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话
东汉的两百多年以来货币经济大有衰退的现象出现，黄金的作用也更加减退。由于新莽币制混乱所招致的恶果令人民对货币已失去了信心，宁愿以实物作为流通手段和支付工具，比如“布帛金栗”。
早在汉光武帝于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复铸五铢前，刘玄的更始政权就在更始二年（公元24年）铸五铢，钱径24mm，穿径9mm。钱文中的“五”字交笔弯曲，上下横笔基本与两竖齐，“朱”旁上横笔圆折，“金”字尖呈一小三角形、四点长方形排列整齐。外廓从边到肉呈弧度向下，面无内廓，背内廓有一定弧度，微四决。铜质精良，钱肉平坦细密，所见的都是薄绿锈。陕西省西安市三桥镇就出土过写着“更始二年十月工缑岑刻”等字的五铢铜模盒一件更加证明其存世。
和西汉时的五铢比较，更始五铢文字从上到下呈楔形，这在西汉五铢少见；重文现象在西汉极为少见，更始五铢比例却不小，这应该和铸造工艺有关。和东汉常见的粗劣五铢比较，文字不规整，比划高度比较浅，和更始五铢几乎不可同日而语。
割据四川的公孙述就废铜钱而用铁官钱，是中国文献记载的最早记录，但到底模样是怎样史无记载，不过据百姓不满铁钱而流传的民谣“黄牛（王莽）白腹（公孙述），五铢当复。”来看，钱文应没书“五铢”二字，否则不会说五铢当复。
刘秀兴复汉室以后一反王莽的作风，厉行节约，所以到了明帝初年还是物价低廉，但明帝末年情况就不同了，政治腐败、开支增加，后来又不断对边疆用兵，弄得兵荒马乱，物价飞涨。不过这个时候钱币已经深入民间，即使政府要想限制钱币，也不能废弃它，只能是控制。
东汉所铸的钱都是五铢钱，这期间西汉五铢、王莽的货泉和大泉五十还在民间流通。光武以后史书多不载铸钱的事，大概是因为钱币在以后的时期在形制上没有什么变化，既然铸的都是五铢钱，提及与否都不重要。东汉五铢钱的特征主要是“金”字头较西汉五铢大些，“五”字交叉弯曲，“朱”字头圆折，中间直笔，两头较细。晚期的周廓及钱文都比较浅，钱径2.5cm，廓宽0.08cm，穿宽1cm左右，正面无廓，背有廓。钱文五“朱”字交笔弯曲，“朱”字头圆折。
建武五铢钱钱径2.5cm，重约3.4g，外廓较窄。“五”字交笔变曲，“金”字头较西汉五铢为大，四点较长，“朱”字头圆折，中间直笔，两头较细。“朱字头圆折”也成为东汉五铢的明显特征。
建武五铢行使后“天下赖其便”，但盗铸情况又随即发生，为保障钱制的稳定刘秀便任命第五伦为督铸钱掾。除了日后章帝光和年间一度废钱不用与桓帝曾欲铸大钱外，东汉币制稳定而又平淡。
建武以后的各期五铢较西汉各期的轻薄，钱径多在25mm，厚约1mm，多数约重3g，精致的有3.4g左右，外廓较窄，较规整的铜质为浅红色。还有很多记号钱，如星（一星或多星甚至是半圆点及三角点）、横画竖画（阴文十、阴文田）等, 一般来说这些带记号的东汉五铢比不带的轻薄，铸工也较粗，字口浅平，铜质为黄色。
断代方面，除建武五铢有传世模盒外，明帝以后的很难区分具体年代，不过有洛阳烧沟汉墓群的分期来助判定。
1958年石家庄市出土一件铜范，铭文曰：“建武十七年三月丙申太仆监掾仓考工令通丞或令史凤工周仪造。”这显示铸钱由太仆卿属官考工会主管，但《武都太守耿勋碑》载：“熹平二年三月癸酉到官……又开故道铜官铸作钱器兴利无极。”（见《隶续》卷十一）这好像又显示铸币权不是收归中央，地方政府也可获其利。

东汉晚期大约是在桓帝以后，五铢已经开始败坏，很多劣钱开始出现，包括“剪轮”和“綖环”。“剪轮”是以东汉晚期的五铢钱，把完整的钱冲凿外沿一圈后而成，大型的直径为1.8cm，小型的直径为1.4cm。“綖环”大概是用东汉晚期五铢钱冲凿其外廓，钱文和“剪轮”一样都存在有“五”字的一半，“铢”字的“金”旁。五铢钱自西汉中期因经济萧条而出现磨廓五铢，剪凿铜钱到了东汉后期则大量出现，在古墓出土的汉钱中超过一半是这些劣币。这些五铢也同时品质低，铸工粗，铜质掺杂。但确实是大量的流通，仅1953年洛阳烧沟东汉晚期的墓群中就出土各型的磨廓五铢一千八百多枚、綖环五铢八枚。
汉灵帝中平三年（公元186年）铸行四出五铢，所谓的“四出”就是钱幕从穿的四角各模铸一道线直抵外廓。外廓较宽，钱径2.5cm，重约3.4g。但它生不逢时，在卖官鬻爵极度腐败的黑暗时期面世，其时黄巾余波未平，当权者被社会舆论“窃言侈虐已甚，形象兆见，此钱成，必四道而去。”（见《后汉书．宦者列传》)，也因此被宦官视作不祥的凶兆，董卓入京后“钱果流布四海”。
钱多了怎样携带？从中间的孔贯穿成串。河南陕县后川3003号西汉墓所出者，每串仅八、九枚（见《陕县东周秦汉墓》第197页）；西安汉宣帝杜陵一号陪葬坑，一串七十至九十枚不等（见《汉杜陵陵园遗址》第93页）；河南永城芒山镇汉梁王墓更夸张，那约255万枚，穿成贯者大多约千枚（见《芒砀山西汉梁王墓地》第121页），即《汉书．武帝纪》颜师古注引李斐曰：“缗，丝也，以贯钱也。一贯千钱，出算二十也。”

