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笔者需要表明一个立场，“老子化胡”这件事情笔者是相信的，但《老子化胡经》笔者认为并不是道教所作，而为释教弟子造作而来，以下为大家进行分析。
自南北朝以来，《老子化胡经》一直是佛道争端的交集点，直至今日，大部分人依旧认为《化胡经》为西晋道士“王浮”所作，这种观点从古至今都未引起多少人的怀疑，更有甚者认为《化胡经》就是道教造作出来用于“凌驾佛教”“欺辱佛教”的。然则此言差矣；
首先从时代背景来看，在历史进程中，老子化胡说的形成与当时道教的两大教团“太平道”“正一盟威道”并没有什么关联。
从历史时期考证，太平道、正一盟威道在确立教团体制之初，“老子化胡说”已有宣扬了，为什么笔者会这么说呢。
1、众所周知太平道起源“干（于）吉”；其弟子襄楷于公元一六六（延熹九）年劝谏后汉桓帝的上疏中有这么一句话：“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后汉书·襄楷传》:“桓帝时,楷上书曰:‘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李肾注:“或言,当时言也。老子西入夷狄,始为浮屠之化。”从太平道的经典中如《江表传》所述“立精舍，烧香，读道书，制作符水，以治病，吴会人多事之”丝毫是看不出与佛教有关联的部分，更不用说有“凌驾佛教”的行为了，所以于吉的弟子在阐述老子化胡说时，用“或言”来表明当时就有人说佛教出自老子化胡，由此可以看出，太平道在老子化胡说的形成过程中只是处于看客角度，并无瓜葛；
2、那么到了正一盟威道了，这个教团形成之初与太平道大相庭径，根据各部文献证明如《神仙传》《蜀记》均可得出结论，正一盟威道建教时期是在老子化胡说出现之后，并且正一盟威道真正具备教团体制的时代是在系师张鲁时代，教徒诵持《老子五千文》与《老子想尔注》是仅有二部与老子有密切关系的经文，同时也看不到任何与佛教要素相关的言论与学说，更不用费尽心机的去创造一个化胡说，来“贬低对抗”佛教；
所以综合上述来说，在提出老子化胡说的诞生时期，道教不可能也没必要去提出这等言论，原因有二：其一，此时道教的教团组织且对于佛教并未有过多少交集，有限的接触也还停留在“听说”的层面上；其二要贬低对抗的必然是有竞争关系的对立组织，首先要有与道教相差不多的势力与影响力，但在当时佛教尚未出现具有一定规模的组织，几乎没有多少影响力。所以道教方面没有任何的需求性去”造作“一部《老子化胡经》来贬低当时名不入耳的佛教。

那么我们再来从史料纪闻中来看老子化胡经的诞生，鱼豢编写的《魏略》虽有大量纂改史实的部分，不足以为史信，但却实实在在是《老子化胡经》的原本。
在《三国志》中《魏志》卷三十的《东夷传》末尾引用《魏略西戌传》中的阐述，称有浮屠所载，与中国的《道德经》相出入，盖以为，老子西出关，过西域之天竺，教胡，浮屠属弟子；这一段相当的重要，暂且记下。
又《三国志·魏书》卷三十《乌丸鲜卑等传评》裴松之注引《魏略》:“临儿国,《浮屠经》云:‘其国王生浮屠，浮屠，太子也。父曰屑头邪，母曰莫邪，梦白象而孕，及生，从母左胁出，生而有结，堕地能行七步。此国在天竺城中，天竺又有神人名沙律，年老发白，状似老子，常教民为浮图，近世黄巾，见其头白，改彼沙律，题此老聃，曲能安隐，诳惑天下，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庐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经》还汉，曰复立者，其人也。
从这里就能看出，作者处心积虑的将浮屠和老子扯上关系，用老子的名头树立佛教的形象。实则鱼豢《魏略》本多小说家言，不足为信，更要说明的是：所谓西汉哀帝时大月氏使伊存口授汉人佛经，在史料里最早乃见于此处，并无魏代同时代或更早的其他学者有任何类似之记载。其他类此之记载，都是魏代之后的以《魏略》所记为说或修改或增饰铺陈。
若真是西汉之事，竟不见于东汉之注《汉书》里，到了魏代始有鱼豢《魏略‧西戒传》记载，则以史料论，此鱼豢《魏略‧西戒传》记载，并非当时史料，而是后世臆传的野史之论，任何西汉或东汉的史料，含《汉书》都未曾一见，不可不疑。至多可以认定此为魏代的鱼豢道听途说而笔之于史内。所以鱼豢《魏略》多异于正史之言，而被后世喜欢异言者所推崇；而其所引的《浮屠经》，皆见敦煌写本《老子化胡经》残卷中，则此处《浮屠经》即是《老子化胡经》的诞生之处。
且据笔者了解，到“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经》还汉复立者。”此事也纯属虚构，大月氏君主于西汉哀帝时尚未信佛，哪有派使者来中国授佛经？关于大月氏的记载最早见于《史记‧大宛列传》与《汉书‧西域传》其中都未曾提及与大月氏有外交来往的记载，到了东汉，《后汉书‧班梁列传》按，公元84～90年，贵霜王朝的阎膏珍（约公元75～89）。当时大月氏尚未信奉佛教，并且《魏略‧西域传》对于大月氏都未言及大月氏与汉来往，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时的大月氏的历史状况也如此：时约当贵霜王朝的胡维什卡（胡韦色迦）时代，尚在阎膏珍时代前八九十年前，连阎膏珍时，佛教尚不被贵霜君王信仰，其前更受“希腊、波斯、印度婆罗门”影响，婆罗门与佛教水火不容，其君主都尚未信奉佛教，哪可能还派使者到中国来口授佛经给中华人士呢？又怎么可能有此做法？

