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1969年秋天，17岁的我被一股不可抗拒的“秋风”，横扫至闽粤赣三省交界的武夷山余脉之中的武平县。
一万多名厦门市的知青数月间先后涌入，使这个宁静而又闭塞的小县的邮电一下忙乱了起来，不少公社邮电所8分面值以下的邮票一夜之间全部脱销。
我至今仍珍藏着一枚“知青实寄封”，上面贴了8枚“普12＂1分面值的邮票。
上级向该县调拨了大量新票。
其中有“南京长江大桥”的前2枚和“钢琴伴唱红灯记”等。

02
我落户的生产大队叫“唐屋”，几座斑驳的土楼陷落在深山老林之中。
没有公路，没有车声。
20多里外的公社所在地帽村有一个邮电所，全部人马只有3位。
其中一位叫“老王”的乡邮员，两天一回风雨无阻步行至唐屋，送信送报兼卖邮票。
记得我的文19“金训华”邮票就是向他买的。
那时知青常常食不果腹，谁还集邮?
像我这样的知青邮迷，纯属苦中作乐的“珍稀动物”。
我在城里时保存了文11一文13各套邮票的发行消息，并剪贴成册。
但文14一文19报纸上就不再发消息了，原因何在，至今仍是个谜。
我下乡的头一年，面对的恰恰是这些邮票，没有报道，不知是几枚一套。
在深山老林中集邮更是两眼一摸黑，只好“跟着感觉走”了!
1969年11月的一天，我流浪到县城，意外地在县邮局发现文14“南京长江大桥”还有4分和10分的两枚票，我如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激动地问长问短，以致县邮局人员视我若精神病患者。
文18“保卫边疆”还有35分和43分两枚高值票，我是在邮票发行后一年才听说的，因未见“物证”，我始终似倌非信，因为“文革”票中除普票外，很少有超过10分面值的。
最可笑的是我将普无号中“工农兵”3枚邮票当作“文20”保存着，直到10年后的1980年才知道它们的真实身份。
如此集邮，盲人摸象也!
03
那时，谁的信皮上有纪念邮票，我只要一伸手，准得!
可惜好景不长，一个意外的事件令知青信皮上的邮票全被“破了相”。
这得从经济因素说起。
当时8分钱在我等“新社员”眼中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它可买赖以维持气力的盐巴1.13斤，或者买4盒火柴供半年使用!然而8分最伟大的作用是维系唯一的精神食粮------家信。
知青们极穷，常常凑不足3枚大小不一的硬币；“穷则思变”，有人就偷偷在邮票表面做了手脚，收到信后可将邮票上的戳迹洗掉再贴用。
这一阴谋很快败露，帽村邮电所3位尽忠职守的乡邮员一 一用指甲抠破邮票表面，再重重地盖下饱蘸油墨的戳记!好长一段时间，我的信销票枚枚伤痕累累，惨不忍睹。
有一回，我到大队部参加“学毛著”小组的学习，不慎将夹在“毛著＂中的一包10枚余1965-1966年间发行的纪特旧票失落在地，被青年农民们捡去，逐一传看。
他们不知集这么多花花绿绿的小纸片派啥用场，只有一位小学教师说:“集齐了一百套，听说可以换一辆自行车。”
我发现后大惊失色，要讨回时又遭拒绝，急得快哭了！
有人说:“你说这纸片是你的，可上面又没有的你的名字，有何证据?＂
他这么一说倒使我冷静了下来——“眼泪救不了你爹”。
我告诉他们，我能说得出邮票下面的阿拉伯数字。
于是大队民兵连长出示了一枚红彤彤的“亚非作家紧急会议”8分票，我脱口而出，“纪119，2--1，1966。”
众人叹服，无不称奇。
接下去他又出示了几枚，我总是每答必对。那时我为求齐全，对手中新中国纪特票每枚的余缺，脑子里都有一本明细账。
众人不知缘故，一下视我若神明，邮票自然完归赵了。
04
如今重温自己上山下乡期间收集的邮票，感触最深的应是编号票的首套一一《智取威虎山》了。
在普及样板戏的年月，哪个知青不会哼上一段《智》剧的唱段。记得那是一个上公社赶墟的午后，我遇上了邻队的知青陈志清。
他刚从厦门回来，给我看了两枚新票“杨子荣”与“穿林海”。
我爱不释手，他却毫无割爱之意。
邮票下首次出现的编号引起了我的注意，隐约中感到新中国邮票开始了新一轮的变化……
《智》票分3次发行，带给我“一鸡三吃”的乐趣。
这套票发行量之大，波及到我那个小山村。
记得被撕成长条的那枚“发动群众”是1970年冬天首次出现在大队供销社的货柜上的。
当时我正巧身无分文，但又急不可耐地要得到一枚。
有位同队的社员正好拿鸡蛋来换盐巴，我硬着头皮向他借了一个鸡蛋，换得一枚邮票。
此情此景，至今历历在目。
来源： 集邮杂志 郑启五《一个知青邮迷的奇遇奇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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