更始五铢

建武五铢铜范

四出五铢（面）

四出五铢（背）

二、董卓和刘焉
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董卓挟刘协入长安后铸小钱，据说不但将五铢钱销熔，连长安的铜人、铜马、铜乐器，还有秦始皇当年的十个“十二铜人”中（各重三十四万斤）也用于铸小钱的（其后符坚连仅余的两个也销毁，见《史记．秦始皇本纪》注引《三辅旧事》）。
肉好无轮廓，钱文字迹模糊，故称“无文钱”，却又想与以前重量的五铢钱那样在巿面中流通使用，仅在钱币中就可见其剥削。《古泉汇利集》卷五有无文小钱图，李佐贤调其钱疑是卓铸。
东汉时，征税和发放官员俸禄，已有以米代钱的情况。虽然货币经济还维持在较高水平，不过从史藉记载，皇帝赏赐臣下的钱币数量比西汉明显减少，据彭信威先生统计，东汉时赏赐数量只有西汉时的三分之一。

不过最主要的分别是黄金应用上，西汉赏赐时是上百斤上千斤的，但东汉时只余下几十斤，据统计，赐金总额只合西汉时的百分之二；每次平均额只有百分之二十二（见彭信威先生的《中国货币史》第二章第一节）。何茲全先生则在《中国中古社会及向中世社会的过渡》上篇第三章列出了两汉君主的各条赏赐史料，当中，西汉支出用帛的仅三例；东汉黄金只用于皇帝加元服、聘皇后、赐贵人，赏赐绝大部份是钱帛兼用。
黄金交易情况也一样大衰退，此时基本沦为制作首饰等奢侈品之用，丧失货币功能。甄皇后家中有大量储谷，便购入百姓卖出的金银珠玉，就是实例。任昉的《述异记》则更夸张：“汉末大饥，江淮间童谣曰：‘大兵如市，人死如林。持金易粟，粟贵於金。’洛中谣云：‘虽有千黄金，无如我斗粟。斗粟自可饱，千金何所直！’袁绍在冀州时，满市黄金而无斗粟，饿者相食，人为之语：‘虎豹之口，不如饥人。’刘备在荆州，粟与金同价。”（见《太平御览》卷840）
金银这些贵重金属的普遍使用，前提有两个：有足够的供应，这个要美洲的白银流入，明中叶后才能解决；货品价值要普遍有足够的价值，用入欧元前的希腊做例子，欧元面值最少也是一欧元，结果以前根本不值一欧元的货品，统统升值，继而引发高通胀，入欧后数年得益于经济景气，才把这问题隐藏，结果十余年后终于出事。
关于供应一点，汉晋之际新金矿只有益州的汉嘉，但产量不多，故诸葛亮云：“汉嘉金、朱提银，取之不足以自食。”（见《续汉书．郡国志五》引《诸葛亮书》）流失却有墓葬（玉匣金镂等，仅梁孝王墓就能得金宝万斤，见《太平寰宇记．河南道十二．永城县条》）或者近期在南昌发现的海昏侯墓，堪比小型金库、宫殿等消耗、外贸净流失（彭信威先生就认为黄金落入安息商人口袋中）。故可谓供不应求，这也能从金价找到旁证，《汉书．食货志》云：“黄金一斤直万钱”，一斤十六两，即每两625钱；但魏晋时期仅有一条金钱比，来自《孙子算经》卷下，但已升至6250文。
关于币值，曹丕虽然被人骂开历史倒退快车，但两晋南北朝以后，也不是货币经济占主导，也是因为实物仍有其交易的存在。如果把谷帛看成货币的变体，没市场老早被淘汰了。这情况要唐时才算解决完毕，但连其两税法，也不是号称的全收现金，陆贽在其《陆宣公集》卷22《均节赋税恤百姓》第一条，就说得很清楚：“定税之数，皆什缗钱；纳税之时，多配绫绢。”这显示商品价格低于金属货币。
上述两点，决定黄金无法继续成为法定货币了。

