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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道贵 于玉生:《石达开致骆秉章书》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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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达开致骆秉章书》质疑 

张道贵 于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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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传,石达开折戟大渡河自缚清营后,曾在“癸亥(一作癸开)十三年五月初九日”给清政府写了一封信。关于这封信,流传至今常见的有两种版本:一种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二),题为《石达开致唐友耕书》。

一种载《太平天国文书汇编》,题为《翼王石达开致清朝四川总督骆秉章书》。

前者是根据唐友耕的儿子唐鸿学给唐友耕编的《唐公年谱》中辑录出来;受信人为唐友耕。

后者是据许亮儒《擒石野史》著录,并据《国闻周报》第十二卷第十四期载四川泸定西沙河坝农民高姓在紫打地发现的抄本校正,还参考唐鸿学的《唐公年谱》;受信人,据罗尔纲先生考证应是骆秉章。

我们认为,对于受信人的问题能考证清楚当然是好,但是,能进一步搞清石达开究竟是否写过这样一封信,这就更有必要,它对正确评价石达开其人是大有益的。下面我们冒昧地提出看法,求教于同志们。

对于石达开的所谓这封信,我们在1978年《江苏师范学院学报》(第一期)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曾提出怀疑,但因不是专论,所以未加展开。嗣后,拜读了一些同志的大作,尤其是罗尔纲先生的大作——《答关于一封石达开信的受信人问题》,又引起我们去细细地研究了石达开的所谓这封信,而是越加感到这封信的破绽处甚多,令人难以断定这封信出于石达开之手。

破绽的署信纪年

众所目睹,被收进《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二)中的《石达开致唐友耕书》其信尾署信日期是“太平天国癸亥十三年五月初九日书”,研究太平天国史的同志一目了然,根据太平天国颁布的《钦定敬避字样》规定,“亥改用开字”。因而太平天国的“癸开”纪年,决不能书写成“癸亥”。

作为金田起义首创者之一的石达开,决不会糊涂到把纪年写错的程度。从历史上看,在一个国家中,存在着两个相对立着的政权情况下面,一个人采用何种纪年、用得正确与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本人的政治态度、立场与信仰。史实也充分证明了石达开对太平天国癸开这一纪年是牢牢记住的,就在这一年五月初九日的前半个月光景——四月二十三日,《翼王石达开给松林地总领王千户训谕》,其署信日期表得很明白——“太平天国癸开十三年四月二十三日”,由此可见石达开在采用纪年问题上,是较为严肃的。

天历五月初九石达开早成阶下囚

石达开的所谓这封信,署信日期为“天历五月初九日”,那我们来看这一天的石达开身在何方呢?为了便于说清这个问题,我们根据有关的史籍记载,将石达开“自缚清营”到“成都就义”

这一段时间,排列于下:天历四月三十日(农历四月廿七日、公历6 月13日):石达开偕宰辅曾仕和、中丞黄再忠、恩丞相韦普成并携其五岁子石定忠自缚清营。

天历五月初—(农历四月廿八日、公历6 月14日):石达开落入清营之手第二天。

远在四川成都的骆秉章尚未获悉石达开已落入清营,仅闻石达开要“来降”的消息,“骆公虑其伪降以缓我师,乘懈而逸,又虑诸将之不能善其后也”,故以公文形式通知四川布政司刘蓉去大渡河处理该事。

天历五月初二(农历四月廿九日、公历6 月15日):刘蓉偕同幕僚黄彭年离开成都,当日抵达新津,“暮得雅州书,谓贼穷乞降,将过河审其虚实。因检新津图经,南诏阻新穿水不得渡,乃伪请和,桥成而遁。今日贼势正与咸通往事相类”。黄彭年仍担心石达开是在耍缓兵之计,搞假投降。

