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濒海的国度:南汉对外关系与海外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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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庆新

 

载《高敏先生八十华诞纪念文集》

 

 

在隋唐五代史研究中,南汉就像它所处的地理位置一样荒僻,乏人问津,成果寥寥,主要是因为历史记纂荒缺,史料散见于《新唐书》、新旧《五代史》、《资治通鉴》及宋人笔记之中,甚为零碎,研究难度很大。清代朴学兴起,一些学者对南汉史事进行考辨清理,廓清南汉基本线索,例如吴兰修的《南汉纪》、《南汉地理志》、《南汉金石略》、刘应麟的《南汉春秋》、梁廷枏的《南汉书》等,其中《南汉书》比较完备,后人认为可与陆游《南唐书》相媲美。不过,由于史料、史观方面没有重大突破,这些著作上停留在旧史水平。进入20世纪,南汉史除了一些专题外,总体研究没有大的改观。

对于南汉对外关系与海外交通研究,主要是受唐代海外贸易研究的影响,一些学者把视角从唐朝延伸到五代,例如日本学者藤田丰八、桑原骘藏、河原正博、台湾学者李东华等,从中外关系史角度探讨南汉刘氏祖籍及族属等问题。[1]近年来各地一些考古发现,为南汉与南海贸易研究增添新的资料。

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文献与考古资料,把南汉对外关系与海外贸易置于南汉整体历史以及唐宋社会变迁历史长河中加以考察,重组南汉若干海洋活动的历史片段,思考东南沿海地区商业贸易在中古社会经济变迁中所起的作用与影响。

 

一 “小南强”:南汉开国及其与五代各国的关系

 

岭南地处南海之滨,在唐代是控御南方的边防重镇。唐初设广、桂、容、邕、交五都督(都护)府,统管岭南各州及其他都督府,名岭南五管。开元间,天下之节度使有八,岭南为其中之一,由广州都督充任,统广、桂、容、邕、安南等五府经略使。[2]天宝初,于边疆置十节度使,“式遏四夷”,岭南置五府经略使,“绥靖夷僚”,仍由广州都督兼任,统领其余四管。天宝以后,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发生重大变化,藩镇权力日趋膨胀,节度使兼任管内经略、支度、营田、转运、采访、处置等使,“专一面之寄”,“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兵甲,又有其财赋。”[3]道成为军政合一的方镇。至德以后,中原用兵,“刺史皆治军戎,遂有防御、团练、制置之名。要冲大郡,皆有节度之额;寇盗稍息,则易以观察之号。”[4]岭南五府节度使(经略使)例兼采访、处置、营田、支度等使,“节度五岭诸军,仍观察其郡邑,于南方事无所不统。”[5]在五管中地位最为显赫。韩愈《送郑尚书序》云:

岭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隶岭南节度府,其余四十余州分四府。府各置帅,然独岭南节度为大府。大府始止,四府必使其佐启问起居,谢守地不得即贺以为礼,岁时必遣贺问,致水土物。大府帅或道过其府,府帅必戎服,左握刀,右属弓矢,帕首跨骅迎郊;及其至,大府帅先入据馆,帅导屏;若将趋入,拜庭三为者;大府与之为让,至一再,乃敢改服,以宾主见。适位执爵皆兴拜,不许乃止,虔若小侯之事大国。有大事,咨而后行。……[6]

 

至德二载(757)正月,除贺兰进明为岭南五府经略兼节度使,自此节度使遂为定额。咸通三年(862)五月,改岭南节度使为岭南东道节度使,仍治广州,升邕管经略使为岭南西道节度使,治邕州。[7]乾宁二年(895),赐岭南东道节度使号清海军节度使,成为国内实力强劲的雄藩大镇。

唐朝末年,起家粤西封州的刘隐、刘岩兄弟,凭着过人勇略,力扫群雄,成为岭南最大的武装势力。天佑二年,刘隐登上清海节度使宝座,加同平章事;后梁开平初,先后进封南平王、南海王。乾化元年,刘隐卒,其弟刘岩继位。贞明元年,刘岩自称南越王。贞明元年(915),刘岩表求加四邻都统,封南越王,遭到梁末帝拒绝。刘岩叹曰:“今中国纷纷,孰为天子?安能梯航万里,远事伪庭乎!”自是贡使遂绝。[8]据《资治通鉴》记载,刘岩于贞明三年八月癸己日在广州称帝,改元乾亨。但近年发现的五代何松撰《梁吴存锷墓志铭》则显示,刘岩称帝改元在贞明三年十一月一日,国号大越。翌年,改国号为汉。[9]关于刘岩称帝建国时间,当以墓志所载为是。刘氏所建汉国史称南汉,以别于中原后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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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楼2006-11-07 11:51

    南汉、吴(南唐)两个南方大国长期结盟,使楚、闽等国不敢轻举妄动,达到牵制敌方、平衡势力的目的。同时,两国结盟,“阻塞梯航”,切断了中原王朝与吴越、闽的通道,构成中原系统诸国交往不易逾越的屏障,导致“吴越贡献,朝廷遣使,皆由登、莱泛海”,“岁常漂弱其使”。

    大宝十三年,南唐后主李煜按照宋太祖的旨意,派陈省躬出使南汉,游说南汉向宋称臣,刘鋹不从。不久李煜再次派知制诰龚慎仪持书使南汉,要刘鋹息兵,行“玉帛朝聘之礼”,“俱事中朝”;刘鋹得书,极为愤怒,写信痛斥李煜助纣为虐,表示坚不附宋,并把龚慎仪囚禁起来,两国因而绝交。南汉灭亡后,龚慎仪才回到江南。[21]

    (三)南汉与楚、湖南的关系

    唐末,岭南各地存在不少武装割据势力。刘岩继位时,交州曲颢、邕州叶广略、容州庞巨昭分据诸管、自擅兵赋。高州刺史刘昌鲁、新州刘潜及江东七十余寨,皆不服节制。湖南马殷夺取桂管,把势力伸入岭南,并支持庞巨昭、刘昌鲁对抗刘岩。虔州卢光稠派兵攻岭上,其子延昌占据邵州,其弟光睦占据潮州,对刘岩造成直接威胁。开平初,刘岩采取各个击破策略,集中兵力,首先扫平了不服统制的江东七十余寨、邕州叶广略、新州刘潜,“并二州之地,更置剌史”。乾化元年,卢延昌为黎球所杀,黎自立为镇南节度使;不久,黎球卒。刘岩乃乘机攻取韶州,东收潮州。同年,刘岩夺取容州,高州势孤力薄,不战而下。岭南除桂管、安南之外,大部分纳入刘氏管辖范围。

    钱俨《吴越备史》谓:“天佑以后,中原多事,西川王氏称蜀,邗沟杨氏称吴,南海彭城氏称汉,长汉王氏称闽,皆窃大号,或通姻戚,或达聘好。”[22]自从基本控制岭南大局后,刘岩采纳杨洞潜、赵光裔等一班谋臣的计策,通好邻藩,保境息民。乾化二年,后梁以右散骑常侍韦戬为潭广和叶使,调解马殷与刘岩之间的冲突,刘岩接受调解。三年,刘岩采纳杨洞潜的建议,主动向马殷表示善意,娶其女越国夫人马氏,立为皇后,五岭南北保持一段时间和平共处。史载“梁唐之世,天下大乱,而岭海小康,民不受兵,洞潜与光裔之力也。”[23]刘氏“广聚南海珠玑,西通黔、蜀,得其珍玩,穷奢极娱,僭一方,与岭北诸藩岁时交聘。”[24]