剪轮五铢

綖环五铢

还未完全凿开的五铢

无文劣钱（有可能就是董卓小钱）
黄巾之乱后朝廷加重地方的权力包括兵权，但有野心的人包括宗亲刘焉却利用州牧之权拥兵自重，不但谮越天子之礼，更在四川当地铸钱，也就是所谓的“刘焉五铢”了。
尽管没有明确的文献记录讲述刘焉父子实行过（《三国志．庞统传》注引《九州春秋》提及过州宝货无求于外，虽然宝货在《周礼．天官外府》周景王时大泉的名字，因此可以被引申，但钱币供应量充裕不等同直接铸币），不过在四川威远黄荆沟的三国时期钱币窖藏，从实物上却证实了他们父子确实铸行过。它们和蜀汉时的直百五铢和太平百钱同批出土，也再没有以后的任何时期的货币了。同时一坑五铢中，刘焉五铢多夹杂在东汉五铢内，且比例很少，出土量也比直百五铢少，出土地点不仅见于四川，河南也有。
“刘焉五铢”直径26mm左右，重约2.3-3.5g。篆书，钱文接廓离轮，五字狭窄、笔画较粗。铢字笔画纤细，金旁狭短、朱旁较长，特长者上下两端尖细并直抵外廓。面无內廓，或有穿上一横者；“蜀五铢”的面背具內外廓，是与其最大的不同。“刘焉五铢”的五字与蜀汉直百五铢的相仿，部份“蜀五铢”的钱文漫漶不清。在重量和钱径方面，“刘焉五铢”普遍较“蜀五铢”大。王俪阎女士在《中国古代范铸钱币工艺》第六章第一节评价：“（刘焉）铸行于益州北部地区。钱多因错范而显不整。”

刘焉五铢

三、曹魏
曹魏五铢到底是怎样的问题，众说不一，直到最近几年才被基本确定下来。中国钱币学会通过组织的研讨会对此有了基本结论，并在《中国钱币》1997年第四期发表了专辑论文。
这是一种压金压五面文的五铢钱。它承袭了汉制，完全是东汉晚期剪边钱或减重钱的翻版，外郭和穿孔间的地张较窄，轮廓这样相似所以也做成长久以来无法完全区分出来之因。而字文的“五”字和刘备铸造的直百五铢的“五”字非常相象，所以说明它们是同一时期的东西。部分五铢币上有星点划道和刻阴文。
还有一种魏晋时期的五铢被普遍认为就是曹魏五铢，只因一种背有廓的比较规整的“五朱”和魏五铢在制作上非常的接近。还有，在江西省南昌巿的高荣墓（公元232-238年）中，里面不但有“五朱”，在那里最晚能确定年限的货币只有直百五铢和太平百钱，而没有以后的其它品种，所以大概也就是汉末三国时的钱币了。
魏五铢穿大，钱文临穿处其一划叠压穿口和其成一線。钱文正面无穿郭、有外郭，背面穿郭和外郭皆有。钱径在18-23mm左右，重约2g；与两汉平均的25mm和3至3.5g相比，明显减重，却正好是用来区分汉魏五铢的鉴別特征之一。穿孔为10-11mm，正好又比两汉的平均9mm为大。
篆书，字文字形长大，其书体分有转折，“五”字靠外廓两角不全，最明显的特征是“铢”字的“金”旁外为半个。方若认为书体颇似正始三体石经中之小篆。此种形制似效法边廓不全的剪轮五铢，好像剪凿钱上加了外廓的五铢钱。铸工较差，轮多不磨锉和修整，存有毛边。两汉除郡国五铢外，都要再加工，不磨边缘又成魏五铢特点之一，甚至有背错范、隐铢（铢字漫漶不清）这样的次品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其母范，王俪阎女士在《中国古代范铸钱币工艺》第七章第三节评：“但在细节上有改进，一是与东汉官式范面、背模相间排列不同，曹魏范上面背模各据一侧，分开排列；一是有的范边只设一对榫卯，另外的是利用钱模穿中心定位点的凹凸变化起到榫卯作用；第三是利用边框的起伏变化形状使翻出的子范更容易对合。”
面穿上、下各有一个星纹的，俗称“两柱五铢”；面穿上、上和背穿左右各有一个星纹的，称作“四柱五铢”。高荣墓、朱然墓及偃师西晋窖藏发现“两柱五铢” ； 偃师西晋窖藏更有“四柱五铢”。由于西晋不铸钱，这些钱又有广穿、面轮压文的特征，魏五铢无异。
具有许多魏五铢特征的五铢铜钱，既有形体和重量大五标准或小于者，甚至有传形、异书之钱。可能是铸造时间早晚不同或区域特征，现今出土范围包括河南、河北、安徽、江苏、江西、湖北、湖南、甘肃和陕西。
其实不但是外形上，连成分结构上，曹魏五铢也与两汉五铢有所区別，根据周卫荣先生在《中国古代钱币合金成分研究》第一部份总结，铜在两汉的平均值为84%左右，而曹魏的为73%左右，相差10%以上。但这不是曹魏五铢独有的现象，孝建四铢、六朝五铢、北朝五铢、隋五铢、唐开元通宝，铜的平均值皆在80%以下，可见诸政权也是努力在压低铸造成本。相对虚额大币，对民生的影响其实较轻。

