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谌旭彬
自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创设进士科，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廷废除科举，科举取士在中国实行了整整1300年。
1905年10月份，废除科举的消息传到山西太谷县，该县的一位读书人刘大鹏备受打击，在日记中写下了“甫晓起来心若死灰，看得眼前一切，均属空虚”的文字。
刘大鹏是山西太原县赤桥村人，生于1857年，逝于1942年。1894年中举，然后三次入京会试，均落榜而归，没能进入官场。为了谋生，他在太谷县某富商家中担任坐馆教师，一做就是二十年。
他的“心若死灰”，既是哀叹自己自此再无机会通过科举进入官僚集团，也是在哀叹自己的私塾教师的职业将要不保，往后将要生计艰难。
他在日记中说，科举废了，“有子弟者皆不作读书想”（1905年10月15日），再没人要送孩子来私塾读四书五经；“昨日在县，同人皆言科考一废，吾辈生路已绝”（1905年10月23日），县里做私塾教师的同行都在哀叹马上就要失业；“科考一停，同人之失馆者纷如，谋生无路，奈之何哉！”（1905年11月3日），同行们纷纷丢了工作，可怎么办呢；“去日，在东阳镇遇诸旧友藉舌耕为生者，因新政之行，多致失馆无他业可为，竟有仰屋而叹无米为炊者”（1906年3月19日），又在路上碰到因失业而无米为炊的老同行……
到了民国二年，刘大鹏仍在日记中对科举的废除耿耿于怀：
“予之幼时，即有万里封候之志，既冠，而读兵书，及至中年被困场屋，屡战屡踬，乃叹自己志大而才疏，不堪以肩大任，年垂四十，身虽登科，终无机会风云，不得已而舌耕度日。光绪季年国家变法维新，吾道将就渐灭，迄宣统三年，革命党起，纷扰中华，国遂沦亡，予即无舌耕之地，困厄于乡已数年矣，年垂六十，遭逢世乱，无由恢复中原，不才孰甚焉，俨具七尺之躯，毫无补于时艰，不亦虚生矣，予惭仄曷极。” （1914年11月2日）
“万里封侯之志”、“不堪以肩大任”、“无机会风云”，这些词句里，饱含着未能进入清帝国官僚系统的遗憾；“国遂沦亡”、“无由恢复中原”，这些词句里，则饱含着对新时代（民国）的敌意和对旧时代（清廷）的怀念。
这种遗憾、敌意与怀念，其实都源于刘大鹏相信：只要科举这条上升通道存在，自己作为“士”，就有机会实现阶层跃升，进入统治集团。

遗憾的是，他似乎并不了解，晚清的统治基础虽仍是官僚集团和军队，但科举取士并不是官僚集团的主要来源。
何炳棣的研究认为，至晚在1870年代，捐纳（用钱买）出身的地方官，已经超过了科举出身的地方官。
另一项针对湖北省和山西太谷、安泽、虞乡三县的统计显示，只有3%~4%的“士”（生员），能通过科举取士完成从体制外向体制内的流动。（ 王先明，《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第656~657页）
科举之于清帝国，其作用不在于造就一个由“士”构成的统治基础，而在于给“士”们制造一种幻像，让他们觉得自己“永远有机会进入统治集团”。
这种幻像没有年龄限制，每三年举行一次。无论落第多少回，只要还活着，似乎就仍有成功的机会和希望。
换句话说，它更像是一种安慰剂。
1905年之前，包括刘大鹏在内，上百万读书人（以获得“生员”资格为准），就安安静静地活在这样的幻像里。对清廷而言，这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
事实上，自有科举以来，制造幻像让“天下英雄入吾彀中”，即是政府的核心诉求。清代官僚集团的主要来源不是“科举取士”，其他朝代也不是。
齐陈骏估算过唐代的情况，他的结论是：
“唐代每30年一代官僚总数是19000人，而每30年科举出身的是3100人。我们将这3100人全部都算作入仕为官的，那么，科举出身的官僚也仅占整个官僚集团16%强，另外80%多都是非科举出身的人。如果我们将胥吏包括在内，则科举出身的连占1%也不到了。”（齐陈骏，《唐代的科举与官僚入仕》）
宋代号称“与士大夫共天下”，但依据嘉定六年（1213）的统计，科举出身的官员，只占到了全部官员的26.1%，远比不上占比56.9%的“恩荫出仕”——这一统计只包括了“官”，没有将“吏”计算在内。（方健，《北宋士人交游录》，第3页）
元代统治者对中原王朝的统治术不甚了解，虽也开科取士，但只学了个形式，未能真正制造出“永远有机会成为统治基础的一部分”的幻像。所以，元末明初人叶子奇曾言：“（元代）科目取士，止是万分之一耳”。元代立国半个世纪，科举出身的官员，占同期文官总数的比例，不超过3.88%。（冯尔康，《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第772页。）
至于明代，据郭培贵的考证：
“明朝选官来源除科举外，还有荐举、学校和吏员等途径，而以数量论，洪武时期荐举一度成为选官来源的主体；……洪武至景泰间，‘七卿’中的57.6%来源于以荐举为主的非科举出身者。而永、宣以后，国子监生入仕在数量上也远远超过科举；科举只是在选任重要和高级官员中占据绝对甚至垄断优势而已。”（《二十世纪以来的明代学校与科举研究》）
而晚清朝野之所以要求废科举，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将读书人从“永远有机会进入统治集团”这种幻像中解放出来。只有读书人得到了解放，抛弃了八股，转而与近代制度文明、科技文明接轨，国家才有自强的希望。
可惜的是，读了一辈子书、教了一辈子书的刘大鹏，并不明白这个道理。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