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一成書法禅宗的开悟和王阳明的开悟有什么异同呢，无念为宗，无相为体。
既然靠语言文字和见闻之知无法把握心体，只能靠领悟；那么，如何才能达到“悟”的境地呢?禅宗靠的是“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阳明心学则靠“在不睹不闻上着实用功”。

禅宗认为：靠见闻之知不仅不能认识心体，反而是心体的障蔽，是产生种种颠倒迷误的根源。所以，若欲去掉心体的障蔽，就要舍去见闻之知。主张与外界接触时，不要受任何外物的迷惑，即心中不能存有任何外物的表象，如此才能“一念相应，顿成正觉”。《坛经》云：“若见一切法，心不染著，是为无念。”“不在境上生心”。妄念本无，尘境本空，均系由空寂之知引伸出来的幻相，众生不应为其所迷惑。“无相”是说心中不能存有任何外物的表象，即“外离一切相”。
“无住”是说不要执著于任何外物。总之，要“歇得念念驰求心”(见《古尊宿语录》)。倘能做到这些，虽然身处尘世中，思想上却可一尘不染，来去自由，获得精神上的解脱。不过，《坛经》所说的“无念”，并非要人空心静坐。因为空心静坐仍然是有所染著，即著“无记空”，为空所缚。这种“无念”，也不是要人“念尽除却”，而是指的无妄念，即前述之“念念驰求心”，并非万念俱无。无妄念，则剩下的便是正念正见，也就是智慧观照，它是常存不灭的。如果你真能做到无念无欲不执著，也就舍掉了见闻之知，吹散了遮住心体的浮云，进入“云散水流去，寂然天地空”之美妙境界。

人的本体之心、本觉之心、智慧常明之心也就显露了出来。此时，由于真智发露，人自会内外明彻，识自本性，见自本性，而达到豁然顿悟的境界。人的主体之心与本体之心也就互相契合，觉悟成佛。在这种境界里，你能了彻人生的究竟，获得精神上的解脱。能自处尘世之中而无染无著，来去自由，毫无滞留。即使披枷戴锁，也是一个自由人了。
王守仁认为：良知“不是以私意安排思索出来”，不能用见闻之知去把握；否则反而会为见闻之知所累。因此，王氏把《大学》的“致知”和《孟子》的“良知”结合起来，提出了“致良知”的主张。并说：“吾生平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还郑重宣告：只有他的“致良知”学说才真正是“圣门正法眼藏”。
“致良知”中的“致”是恢复、达到的意思。那么，怎样才能达到良知呢?王氏认为只有“在不睹不闻上着实用功”，也就是要舍掉见闻之知。因为良知是体，见闻是用，见闻之知只会给良知带来障蔽。他说：“心体上着不得一念留滞，就如眼中着不得些沙子。些子能得几许，满眼便昏天黑地了。”所谓“着不得一念留滞”，有以下几层意思。首先，不能有恶念。他宣扬“知行合一”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将那一念不善克倒。其次，也不能有善念。如果你“着意去好善恶恶，便又多了分意思。”

因为眼中虽着不得些沙子，但也容不得金玉屑，否则眼亦开不得了。既如此，那么善恶不思行不行呢?也不行。王氏云：“今欲善恶不思，而心之良知清静自在，此便有自私自利，将迎意必之心。”因为善恶不思之念也是念，仍然对心体有所妨碍。但是，“心体上着不得一念留滞”，并非要人闭目塞听，不闻不见；而是同禅门一样，强调的是不受见闻之知的影响。王氏说：“如何欲不闻见!除是槁木死灰、耳聋目盲则可。只是虽闻见而不流去便了。”
王守仁认为：如果一个人能在不睹不闻上“做一番实落功夫”，则“久久成熟后，良知自会透稳”。此时，由于舍掉见闻之知，去掉了平常人关于外界的种种感觉与观念，他的虚灵明觉的良知也就显露了出来；于是，他就可以领悟到良知的本来状况，感受到圣人气象了。而他一旦达到这种境界，良知就会自然地发用流行，“于天下事无所感而不通，无所措而不当。”“动容周旋而中礼，从心所欲而不逾。”他的一举一动也就自然而然地符合儒家的道德准则了。
综上所述，王氏把“在不睹不闻上着实用功”看作是致良知的关键，与禅门之“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在实质上是相同的。既然只有不着一念才能致良知，则去恶念灭人欲便成为体认良知的一个必经环节，这就用精巧的哲学形态为要消灭人欲作出了理论上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