加藤繁先生在《中国经济史考证．汉代国家财政和帝室财政的区別以及帝室财政的一斑》中估计，每年能从铸币赚得二十三万余缗，所以刘彻不惜从郡国、民间手中收回铸币权。但铸币越多，原材料铜价只会不断上升；货币供应量增加了，自然是通货膨胀，物价上升。当政府无利可图时，自然会停铸。
如果一直是太平盛世，市场能慢慢消化，且还有外贸、殉葬品等消耗方式。不过，一旦遇上汉末般的战乱，生产力严重下降，物贵钱贱的情况将会极度严重。政府除了恢复生产和停止铸币外，可行的行政手段其实不多。曹操就敢于把赋稅改征实物，降低货币这中介物的作用，稳定货币的购买力。
《晋书．食货志》云：“及献帝初平中，董卓乃更铸小钱，由是货轻而物贵，谷一斛至钱数百万。至魏武为相，于是罢之，还用五铢。是时不铸钱既久，货本不多，又更无增益，故谷贱无已。”曹操任丞相那年就是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罢废董卓的小钱后复用五铢，算是实行了建安十年时荀悅在《申鉴．时事》中复五铢的构想，但短暂的复用还是无助改变货币经济的全面衰退。
谷贱之因，盖因建安中农业生产已恢复，即陈寿在《三国志．任峻传》总结屯田之功为：“郡国列置田官，数年中所在积粟，仓廪皆满。”故司马芝云：“天下仓廪充实，百姓殷足。”
结果其子曹丕代汉为魏文帝后，便于黄初二年（公元221年）正式颁令停用铜铸的五铢，也不是以白银或黄金作为本位货币，而是以谷帛为币，这也是魏晋南北朝的一大特色之一（有趣的是嬴政也是于公元前221年，废止战国时各国货币而统一行半两，第一次是进步第二次却是商品货币经济的倒退）。
其实这也不算是一下子的突变，《盐铁论》这一本研究西汉经济的重要史料中，其水旱篇曾云：“相买与市买，得以财货五谷新弊易货。”汉文帝“出帛十万余匹以振贫民”（见《汉书．贾山传》），这条应理解成发放救济金而非赐普通的布予贫民。居延汉简有以帛支付月俸的簿籍记录：
右庶士士吏候长十三人　　禄用帛十八匹二尺少半寸直万四千四百四十三（210．27）
东汉明帝时曾下诏各种赎罪价格，都是以布帛计价（死罪入缣二十匹，右趾至髡钳城旦舂十匹等）；他赐予大臣时也不是如西汉般的黄金，而是布帛若干匹。谷贵时，尚书张林认为谷贵之因在于钱贱，可改以布帛为租（见《后汉书．朱晖传》）；汉安帝时以每人缣四十匹的价格，从高句骊赎回被虏之百姓；夏静不是拿钱，而是拿缣帛追寻其兄夏馥。此三例再加上东汉诸帝赐布帛、可以缣赎罪，可证布帛在两汉时已有部份的货币功能；
羌乱时，庞参就曾向邓骘建议：“今复募发百姓，调取谷帛”、官渡之战时李典输谷帛供军、刘璋以米、马及锦帛资送刘备、刘备围成都时，刘璋能支谷帛一年。帛当然不是被当作麻布般，为一般士兵军服之用，而是用作军费，应付军饷等用途。连曹丕自己也在为太子时，问曹洪贷绢百匹，可见汉末时民间早已是钱帛并用。
其后继位的曹睿，鉴于以谷帛为巿的弊病“竞湿谷以要利，作薄绢以为巿，虽处斩以严刑而不能禁也”越来越严重，在司马芝为首的大臣倡议下，于太和元年（公元227年）以韩暨为冶谒者，更铸新五铢钱。复用的另一个原因丰国，大概是指库存不用的五铢能重新投入市场，朝廷能获得一笔收入。晋时依旧沿用（因为两晋中央从沒铸币），但整体效果不太理想，否则也不会有“世或谓魏氏不用钱久”（见《宋书．孔琳之传》）的看法。
陈彦良先生在《通货紧缩与膨胀的双重肆虐：魏晋南北朝货币史论》第二章，通过曹魏诸墓的出土钱币，总结出魏五铢：“质地轻小，品质、铸工也都不佳，与两汉五铢差距悬远……其时流通的绝大多数还是两汉五铢等前代通货，可知其稀少……曹魏只铸造以五铢为面值的单一种通货，其次是以减重、质量缩小的方式发行，这两个特征使得曹魏的币制与蜀、吴二政权有所区別。”
柿沼阳平先生在《三国时期曹魏的稅制改革和货币经济质变》一文中，先引用了大量史书与竹简推断汉武帝时期以后布帛产量增加，这是“布帛=民间供应型的补助的货币”结构的基础，继而推论出：“汉代五铢钱的存在意义在于其以国家性结算手段为主轴，与此不同的是，魏晋五铢钱却是以作为经济性流通手段的便利性为基础，吸收民间意向而重建的币制，因此两者之间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确实，曹睿复铸五铢也不能改变谷帛并用的情况；后赵铸币和立法更不见能改变民间情况。