    后唐天成五年(南汉大有元年),马殷卒,马希声继位,南汉与楚国关系又趋紧张。大有六年,楚发水军攻封州,南汉派大将苏章领神弩军3000人,战舰100艘往救,在贺水大破楚军,改变了五代以来对楚国采取守势的国防局面。七年,马皇后卒,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九年四月,南汉派将军孙德成攻蒙州,进袭桂州,为楚军击退。十二年,刘岩派谏议大夫李纾出使楚国,重修旧好,楚亦遣使回聘。马殷另有一女,嫁吴越文穆王之弟钱传璛,传璛卒,寡居;十四年,南汉高祖派摄太尉、工部侍郎卢膺为使,会同马希范的使节中军使欧阳练,前往吴越,迎娶马氏,以为继室,马氏誓不相从,遂罢。[25]

    其后,马希范、马希广兄弟先后继位,非暴即懦,楚国已呈乱势,在与南汉较量中处于劣势。刘岩认为灭楚时机成熟,派使者到南唐,相约合攻楚国,瓜分其土,唐主李昪没有答应。

    乾和六年,南汉中宗遣工部侍郎钟允章聘于楚,向楚求婚,楚王不许;允章还,中宗怒,发兵攻楚。同年十二月,南汉以内常侍吴怀恩为开府仪同三司、西北面招讨使,与巨象指挥使吴珣将兵伐楚,攻贺州,拔之;败楚将徐知新等,南汉兵乘胜攻昭州,陷之。吴珣派兵掠全州而还。乾和七年,荆南遣使南来,相约与淮南分兵攻楚,瓜分楚国。楚王马希广为其弟希萼所逐,希萼自立,“杀戮无度,纵酒荒淫,”部下离心离德,百姓怨声载道。乾和八年,中宗派西北面招讨使吴怀恩屯兵北境,伺机伐楚;楚国遣指挥使彭彦晖帅兵屯桂州防备。九年十一月,楚国桂州都监彭彦晖与知桂州马希隐内讧,南汉军队不战而下蒙州,连陷全州、桂州,乘势取宜、连、梧、严、富、柳、龚、象八州,“南汉始尽有岭南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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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楼2006-11-07 11:51

      与此同时,南唐亦派大将边镐攻楚,虏楚王马希萼,楚亡。十二月,南汉复派内侍省丞潘崇彻、将军谢贯将兵攻郴州,大败南唐武安节度使边镐于义章,遂取郴州和桂阳监。至此,南汉不仅尽复桂管之地,而且拓疆至岭北,版图包括今广东、广西、海南三省区全部及湖南、贵州、云南一部。

      不久,南唐在湖南的统治瓦解,刘言、王逵控制大部分地区。乾和十年十二月,南汉大将潘崇彻大败武安节度使王逵于义章之蠔石。十一年,南汉军队掠全州而还。宋平湖南后,南汉军队多次进攻潭、道等州,均为宋军击退。

      (四)南汉与闽、吴越、南平、前后蜀、南诏等国的关系

      闽国地处海滨,“自以国小地僻,常谨事四邻。”[26]后梁开平四年,闽主王审知遣使入岭通好。乾化元年,广帅刘隐卒,王审知派使者到广州致祭,“表同盟之心”,“永言欢好”。[27]贞明三年,王审知再派使节来广州,为其次子、牙内都指挥使王延钧提亲,刘岩以次女清远公主刘华妻之。闽人派宦官林延遇置邸于番禺,掌国信。史载刘氏有殊色,延钧嗣位后,立刘氏为后,但不得宠;延钧宠爱其父王审知之才人陈金凤,且立为淑妃,嬖之专房。永和元年(南汉大有八年),刘氏被废。卒葬福州城北莲花峰。

      王审知之后,闽汉关系趋于冷淡。乾亨七年四月,刘岩听信巫者言,前往敬州梅口镇避灾,该地西界闽国,闽将王延美带兵偷袭,刘岩侦知,遽止。八年四月,刘岩亲率大军攻闽,屯兵汀、漳境上,为闽军击退。此后南汉与闽及清源“人使不通”。

      吴越地狭兵少,长期打着“奉事中国”旗号,与吴、南唐抗衡。吴越与南汉不相邻,但有海路相通,常有贸易往来。后梁贞明五年,末帝任命吴越王钱鏐为天下兵马都元帅,发兵讨南汉;钱鏐不愿得罪南汉,佯为受命,而以“山川隔越,地方扰攘”为词,按兵不发。[28]其后,刘岩以父兄之礼事钱鏐,互通聘好。乾化四年,刘岩派陈用拙出使吴越。大有六年,钱鏐卒,刘岩遣左仆射何瑱至吴越致祭,大得文穆王钱元瓘的欢心。

      后梁开平初年,陕州人高季兴据有荆南,因地小兵弱,与梁、蜀、吴、南唐为邻,靠卑词厚币,四向称臣,以图自保。南汉建国,南平亦遣使称臣,以求赐予。

      南平虽不与南汉为邻,但却是南汉牵制楚国的盟友。刘岩称帝前,曾派王定保出使荆南,通聘好。乾和七年,荆南派使者到南汉、南唐,相约合兵伐楚,瓜分湖南,但最终没达成。

      前后蜀是西南大国,乾亨元年,南汉曾派使节至蜀通好,但后来不见有外交往来。

      南诏在唐中后期曾兴盛一时,多次侵扰剑南、岭南,造成西南边疆局势长期紧张。唐末南诏内乱,郑氏大长和政权不再扰边。前蜀建立后,南诏通中原的道路受阻,为打破孤立隔绝局面,南汉白龙元年,大长和郑仁旻派遣其弟昭淳前往南汉求婚,刘岩以增城公主妻之。长和之后,赵善政建立的大天兴、杨干贞建立的大义宁、段思平建立的大理国,都与南汉相安无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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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藤田丰八:《南汉刘氏の祖先につきて》,《东洋学报》第六卷,第274-257页,大正五年(1916);桑原骘藏著、陈裕青译:《蒲寿庚考》,上海中华书局,民国十八年,第76-77页;河原正博:《南汉刘氏祖先考》,《东洋学报》第三十一卷,昭和二十二年(1947),第491-511页;又见同氏著《汉民族华南发展史研究》,吉川弘文馆,昭和五十九年,第229-253页; 李东华:《五代南汉的对外关系》,张炎宪主编:《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六辑,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7年,第45-46页。

      [2] 《唐六典》卷五《尚书兵部》,卷三《尚书户部》。

      [3] 《新唐书》卷五十《兵志》。

      [4] 《旧唐书》卷三十八《地理志》。

      [5] 陆耀遹:《金石续编》卷十,韩愈《南海广利王庙碑》。

      [6] 韩愈:《昌黎先生集》卷二十一。

      [7] 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九十九《分岭南为东西道敕》。

      [8] 《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九,后梁均王贞明三年。年号?

