达科学概念，我们还是经常听到夹杂着一些不必要的英文词的科学讲演，一些科学术语本可以意译的也简单地音译了，甚至在中国本土召开的世界华人物理学会议也不接受中文。美籍华人物理学家丁肇中在2004年世界华人物理学会议上用中文讲演，对这种无故忽视母语的行为是一种警示。

　　对于一个民族来说，语言是不可以丢的。如果失去自己的语言，文化传统也就无法延续。现代文明是以科学为基础的文明，如果一种语言在表达科学概念的时候能够比较顺利，语言的存在就没有问题。汉语是一种优秀的科学语言，不仅不应该丢弃，而且要发扬光大。

　　在汉字改革过程中，简化汉字虽然减少了学习汉字的一些困难，但也带来传承文化传统的损失。我们现在正在全世界建立孔子学院，中文必将在向世界传播我们文化传统的过程中起重要作用。

　　中医药学是惟一还活着的科学传统

　　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形成于17世纪的欧洲，以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为其代表性标志。在追溯其形成历史时才有古代科学之说，人们通常要追溯到古希腊文明，而与中国文明则没有源流关系。但在类比的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谈论中国古代科学。中国的科学传统，大多汇流到产生于欧洲的现代科学中去了，惟独中医药学还独立存在着，这是值得认真研究和对待的。

　　但今日的中医药学已经处在一个非常危急的时期。不仅中医师的数量日益减少，而且大部分中医院举步维艰。据说很多医院都不愿意接受中医院校的毕业生，原因在于他们的应急能力比较差。按照医学史家廖育群的看法，中医界的一些教授都读不懂《黄帝内经》，现在的中医院校毕业生就更不用说了。在西医数量远远超过中医的情况下，中医的“特长”退缩到那些被西医认为是不治之症的疾病，而且中药比西药还要贵，中医在中国的存在确实岌岌可危。加之有人在网上征集取消中医的签名，这对于危机中的中医药学的发展更是雪上加霜。


　　关于如何对待中医药学的问题，我主张让它自然发展，既不要人为地消灭它，也没有必要特意地保护它。中医药学的前途在于，它在创造新医药学时是否能发挥作用。如果未来的新医药学是通过中西医融合产生的，那就表明中医药学发挥了作用。如果是中医同化于西医，那就等同于中医的消亡。中医同化西医则是不可能的，因为西医是以现代科学为其基础的。在未来的新医药学当中，如果能够包含中医药学的东西就很好了。如果真的一点东西都留不下来，那中医药学可能就是真的要消亡了。但我还不至于那样悲观。

　　已有的中西医结合成果主要是，分析中药的化学成分，中医利用西医的生理化验，西医开中成药处方。在用现代科学研究和表述中医的特有概念时，诸如经络、气功和特异功能等，一些人由于过于着迷而往往失去应有的理性和科学态度，用貌似科学的语言叙述一些不科学的结论，这无疑是令人们失望的。中西医结合研究还不能令人满意，但随着它的发展总有可能留下某些理想的东西。以现代科学手段发展统一的新医药学，不仅需要在两个医药学体系之间建立起对应关系，而且需要协调逻辑、建立统一的概念体系。

　　文化的影响来自本民族对世界的贡献

　　中国文化目前在世界上的影响很小。原因是近几百年来，中国对世界没有做出太多的贡献。一个民族立足于世界，主要靠的是这个民族对世界的贡献，包括科学发现、发明，也包括对恶势力的反抗。

　　中华民族曾经对世界文明的进步做出过重大贡献，但工业文明是由欧洲人创造的。中国人对现代科学的贡献可以说是微不足道，我们的国际科学论文只为世界总量的百分之几，而且其中又只有百分之几是高引用率的。

　　我们有了一点贡献，世界给予我们的回报是足够丰厚的。由于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贡献，我们成为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也就是进入了世界政治五强。经过改革开放，在未来的50年内我们有可能进入世界经济五强，我们也应该有信心再用100年进入世界科学五强。