魏五铢（右为“两柱五铢”）

五朱钱

魏五铢母范

四、蜀汉
直百五铢是刘备于建安十九年所铸，据《三国志．刘巴传》注引《零陵先贤传》所讲，刘备攻打刘璋之时曾与士众约定，假若事成后准许他们拿取府库之物，结果攻下成都后，被将士取至军用不足，刘备为此而烦。结果刘巴向刘备建议铸直百钱、平抑物价，更令官吏为官巿，刘备采纳后数月内国库变得充裕。陈彦良先生在《通货紧缩与胀的双重肆虐：魏晋南北朝货币史论》第三章评：“是不断地利用权力高估其铸行的灌水铜钱，藉由真实价格的扭曲来取得军民物资。”
所以不只那些减重钱和剪轮、磨廓、綖环五铢是劣钱，像蜀汉的直百五铢和以后会讲及的孙吴大泉五百/当千/二千/五千这样的大钱一样是劣钱，刘备能短短数月内变得国库充盈，就已是最生动的说明了，这实际上是一种经济剥削的手段。因为他们实际重量，与实际价值差距极度悬殊（根本不可能与相同数量的五铢等值），比董卓的贬值更严重，还好天府之国战乱较少一时还能承受。
益州是相对较少战乱，谷帛等物资供应量应沒多大变化，故其物价应该大致平稳；刘备入蜀前后，由于沒有谷价等相关物价资料，实难断言建安十九年前，益州是处于通缩状态，但铸大币后，恐怕是通胀了。
郝经在《续后汉书．食货》记录吴铸大钱后，“物价翔踊”。高敏先生主编的《魏晋南北朝经济史》第十九章第一节却认为：“以货币减重作为财政搜刮的手段。因而吴、蜀两国的货币流通状况皆比不上曹魏，币值不稳，‘物价翔涌’的现象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也就是说，这情况在蜀汉不可能不发生。
直百五铢中的“直百”二字为最早隶书入钱，“五铢”二字还是篆体，所以又成为最早的双书体錢。早期的重厚的直百五铢钱径大约是26-28mm，重8-9.5g。如背上有模铸阳文“为”字，那是在益州犍为郡铸的标记，开方孔圆钱背铸地名的先河。有的直百五铢背有阴文，有的没有文字。文字主要有：一、|、‖、川、＋、∧、田、吉、羊、日等等，直百五铢背有四出文的当是很稀罕的了。后期的减重钱钱径已降至24mm，平均重3.2g。
直百五铢不只大量在四川境内出土，安徽马鞍山的朱然墓、湖北武昌任家湾东吴墓、江西南昌高荣墓、浙江嵊县大塘岭东吴墓、江苏苏金坛县方麓东吴墓等都有其踪迹，也就证明吴地的是随贸易而流入；《中国钱币大辞典（魏晋南北朝隋编）》虽称许昌、安阳、西安也有出土，但没有区分曹魏墓还西晋墓，或者说很多魏晋墓如北京石景山区八角村墓，根本分不清是魏还是晋。故当如陈彦良先生总结，蜀钱在曹魏墓却极少见，这反映蜀吴交易频繁，魏蜀往来不多。洛阳三十里铺西晋墓有纪年砖元康八年，墓內出土汉五铢、新朝大泉五十、魏五铢、蜀汉直百五铢和太平百钱、吴大泉五百和当千，这反映西晋混用各朝古币。
2012年8月6日新疆库车县文物局首次透露，库车县7月中旬在县城一次棚户区改造工程中，发现大量古代钱币，统计后得知约14000多枚。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此次万枚钱币藏有三国时期的太平百钱。这表明蜀汉透过蜀锦等交易买卖, 货币还流通至龟茲等西域各国了。

直百五铢

后期的在铸币时省略了“五铢”二字，也就成了直百钱。“直百”二字横左读，钱径大的一般是1.6-47.5px，重约1.4g克；小型的32.5px，重0.5g。
《晋书．食货志》云：“故吕蒙定荊州，孙权赐钱一亿。钱既太贵，但有空名，人间患之。”孙吴的大额虚币当时还未铸行，所以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平荊州所赏锡的大钱，根本不可能是还未铸的大泉五百等，空名的对象当时也只有可能是直百五铢了，大概是孙权拿取荊州仓库的钱赐给吕蒙，至于那时是否已出现减重直百的情况就不太清楚。
1983年成都市燃灯寺附近清理一座券硔砖墓，左边石门有隶书曰：中平四年十一月十三日题。此墓早被盗，內有汉五铢和直百。或有人欲圆《零陵先贤传》和这出土实例，怀疑灵帝时已有直百五铢，刘备只是铸了减重的直百。朱活先生在《谈三国蜀汉钱》一文中，以1985年徐州市北茅村清理一座东汉画像石墓，殉钱中偏偏有唐的开元通宝和元末张士诚的天祐通宝。他怀疑是被唐人翻用此墓，后在元末被扰乱。
我想再补充纪年砖被他用之例，南阳汉画博物馆镇馆之宝许阿瞿画像石，本是建宁三年的石，不就被后人用作墓顶？该墓也出土定平一百。南昌西湖区象南中心古墓群十号墓中使用了东汉和帝永元二年砖，但墓內出现了赤乌四年石质女性买地券、太平百钱，可知这是吴人用汉墓石材实例。
刘备始铸直百至今仍是主流意见，要知道刘陶反对铸大钱，也沒有东汉铸大钱的文献。一般地方官就算铸了，在民间也沒有认受性。僭礼的刘焉借口张鲁阻道，欲自成一国的他倒是有资格铸，但他在中平五年才入蜀为州牧。燃灯寺墓的问题，其实还可能是因合葬有先后，建安十九年或以后，重新开墓后入葬另一死者。