      [9] 参见陈存洁:《新发现的后梁吴存锷墓志铭考释》,《文物》1994年第八期。

      [10]  王夫之:《宋论》卷一。

      [11]  李焘著、黄以周等辑:《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五,宋神宗熙宁二年七月壬午。 

      [12] 《资治通鉴》卷二百七十。

      [13] 《五国故事》卷下《伪汉彭城》

      [14] 《旧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五《僭伪×刘陟列传》,梁廷枏:《南汉书》卷十二《何词传》。

      [15]  陶谷:《清异录》卷上。

      [16] 梁廷枏:《南汉书》卷十五《邵廷琄传》。

      [17] 陆游:《南唐书》卷六《王会传》。

      [18] 梁廷枏:《南汉书》卷十二《何词传》。

      [19] 《五国故事》卷下《伪汉彭城》。

      [20] 《全唐文》卷八百七十六,潘佑《为李后主与南汉后主书》。

      [21] 陆游:《南唐书》卷六《龚慎仪传》。

      [22] 钱俨:《吴越备史》卷二《武肃王下》。

      [23] 郭棐:《广东通志》卷三十二《郡县志·南雄府》,万历三十年刊本。

      [24] 《旧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五《僭伪×刘陟列传》

      [25] 钱俨:《吴越备史》卷三《文穆王》。

      [26] 《资治通鉴》卷二百九十。

      [27] 《全搪文》卷八百二十七,黄滔《祭南海南平王》。

      [28] 钱俨:《吴越备史》卷三《武肃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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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楼2006-11-07 11:51
        二 刘氏祖籍与族属:汉人,阿拉伯人后裔,还是蛮夷?

         

        讨论南汉海外交通,首先会涉及南汉刘氏祖籍和族属问题。上世纪初,有些日本学者提出刘氏为阿拉伯人后裔或蛮夷的观点,把这一问题引入中西交通史研究领域。

        中国正史关于刘氏祖籍的记载,有彭城、上蔡、寿州上蔡三说;而其南迁原因,也有为官、经商、避乱三说。

        刘氏祖籍彭城,因当官而居岭南一说,见于薛居正《旧五代史》:“其先彭城人,祖仁安,仕唐为潮州长史,因家岭表。”[1]彭城为河南大郡,隋为彭城郡,武德四年平王世充,置徐州总管府,领彭城等7县。天宝元年改徐州为彭城郡,乾元元年复为徐州。这里是汉朝刘氏起家之地,南汉刘氏号称汉朝后裔,其祖籍自然就在彭城了。刘仁安曾任潮州长史,后来在岭南居留下来。

        钱俨《吴越备史》、王偁《东都事略》也认为刘氏是彭城人,不过《东都事略》认为刘仁安在潮州任官不是长史,而是刺史。该书称:“南汉刘鋹,五世祖仁安,唐潮州刺史,其子孙因家岭南。”[2]

        刘氏祖籍上蔡,因经商而迁徙岭南一说,见欧阳修《新五代史》:“刘隐,其祖仁安,上蔡人也,后徙闽中,商贾南海,因家焉。”[3]唐代上蔡为河南道蔡州属县。撰人不详的《五国故事》认同刘氏祖籍上蔡一说,但先迁到福建仙游,“复迁番禺,因家焉。”[4]迁居原因不详。明弘治《八闽通志》承袭欧阳修的说法,据称在南安县刘店,还有刘安仁墓;“安仁,南汉主袭(龚)之祖,本上蔡人,徙家闽中,卒葬于此。”[5]

        不过,欧阳修在另一部著作《新唐书》中,则称刘氏因避乱客居岭南:“刘知谦,寿州上蔡人。避乱客封州,为清海牙将,节度使韦宙以兄女妻之,……”[6]这里所记不仅与《新五代史》不同,而且明显有误。如上所述,唐代上蔡为蔡州属县,而寿州属县并没有上蔡。《旧唐书·地理志》谓:寿州属淮南道,武德初置都督府,领寿春、安丰、霍丘三县。贞观元年,废都督府,又以废霍州之霍山来属。天宝元年改为寿春郡,乾元元年复为寿州,领县四:寿春、安丰、霍山、盛唐、霍丘。[7]

        根据现有文献记载,刘氏祖籍彭城、上蔡可能性较大。然而,1916年,日本学者藤田丰八提出刘氏是来自福建、广东大食人后裔的新观点,引起国际史学界的关注和争议。

        藤田氏的主要论据是孙光宪《北梦琐言》下面一段记载:

        丞相韦公宙出镇南海,有小将刘谦者,职级甚卑,气宇殊异,乃以从女妻之。其内以非我族类,虑招物议,讽诸幕僚,请谏止之。丞相曰:“此人非常也,他日吾子孙或可依之。”谦以军功拜封州刺史,韦夫人生子曰隐、曰岩。隐为广帅,岩嗣之,奄有岭表四府之地;自建号曰汉,改名,在位经二纪而终,次子嗣。即京兆知人之鉴非谬也。[8]

         

        韦宙为京兆万年人,北周大司空孝宽的七世孙。父韦丹,累历容管、剑南东川、江南西道观察、节度等使,所至有治绩。韦宙以父荫历官河南府录司参军,拜侍御史,迁度支郎中;卢钧节度太原,表宙副之。出为永州刺史,迁大理卿,拜江西观察使,“政简易,南方以为世官。”咸通二年,迁岭南节度使,时南诏犯交趾,抚兵积备。三年,岭南分东西两道,以韦宙为东道节度使。八年,加检校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9]郁贤皓先生《唐刺史表》岭南道广州韦宙任期作咸通二年至九年,[10]则《北梦琐言》所记韦宙以女妻刘谦,当在此期间。

        藤田氏从人种角度理解“非我族类”,认为刘氏不是汉族,与吴兰修《南汉金石志》跋《恭岩札记》有关后主刘鋹及二子铸造铁像“状豪恶可憎,俗称番鬼”的记载可以相印证。朱彧《萍洲可谈》谓宋元佑间蕃坊刘氏娶宗女,藤田氏认为,“刘”为“阿拉伯”的音译,即Ala、Ali之对译,刘姓为阿拉伯人,也证明唐宋间广州有阿拉伯人及其后裔居住。[11]

        藤田氏此说遭到日本另一位对中外关系颇有研究的学者桑原骘藏的质疑。桑原认为,关于宋元佑间广州蕃坊娶宗女的刘姓人为阿拉伯人的说法,不能用以证明南汉刘氏是阿拉伯人的后裔,相反,宋元佑间广州蕃客的刘姓,可能是南汉所赐,“余谓唐代每以国姓赐外国人,此刘姓回民,或南汉刘氏赐与广州蕃客者,因为得姓之源欤?”[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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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楼2006-11-07 11:51

          河原正博也不同意藤田的观点,认为如果刘氏是大食人后裔的话,则与刘氏崇佛的事实相悖,因为大食人是信仰伊斯兰教的。他更大胆地提出,刘氏是封州出身的蛮酋,适应唐朝羁縻政策,而成为广州的牙将;因军功逐渐增大势力,进军广州,最终君临岭南六十州之地。至于刘氏属于何种少数民族,目前暂难下结论,可能是瑶、苗、獠之类。刘岩被封为南越王,建国时立国号越,第二年始改为汉,这与刘氏为越族有真正的关系。河原氏指出,刘氏自称两汉刘氏后裔,实为附会。[13]与河原氏观点类似,80年代末,刘美菘先生提出刘氏族属为俚僚。[14]

