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天道》篇中的一个寓言非常具有启发性。舜问于尧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尧曰：“吾不敖无告，不废穷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妇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则美矣，而未大也。”尧曰：“然则何如？”舜曰：“天德而土宁，日月照而四时行，若昼夜之有经，云行而雨施矣。”
　　舜肯定尧的美政，但又声称“美则美矣，而未大也”，从而将有限之美引向无限，以无限为参照系不断超越各种具体之美的局限性。这种思路，在《庄子》和《红楼梦》中都有所体现。

勿依恃有限的美
　　《逍遥游》中，有着这样的序列：从“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到“德合一君，而征一国者”，再到“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再到“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直至“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序列中的每一种都有其美好之处，但《庄子》强调不要滞留于任何一种有限的美，不要依恃任何一种有限的美。
　　对于有限的美，《庄子》的态度是“无待”。所谓“无待”，与其说是“无凭借”，不如说是“不依赖”。“无凭借”是不可能的，就连文中达到“无待”境界的“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其实也要凭借“天地之正”“六气之辩”。
　　文中强调的是，“正”“辩”都不是固定的，都在“化”；彼时的“正”“辩”，此时已不再是“正”“辩”了，不要再依赖彼时的“正”“辩”，这样才能实现自由自在的逍遥游。
　　《庄子》中描述“游”的境界时常常用“乘”与“御”来表示“游”的方式，包括“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且夫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养中，至矣”“则又乘夫莽眇之鸟，以出六极之外，而游无何有之乡，以处圹垠之野”“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则不然。无誉无訾，一龙一蛇，与时俱化，而无肯专为；一上一下，以和为量。浮游乎万物之祖，物物而不物于物，则胡可得而累邪”，等等。
　　“乘”与“御”能够很好地表明“内”“外”之间的关系：“内”一直没有动，其实就是“无为”；“外”则随着道的运行一直处在变动之中，也就是“无不为”。“内”既然没动就可以说是“内不化”，“外”既然随道变动则可以说是“外化”，这正是《知北游》中所主张的“外化而内不化”。
　　得道之人在随道变化时有凭借，却不对一时的凭借产生依赖，这就是《庄子》强调“礼义法度者，应时而变者也”“仁义，先王之蘧庐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处”，而对儒家的仁义礼乐主张不以为然的原因所在。可以说，在《庄子》看来，儒家对作为先王一时之凭借的仁义礼乐太过依赖，结果就难以循道而应物不穷。
　　“游”的方式是“乘”“御”，“游”的对象则是无限，如“四海之外”“六极之外”“尘垢之外”“方外”“无何有之乡”“圹垠”“无穷”“物之所不得遁”“无所终穷”“天地之一气”“逍遥之虚”“万物之所终始”“万物之祖”“物之初”“大莫之国”。《庄子》认同这样一种观念：曾经的美好固然令人留恋，但不要对任何具体之美产生依赖，对具体之美的依赖会因时过境迁而陷入局限、不能自拔。而且，这种局限不仅使旧的具体之美不复存在，还会使新的具体之美无法生成。
　　对于具体之美，更重要的是“乘”着生生不息的大道进行永无止境的创造。用现代美学术语来说就是，审美主体要认识到各种美的具体有限性，通过不断克服有限性使审美能够无限生成，而不是停滞不前。

“合内外之道”
　　由此，我们可以在《庄子》中看到具体、有限的美总要被引向无限：“眇乎小哉，所以属于人也；謷也乎大哉，独成其天”“性修反德，德至同于初。同乃虚，虚乃大，合喙鸣，喙鸣合，与天地为合。其合缗缗，若愚若昏，是谓玄德，同乎大顺”“唯循大变无所湮者为能用之”……
　　无论是河伯的“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井蛙的“擅一壑之水，而跨埳井之乐”，还是尧的美政甚至是神仙“泠然善也”的享受，《庄子》都要将“美”引向“大”。此处所谓大，在《庄子》中不是指具体、有形的大，而是指“其大无外”的无形与无限之大。《庄子》中的“无何有之乡”“无有”“无”，都不是指一无所有，而是突出无限的无形特点。
　　有人可能会问：《庄子》中为什么会说“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动不为利，不贱门隶；货财弗争，不多辞让；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贱贪污；行殊乎俗，不多辟异；为在从众，不贱佞谄”呢？难道是在否定“仁恩”“动不为利”“辞让”“食乎力”“行殊乎俗”“为在从众”，而肯定“害人”“为利”“争”“借人”“辟异”“佞谄”？
　　实际上，这是在强调“仁恩”“动不为利”“辞让”“食乎力”“行殊乎俗”“为在从众”都是“美则美矣，而未大也”，“多”与“贱”这样的主观取舍会对旧有的具体之“美”产生依赖而不能促使“美”的继续生成。《庄子》之所以强调“无名”“无功”“无己”和“行贤而去自贤之行”，之所以反对“饰知以矜愚，修身以明污，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非其所不善”和“是其所是”，都是源于克服旧美之局限性、不断创造新美的核心主张。
　　总之，《庄子》强调“合内外之道”，把内圣（立德明道）与外王（应物而不穷）结合起来，把“治其内”与“治其外”、“养其内”与“养其外”结合起来。可以说，通过“合内外之道”，《庄子》很好地回答了如何最大程度实现自由的问题：
　　一方面，把循道而行内化为人的主观目的、把道的客观规律内化为人的主观标准。一言以蔽之，对外在于人的“必然”，人最大的自由是安于必然，不受负面情绪的支配。
　　另一方面，人在主观上要不把具体之美的局限性视为“必然”而受其支配，要主动超越具体之美的局限性，促成美的无限生成。可以说，通过“合内外之道”，《庄子》很好地解决了主观与客观、自由与必然的矛盾。