直百
还有一种“直一”钱，曾与一众蜀钱同时出土，其“直”字与直百五铢、直百中的“直”字相当接近的隶书，应该也同时为蜀汉所铸。钱径为12mm，重0.5g。体积如与晚期的直百钱相约。估计是早期蜀汉所铸，因为直百越铸越小的同时，不可能用等重的铜，却另铸面值小百倍的小钱。大概是早年与直百五铢并行的小额辅币，但铸造量肯定不会太多，因为已反映在出土量之上。
1989年6月，四川简阳出土的一千余枚“直百”、“定平一百”中，有一枚“直一”钱。（见《陕西金融．钱币研究》1990年第四期)；1994年在四川成都郫县郫筒镇出土了蜀汉钱币二百余枚，为减重轻薄型“直百”、“定平一百”及“太平百金”钱，其中即有两枚“直一”钱。（见《成都钱币》1998年第二期）

直一
陈光扬先生有孤品“章武直百”，但暂时还无法肯定确为蜀汉所铸，若果为刘备所铸，那就是把最早的年号钱：成汉的“汉兴”钱，迫至第二位了。

章武直百

《隋书．食货志》上提到南朝梁代百姓私下以古钱交易，其中包括直百五铢、太平百钱和定平一百等。先说太平百钱，关于它的铸行者旧有四种说法：一是认为是年号钱，也就是东吴会稽王孙亮于太平年间所铸；二是晋惠帝永康元年益州刺史赵廞据蜀自立时所铸；三是认为是东吴在铸行大泉五百时的过渡；四是认为东汉末年盘据汉中的张鲁五斗米道政权所铸，道教宣扬的就是“太平”。
太平百钱流通广泛且数量不少，主要在四川出土，鄂州、马鞍山等地也有，其中1955年在湖北武昌的孙吴郑丑墓中不止出土了128枚太平百钱，还有纪年为黄武六年（即蜀汉建兴五年）的铅质地券（买地四亩半，值钱三万）。洛阳晋墓、甘肃酒泉晋墓也有出土。
这就完全否定了第一和二个的可能性。其余两个猜测也很难同时解释何解在四川和江南同时出土。但到了1980年在四川省成都小通巷出土了一件太平百钱的铜范，再加上主要出土地区是四川，此钱应该就是蜀汉政权所铸。郑丑墓的发现也印证了蜀汉大钱在荊州的流通情况，孙权占后流通但数年前刘备治下却不流通？于理不合，更像是孙权只好承认这已发生的事实。
所有出土诸钱中，除了小通巷铸钱遗址仅发现太平百钱外，有太平百钱者必同时出土直百五铢，反之则未必，包括威远黄荊沟窖藏（四百多枚直百五铢、四百枚蜀五铢、若干枚两汉新莽诸币）和重庆江北窖藏（五千多枚直百五铢），因此可以断言，直百五铢铸造时间早于太平百钱。
面文有隶书和隶篆合书，钱文“太”字有作隶书“大”字或篆书“世”字、“钱”字有作“金”字。“大”字与莽钱大泉五十的“大”字近似、“平”字与莽钱一刀平五千的“平”字近似；“百”字和蜀汉直百五铢的“百”字相同（这也一定程度上证明它是蜀钱）。钱文字体工整方下，背纹有水波纹、两星等。小型太平百金有逆读者（百金两字易位反书）。

太平百钱（背有水波纹）

及其铜范

太平百金

最早的世平百钱的和百字大篆写法的太平百钱（俗称羊角百）这两种钱存世极少，说明它们的铸造期很短。而且没有减重，重量（8-9g）和钱径大小（26-27mm）都接近初铸的直百五铢，它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背面铸有水波纹。
随后铸造的太平百钱有所减重，太平百钱的“太”有隶书和篆书两种，但背面也有水波纹，他们的存世量比羊角百和世平百钱多，但又比以后的光背的太平百钱少很多。光背的太平百钱存世量较大，而且有减重明显的小钱，且在三国晚期和晋墓葬中常有出土, 说明它的铸造时间和流通时间都是比较长的。这种钱的背面角部常有一条线的出文。从蜀钱越铸越小的情况来看，通常比减重的太平百钱还要薄小，钱径13mm，重0.7克。大小和重量与小直百相近的太平百金，应是同期所铸的。
王俪阎女士在《中国古代范铸钱币工艺》第七章第三节评：“该范虽然是板形范立式顶注式母范，但浇道两侧一面为面模，一面为背模，用1件范翻出2件子范就可以扣合浇注钱币，比以往面背分范有所进步。”