          尽管如此,藤田氏的观点还是得到一些中国学者的认同。80年代,中国学者陶懋炳先生出版《五代史略》,采用了藤田丰八的观点。[15]台湾学者李东华先生认为关于刘氏族属“若能判定何者为是,对了解刘氏家族性格当有关键性的助益”;他以为藤田说“较具说服力”。[16]

          笔者认为,南汉刘氏为大食人后裔一说并非无懈可击。例如藤田氏从人种角度解读“非我族类”的意义,不如从唐代门第观念和门户之见去理解更加合理,其实那是一个京兆贵胄(韦氏)如何看待边鄙贱类(刘氏)的问题;藤田氏用未必可靠的推论去印证“番鬼”,进而得出刘氏属于大食人后裔的结论,方法论上是不妥当的。河原氏的“蛮夷说”,也是推论多于实证。在没有更多可靠史料支持的情况下,尤其是还没有资料对新旧《五代史》的传统说法进行“证伪”之前,笔者以为,刘氏“大食人后裔说”或“蛮夷说”,恐怕仍只能是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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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薛居正:《旧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五《僭伪·刘陟列传》。

          [2] 王偁:《东都事略》卷十二《伪国·刘鋹传》。

          [3] 欧阳修:《新五代史》卷六十五《南汉世家》

          [4] 《五国故事》卷下《伪汉彭城》。

          [5] 黄仲昭修纂:《八闽通志》卷七十九《丘墓》,弘治庚戌刊本。

          [6] 欧阳修:《新唐书》卷一百九十《刘知谦传》。

          [7] 《旧唐书》卷四十《地理志》。

          [8] 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三。

          [9] 欧阳修:《新唐书》卷一百九十七《韦丹附子宙传》。

          [10] 郁贤皓:《唐刺史考》(五),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771页。

          [11] 藤田丰八:《南汉刘氏の祖先につきて》,《东洋学报》第六卷,第274-257页,大正五年(1916)。

          [12] 桑原骘藏著、陈裕青译:《蒲寿庚考》,上海中华书局,民国十八年,第76-77页。

          [13] 河原正博:《南汉刘氏祖先考》,《东洋学报》第三十一卷,昭和二十二年(1947),第491-511页;又见同氏著《汉民族华南发展史研究》,吉川弘文馆,昭和五十九年,第229-253页。

          [14] 刘美菘:《南汉主刘氏族属为俚僚》,《历史研究》1989年第五期。

          [15] 陶懋炳:《五代史略》,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39页。

          [16] 李东华:《五代南汉的对外关系》,张炎宪主编:《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7年,第45-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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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楼2006-11-07 11:51
            三 笼络蕃商:南汉朝廷与南海贸易

             

            广州是唐朝最重要的对外贸易中心,“地当要会,俗号殷繁,交易之徒,素所奔凑。”[1]“外国之货日至,珠香象犀玳瑁,稀世之珍,溢于中国,不可胜用。”[2]阿拉伯文献记载说,广州是阿拉伯人货物和中国货物的集散地。[3]乾符六年,黄巢率农军攻占广州,对这一港口的贸易造成重大打击。阿拉伯著述记述,战乱中外国商民死难者数以万计,导致外国商人一时不敢前来广州,而改在马来半岛西岸的箇罗与中国商人贸易。因此,“从尸罗夫港到中国的航运也中断了。”[4]

            唐末政令通行区域越来越小,国内强藩林立,“皆自擅兵赋,迭相吞噬,朝廷不能制。江淮转运路绝,两河、江淮赋不上供,但岁时献奉而已。国命所能制者,河西、山南、剑南、岭南西道数十州而已。”[5]朝廷对岭南的陷落非常重视。1955年,陕西西安西郊小土门村出土了《唐故南内留后使承奉郎行内侍省内仆局令上柱国赐绯鱼袋陇西李府君(令崇)墓志铭》,记载了黄巢攻占岭南后唐朝两次遣使出抚的情况。光启元年三月,唐僖宗“再复上京,留心五岭,欲将圣旨宣劳远人,乃命特进弘农杨公使焉。”以恢复岭南局势,争取岭南在财政上支持中央。[6]大顺以后,刘崇龟、陈佩、李知柔、徐彦若相继节度岭南,成为坚定支持朝廷的藩镇。《新五代史》云:“唐末,南海最后乱,僖宗以后,大臣出镇者,天下皆乱,无所之,惟除南海而已。”[7]

            在相对稳定的局势里,广州贸易很快恢复旧观。景福二年,昭宗授左军都指挥使检校司徒平章事陈佩广州节度使制称:“涨海奥区,番禺巨镇,雄蕃夷之宝货,冠吴越之繁华。”[8]刘蜕《献南海崔尚书》云:“南海实筦榷之地,有金珠贝甲修牙文犀之货。”[9]

            刘隐是在唐末国内动乱、岭南一隅相对稳定大势下登上历史舞台的,刘氏加清海、静海节度使后,掌握了包括外贸管理和市舶之利等地方大权。为讨好朱温,刘隐进献了大批海外珍异。开平元年五月,刘岩“进奇宝名药,品类甚多;”十月,“又进龙脑腰带、珍珠枕、玳瑁、香药等;”十一月,“进龙形通犀腰带、金托裏含棱玳瑁器百余副,香药珍巧甚多;”四年七月,“贡犀、玉,献舶上蔷薇水;”乾化元年十二月,“贡犀、象、奇珍及金银等,其估数千万。”[10]刘氏进献海外珍物之多,诸国一时无与比拟,说明岭南对外贸易之兴盛。

            后梁乾化元年,刘隐卒,刘岩继位。其时刘氏势力坐大,后梁已无法控制岭南。贞明三年十一月一日,刘岩在广州称帝,改国号大越。后梁末帝以叛逆之名,诏命吴越王钱镠为天下兵马招讨使,征讨刘岩,当时刘岩的官职为“清海、静海等军节度使岭南东西道观察处置供军粮料市舟等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保兼中书令持节都督广州刺史上柱国南平王”,[11]市舟使即市舶使。唐代于广州设置市舶使,其选官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岭南节度使或监军使兼任,二是宦官或专官充任。唐中后期,岭南节度使作为地方军政长官,对地方事务几乎拥有全权,广帅“节度五岭诸军,仍观察其郡邑,于南方事无所不统。”[12]柳宗元《岭南节度飨军堂记》云:

            唐制岭南为五府,府部州以十数,其大小之戎,号令之用,则听于节度使焉;其外大海多蛮夷,由流求、诃陵,西抵大夏、康居,环水而国以百数,则统于押番舶使焉。内之幅员万里,以执秩拱稽;外之羁属数万里,以译言贽宝,岁帅职贡。合二使之重,以治于广州。[13]

             

            岭南节度使兼管市舶,是顺理成章的。当然中唐以后也常以监军兼任市舶使,在地方很有势力。

            南汉积极向海外发展势力,“阻塞梯航,徒惑远方”,最大限度掌握南海贸易。乾亨二年秋,高祖派大将梁克贞、李守鄘攻交州,破之,缚静海节度使曲承美而归。十月,又派梁克贞帅舰队远征占城,“胁以兵威,载宝以还,”使“海外皆慑服。”[14]不过,南汉对交州的统治好景不长,大有四年,交州得而复失;此后,交州先后为爱州将杨廷艺、交州将皎公羡、吴权所占据,与南汉保持藩属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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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楼2006-11-07 11:52