　　但这需要批判阻碍创造力发挥的那些现实因素，而不是一味地批判祖宗。我们不能盲目地模仿“五四”时代的批判，那时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是在批判现实——因为传统深深地影响到了现实中科学技术的发展。而现在，批判传统文化却是在批判祖宗。传统文化现在不是阻碍中国发展的主要因素，你可以对现实中的其他阻碍因素不冷静，但没有必要对孔孟之道不冷静。

　　在中国近代历史中，启蒙思想家严复、蔡元培和胡适已经注意了中西文化融合问题的重要性。当代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提出，“文化冲突”将取代意识形态和经济的冲突主宰世界。针对这种新动向，中国社会学家费孝通提出“文化自觉”，即对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有“自知之明”，以适应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认为传统是创造未来文明的必要条件。★

●梁晓声：我没有凭吊的情绪

如果我们真能够达到西方发达国家那样的文明程度，绝对是一件好事情

　　★ 本刊记者/罗雪挥 ☆/刘芳

 
 
 
 
 
 
 
　　“什么是中国文化的标识？当我们说传统文化的时候，这是个非常莫衷一是的、模糊的、相当泛化的概念。”梁晓声严肃而坦率，“作为个人，生活在当今中国，他想穿什么样的衣服、吃什么东西、怎样过年、唱什么歌曲，这个没有必要讨论。如果这不影响他文明起来，这完全是个人的自由。”

　　北京电影学院旁，一条小街上的旧宿舍楼里，梁晓声接受了记者的访问，“比如说我们一直用筷子，有一天我们都不用筷子了，(开始)用刀叉了，用就用了吧，那又怎么样呢？我们一直在吃中餐，后来都变成西餐了，如果认为西餐也可以，生活水平也都能达到，那西餐就西餐吧！穿西服就穿西服吧。”

　　被称作是平民作家的梁晓声不愿意侈谈精神。他深黯普通百姓的艰辛，如今，梁晓声还告诫他的学生，先好好工作，解决了生存再去搞文学创作。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受到西化的担忧，梁晓声连声反问：“真的有这么一天吗？我们能够住上西方那样的大房子？能够有西方那样的工资？能够有西方那样的年假？”梁晓声认为，如果我们真能够达到西方发达国家那样的文明程度，绝对是一件好事情，因为“只有到那种文明程度的情况下，这个民族才会回过来有意识地、有效地和由衷地来尊重、珍惜自己的传统。”

　　梁晓声一脸担忧地朝向记者，“在今天，你无论如何不可能希望我们十三亿国民都成为传统文化的发自内心的眷恋者，中国有些地方的物质生存还没有解决，生活水平还处于很低的程度，对这些人你就别跟人家谈这个话题。”

　　传统的败退

　　虽然对西方文明持开放态度，梁晓声仍然痛心地承认，我们之所以对西方的时尚文明快速地接受，还是缘于一种文化自卑心理，而中国的传统文化在西方强势的文化冲击下，“几乎是大面积的、节节败退的在消亡、变异或者陷入要保护它也很困难的境遇。”

　　梁晓声曾经在机场看到过这样的情形，参加同一个中外联合夏令营的孩子们，欧洲国家的中学生各持一本书，其中一个男孩还在读中文的《成语典故故事》，显得非常沉静；而中国的中学生各拿手机，皆在不停地发短信息，手指快速按动，神情紧张。“这样的一代孩子，你们高兴吗？”梁晓声不无忧心，他认为一个国家、民族在普遍状态下的压力越小，对艺术文化的品质要求越高。而如今，各年龄段、各阶层的人压力都相当大，“从小学生到我这个年龄，大家都备感倦怠。”结果人们对于文化的要求就变成了减压，需要快速、有效，“在这样一个状态下，我们来维护传统，肯定是很难的。”

　　梁晓声将这种困境归结于“我们这个民族没有一个明确的保护自己文化传统的意识。”梁晓声介绍，从五四开始，我们就借助了西方的力量在思想文化上吐故纳新，如鲁迅所说“借的是一剂猛药”。而建国以后，当时所有通过革命夺取政权的社会主义国家又一度都具备了两大特点：“第一是肯定拒绝与非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进行交流碰撞，第二是对本国家本民族以前的文化进行决然的否定。”梁晓声表示，“这是人类文化史上的一个现象。这类国家的文化都变成了前无自己的根，左右也无取长补短的意识。革命之后，传统文化很难维持。”