世平百钱

大平百钱

至于定平一百，以前也有是“五胡时成汉政权李雄改元晏平，国号‘大成’时所铸”一说，但1984年安徽省马鞍山巿的朱然墓就出土了定平一百，朱然死于吴大帝赤乌十二年，成汉一说不攻自破。
此钱钱文顺读，隶书，钱径12.5-17mm，重0.65-0.9g，名符其实的轻薄小钱。历来有蜀钱与吴钱两说，但吴大钱的钱径和重量与定平一百有明显差距，但与后期的蜀汉小钱相接近，所以是蜀钱的机会较大。
关于定平一百的铸行时代，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有的学者认为定平一百铸行于“直百”之后，而张勋燎先生在《从考古发现材料看三国时期的蜀汉货币》一文中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蜀汉钱币可以分作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种是四个字的；一种是从四个字的发展到两个字的，可能代表出现时间早晚的两个阶段。武昌任家湾东吴墓只见直百五铢和太平百钱而不见定平一百，可见定平一百铸于直百五铢和太平百钱之后，数枚定平一百在朱然墓的出土是侧证。
定平一百在安徽马鞍山佳山东吴墓、洛阳晋墓出土；蜀汉窖藏有四川成都、晋或以后的窖藏有浙江绍兴、江苏丹徒、河南安阳，却未在蜀汉墓葬中发现，特别是四川崇庆五道渠蜀汉墓出土直百五铢和“直百”钱，而独独不见定平一百，似乎验证了张勋燎先生的“由于铜料缺，一下铸得过小，以致刚一上市就人不乐用，不得不很快停止制造，另外改铸略为厚重一点的直百钱来代替”这一推测。
至于质量，《湖北鄂州鄂钢饮料厂一号墓发掘报告》指出钱文夷漫不清，手触钱体欲碎，质地极差。

定平一百
《南齐书．崔祖思传》曾记载：“刘备取帐钩铜铸钱以充国用”，这反映刘备时期已在拼命找原材料铸币。2004年8月21日，中国嘉德在中国历代钱币铜镜展中，拍卖出两枚直百五铢铁钱；《历代四川铁钱图录》一书也收录在合川和隆昌出土的直百五铢，这是以出土实物的形式来说明：蜀汉终步公孙述的后尘，以铁铸钱。
缺乏原材料故是原因之一，但军费支出也是另一主因，夷陵之败的“水军步资，一时略尽”更是最严重的后果。以一枚直百当一百钱使用是掠民财，纪重钱的减重同样也是手段之一。仅以早期最重的直百五铢（8-9.5g）与后期最轻的直百（0.3ｇ）作对比，减幅简直吓人！
至于铁钱，由于蜀汉在经济的史料近乎空白，贬值情况是怎样也无从得知，只能以东汉桓、灵间的时人史弼回答郭泰的话作参考：“铁钱也，故以二当一耳。”（见《通典．食货八》引皇甫谧《高士传》）
朱活先生在《古钱新典》三国魏晋南北朝钱币篇“秦安五金镴钱”条分析：“一九七八年十月，甘肃秦安县发现一枚‘五金’镴（铅锡合金）钱，钱径2.33厘米，厚0.12厘米，穿约0.9厘米，重3.8克。按蜀五铢比两汉五铢形小但较厚，径2.2厘米，重约2.5克，面背均有內外廊，铜质色泽昏暗，‘五金’镴钱比蜀五铢略大，外缘特宽，面背亦有內外廊，‘金’字写作，这种写法独见蜀钱，別朝皆无发现，是蜀钱中的一大特点。亦有铁钱。”如属实，那就是蜀汉市场倒退至西汉初那奸民杂用铅铁钱的情况。

五金镴钱

淳化中，尝建议以蜀地用铁钱，准铜钱数倍，小民市易颇为不便，请如刘备时令西川铸大钱，以十当百。下都省集议，吏部尚书宋琪等言：“刘备时盖患钱少，因而改作，今安易之请反患钱多，非经久计也。”而安易论请不已，仍募工铸大钱百余进之，极其精好，俄坠殿阶皆碎，盖熔铄尽其[米青]液矣。太宗不之诘，犹嘉其用心，赐以金紫，且遣其典铸。既而大有亏耗，岁仲裁得三千余缗，众议喧然，遂罢之。《宋史．赵安易传》
这个问题若真要解释的话，写一篇论文也行，只能简洁先交代一下背景，才能理解赵安易的想法、宋琪等的反对原因。后蜀铸铁钱，平蜀后仍沿用；铁钱对比铜钱的购物力为低，正如赵安易在淳化二年所言：“市罗一匹，为钱二万。”（见《宋史．食货志下二》）钱有多重？《文献通考．钱币考二》引吕祖谦云：“蜀用铁钱，其大者以二十五斤为一千，其中者以十三斤为一千。”买一匹罗要一百三十斤？这就是交子这种纸币出现于南宋的诱因。交易不便欲铸大币，可知这就是赵安易的出发点。
但这能适用于刘备占蜀吗？刘璋治下的益州不是铁钱交易区，宋琪等反对赵安易反造成市场货币供应过多，结果赵安易实行后以失败告终，证明了他们是正确的。那“刘备时盖患钱少”这句的准确性呢？是否货币供应不足导致物价持续高涨，今天根本不可能找到刘璋时的谷价等物价资料作引证，存疑；但大币和增加五铢的供应量，根本是两码子的事。可见他们因为四川历史上铸钱的实例不多，只能找出相近的前例作反驳，哪怕是不太合适。
《蜀中广记》卷67记录了当时铜铁兌换比：由“大盈库往往有铁钱与铜钱相混莫辩”，至乾德四年的“上行铁钱，以一千一百易铜钱千文”，再至“以五千易铜钱一千”，最后为太平兴国四年左右的“以一钱易铁钱十四”，迫至朝廷于淳化五年下诏“以铜、铁钱兼行，铜钱一当铁钱十。”这个典型的劣币驱逐良币，欲压抑铁钱贬值之理据，自然也无法迁用不曾发生在沒铸铁钱的刘璋治下之益州。