笔者认为书此乱史者如果非华夏人，那么肯定是西域僧人。熟读中国的史书，在西汉哀帝时期有两位西域的君王同时朝见中国朝廷，那不如一同附会其中，但是据当时的情况并没有记载大月氏的任何人来中国，也不可能乱编大月氏君王朝见，只有利用“使者”作为突破口，时间就要订在匈奴及乌孙见汉皇的前一年的元寿元年，那么到了魏明帝太和二年，真正有大月氏王派使者来朝的时候，大月氏当时就已经是佛国了，这时候派遣的使者里有僧人也不奇怪，正好是宏扬佛教壮大佛教传入中国的古早的灵感的所由生，如此与此前相呼应，佛教的经书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会如此的早，依托到西汉哀帝时期就已经“传入”中土，那么作为《魏略‧西戒传》的鱼豢，也巧妙的利用了这点，可见鱼豢实与西域佛教来僧有交往，或者说鱼豢就是佛教信徒！
到了后世的佛教徒也看出大月氏王派使者授佛经实太夸张，于是把内容改成”秦景至月氏国，其王令太子授《浮屠经》“此处出自《辨正论》（即《大正藏》卷五十二）
分析完了老子化胡经的历史背景，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老子化胡经在当时起到的作用，也正是佛教“造作”化胡经的始由。
盖佛教初入中国，便陷入具有强大向心力与凝聚力的“华夏文化”的汪洋大海，佛教此时如茫茫无尽的海面上漂浮的孤舟，如不能适应波涛澎湃的力量，则随时可能被打碎消沉。中国的方士、黄老道家的思想信仰当时已经普遍盛行了，无论是从思想、学术、信仰上面，佛教从大乘到上座部都是格格不入的宗教，即便《庄子》和佛教的部分教义大相庭径，人们也无法理解佛教的教礼教义，包括他们的异样风貌”剃发“一些禁欲的僧侣，在当时中国人眼中认为这是黄帝、老子的别神存在，就把这种异域方士的做法认为是转化后的僧佛形态，于是逐渐亲近和开始信仰佛教，以自己的知识来理解、接受佛教；这种把自己教义融合进中国信仰中宣传的不仅佛教，十六世纪的明代天主教也做过类似的事情，他们传教十分困难，于是有一位传教士认为，让中国人欧化，还不如自己中国化更合适，穿上僧衣自称西僧，发现僧侣是受人歧视的，又换成儒服，自称西儒，就连天主教教义也附和儒教，方便适合中国人口味；所以笔者认为，这种形式的传教方式，是在每个新晋宗教上都会发生的一个普遍现象；
那么把佛教教义融合进当时人们普遍认为的黄帝、老子是再恰当不过了，于是就形成了佛教主神释迦和黄帝、老子不相上下的神仙存在，常引老庄道家以进行格义，既可增强人们对佛教价值观之认同，佛教及其支持者认为“涅槃”与道家“无为”类同，即“佛与老子，无为志也。”（《牟子理惑论》）让中国人为之认同的就是《史记·老子传》中”而去莫知其所终“；但这种说法也不过就是街谈巷议，从前文提到的”或言“二字，就可以知道种种这些（老子化胡）只不过是”都市传说“而已，在《魏略》所载，与中国的《道德经》相出入，此人凭着”都市传说“以及部分佛书认为老子西出关，去西域的天竺教化胡人，浮屠属老子弟子，由此笔者认为，”老子化胡“之始并不是道教所造作，而是”释迦之徒“在当时的大环境中，社会上普遍流行神仙信仰，佛教方面要顺利布教就必须要适应这种信仰环境，故而提出老子化胡说，佛教选择了华夏文化所崇奉的人格神老子作为共同的教主，首先提出了“老子化胡说”，以表明佛道同源，虽有华夷之别，但佛教却根生于华夏文化。总之佛教竭力在“华夏正统”价值观的基础上阐明佛教是华夏文化。但在后世纷争中被道教肆意使用，以至遭到佛教方面大肆攻击，自行反悔；