　　而在否决传统文化方面，梁晓声认为中国又做得更加彻底，比如当时的苏联还一直保持着古典交响乐和古典芭蕾，而中国只剩下了八个样板戏，梁晓声将其称为“红色经典”，虽然也是传统，但是那是革命传统，“具有教化性、创作方法的局限性、文化品种的单一性”，而开放后涌进来的西式文化则是轻松的、娱乐的，具备很大的创作空间，梁晓声对这场较量的结果并不意外，“这两种文化相对比，几乎可以肯定年轻人会倾向于后者，何况时尚本身肯定比传统更有吸引力。”

　　不要把人文说得那么高级


　　梁晓声曾经在课堂上与学生们做过一次对话。他让学生坦率地说出自己对于物质的最高理想。有同学说希望住别墅，越大越好，最好还有游泳池。梁晓声说，老师是一个过来人，快接近人生边缘的年龄了，假如我预测我们班的大部分同学都不能在三十几岁之前住上大别墅，大家会难过吗？会沮丧吗？会有失败感吗？那我就要告诉大家，有一种文化告诉我们，原来我们不需要为这个沮丧。

　　“全世界都有这样的文化。你用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来说这个观点，可以啊，你用罗素的观点或者培根的观点说，也可以啊。”梁晓声认为，不可以用一种接近于凭吊的、哀惋的眼光看过去的一切旧事物，进行文化自我崇拜，文化应该作用的是人类情怀和人性，比如善良和博爱，在这个认识上，东西方是共通的，“而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哪一种方式更能影响人就用哪一种方式。”

　　而如今令梁晓声备感担忧的，恰恰不是中式传统的消亡，而是现代文化的变异和现实社会的压力：“正直、同情、无私、社会公益心、助人为乐，经常处于被践踏、被嘲笑、被解构的时代。”梁晓声在北京单向街书店的讲座上表示，这样的一种文化才相对地要命，也许有一天我们就会受到文化的惩罚。

　　梁晓声刚刚出版了反腐小说《欲说》，取自“欲说还休”的意思，为避免影射之嫌，每行字都要斟酌，为此承担了沉重心理压力的梁晓声表示，“这是我最后一次表达对现实社会的介入”。如今梁晓声正像“小孩子盼过年一样，第一次约会盼爱人一样”盼望着退休，能够回到农村里去静读书，“我必须得承认我是不合时宜的，这个社会太热闹了。”

　　不过，现实中的梁晓声并没有能够隐退下来，仍然在持续地通过各种管道发出自己的声音。比如他在自己教的班上，花费了三个星期给学生讲什么是人文精神。梁晓声认为，“人文在高层面关乎到国家的公平、正义，在最朴素的层面，不要把人文说得那么高级，其实人文就在我们的寻常生活中，就在我们人和人的关系中，就在我们人性的质地中，就在我们心灵的细胞中。”

　　他依然在为社会底层的人们疾书，一方面质询：“穷人的孩子们都成了罪犯，对于世界那是更可怕的事情。而若穷人的孩子们永远像父辈一样在穷困之中挣扎无望，则这世界是该趁早毁掉的。”一方面追寻、捕捉着人性之光，他在最新出版的随笔集《未死的沙威》中，引用了这样的范例：托尔斯泰听高尔基讲述了自己童年和少年时期的经历后，同情又感动，泪流满面地说：“那样的生活足以将您变成贼、骗子或杀人犯，而您却成为了作家，您使我无法不对您深怀敬意。”高尔基回答：“那是因为天使一直陪随着我成长。”梁晓声觉得，“高尔基说那一句话时，内心里一定怀念起了他的母亲，和一些善良的人吧？”他但愿，“此书能使我们中国的数量大得惊人的穷孩子们，从自己的母亲的身上，发现天使的影子……”

　　梁晓声说：“没有人道主义原则的人文主义，其实什么主义也不配是。”★

●段锦川：文化自信从敢于直面历史开始

我目前的兴趣在于回溯20世纪后五十年中我们走过的历程，以及这个过程中因为种种原因我们曾经干过的最愚蠢的事情

　　★ 本刊记者/丁尘馨

 
 