              1997年,印度尼西亚印坦(Intan)海域发现了一艘10世纪的沉船,打捞出不少与南汉有关的珍贵遗物(后详)。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杜希德(Denis Twitchett)教授、英国剑桥大学思鉴(Janice Stargardt)教授对沉船遗物进行深入研究后指出,将行政中心定在广州、积极参与贸易的南汉,“不但恢复了与南海国家的跨国交流,而且继续使用唐代政府管理舶来品交易的系统。”[15]此话不无道理,鼓励通商,发展海外贸易确实是南汉的一项基本政策。

              北宋熙宁二年,宋神宗给发运使薛向、副使罗极手诏曰:“东南利国之大,舶商亦居其一焉。昔钱、刘窃据浙、广,内足自富,外足抗中国者,亦有笼海商得术也。卿宜创法讲求,不惟岁获厚利,兼使外藩辐中国,亦壮观一事也。”[16]这里的“钱”与“刘”,乃指吴越钱氏和南汉刘氏,两国都很重视对外贸易,笼络海商,前者主要发展对日本贸易,后者主要发展对南海贸易。

              大宝七年,陈守中撰《大汉韶州云门山大觉禅寺大慈云匡圣宏明大师碑铭》,至今仍存在翁源云门寺。碑铭记载大宝六年后主刘鋹派韶州都监军府事梁延鄂,会同本府官员往翁源云门山开塔,内侍监秀华宫使李托至云门寺迎文偃真身入宫的故事,其中说道:“许群僚士庶,四海蕃商,俱入内廷,各得观瞻。”[17]证明外国商民在兴王府享有居留贸易自由,受到优待。

              广州东南80里有古斗村,又称扶胥港,江宽水深,风平浪静,是天然的优良港湾。史载“南海,在县南,水路百里,自州东八十里有村,号曰古斗;自此出海,浩淼无际。”[18]隋置南海镇,开皇十四年建南海神祠于镇南。海舶出海之前,必在此祭祀海神。唐天宝十载,玄宗封南海神为广利王,“祝号祭式,与次俱升;”“常以立夏气至,命广州刺史行事祠下。”[19]大宝七年,后主尊南海神为昭明帝,“庙为聪正宫,其衣饰以龙凤。”[20]南海神封号之高,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显示南汉王朝对海外贸易的高度重视。

              明人顾炎武云:“自唐设结好使于广州,自是商人立户,迄宋不绝,诡服殊音,多流寓海滨湾泊之地,筑石联城,以长子孙。”[21]唐天宝以后,广州蕃坊聚集着为数众多的外国侨民,形成“与夷人杂处,”“与海中蕃夷、四方商贾杂居”的特色。南汉时兴王府蕃坊继续存在,并且有阿拉伯人居留。美国著名中世纪专家汤普逊(James Westfall Thompson)说,在9-12世纪的400年中,中国坎富(即广府,今广州)的“阿拉伯殖民地”(蕃坊)和中国人间的政治关系,除了9世纪末一度微有裂痕外,继续保持着和睦状态。[22]

              五代宋初人陶榖《清异录》记载后主时后宫有波斯女,“年破瓜,黑腯而慧艳,……鋹嬖之,赐号媚猪。”[23]日本学者桑原骘藏认为此波斯女来自西域波斯:

              唐宋记录中之波斯,每欠明晰,致西域之波斯(Pesia)时与南海之波斯(苏门答剌岛北岸之Pasé)相混。最近老弗(Laufer)氏于《马来之波斯及其出产》一文中,曾将此两波斯,略为究明其区别。然本章所论之波斯妇,究为西域者,抑南洋者,尚难确定。《岭外代答》卷三“西南海上波斯国,其人肌理甚黑。”此南洋之波斯也。南汉刘鋹所宠波斯女,肌肤黑色,似南洋产矣;然西域之波斯人,其唐宋时来华者,多为波斯湾滨海之Sîrâf及Hormuz人;此两处人,肌肤亦黑(俞尔、考地尔《马哥罗》一卷百八页及奥士里《伊本好卡而东方地志》百十四页)故仅就肤黑一端,不能断波斯妇为南洋女也。[24]

               

              唐代牙人又称牙侩、牙郎,是商品交换买卖双方居间说合的中介人,活跃于商业各个部门,形成行会性质的牙店或牙行,有官牙与私牙之分。天宝七载鉴真和尚东渡日本被风飘至海南,有“经纪人往报郡”。[25]这里的经纪人显然就是牙人,而且应该是官牙,说明牙人活跃于海外贸易与对外交往领域。陶榖《清异录》谓:

              鹰觜香,番禺牙侩徐审与舶主何吉罗洽密,不忍分判,临岐出如鸟嘴尖者三枚,赠审曰:“此鹰觜香也,价不可言;当时疫于中夜,焚一颗则举家无恙。”后八年,番禺大疫,审焚香,阖门独免。余者供事之,呼为“吉罗香。”[26]

               

              记录了南汉牙人在广州的活动,从一个侧面反映南汉贸易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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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韩愈:《昌黎先生集》卷二十一《送郑尚书序》。

              [2] 韩愈:《昌黎先生集》卷二十一《送郑尚书序》。

              [3] 穆根来等译:《中国印度见闻录》,中华书局1983年出版,第7页。

              [4] 穆根来等译:《中国印度见闻录》,中华书局1983年出版,第95页。

              [5] 《旧唐书》卷十九下《僖宗纪》。

              [6] 李庆新:《西安出土几方唐代墓志中之岭南资料》,《广东省博物馆集刊》(1999年),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40-148页。

              [7] 《新五代史》卷六十五《南汉世家》。

              [8] 《全唐文》卷八百二十七,陆扆:《授陈佩广州节度使制》。

              [9] 《全唐文》卷七百八十九。

              [10] 《旧五代史》卷三至五《梁太祖纪》。

              [11] 钱俨:《吴越备史》卷二《武肃王下》。

              [12] 陆耀遹:《金石续编》卷十,韩愈《南海神广利王庙碑》;该碑现仍存于广州南海神庙。

              [13] 柳宗元:《柳河东集》卷十。

              [14] 梁廷枏:《南汉书》卷十一《梁克贞传》。

              [15] 杜希德(Denis Twitchett)、思鉴(Janice Stargardt):《沉船遗宝:一艘十世纪沉船上的中国银锭》,《唐研究》第十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83-432页。

              [16] 李焘著、黄以周等辑补:《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五,宋神宗熙宁二年七月壬午。

              [17] 吴兰修:《南汉金石略》卷二,陈守中《匡圣宏明大师碑铭》。

              [18] 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十四《岭南道广州》。

              [19] 陆耀遹:《金石续编》卷十,韩愈《南海神广利王庙碑》。

              [20]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二,宋太祖开宝四年六月辛未。

              [21]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百四《广东·杂蛮》。

              [22] 汤普逊(James Westfall Thompson)著、耿淡如译:《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466、467页。