天历五月初三(农历五月初—、公历6 月16日):清营“将石达开父子及曾仕和、黄再忠、韦普成押令过河”。

刘蓉偕同幕僚黄彭年“宿邛州。刘公牒、唐总兵、建昌道,檄雅州王千户、岭土司,言善后事,以得骆公檄,石酋果就擒耳”。刘蓉、黄彭年从成都骆秉章处正式得到了石达开已落清营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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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楼2005-11-08 14:02

    天历五月初五(农历五月初三、公历6 月18日):“石达开等于初三日起解”。

    天历五月初六(农历五月初四、公历6 月19日):黄彭年在“途中遇遣散之贼党,询知大树堡尚有二千余人未缴军器,其伪周宰辅领之”。

    是夜,清军“以火箭为号,会合夷兵,将伪官二百余名,悍贼二千余名同时围杀”。

    天历五月初七(农历五月初五、公历6 月20日):刘蓉、黄彭年在荣经一地,遇到石达开以及亲自押送石达开赴成都的重庆镇总兵唐友耕。(按:《骆秉章奏》载:“唐友耕派游击龚定国带队并蔡钟步所派之知县阮恩涛等护解起程来省。”骆说系误,黄彭年是当事人,故采黄说更为可靠)。

    刘蓉当日在荣经审讯石达开。“刘公传讯,枭杰之气,见于词色。其于天下将帅独服曾公,亦但称其忠勤为国而已”。又:审讯时,石达开叙述金田起义之后事,“历历如绘,其枭杰坚强之气,见于词色,决非他贼所能假冒。

    并据逆子石□□及降贼等供认相符。“

    审讯毕,刘蓉令唐友耕另派可靠人员,押送石达开、曾仕和等人赴成都。

    唐友耕随同刘蓉返大渡河,处理善后黄彭年“得蔡太守牍,石逆余党悉诛矣”。

    天历五月初八(农历五月初六、公历6 月21日):石达开被押送赴成都途中(按:荣经离成都约三百里)。

    天历五月初九(农历五月初七、公历6 月22日):石达开仍在被押送赴成都途中。

    据传,石达开今日署信给唐友耕(又说骆秉章)。

    天历五月十二日(农历初十、公历6 月25日):“石达开父子及曾仕和、黄再忠、韦普成等五犯于初十日押解到省”。

    骆秉章会同成都将军臣崇实及在省的司道会审石达开。

    石达开“枭桀之气,见诸眉宇”。骆秉章本应将石达开“槛送京师,以彰国宪。惟因道途遥远,著名巨憝,未便久稽显戮。谨援陈玉成之例,当即恭请王命,将石达开极刑处死”。

    石达开走向刑场,“神色湛然,无一毫畏缩态”、“临刑之际,神色怡然,实‘丑’类之最悍者”。

    由上可见,石达开在这一特定的时间——天历五月初九日,他是在被清军押送赴成都途中,无论给唐友耕或骆秉章写这样的一封信都是悖理的。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分析任何一件事情,决不能背离当时的条件、地点和客观条件。

    石达开落入唐友耕之手的时间有七天(农历四月二十七——五月初五日),若石达开提出“愿一人而自刎,全三军以投安”,这不论在口头或书面,都是有着充分的时间,而石达开偏偏没有这样的举动。相反地,石达开在被四川布政司刘蓉审讯之后、在他被押赴成都的途中、唐友耕已随刘蓉返大渡河之后,即石达开已与唐友耕背道而驰的第五天,却给唐友耕写起信来了。而这封信恰恰又不是写给石达开所见到的,比重庆镇总兵唐友耕官衔大的多的四川布政司刘蓉,而是写给唐友耕,这好比以远水来救近火,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即使这封信是石达开写给他尚且未见到一面的四川总督骆秉章的话,我们认为也是可以怀疑的。

    如果,这封信真的是石达开写给骆秉章的话,应该说这封信决非是一般的寒喧之信,乃是一封事关重大的信。作为骆秉章向清政府领功请赏的《骆秉章奏》中详尽地谈了石达开被俘经过及余部处理的情况,却对此信一字未提,似乎也太不合情理了吧!就这封信的内容来看,公布于众对骆秉章只是有百利而无一害。再说,这封信真的是石达开在天历五月初九写给骆秉章的话,身为四川总督的骆秉章又有什么必要出示给比他职位低得多的而又是远离着他的唐友耕、王应元等人看呢?