 
 
 
 
 
　　中国新闻周刊：吴文光在《流浪的北京》中曾说，“希望用记录的方式关注着中国人这种永无归宿的肉体与精神的流浪。”你认为，精神流浪，是否成了中国人在这个巨变年代下的必然命运？

　　段锦川：也许这是这一代中国人的宿命。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缺乏信仰，中国文化更多的是一种现世的文化，历来就不看重精神的归宿。知识分子的终极目标无非是治国齐家修身。 

　　在传统文化的范畴内，道德追求是一个最高目标。而近百年的思想冲突和运动几乎将传统道德标准统统践踏了一遍，其结果就是，行为失范，精神无所归宿。

　　中国新闻周刊：时代变迁下小人物的命运，是很多纪录片表达的主题。你拍了20年纪录片，许多也是关于这个主题的。这是你最关注的吗？

　　段锦川：“新纪录片”在中国出现至今十多年了，人们甚至研究者大多有一个误读，似乎“新纪录片”与过去的“宣传片”的最大区别就是把关注的焦点从大而无当的概念或者英雄人物转移到普通平民，甚至是弱势群体、边缘人群。实际上，这只是关注对象的转变，而不是“新纪录片”的实质。

　　说纪录片为某一个时代留下一份忠实的影像档案，它是纪录片最基本的要素。作为一个纪录片作者，我的看法是，“新纪录片”的出现，只有一个核心的，共同的目标，就是要讲真话，尽最大的努力去追寻事实的真相。

　　没有信仰，没有坚持，在任何代价都不用付出的情况下，(小人物)就会成为一群随波逐流的势利之徒。

　　中国新闻周刊：你最希望通过镜头，记录下什么内容，来体现这个时代中国人的精神状态？

　　段锦川：我对当下的社会越来越不感兴趣。我目前的兴趣在于回溯20世纪后五十年中我们走过的历程，以及这个过程中因为种种原因我们曾经干过的最愚蠢的事情。

　　中国新闻周刊:在去年你们拍了《粉墨春秋》，以见证人口述的方式回溯了京剧200多年的兴衰。京剧作为传统文化的一个符号，你认为，是什么导致了它魂飞魄散？

　　段锦川：我本人对京剧没有太大的兴趣，更不会把它当作“国粹”。京剧成为“国粹”无非是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青睐，帝王将相、君臣父子、才子佳人，在一个教育匮乏的时代最有力地充当了高台教化的代言人。

　　而作为一种艺术，京剧的衰落再正常不过，也没有什么可以值得惋惜的。只不过身在其中的艺人，犹如戏剧一般的人生常常让人扼腕叹息。

　　中国新闻周刊：如果你选择一种观察角度来体现中国人在这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精神变迁，你会找什么样的拍摄对象去记录？

　　段锦川：我注意到人们在议论中国乡村社会传统的丧失殆尽，但是没有看到对其原因的探究。

　　以我的常识所及，中国乡村社会遭受的第一次重大颠覆是1946年至1952年左右全国范围内的“土改”运动；第二次，也是最彻底的是1958年之后的“人民公社”运动。

　　如今的“礼崩乐坏”只是自食其果。★

●李云迪：少年中国不需自设标签

李云迪与郎朗、陈萨一起，

　　在几百年来任由西洋人驰骋的钢琴世界中，携手创立了一个少年中国

 
 
 
 
 
 
 
　　★ 本刊记者/曹红蓓

　　李云迪与另外两位极年轻、极成功的中国钢琴家郎朗、陈萨一起，在几百年来任由西洋人驰骋的钢琴世界中，携手创立了一个少年中国。少年中国需要自设标签吗？对李云迪来说，“中国”从未给他沉重的负担，只有自信的微笑。

　　“要用东方人对西方音乐的理解、诠释，让全世界的人感动”

　　“音乐无国界”这句话，被李云迪说出来显得那么由衷和贴切。“从我开始接触音乐，在我的心里从来就没有感到中国音乐和西方音乐有不同的地方。”

