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以上有关昭君出塞前历史背景的简述来看,可以得出几点认识:
其一,西汉王朝的和亲政策是一种以政治联姻求得边境安宁的手段。就汉朝来讲,是不得已的忍让政策。但在当时确实起到避免战争,达到暂时和平的效果。客观上有利于两个民族人民的和平安宁,休养生息。因此,我们不能不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这种曾在历史上起过一定作用的政策给以恰当的评价。
其二,从汉高祖接受了娄敬的建议,与匈奴冒顿单于缔结和亲,以及后来文帝、景帝时与老上单于、军臣单于的和亲,使汉初七十余年间基本上保持了与匈奴的和平友好关系。而从汉武帝元光二年马邑边界冲突,到汉宣帝甘露三年呼韩邪入朝觐见,其间约八十多年,汉王朝与匈奴之间长期处于战争状态之中。两个民族统治阶级发动的残酷斗争使生灵涂炭,生产凋弊。因此,各族人民是厌恶战争,盼望和平的。呼韩邪单于之所以能够统一匈奴,从根本上讲,乃是由于他顺应人民的愿望,实行了与汉和好,结束战争的正确策略。呼韩邪统一匈奴有功,他的与汉和好的政策,更显示了他的明智与远见。他是一个应当热情肯定的历史人物。
其三,在王昭君出塞前十八年,即呼韩邪第一次入汉觐见时,可以说就基本上结束了汉匈之间的长期战争,建立了双方的友好关系。到昭君出塞前三年,即诛杀郅支单于之后,那就彻底消灭了与汉朝对立的残余势力。因此可以说,在昭君出塞的竟宁元年,已不是由于“匈奴盛”,和亲以求苟安。准确点说,是和平友好已经实现,双方由于连年战争,耗损过甚,急需罢兵言好,休养生息,因而通过这次和亲来巩固和加强已经取得的和平与友好。王昭君自奋应选,勇敢地充当和亲使者,完成了历史赋予她的光荣使命。尽管她本人并不一定认识到自己身负重任的巨大意义,但客观上却得到了汉匈两个民族六十年的和平局面。因而,王昭君是一个值得热烈歌颂的古代美女。
三
从宣帝时呼韩邪附汉到王莽篡权后重新挑起边境冲突,中间六十余年,“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亡于戈之役。”
有人说,造成这六十年的和平局面,是昭君出塞和亲的结果。这种说法显然过分夸大了个人的作用。
任何一个历史现象的发生都有其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以前所述,由于汉匈之间经过长期大规模的战争,双方在人力、物力、财力上都遭到巨大的损失,以致使生产凋弊,人口锐减,阶级斗争日趋尖锐,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也激化起来。这时,匈汉双方都不愿、也无力再继续战争。呼韩邪附汉,请婿汉氏,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所以,应当说,昭君出塞是在当时两个民族要求和平友好的背景上产生的一曲佳话,而昭君和亲的结果又加强了并巩固了两个民族的和睦相处。昭君个人既是“和亲使者”,对于这种和平局面的出现,自然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她的历史作用至少有以下三点:
其一,昭君出塞是汉匈双方由战争政策转向和平政策的产物,此后五六十年没有发生互相仇杀的战争。因此,无论是汉朝还是匈奴,都非常重视这次和亲。呼韩邪单于号昭君为“宁胡阏氏”(颜师古曰:“言胡得之,国以安宁也。”)就证明了这一点。汉元帝为了纪念这次大事特改元“竟宁”(边境安宁),也证明了这一点。此外,1954年在内蒙古包头附近麻池乡汉墓中发现了印有“单于和亲”、“千秋万岁”、“长乐未央”等文字的瓦当。据考古工作者鉴定,是西汉末叶制造的。还有传世的单于和亲砖,上面也印有“单于和亲、千秋万岁、长乐未央”等文字,和瓦当上的文字几乎完全相同,可能是同一时代制造的。如果这些砖瓦确属西汉末叶的遗物,那一定是为纪念昭君出塞而制作的,因为这个时期只有这么一次和亲。
汉朝和匈奴如此重视这次事件,足见昭君出塞对当时政治产生的巨大影响及其历史作用。
其二,从《后汉书》的记载看,昭君是由于“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的。在临辞大会上,她又是那样“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裴回,竦动左右。”看来,她不是被迫遣嫁,至少没有哭哭啼啼。当然,现在还没有历史资料可以证明,当时她是抱着为实现汉匈和好的愿望而出塞的,她的动机很纯净,目的也很明确。这是不能妄加臆断的。但是,历史也没有记载她象细君公主那样,到乌孙后愁悲作歌曰:“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毡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鹤兮归故乡。”而是和呼韩邪单于生了一个儿子伊屠智牙师。特别在呼韩邪死后,按照匈奴习俗,复株纍若鞮单于要求复尚昭君公主,成帝勅令她“从胡俗”时,她忍受了汉族人不能接受的纲常伦理,而做了后单于的阏氏,并且生了两个女儿。我们可以想象,她当时经历了怎样激烈的思想斗争,终于服从了大局的需要。我们不能不说,为了和平安宁,昭君忍辱作出了某种牺牲,而对巩固历史上的那段和平局面起过一定的作用。我们当然不知道昭君当时具体的思想认识,但她的行动说明她为两个民族的友好团结做出了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