              [22] 穆根来等译:《中国印度见闻录》,中华书局,1983年,第100、115、118-119页。

              [23] 陶榖:《清异录》卷上。

              [24] 桑原骘藏著、陈裕青译:《蒲寿庚考》,上海中华书局民国十八年出版,第75页。

              [25] 真人元开著、汪向荣校注:《唐大和上东征传》,中华书局2000年出版,第67页注。

              [26] 陶榖:《清异录》卷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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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楼2006-11-07 11:52
                四 印坦(Intan)沉船:从考古发现看南汉与南海交通

                 

                1997年,德国海床勘探公司(Seabed Explorations)、印尼老海成公司(P. T. Sulung Segarajaya)联合在印尼首都雅加达以北150公里印坦油田海域25米深处海底,打捞到一艘10世纪的东南亚籍海船,长约30米,宽10米。原船相当华丽,而且装载有大量货物,其中有珍贵而数量巨大的中国陶瓷、南汉银锭和钱币,大部分运载物皆出于920-960年间,或者稍晚,相信是一艘从广州贸易归航的商船,甚至有可能是运送使节的官船,对研究南汉与东南亚关系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其年代之早,遗物之丰富,在亚洲水下考古中甚为罕见。

                据普林斯顿大学杜希德(Denis Twitchett)教授、剑桥大学思鉴(Janice Stargardt)教授对沉船进行细致深入的研究,据介绍,沉船的运载物包括:

                少量的金饰,如做工精致的戒指、耳环、衣饰、带扣,应该为爪哇所出,还遗物有数枚带檀香木图案的爪哇金币。

                铜块、锡块,共有上百个,规格一致,估计各有两吨;铜块呈圆顶平底柱状,半径约8厘米,可能来自婆罗州西南部铜矿;锡块形状像被切断的小金字塔,有檀香木图案,应该来自邦加岛或勿里洞岛。

                青铜器,有碗、托盘、三角架,典型的唐代青铜镜,为数不少的东南亚青铜镜,铜佛像。

                数量巨大的铅块,大部分呈长方形柱状,每块重约20公斤;一头打洞,便于提放,很可能是压舱石。

                玻璃,打捞时发现全部已经破碎,原物来自中东,估计为23-25公分的无嘴长瓶,大多有细长的瓶颈和扁平的颈圈,颜色则有深蓝、深绿、绿、浅绿、靛蓝、黄、深红,有些无色。

                其他,如香脂、香材、坚果、象牙等,少数动物和人类骨头。

                最值得注意的是如下三类,与南汉海外贸易有直接关联:

                (1)银锭

                据杜希德、思鉴教授介绍,银锭共97枚,含银度达到93-96%,每枚重约50两,总共接近5000两。模铸,有铸印,注明铸造厂名;大部分以银箔封套包裹,其中有18个刻有铭文“桂阳监”、或“盐税银”、或“盐务银”及“专知官”等字样;每一锭银子上皆有铭文,以两和钱标市起重量,并注明承办点交和检定其分量、纯度的官员姓名与职位(“知官”、“别副”、“副知”、“专知”),这些铭文与文献、考古发现的唐宋银锭上的铭文相似。

                桂阳监地处五岭,唐属郴州,是一个重要的采矿与铸钱基地,五代初属楚国。乾和六年(948),南汉伐楚,九年,攻取桂阳监;此后至大宝六年(963),桂阳监皆为南汉领土。这批盐利银没有标明铸造时间,有可能属于楚国之物,铸造于乾和九年以前;也有可能属于南汉,铸造于乾和九年之后。

                关于盐利银的铸造时间,关键要看沉船的年代,但目前缺乏相关资料。杜希德、思鉴先生推测,如果沉船残骸的年代是939年以前,那麽这批盐利银就有可能是楚国盐务机构所征收的盐税,然后以桂阳监所出银锭折换,用以购买南汉所产海盐;南汉再用这些银锭支付在广州的商业交易,购买南洋商货,银锭落入海外商人之手。但是,如果沉船残骸的年代是南汉占领桂阳监的951年至963年间,那麽这批银锭便可能是消费税,或者是州县向商贩课收的税项,然后以桂阳监所出银锭整合,送进广州的国库,再转到外商手中。

                笔者认为,讨论桂阳监所出盐利银,不能不考虑湖南(楚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湖南本地并不产盐,食盐供应历来依赖外地,唐代主要行销淮浙盐,五代楚国与吴国(及南唐)处于对立状态,影响淮浙盐的销路,这就给广盐北上有可乘之机。如前所述,南汉在乾化二年(912)以后不仅关系缓和,而且由于楚汉联姻,两国成为关系密切的邻邦,这种良好的睦邻关系一直维持到大有元年(928)。广盐销湘的供销关系,很可能就在这一阶段进行。其后楚汉交兵,两国不太可能进行合作。乾和九年,楚为南汉、南唐所灭。

                现有资料表明,五代时楚国确实曾行销广盐。楚人于德辰有《陈九事奏》,建议设置官纲,“立务权卖”,以收盐利。[1]于德辰,其人不见史载,但可以证明楚与南汉在食盐供销上存在合作关系,正好与沉船中银锭的“盐税银”或“盐务银”相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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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楼2006-11-07 11:52

                  出现广盐销湘的情况,一方面是楚吴关系恶化,楚汉关系改善的结果;另一方面是岭南产盐。唐代岭南潮、循、广、儋等州都产海盐,是东南沿海主要海盐产区,广盐行销岭南东西两道。乾元元年,盐铁使第五琦创立盐法,于山海井灶近利之地置盐院,行就场专卖制,“尽榷天下盐”。当时全国设监院13处,管理各地盐务,岭南为其中之一。宝应元年,户部侍郎刘晏充度支、盐铁、铸钱等使,主持财政,对第五奇之盐法损益变通,行民制、官收、商运、商销之制,即盐归民制,官收其盐,就场专卖,商人交纳税价后任其所之,所过州县,不再征税。又自淮北以南置巡院13个,主持产销,岭南亦为其中之一。其后,朝廷复于盐务繁剧之地设置盐铁留后,代理盐铁使分管当地盐务。文宗时,岭南置盐铁留后,广州是岭南的盐务管理中心。乾符初年,交、广用兵,军费开支浩大,宰相郑畋建议将岭南盐铁“委广州节度使韦荷,岁煮海,取盐直四十万,市虔、吉米以赡安南,罢荆、洪漕役,军食遂饶。”[2]可见唐晚期广盐行销至江西南部。南汉时期,由于潮盐增长,广盐出现产大于销、内销阻滞局面,经常越岭行销江西。[3]广盐销湘,道理也是一样的。

                  应无疑问,桂阳监所出银锭与湖南行销广盐有直接关系,这些银锭由楚国流向南汉很可能属于杜希德、思鉴先生推测的第一种情况,而且铸造年代在乾化年间,即楚汉联姻阶段(913-928),后来进入南汉国库,成为官府支付巨额款项的媒介。

                  由于印坦沉船大部分运载物皆出于920-960年之间(南汉高祖乾亨四年至后主大宝三年),说明这艘商船在大宝三年前后来广州做生意的,并获得这批银锭;银锭数目庞大,应该是南汉官府用以支付南洋商货(如香料)的银两。