　　李云迪说：“我从小就立志成为世界最优秀的钢琴演奏家。我要用东方人对西方音乐的理解、诠释，让全世界的人感动。”

　　简单到透明的李云迪最擅长表现的却是浪漫忧郁的爱国者肖邦。2000年，他夺得肖邦大赛冠军的时候，未满18岁。

　　世界上另一个以演绎肖邦著称的中国人是傅聪，他曾在1955年得过肖邦大赛的第三名。在闻知李云迪夺冠后傅聪曾说:“我们中国人最能理解肖邦，因为我们中国的古典诗词与肖邦是相通的。”

　　和傅聪一样，李云迪也发现了肖邦的“中国”密码：“肖邦的作品里，无处不显示出浪漫的气息和强烈的民族感。这些都是我们的古典诗词所擅长的。对于肖邦，我能很深地进入，因此演绎的肖邦作品是我心里最自然的流露。”

　　“中国乐曲是我加演的必弹曲目”

　　2000年获奖后，李云迪没有选择立刻展开职业演奏家的生涯，而是决定到德国继续留学，直到今年。在国外的日子里，有两种时刻，他会深切地意识到“我是一个中国人”：一是当他到处找中餐馆的时候，另一个就是“在我的音乐会结束后，接受观众热烈的掌声和对我的敬仰时。”

　　他也坚持“不会因我将来的生活环境改变而改变我的国籍。我为我是中国人而感到无比的自豪。”

　　和幼年学习音乐的初衷一样，李云迪对中外钢琴作品一视同仁。“钢琴可以表达人类的所有感情，当然也包括中国人的。《黄河》《二泉映月》等很多中国的钢琴作品我都很喜欢。它们把当时中国所处的时代感情表达得淋漓尽致，每当我演奏这些作品时，都会激发起心中的民族感和责任感。”

　　这几年在李云迪的音乐会上，中国乐曲是他加演的必弹曲目。★

●“说不定梁漱溟的预言会实现”

“这种两难似乎是不可解决的：中国不能再保留它的文化了，因为正是由于当前这些问题将葬送中国文化；但是如果中国放弃自己的文化而采纳西方文化，那么在世界文化转向中国文化的同时，中国恰恰要忍受西方文化固有的那种非人性和精神痛苦”——艾恺，《最后的的儒家》

 
 
 
 
 
 
 
　　★ 本刊记者/黄艾禾

　　上世纪70年代，艾恺在哈佛大学攻读哲学博士学位时，听他的老师费正清讲到了中国的梁漱溟。他从此对梁产生浓厚兴趣，以致将梁漱溟作为他的博士论文主题，而且从此，对于梁漱溟及中国文化的追踪研究，一直贯穿着他的学术生涯。

　　梁漱溟先生的长子梁培宽说，艾恺的中文，“无论是文笔或口语，水平均甚高”。当然，以艾恺教授的中文，无论如何也无法与中国的大儒相比，但艾恺的西方身份，却让他少了中国人难以冲破的时代局限与派别束缚，更直接地给我们展示出一些真相。特别是艾恺书中的副题“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相信是击中了诸多中国人的内心痛处。以一般世人眼中，梁漱溟作为中国“最后的”也是最有名的儒家，代表的是中国文化中的保守派，或如艾恺教授所称的“文化守成派”，应该是与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格格不入的，但是艾恺教授揭示出，梁在这个问题上，其实内心充满矛盾，而他面临的这种两难，也是今天中国人心中的一种煎熬。

　　“一个全世界普遍接受的文化道德标准，这是非有不可的”

　　中国新闻周刊：在你看来，梁漱溟对西方文化的理解，他确信“冰冷的个人本位的计算”正是西方人的血液，它使人丧失了完善的生活，“人完全成了机械，要窒息而死”。这是准确的吗？

　　艾恺：准确不准确，是太简单的说法。这是个复杂的问题。梁漱溟所了解的西方文化是从书本学来的，我后来见到过梁先生，做了访问，很明显的，他对西方文化的知识，是比较有限的。他是从中国知识分子的立场，来看西方文化。在他的《中西文化及其哲学》这本书里，他看到了在西方文化内的人看不到的东西。正确不正确，这很难说。