故此笔者认为，佛教在适应华夏文化之后，借着魏晋玄风进行格义之学，获得了快速发展反客为主，改变了当初在华夏文化洪流中的弱者的地位，并与儒家、道教争夺现世利益，并以价值观冲突的方式外化出来，所以“老子化胡说”逐渐被佛教抛弃。随着佛教影响力越来越大，其在异国异族形成的价值观与华夏文化价值观之冲突，因此又诞生了之后由“老子化胡说”引起的多次佛道争斗。

说的是，夷狄情兽国家，他们的大王死后，儿子继位，继承他父王的嫔妃。没有道德的国家，不该度化吗

再说佛教经典很多是中国人翻译的，其中有很多道士，文字中就有中华文化

中华本无佛教，佛教初入中国，凡相信者都被宗族除名。必须有理论依据才能发展，因此有了这部经。不是道教凌辱佛教，是佛教要找到一个根基。

《史记‧大宛列传》记载，西汉武帝时，派张骞到西域要联合大月氏，共同打击匈奴。张骞被匈奴拘留，匈奴对张骞表示，大月氏在匈奴的北方，而后来张骞一行趁匈奴看守疏忽时，逃出前往大月氏方向，到了大宛，游说大宛帮其中介大月氏，大宛派人带他们到了康居国，从康居国向大月氏探回复，使人回返告知：『大月氏王已为胡所杀，立其太子为王。既臣大夏而居，地肥饶，少寇，志安乐，又自以远汉，殊无报胡之心。』张骞后至大月氏果无功而返。回返朝廷会报：『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三千里，居妫水北。其南则大夏，西则安息，北则康居。行国也，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控弦者可一二十万。故时强，轻匈奴，及冒顿立，攻破月氏，至匈奴老上单于，杀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闲，及为匈奴所败，乃远去，过宛，西击大夏而臣之，遂都妫水北，为王庭。』其后，有关大月氏之史事又见于《汉书‧西域传》，但乃约本之于《史记》之文：『大月氏国，治监氏城，去长安万一千六百里。不属都护。户十万，口四十万，胜兵十万人。东至都护治所四千七百四十里，西至安息四十九日行，南与罽宾接。土地风气，物类所有，民俗钱货，与安息同。出一封橐驼。大月氏本行国也，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控弦十余万，故强轻匈奴。本居敦煌、祁连间，至冒顿单于攻破月氏，而老上单于杀月氏，以其头为饮器，月氏乃远去，过大宛，西击大夏而臣之，都妫水北为王庭。』但并无任何与大月氏有外交来往的记载。@enjoy张飞羽

时贵霜王朝的君主是波调，即史上的韦苏提婆二世（公元170？～230？），而他死后，因波斯的萨珊王朝兴起而称臣之后，即告衰微。
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时的大月氏的历史状况：时约当贵霜王朝的胡维什卡（胡韦色迦）时代，尚在阎膏珍（约公元75？～89？）时代前八九十年前，连阎膏珍时，佛教尚不被贵霜君王信仰，则其前更受『希腊、波斯、印度婆罗门』影响，其君主尚未信奉佛教，哪可能还派使者到中国来口授佛经给中华人士呢。只要一查证贵霜王朝信仰佛教史，即知鱼豢《魏略‧西戒传》：『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经曰复立者，其人也』纯属虚构。@enjoy张飞羽

这就很恐怖了，如果老子化胡经真这样，那恐怕一群墙头草二五仔，佛道双修的憨憨都不知所措

你看的什么伪史？
汤用彤、任继愈及《中国佛教通史》以此伪史为真货之论
汤用彤、任继愈他们这些视此伪史为真的，由此可见，都是采用涂消法，涂掉自己所不愿见到的史料的字眼，而断章取用要的来谈其义，鱼豢《魏略‧西戒传》全文的：『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被这些学者断章取义改写成了『昔汉哀帝，大月氏人伊存口受浮屠。』于是讲西汉哀帝时，大月氏已有信佛教者，而有可能会传入了中国来了，显见是文不对题，故意曲解之论了。
@enjoy张飞羽

