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读着崔卫平的文集《积极生活》，这是一本收集了它90年代和新世纪初年的论文集。也不应该叫论文集，其中有论文，也有杂感、文学评论、访谈录、随笔和散文诗。但是这些篇什没有一篇是为了凑数而纳入的。当每篇文字都有可圈可点之处，哪怕是可供商榷甚至批判之处的时候，我就感到了一本书带给我的一种宝贵。
     在我的印象中，这个北京电影学院的教授是一个女权主义者，言辞犀利而充满雄性的攻击力。以前看到的她，就是这个形象。她钻研政治哲学，尤其偏爱汉娜阿伦特，这个海德格尔的年轻情人，《极权主义的根源》的作者正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哲学家。女性不涉足哲学便罢，一旦涉足就无与伦比，汉娜阿伦特、克里斯蒂娃、西蒙波伏娃等均是。崔卫平也是。
     对于从事了十几年文学理论研究的一位学者，崔卫平对文学的看法，因为她的“积极生活”的缘故，存在着明显的偏激之词。无疑，她是一个谈“介入”，对“介入”充满政治热情的女人。她对文学的批判用语准确地揭示了文学的特征，那就是文学是一种“不直接行动的艺术”，但是与现实始终紧密相连。在这个方面，崔卫平把作家以作家身份介入现实、作家混淆了“实际的现实”和“作品的现实”之界限的批判当作了否定文学仍可以以自己的方式介入“实际的现实”的理由和证据，尤其是她用生活能力来否定作家的时候，这种观点就更加地让我不以为然。当然，更重要的是，在这两个现实之间，没有如此明显的一刀两断的界限。但是，她对当代批评的可笑的误区和自以为是的批判又的确一针见血。这个意思可见她的《从另一端托起世界的天平》。
     实际上，“阁楼上的疯男人”否定了鲁迅的启蒙逻辑。这是不对的。不对的原因就在于上面所说的：作为一个完整的人，作家在实际的现实之间和作品的现实之间，有他们各自不同的尺度，有的分的明确些，有的分的含混些，但不像崔卫平所言的：作家面对的只是一些形容词、动词之类的语言世界。她好像忘记了她熟悉的海德格尔等哲学家尤其是上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的语言学转向中对语言与世界、语言与人类、语言与人类精神家园等等的论述和其中蕴含的迄今最为人承认的某些真理的片段。我觉得，她的这种“身份政治学”还是没有学到家。
     我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拒绝阅读女权主义的哲学阐述或者抵抗男权的积极行动包括身体写作，但是这次初读崔卫平的《积极生活》，感到重要的不是女权的声音，重要的是女性发出的关于人类的声音。当一个女权主义者绝不以女性个人的声音发言的时候，她的发言才真正震聋发聩。不用说，崔卫平并非靠女权发声，而是靠了自己的“作为一种生活态度的现实感受性”来说出她“腹背受敌”中的感受。当然这种感受相当的理性，理性地超出了若干理性的男性学者。这是我佩服而且艳羡的。
     我试图做到：自己再也不要写声严厉色的文字，这个世界，或者说这个我所能够的世界只能用来自嘲或者做一种黑色幽默。烦恼、艰难、不公和腐败，向来是世界的常态。今天再看崔卫平的文字，还是略微有些声严厉色，不过还好，她的声严厉色因为来自这种对生活态度的现实感受性，而呈现出来的大都是真诚。其中，她所研究的对象中的那些令人惊异极富有价值的名言警句，被她“发现”并组织进她的思想脉络之中，帮助了她的文字熠熠闪光，这本身就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