　　但是，再过不知道多久，他原来对西方文化发展方向的预测，说不定还是对的。

　　中国新闻周刊：但现在的情形是，全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似乎都是在向西方化方向发展，在越来越丧失自己的独特文化？

　　艾恺：现代化的过程，很自然会破坏任何原来固有的文化道德观念。无论世界哪一个地方都是这样，你把100年前的印度，与现在印度的生活方式相比，100年前的日本和现在的日本相比，100年前的中国和现在的中国相比，很明显，走的路越来越一样。

　　中国新闻周刊：它对西方固有的道德也是一种破坏？

　　艾恺：对啊。现代化，即生产越来越优化，效率越来越高，每一个地方都是这样，都把原来固有的道德给破坏了。在欧洲，最明显的是，宗教的影响力越来越弱，在美国，偶尔还会有点复兴，基督教或天主教的运动，但大体上不会长期的维持下去。

　　中国新闻周刊：但同样儒家的文化也遭到严重破坏啊？难道它更有生命力？

　　艾恺：对呀，中国的社会道德标准也被破坏了。一直在破坏。它的生命力也很难说。但只有中国的文化不是建立在超自然力量的宗教的基础上的。它将来可能更容易为大家所接受。这是它独一无二的地方。

　　中国新闻周刊：这个世界，究竟有没有一个普世的价值观呢？如果有，就一定是西方的价值观吗？

　　艾恺：现在一方面是，各个地方的物质生活，越来越均质化、全球化，从贸易到文化，生活方式在全球化。但是，现在的世界，物质生活的问题越来越能解决了，可是人和人的关系问题，道德问题，却越来越不容易解决。所以，我们看到另一方面是，公共道德架构已经没有了。道德上的共有的价值判断，成为了碎片。你看最近恐怖分子的行为，他们也觉得他们那样做也是按照道德标准来行事的。


　　从这个意义说，将来一定要有一个世界文化的道德标准的。梁漱溟预测说，“质而言之，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说不定将来还会实现的，因为这个世界很明显地需要一个共同的道德标准。不然将来我们人类就分成为几个互相怀疑的对象。每一个群体，都各有它自己的一个标准。比如恐怖分子，就是很好的例子。 

　　梁漱溟把中国文化的核心，放在“伦”里头。“伦”，不像宗教，宗教是建立在依靠超自然力量基础上的，所以一种宗教很难为信仰另一种宗教的人接受。而中国的“伦”，恐怕是全世界多多少少可以接受的。

　　可能将来，这个普世的价值观，也不一定是用中国文化、用儒家这个名字，但将来人类一定会有这么一个需要：一个全世界普遍接受的文化道德标准，是非有不可的。

　　“梁漱溟是一位被忽略的大人物”

　　中国新闻周刊：以你一位西方人来看，梁漱溟一开始对西学充满兴趣，也不是一位纯粹的国粹派，但他最终会走上保守主义，成为儒家的代表人物。这里有必然性吗？是发展中国家知识分子的必然反抗吗？

　　艾恺：梁漱溟先生一向都不是什么国粹派，国粹派是把原来中国文学方面的遗产当作中国文化的中心，而梁先生对中国文学方面的遗产是无所谓的。说梁漱溟先生是保守主义，这个词，也是不对的。起码，应该把他叫做“文化守成者”，而保守，多多少少会有不好的含意。民国初期的国粹派，与梁先生也毫无关系。

　　中国新闻周刊：你的意思是，梁先生坚持的，更是中国文化的精粹的东西，而国粹派，则只要是中国的就要？

　　艾恺：对。梁先生知道，无论将来中国文化的核心会是以什么形式存在，一定会变成世界文化的一部分。而文学，那是限于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东西，不是人类全体可以参加的。

　　中国新闻周刊：梁漱溟有很多矛盾之处。这也是你在书里说到的。你怎么看他的这些矛盾？他对要坚持中国的东西，是很坚定的，但他也很清楚，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就是要走西方的路。