各期蜀钱的大小比较

五、孙吴
不过蜀的大钱相比起吴的话，那就是小巫见大巫了，上文提及过“故吕蒙定荆州，孙权赐钱一亿。钱既太贵，但有空名，人间患之。”同样情况应用到孙吴日后的大额虚币，则更加合适（该不会是抵制蜀汉的大钱政策，而比她更上一层楼吧? 汗）。早在建安七年时周瑜就已劝孙权“铸山为铜”，其地应是诸葛恪所指的丹杨山越“山出铜铁”。这说明了吴地当时有条件铸币，孙吴铸的这些大钱都是用青铜，并设立了惩治私铸的法令。
但在见于史籍的大泉五百前，可能还有大泉五十。朱活先生在《古钱新典》三国魏晋南北朝钱币篇“嘉兴东吴铜钱”条分析：“一九八六年，浙江省嘉兴市中山路拓宽工程中出土一些古钱，其中有大泉五十、大泉当千铜钱。前者直径3厘米，厚0.22厘米，重8克，光幕，穿孔四块，‘十五’当五十传形，这种类型的大泉五十与新莽大泉五十迴异。泉字中划不断，钱文与大泉五百、大泉当千相同，书体近《天发神谶碑》，可见为东吴铸，实可补史。”《中国钱币大辞典（魏晋南北朝隋编）》也认为这样的大泉五十，是孙权于黄龙元年至嘉禾四年间所铸。

新莽大泉五十

吴大泉五十
大泉五百是孙权于嘉禾五年所铸的，钱径约30-35mm，重约6-6.3g。吴币钱文都是篆书，承莽钱大泉五十之文，书法则稍有不同，“泉”字中竖不断有别于莽钱，亦是吴泉的显着特征。
外廓宽阔漫平，广穿，好廓较外廓为细。大泉五百的标准重量应是十二铢（见《通典．食货八》）合今制8.6g，但出土实物与理论相差甚远，更有西晋墓出土的减重钱，币径仅18mm。大泉五百出土多在南京及邻近地区，有少量见于河南、陕西，两晋墓葬中也有出土。

大泉五百
大泉当千是孙权纳谢宏之议，于赤乌元年所铸，用以增加货币数量。钱大小不一，大型者钱径约33mm，重约10g、中型者钱径约30mm，重约6g、小型者径25mm，重约3.5g，与一枚汉五铢相当。理论上的重量是十六铢，但和大泉五百一样，出土的实物却达不到理论标准，流通十年减重幅度却如此之大，怪不得被罢废。
1940前后安徽寿县出土二枚特别大形的，币径有43mm，重量超过15g，为杨成麒所得。但流传极少，应该是最早铸造的东西。此钱还发生一件逸事：杨欲售予赵权之，但此钱在土中受重力影响，钱身凹凸，赵犹疑时，杨说无坊，当即将钱放在二块木板中，用脚媛缓踏上，钱平整无恙，遂以六十银圆成交。
后来直至赤乌九年，民间认为携带不便而不愿用（《三国志．吴主传》注引《江表传》的官方解释），但主因恐怕是“物价翔踊，违科犯禁不能止”（见郝经《续后汉书．食货》），郴州苏仙桥吴简40正可佐证：
男子黄孔米六百八十六斛八斗六升为钱七百九十六万
赤乌年间在桂阳，每斛米值约一万一千六百钱，对比长沙嘉禾年间的米价一千多钱，米价暴涨近十倍。民间极度反感这样大面额的虚币，政府迫于民间压力下而决定收回。以及下诏停止再铸，并将已经铸造的改铸成器物，民间私藏的，官府按其值补回其输失。不过日后出土量还是很多，而且孙吴当时还是经济繁荣，一下子废掉流通量较大的“当千”可能会有困难，因此“谢宏往日陈铸大钱”也有可能只是收回大泉二千和大泉五千矣。
钱文多漫漶，篆书，四字旋读。“大”字以圆弧形为多，“泉”字廋长，中竖不断和上不接横，“当”字肥大而笔划方折。大型的大泉当千并不常见，减重的却经常能在三国两晋墓葬中出土。大泉五百和大泉当千皆有凿边、綖环的劣币出土。
1975年江苏省句容县葛村发现的孙吴铸钱遗址，就出土了一批大泉五百和大泉当千的废品以及泥制的叠铸子范， 这种泥范每层铜钱四枚，约有二十层，每铸一次可得钱百余枚。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孙吴的铸钱水平已达到较高的程度。

大泉当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