    上面这些问题的出现,说明了这封信是写给骆秉章的提法,的确是可以存疑的。

    过分的虚张声势

    兵家交战,虚张声势确是兵法之一。但是天历五月初九,此时此刻的石达开身居囚车,对自己在大渡河边的部下都不知如何下落,又凭什么资本在虚张声势:“我军久驻无粮,即是三千之师,犹足略地争城,况数万之众,岂能束手待毙乎,特此寄书,希惟垂鉴”、“能依请约,即冀飞缄先覆,并望贲驾遥临,以便调停,庶免贻误”。请看,这样的口气那里象一个身居囚车的人所言,完全是一个战功赫赫者命令式的语气,这又是可能出现的吗?如果说这也是兵家虚张声势的手法,请别忘了,这时候的石达开手下无一士一卒,身边的几员重要将领也与他一样身居囚车了。凭着一纸,就能把老奸巨滑的骆秉章吓退了吗?作为一个身经百战的良将石达开提笔之时,绝对不会不考虑到现实的敌我双方实际力量的变化来乱言书语。现今这封信中出现的那种过分的虚张声势,真好是帮了倒忙,又一次地露出了作伪信者的马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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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楼2005-11-08 14:02

      悲观失望的意志与石达开其人不符

      对于石达开的英雄业绩、战斗的一生,我们不想加以全面叙述了。下面仅提一下石达开“自缚清营”前多日至其牺牲时的表现。

      石达开“自缚清营”的前一星期:石达开激励着将士,“吾起兵以来十四年矣,跋险阻,济江湖,如履平地……今不幸受土司诳,陷入绝地,重烦诸君,血战出险,毋徒束手受缚,为天下笑”;天历四月廿三日,石达开还给阻挡其前进的清朝松林地总领王千户发了训谕,以强硬的口吻,令“让道罢兵……倘贤台竟称兵抗拒,予则加选三千虎贲,不得已誓渡小河,将尔一方痛剿……为此谕到之时,限午刻即回文,以决攻取,不得迟延,致误机宜。特此训谕。”

      石达开“自缚清营”的前五天:石达开愤笔题诗于壁:“大军乏食乞谁籴,纵死涐江定不降”。

      石达开“自缚清营”的前一天晚上:石达开与部下商议,“妖来背水一战,幸而胜则图前进,不胜则主臣赴彼清流,断不受斧钺辱”。

      石达开被审讯及临刑时的表现,甚至连其敌人也不得不承认石达开的英雄气概。“(石达开)供自金田发难之后,一切悖逆情状历历如绘,其枭桀坚强之气溢于颜面,而词气不亢不卑,不作摇尾乞怜之语。自言南面称王十余年,所屠戮官民以千万计,今天亡我,我复何惜一死!临刑之际,神色怡然”。

      可见石达开的一生从未卑躬屈膝,即使死神降临其身,仍是横眉冷对,大义凛然,始终保持了英雄气质。而现今流传下来的这封信,悲观失望,丧失斗志。说什么“阅历十余年,已觉备尝艰苦,统兵数百万,徒为奔走焦劳,每思遁迹山林,遂我素志,韬光泉石,卸余仔肩,无如骑虎难下,事不如心,岂知逐鹿空劳,天弗从愿,达思天命如此,人将奈何”。这种突然奇来的变化,实在难以与石达开的战斗一生挂起钩来。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告诉我们,人的思想发展和变化,总是有着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石达开正是缺乏了这样一个变化的过程,故而
      我们怀疑到这封信的真伪,也很难说这是毫无根据的怀疑。