　　艾恺:梁也有个演变过程。在五四时代，他还是主张接受民主科学的，以后，他也不是完全反对，虽然在他那本《中国民主最后觉悟》中说，我们就不要再玩那些西方的把戏了，不过，他也没有否定科学，一向也没有否定民主，只是觉得，在那个时候的中国，真正的民主制度是行不通的。这也不算是很大的矛盾吧。

　　梁先生是很标准的中国知识分子。几千年来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是这样。我访问他的时候，他提到佛教，他对我说，他还是个佛教徒。我说，我这本书把他称作“最后的儒家”，他说，也可以接受。谈了一会儿，又谈到道教，他对道教也很感兴趣，说道教的思想也很有价值。过了一会，他又说，对，我也是马列主义者，是科学社会主义者。谁还能想象，一个佛教徒，一个儒家，也非常欣赏道家的人，还是马列主义者？这些不是表面上互相矛盾的？但对中国的知识分子，这也没有什么大矛盾，他们原来也不是很清楚地分什么派的。

　　中国到了汉朝的时候，董仲舒把儒家弄成所谓“国教”，内容也包括所谓阴阳五行，和很多法家的思想，就是个很标准的折中。到了明朝，已经有三教合一、殊途同归思想。20世纪初期，一般知识分子，也就是梁先生那样的。但后来就不一样了。政党出现，它的结构，有点太像西方的东西，不允许同时参加几个党。几种思想并存是不行的。

　　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倾向折中的现象，和先秦的思想家的宇宙观有关。他们认为宇宙是个整体，里面的成分是互相依赖的。不能说这个东西与那个东西有绝对的矛盾。

　　中国新闻周刊：其实现在的中国人，也未必是西方人想象的那样了，他们受西方的影响很大。你是喜欢梁那样比较坚持中国文化的人，还是比较西化的中国人？ 

　　艾恺：对我来说，一个人，他西化不西化，和我喜欢不喜欢他，没有多少关系的。也不会因为某某人的思想如何，而喜欢他。他的意识形态，是在其次的。

　　中国新闻周刊：也就是说，你更注重的是这个人的道德，他的为人？

　　艾恺：对。

　　中国新闻周刊：如果让你用几句话来评价梁漱溟，你怎么评价？

　　艾恺：梁是历史上的大人物，但他被忽略了。他是20世纪数一数二的，不，是独一无二的中国思想家。一般中国的思想家，他们在实践上，基本没什么活动，熊十力就是个好例子。而梁，他在实践领域，为他的思想身体力行。

　　中国新闻周刊：但是他的很多实践，后来都失败了啊。

　　艾恺：历史上所有有远见的人，都会经历失败。比如印度的甘地，他当时不也是失败了？回顾历史，梁漱溟也不能算是失败了。说不定，未来的世界文化，越演变，就会越会有点像中国固有的文化，说不定梁的思想还会实现呢。

　　“将来中国人会找到自己认同的方式，或者，发明出来认同的方式”

　　中国新闻周刊：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我们生下来就发现，我们已经落后了。我们很想赶上去，又不想全走西方的路。作为一个西方人，你怎么看这种状态？

　　艾恺：你知道，现在的世界文化，也许是以西方文化为基础的。不过，它也已经不是西方的东西了。是世界的东西了。每一个地方都对它有贡献。你说的问题，我觉得是牵涉到认同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到底是谁？这是全世界的一个问题。世界各个地方，人的心理是一样的，在西方也是如此。

　　我是来自意大利南部的一个人。我的祖先是克拉比亚山区的人。那里有几个村子，起码在20世纪初期，口语还是希腊话。可能在罗马帝国以前，那里是希腊的殖民地。或者是东罗马帝国时，那里属于用希腊语的人。五六年前，其中一个村子，组织起来，派一个东正教的神父到希腊去做神父。隔了这么多世纪，他们还要他们自己的认同。人的生活方式越一样，他们心里越想表现出他们的特色。这种例子太多了。

　　欧洲有好多地方要保持他们的方言，在学校开设方言的课程，在爱尔兰，固有的一种方言，只有几个人会讲了，最近十几年来，他们也要把它恢复起来。还有专门的酒吧，你一进门，要专门讲这种方言。

　　将来中国人以什么认同？——他们会找到自己认同的方式，或者，发明出来认同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