                  (2)“乾亨通宝”铅钱

                  共145枚,因水下浸泡太久,发现时变得又薄又脆,许多粘连在一起。[4]刘隐据有岭南后,曾铸造“小铅开元”(开元通宝铅钱)和“小铅五铢”。入梁,再铸“小铅开平”(开平通宝铅钱)。南汉建立之初,铸“乾亨通宝”,乾亨二年,以国用不足,又铸“乾亨重宝”,分铜、铅二种,铅钱十当铜钱一,有大小二式,大径寸,重三铢九参,小径九分,重三铢六参。白龙初,又铸“飞龙进宝”刘龚之后,刘玢曾铸“光天元宝”。

                  南汉虽铸造多种钱币,但以“乾亨重宝”铅钱最为流行,数量也最多。铸钱的地方,已知有邕州、春州、广州、连州等。1982年,在阳春县发现7块乾亨重宝石质钱范,可以作为南汉铸钱业的物证。[5]

                  (3)陶瓷

                  有中国的,也有东南亚的。有做工精细、纹饰复杂的大型釉彩瓷器、瓷罐、瓷碗,也有粗制滥造的陶盆。可以辨认,有些瓷器来自中国定窑、繁昌窑(安徽)、越窑以及广窑。

                  唐代陶瓷在海外颇有市场,带动陶瓷生产面向国际市场,出现一些专门为出口而生产的外销瓷生产基地,当时邢州(今河北邢台)、越州(今浙江绍兴)、婺州(今浙江金华)、寿州(今安徽寿县)、岳州(今湖南岳阳)、鼎州(今湖南常德)等地的产品都非常出名;浙江、广东、湖南等地陶瓷生产还面向国外,大批青瓷和白瓷通过广州等口岸销往东南亚、印度、阿拉伯和东非地区。

                  1977年、1988年,中国考古工作者在珠江口外零仃岛与荷包岛附近两次打捞起一批与唐代新会窑冲窑、高明大岗山窑产品相同的四耳罐、三系带流壶、碗等,当为唐代外运船只遇难时失落遗留下来的。[6]在菲律宾,曾出土过与唐代广州西村窑产品一样的凤头壶。

                  日本考古学家三上次男介绍,唐代中外海路所及的许多地方,都有唐瓷出土。在埃及开罗南郊福斯塔特,发现大量唐瓷碎片,种类有唐三彩、邢州白瓷、越州黄褐釉瓷、长沙窑瓷器等。在伊朗内沙布尔遗址,发掘出9世纪后半叶至10世纪前半叶唐朝邢窑、长沙窑、越州窑产品。在巴基斯坦卡拉奇斑波尔遗址,发掘出晚唐越窑瓷器和长沙窑黄赫釉带绿彩花草纹碗残片。在伊拉克萨马腊遗址,出土过唐代瓷器残片。在印度尼西亚北婆罗洲沙捞越,也有9-10世纪越窑产品出土。三上次男特别指出:“长沙窑的瓷器在出土地的中国是很少听说过的,但却在中国以外的印度尼西亚和遥远的埃及、伊朗等地区都有发现。”[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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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楼2006-11-07 11:52

                    印坦沉船发现的定窑、繁昌窑(安徽)产品,在海外并不多见,说明这两个窑系的产品也通过广州运销海外,唐五代中国外销瓷增加了新的品种。

                    总之,印坦沉船发现中国青铜镜、陶瓷、银锭、铅钱等遗物,为南汉和五代海外交通提供极为宝贵的实物资料。

                    另外,上世纪60年代以来,我国福建、广东等地一些考古发现也为南汉海外贸易提供若干很有价值的实物资料。

                    1965年,福建考古工作者在福州市北郊新店乡战坂村莲花峰东室山发掘了闽王王延钧之妻刘华墓。墓被盗过,仅出土一些陶俑、陶瓷器及铜铁器,另外三个孔雀蓝釉瓶,红陶胎,通体施孔雀蓝釉,釉层晶莹,高74.5—78.2厘米,口径12-14厘米,小口,广腹,小底,口沿附2 耳,腹部贴饰璎珞纹或平行绳纹。这类器物在我国同期窑口未见生产,而与9-10世纪伊斯兰式釉陶瓶相似。[8]唐五代福建对外贸易日趋频繁,闽王王审知鼓励对外通商,“招来海中蛮裔商贾,资用以饶。”[9]这些孔雀蓝釉瓶很可能是福建对外贸易所致。

                    不过,由于墓主刘华是南汉清远公主,那些孔雀蓝釉瓶也不排除是她从广州带去的。吴任臣《十国春秋》记载闽王王审知为人俭约,“有使南方回者,以玻璃瓶为献,太祖(即王审知)视玩久之,自掷于地,谓左右曰:‘好奇尚异,乃奢侈之本,今沮之,俾后代无为渐也。’”[10]这里的南方,大概是指南汉。

                    不管怎样,刘华墓的发掘与孔雀蓝釉瓶的发现,证明五代东南沿海国家与海外有联系,特别是贸易往来。

                    近年来,广州市也陆续发现了一些南汉时期的遗址、遗物。2003年,番禺大学城建设工地发现了南汉“德陵”(烈宗刘隐墓)和 “康陵”(高祖刘岩墓),出土玻璃珠、玛瑙珠和料珠等舶来品,康陵还出土过一个玻璃瓶。在中山四路南越国宫殿遗址唐宋土层中,发现过类似的玻璃碗碎片,以及孔雀蓝釉陶残片。考古工作者正在对相关资料进行整理与研究,可以肯定,这些文物来自古代波斯,对南汉海上交通研究很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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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唐文拾遗》卷47,于德辰《陈九事奏》。

                    [2] 《新唐书》卷一百八十五《郑畋传》。

                    [3] 李庆新:《略论南汉时期的岭南经济》,《广东社会科学》1992年第六期。

                    [4] 杜希德(Denis Twitchett)、思鉴(Janice Stargardt):《沉船遗宝:一艘十世纪沉船上的中国银锭》,《唐研究》第十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83-432页。

                    [5] 李庆新:《略论南汉时期的岭南经济》,《广东社会科学》1992年第六期。

                    [6] 珠海市博物馆等:《珠海考古发现与研究》广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8-299页。

                    [7] 三上次男著:《陶瓷之路》,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第117页。

                    [8] 福建省博物馆:《五代闽国刘华墓发觉报告》,《文物》1975年第一期。

                    [9] 吴任臣:《十国春秋》卷九十《闽太祖世家》。

                    [10] 吴任臣:《十国春秋》卷九十《闽太祖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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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楼2006-11-07 11:52
                      五 筦榷之利:海外贸易的重要性及其长远意义

                       

                      刘安《淮南子·人间训》说,秦南征百越,乃“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汉书·地理志》谓:汉武帝遣译长航向黄支,目的之一为“市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可见秦汉经略南海,目的主要是为了获取海外珍物,以供宫廷消费。1982年,南越文帝陵出土了镂孔熏炉、象牙、乳香、圆形银盒、和金花泡饰等与海外交通相关的珍贵遗物,显示贸易与南越宫廷消费的关系。当然,不应该排除海外贸易对国家财政的意义。六朝时期,地方官府作法兴利,对贸易实施专卖,获取利润,以为上供与补助地方财政。史载梁代广州“以半价就市,又买而即卖,其利数倍,历政以为常。”[1]