      资料来源十分离奇

      所谓石达开的这封信,据说最早资料来源于许亮儒、唐鸿学。

      许亮儒是松林地土司王应元的幕僚,王应元则是赴石达开营中诱降的代表之一;唐鸿学是四川重庆镇总兵唐友耕的儿子,唐友耕是清方在大渡河阻击石达开部队的前线指挥。按理说,他们都存在着见到这封信的可能性。但问题是这封信的署信日期是天历五月初九,所以他们又不可能见到这封信。

      有同志考证认为,这封信是石达开“送到与他在大渡河对敌的清朝重庆镇总兵唐友耕的军营中去的”,言下之意是通过唐友耕转交给骆秉章的。其实这也不是事实,该时的石达开早已不在大渡河边了,也根本不存在着一个把信送到唐友耕军营中去的问题,石达开本身就落入清营了。

      那么,这封信是否是通过王应元转交给骆秉章的呢?这也是无此可能。王应元是松林地的一个土司,他这段时间内守着松林地,忙着剿杀石达开的余部。石达开也完全没有这个必要,把信送到松林地再让他转交给骆秉章,更何况信中是十万火急,要求“即冀飞缄先覆”。

      所以我们认为,许亮儒、唐鸿学提供出来的这封信是大可怀疑的,各怀鬼胎编造出来的可能性是很大。

      综上所述,至今留传下来的石达开这封信破绽之处太多了,说它是石达开亲署的信,难以令人信服。

      最后,为了进一步搞清石达开的这封信,我们根据事物发展的逻辑,提出某些假设,供同志们深入地研究和讨论。

      按照这封信的内容来分析,石达开写该信的时候,手中应有“三千之师”、“数万之众”。若这一内容确实的话,这封信的署信日期“天历五月初九日”明显地是错误的。而是应该是在天历四月廿四——廿九日(农历四月廿一——廿六日)六天之中的某一天。

      再看清方的某些记载,据《唐公年谱。附录》记述石达开“自缚清营”时说:“逆,先期致公书,至是受之,时四月廿三日也。”又据《翼王石达开涐江被困死难纪实》
      记载,农历四月廿三日,石达开决战失败后,被困于老鸦漩的夜间,
      其部将曾仕和献策,让石达开“宜表诈降”。石达开采纳这一建议,当即“引炬为席,援笔成表”。黄彭年的《代刘蓉致骆秉章禀稿》:
      “(农历四月)廿三日,诈出二百余人,顺河直下、口称投诚。”《骆秉章奏》:“(农历四月)廿三日辰刻,瞥见贼二百余人径至河岸,自弃器械,口称投诚。”结合这几则材料我们来加以推测,石达开有可能写过一封信给清方,时间应在天历四月廿六——廿九日(农历四月廿三——廿六日)这四天中间的某日。但必须指出的,署信的内容决非是现今留传下来的那些内容,应该是石达开天历四月廿三日(农历四月二十日)给松林地总领王千户训谕的内容继续阐发。这才是合乎逻辑的。
       

      原文1982.03发表于太平天国史新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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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楼2005-11-08 1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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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楼2015-01-05 16:07
          这个事件的结论非常简单:
          石达开的洽谈信不止写了一封。一封他自己带在身边,一封抬头给唐友耕,一封抬头写给骆秉章。而且,可能还抄写了内容大致相同的几份:飞箭射书,万一掉到河里去了岂不误了大事!写成时间不是问题,石达开身边几个宰相、宰辅、中宰都是可以提笔成章倚马可待的作文高手。那么,针对不同的收件人而内容小有差异也在情理之中。欺君之罪不是闹着玩的,唐鸿学再胆大也不敢冒灭九族的危险来贴金吧?癸开癸亥也不奇怪,书写者为了表示诚意,有意不用太平天国纪年癸开而用癸亥而已。还有,清军要是没有收到洽谈信,哪个敢到石营去?送死吗?洽谈当然就是洽降,舍命全军,石达开确实是硬汉、英雄!这封信就是铁证。

          彭大泽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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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楼2015-04-25 14: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