少些执念与依赖
　　《红楼梦》中，最看重的价值也是自由。
　　如果不是自由的象征，宝玉厌弃八股时文，在女儿国中“厮混”，在大观园中游逛，“懒与士大夫诸男人接谈，又最厌峨冠礼服贺吊往还等事”以及“无事忙”“不中用”“闲消日月”……这些就都可以说是纨绔子弟典型的“荒于嬉”生活；如果不是对自由的看重，宝姐姐就是一个无懈可击的完美淑女，而不是有着“丧己于物，失性于俗”“真真有负天地钟灵毓秀之德”之憾的立体人物了；如果不是对自由的强调，湘云身上所体现出的魏晋风度也会大大消减“是真名士自风流”的魅力……
　　不过，《红楼梦》中没有一个单独的人物形象能够承载“合内外之道”的高妙境界。这种境界是在整体象征世界中体现出来的。
　　《红楼梦》中“大观园”的命名即使不是有意为之，也很有可能是对道家“美则美矣，而未大也”之大观视域深切体会的一种无意流露；“茫茫大士”“渺渺真人”贯穿全书始终，可理解为以时空之无限突破拘于虚、笃于时的遮蔽；甄士隐、宝黛等人对功名富贵的疏离，可视为对束于教、囿于物、拘于俗的超越。
　　《葬花词》当然不能深刻体现哲人之思，却以诗性智慧描述了一种极为大观的视域：诗中的花不是园林之花，甚至不是大自然中的花，而是向无限飘飞的花——“花谢花飞花满天”“随花飞到天尽头”；宝玉听闻《葬花词》后有了深刻的生命体验，也是因为这篇作品引发了宝玉“逃大造、出尘网”的大观视域。
　　《红楼梦》的整体叙事视域也表现出大观的特点：《红楼梦》写宝黛爱情，写四大家族的“兴衰际遇”，写“十八世纪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这些包罗万象的描写还只是《庄子》所说的“人间世”，并不能体现出“天上人间诸景备”的大观视域。
　　《红楼梦》艺术世界的时空建构耐人寻味。虽说主体部分仍是描述特定时期、特定空间中的故事，但“又何必拘拘于朝代年纪哉”的说法便颇有达变中知常的意味。开头女娲炼石的神话传说与“又向荒唐演大荒”的叙事结构将特定时期放置在“古往”与“今后”之中，向前通向无限，向后也通向无限。
　　另外，贾府、官府、朝廷、市井、宅院、庄园、乡村、庙观等特定空间被放置在“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之中，由封闭空间变成向无限敞开的空间。小说结尾写宝玉拜别贾政，将这种向无限敞开的空间意识写得极有诗意：“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背景中，一袭“大红猩猩毡的斗篷”渐行渐远，走向远方，走向无限。走向无限的还有“我所居兮，青埂之峰。我所游兮，鸿蒙太空。谁与我游兮，吾谁与从。渺渺茫茫兮，归彼大荒”的悟道之歌，在人影不睹时似乎还在耳边萦绕，真是回味无穷……
　　这样富有象征意味的时空建构使得《红楼梦》具有其他古典小说难以企及的大观视域，从而让读者体认到具体、有限之美“美则美矣，而未大也”，从而不对具体、有限之美产生依赖感，而是得以唤醒人的超越精神，促成美的无限生成。
　　如果说《三国演义》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了特定历史时期英雄人物的具体之美，《水浒传》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了江湖世界英雄人物的具体之美，《金瓶梅》通过“极写人情世态之歧”呼唤人性之美，《儒林外史》通过“戚而能谐，婉而多讽”寄托人格之美，它们都对具体之美表现出依恋与执着，那《红楼梦》虽然也对具体之美表现出由衷的欣赏之情，却少了执念与依赖。
　　在“无限”的参照之下，曾经的具体之美如梦似幻，不可永久依恃。人的心灵被净化，妄念被消除，不会陷入具体之美的局限性中不能自拔。在“无立足境”的情况下，也就不会驻足不前，而是随道运化，不断创造新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