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60年年初一个星期日下午，天晴日朗。一个来自巴黎名叫奥尔嘉的年轻女人，乘出租车从莫斯科出发，到三十公里外著名的作家村彼列捷尔金诺。司机自吹对那一带很熟悉，但很快就迷了路。他们不断问路，最后在一群聚集在小教堂前的妇女中得知，彼列捷尔金诺不远了。 

　　沿着蜿蜒的乡间小路，出租车在一幢深褐色房子前停下来。奥尔嘉推开篱笆门，穿过花园，来到侧面的门廊。门上钉着一张残破的纸条：“我在工作。无法接待任何人。请离开。”她怀着恐惧敲了敲门。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BorisPesternak)立即出现了，他头戴羔皮帽，长脸，高颧骨，黑眼睛，和周围的枞树林、木房子以及马拉雪橇十分和谐。 

　　奥尔嘉自我介绍，提到住在巴黎的父亲的名字——另一个俄国诗人。帕斯捷尔纳克用双手握紧她，问起她母亲的健康和父亲的写作状况。他仔细打量着她，似乎想找到她跟父母的相像之处。帕斯捷尔纳克说，他正要出门打几个电话(他拒绝在家里装电话)，如果再晚来一分钟，他们就错过了。他提议奥尔嘉跟他一起散步，去作家俱乐部。 

　　他们先穿过厨房，来到餐厅。凸窗旁摆放着天竺葵，墙上挂着他父亲的画，其中有托尔斯泰、高尔基、斯克里亚宾和拉赫马尼诺夫的肖像，还有青少年时代的鲍里斯及弟弟妹妹的速写。他家陈设简朴，按帕斯捷尔纳克自己的话来说，这是一栋“朴素与舒适争论”的房子。 

　　待帕斯捷尔纳克准备好，他们穿过房后的常青树林，踏着积雪。下午的阳光转暗，但依旧温暖。走上一条结冰的乡间小路时，在太滑的地方，帕斯捷尔纳克会抓住奥尔嘉的胳膊。但他似乎很乐于散步。他们开始讨论翻译的艺术，而他时不时问及法国和美国的文学与政治。他说他很少读报，“除了削铅笔时偶尔扫一眼收集碎屑的报纸。这就是我怎么知道去年秋天在阿尔及利亚几乎有一场反对戴高乐的革命。而索斯泰尔(阿尔及利亚总督)被赶下台，索斯泰尔被赶下台。”他满意地重复着。他对国外的文学界很熟悉，特别是美国。 

　　从一开始奥尔嘉就注意到，他说话的方式就像他的诗，充满头韵和不寻常的意象，用词独到准确，，奥尔嘉提到他说话的音乐性。他说：“写作和说话一样，词的音乐性从来不仅仅是声音。不是为了协调元音与辅音而组成的。它取决于说话与含义之间的关系。而含义——内容——总是在先的。” 

　　帕斯捷尔纳克看起来很年轻，包括他的步态、手势和甩头的方式，一点儿都不像七十岁的人。奥尔嘉想起茨维塔耶娃的描述，“帕斯捷尔纳克看起来既像阿拉伯人又像他的马。”有时他似乎意识到自己的外貌个性对他人的冲击，有所收敛，半闭上斜视的棕色眼睛，把头转开，像马那样停止不前。 

　　帕斯捷尔纳克跟奥尔嘉的父母只见过几次面，但他能记住他们身世、品味和见解，甚至能背诵她父亲的诗句。奥尔嘉发现，让他谈谈自己是很困难的. 

　　走在冬日阳光下，奥尔嘉告诉他，《日瓦戈医生》在西方特别是美国所引起的巨大反响，尽管英文翻译并非尽如人意。帕斯捷尔纳克为他的书感到骄傲。他每天从国外收到大量邮件，但回复成了负担。至于《日瓦戈医生》的译者，他说，不要过于苛求。那不是他们的错。像所有的译者一样，他们倾向于重新创造一种文学性，而忽略了音调。其实在翻译中音调是重要的。事实上，最富于挑战性的翻译是那些经典之作，翻译现代作品很难得到回报，尽管多少容易些。翻译就像复制画，是件很无聊的事。 

　　“你可以想象，我收到关于《日瓦戈医生》的某些信件很荒诞。最近有人要《日瓦戈医生》法文版的故事梗概——我估计是为法文版的顺序而困惑。可这多愚蠢，故事梗概是在诗的陪衬F勾勒出来的。这就是我选择和小说同步出版它们的部分原因。那些诗给小说更多的血肉，更多的丰富性。为了同样的原因，我用了宗教象征主义，给书以温暖。现在某些评论家用那些象征来包装——它们被放进书中，就像炉子放进房子里取暖——他们要让我承诺并爬进炉子……”他接着说，“学者们用神学词义来阐释我的小说。没有什么比这离我对世界的理解更远的了。一个人必须活下去去并不停写作，在生活所提供新储备的帮助下。我厌倦了不惜代价忠实于一个观念。我们的生活一直在变，因此我相信一个人要变换角度——至少每十年一次，”他开玩笑地加上一句。“那对一个观念伟大而英勇的献身让我陌生——那是缺乏人性的。马雅可夫斯基自杀，是由于他的骄傲不能与他自身或周围发生的新事物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