                      唐代海外贸易空前高涨,朝廷在广州创设市舶使,管理东南海路通商,一方面为内库开拓财源,另一方面也为朝廷收购海外珍异;地方政府则通过参与贸易管理,获得财源。安史之乱后,为改变财政紧张状况,唐朝推行两税法,把正税划分为“上供”、“送使”、“留州”三部分,保证中央财政收入;另外,对关系国计民生的盐、茶、酒等行业实施专卖经营,对海外贸易开征“舶脚”,开拓工商税源;市舶之利通过内藏渠道资助中央财政,在国家财政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刘蜕《献南海崔尚书书》云:“南海实筦榷之地,有金珠、贝甲、修牙、文犀之货。”[2]市舶之利对国家财政如此之重要,以致于乾符六年黄巢攻占广州求为岭南节度使时朝议反对之声甚强烈,左仆射于琮云:“南海有市舶之利,岁贡珠玑;如令妖贼所有,国藏渐当废竭。”[3]

                      南海贸易的重要性无论对于南汉皇室消费、内库财源乃至国民经济,都是毫无疑问的。兴盛的南海贸易确实为南汉带来十分丰厚的市舶收入。高祖刘岩时,外贸日盛,“犀象、珠玉、翠玳、果布之富,甲于天下。”[4]后主时,“珠贝、犀象、瑇瑁、翠羽,积于内府,岁久不可较。”[5]

                      后唐同光三年,庄宗伐蜀,平之,得钱粮数百万,另有金银22万两,珠玉犀象2万。[6]吕思勉先生认为这些珠玉犀象与南海贸易有关,“盖亦自交、广来者。”又《新五代史·吴越世家》谓钱氏多掠得岭海商贾宝货,“亦可见其物之北上者不少。”[7]

                      由于厚利所在,对外贸易成为刘氏立国的重要资本。前引宋神宗给发运使薛向、副使罗极的手诏,所谓“东南利国之大,舶商亦居其一焉。昔钱、刘窃据浙、广,内足自富,外足抗中国者,亦有笼海商得术也。”[8]说明吴越钱氏和南汉刘氏重视对外贸易,都获得可观的回报。元代史学家马端临称:“宋兴,而吴、蜀、江南(南唐)、荆湖(南平)、南粤(南汉),皆号富强。”[9]明代学者王夫之云:“钱氏虽僻处一隅,非宋敌也,而以视江南(吴、南唐)、粤、蜀,亦足以颉颃而未见其诎。”[10]南汉跻身五代强国行列,相当程度靠对外贸易的支持。

                      宋太祖赵匡胤甫定荆湘,即对其弟赵炅说:“中国自五代以来,兵连祸结,帑藏空虚,必先取巴蜀,次及广南、江南,即国用富饶矣”。[11]广南、江南的经济优势,海外贸易即居其一。所以,开宝四年宋平南汉,即派翰林学士、左散骑常侍欧阳炯祭南海(炯未至,该以司农少卿李继芳),以广帅潘美、尹崇珂并兼市舶使,通判谢玼兼判官,管理海外贸易。

                      研究中国中古社会的中外学者早就敏锐地注意到,由中唐至宋,中国经历着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和“经济革命”,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和经济结构有所松动,城市与商业及其税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显著提高,尤其是宋朝把发展商业贸易上升到国计民生决策高度,实施“通商惠工”政策,确实是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大变局。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宫崎市定等把唐宋社会变革与欧洲近代化进程相比较,提出“唐代是中世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的命题。[12]

                      法国汉学家谢和耐(Jacques Gernet,1921—)比较宋元明三朝经济结构后说,14世纪的国家经济产生了明显的变化,“如果说宋代国库的大部分是由经商税所维持,而商业经济在蒙古人统治时代仍保持着一种重要性,那麽国家的主要收入此后就将由农民提供了。”[13]海外贸易在国计民生的重要是不可忽视的。宋高宗说:“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阜通货贿。”[14]据汪圣铎先生研究,北宋淳化、皇佑、治平年中,市舶课利在50—60余万株颗之间;元符年间,每年收入约41万余;崇宁、大观年间收入激增,十二年共收入1000万,每年平均111万;南宋绍兴二十九年以前,岁入更达到200万。[15]可见商业贸易及其税收在宋代国家财政与经济中是何等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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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楼2006-11-07 11:53

                        处在唐宋两大辉煌王朝之间的五代十国,在动乱分裂后面,涌动着不易觉察的社会经济变革的新动向,南汉、闽、吴越等濒海国家活跃的对外贸易在国民经济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带有“贸易立国”的开放取向与明清时期的闭关锁国政策大异其趣,不自觉地担当起唐宋“社会变革”和“经济革命”承前启后的桥梁。杜希德、思鉴先生提出的一个重要论断值得注意:印坦沉船所载的货品是一个大规模国际贸易网络的生动例证;在宋中晚期及元代出现一个组织完善且规模更大、支持南部中国制造和外销产品的产业经济相当部分的海上贸易网络之前,也就是10世纪后半段,这些经济发展已经在南汉启动。这是一个很有启发意义的观点。有点遗憾,迄今为止,中外学者由于热切关注了两头(唐和宋),往往忽略了中间(五代)。

                         

                        (作者系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博士后、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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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梁书》卷三十三《王僧孺传》;《南史》卷五十九《王僧孺传》。

                        [2] 《全唐文》卷七百八十九;亦见《白孔六帖》卷八十三《商贾》。

                        [3] 《旧唐书》卷一百七十八《郑畋传》。

                        [4] 梁廷枏:《南汉书》卷十《黄损传》。

                        [5] 路振:《九国志》卷九《邵廷琄传》。

                        [6] 《旧五代史》卷三十三《唐庄宗纪》

                        [7] 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007页。

                        [8] 李焘著、黄以周等辑补:《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五,宋神宗熙宁二年七月壬午。

                        [9]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十四《国用考·历代国用》。

                        [10] 王夫之:《宋论》卷二《太宗》。

                        [11] 王称:《东都事略》卷二十三《刘鋹传》。

                        [12] 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宫崎市定:《东洋的近世》,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一卷,中华书局1992年出版,第10-18页、第153-242页。

                        [13] 谢和耐(Jacques Gernet)著、耿升译:《中国社会史》,第339页。

                        [14] 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十四之二十三。

                        [15] 汪圣铎:《两宋财政史》,中华书局,1995年,第723-7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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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楼2006-11-07 11:53
                          你终于上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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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楼2006-11-07 11:54
                            好就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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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楼2006-11-07 19:02
                              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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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楼2006-11-07 21:04
                                DDDDDDDDDDDDDDDDDDDDD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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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楼2006-11-09 12:58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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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楼2006-11-14 12:29
                                    后主太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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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楼2006-11-18 1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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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楼2006-12-20 22:02
                                        WEFREHTYJYUKUJ;。JK,MHNFGNFTGJGHDFSGFGHFHGFJHGFFGJGHJGHHFGHGFHGFHGFHGFHHFGJGFJHGFJGJGFFGJGHJGHKHKJHLHJHKHJLH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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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楼2006-12-20 22:04
                                          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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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楼2006-12-26 01:51
                                            很好,关注ing !!!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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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楼2008-01-10 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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