《后汉书‧班梁列传》：
『是时月氏新与康居婚，相亲，超乃使使多赍锦帛遗月氏王，令晓示康居王，康居王乃罢兵，执忠以归其国，乌即城遂降于超。…………初（东汉章帝建初九年，公元84年），月氏尝助汉击车师有功，是岁贡奉珍宝、符拔、师子，因求汉公主。超拒还其使，由是怨恨。永元二年（东汉和帝，公元90年），月氏遣其副王谢将兵七万攻超。超众少，皆大恐。超譬军士曰：「月氏兵虽多，然数千里踰葱领来，非有运输，何足忧邪？但当收谷坚守，彼饥穷自降，不过数十日决矣。」谢遂前攻超，不下，又钞掠无所得。超度其粮将尽，必从龟兹求救，乃遣兵数百于东界要之。谢果遣骑赍金银珠玉以赂龟兹。超伏兵遮击，尽杀之，持其使首以示谢。谢大惊，即遣使请罪，愿得生归。超纵遣之。月氏由是大震，岁奉贡献。』
按，公元84～90年，时当贵霜王朝的阎膏珍（约公元75？～89？）。当时大月氏尚未信奉佛教，传了一王，到了『迦腻色迦一世（在位28年，约公元127？～151？）………归依佛法以前，所发行的货币，刻有希腊、波斯、印度婆罗门诸神的形象（后来始铸造释迦牟尼佛像的钱币），可见公元前91至80年，大月氏从阿姆河北南迁至大夏的都城蓝市城一带时，其地原属于东方希腊文化与印度文化混合的区域。』
而《魏略‧西域传》对于大月氏，谈到：『凡西域所出，有前史已具详，今故略说。南道西行，且志国、小宛国、精绝国、楼兰国皆并属鄯善也。戎卢国、扞弥国、渠勒国、皮穴国皆并属于寘。罽宾国、大夏国、高附国、天笁国皆并属大月氏。』到了《后汉书‧西域传》则记载：『大月氏国居蓝氏城，西接安息，四十九日行，东去长史所居六千五百三十七里，去洛阳万六千三百七十里。户十万，口四十万，胜兵十余万人。初，月氏为匈奴所灭，遂迁于大夏，分其国为休密、双靡、贵霜、驸顿、都密，凡五部臓侯。后百余岁，贵霜臓侯丘就却攻灭四臓侯，自立为王，国号贵霜王。侵安息，取高附地。又灭濮达、罽宾，悉有其国。丘就却年八十余死，子阎膏珍代为王。复灭天竺，置将一人监领之。月氏自此之后，最为富盛，诸国称之皆曰贵霜王。汉本其故号，言大月氏云。高附国在大月氏西南，亦大国也。其俗似天竺，而弱，易服。善贾贩，内富于财。所属无常，天竺、罽宾、安息三国强则得之，弱则失之，而未尝属月氏。汉书以为五臓侯数，非其实也。后属安息。及月氏破安息，始得高附。』都未特言及大月氏与中国来往。@enjoy张飞羽

所以：
《三国志‧魏书‧明帝纪》记大月氏遗使奉献事：
『（太和）二年（公元229年）……十二月……癸卯，大月氏王波调遣使奉献，以调为亲魏大月氏王。』
时贵霜王朝的君主是波调，即史上的韦苏提婆二世（公元170？～230？），而他死后，因波斯的萨珊王朝兴起而称臣之后，即告衰微
@enjoy张飞羽

而且“浮屠传还中国”一直是“鱼豢”一个人说的，以他自己的记载，汤用彤和任继愈一直是看他的著作来写的这些东西，仔细检查史料就知道中间的问题可疑，但是包括赖永海主编的《中国佛教通史》也看的是汤用彤的《汉魏晋南北朝佛教史》，也没有调查史料，这就是专家学者，本来学术界就不是“三人班”，根本就没有下定论的事情，怎么会有轰动？鱼豢必有查《浮屠》众经或一经的内容。而《浮屠》众经或一经内有复立此一人名，即所谓天竺的神人沙律。而且《浮屠》众经或一经内还有各弟子计二十九人。鱼豢《魏略‧西戒传》此段文字是他第一人称在讲述的。所以是其闻见及见解。他知道『天竺又有神人，名沙律』，也知道《浮屠经》里的复立即沙律。故鱼豢实与西域佛教来僧有交往，或即佛教信徒，故不能屏除他即是为了传扬佛教而伪造此段伪史的作伪者。
而且裴松之就对鱼豢《魏略》极为不满，称其：只是属于裨官野史之品，像是唐代刘知几列之于古今正史，不亦过誉乎
却有汤用彤和任继愈不愿看到想看到的，进行乱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