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控制下的益州地区可以分为三部分，一是益州本部，以川西平原为中心的巴蜀地区;二是作为益州北面门户的汉中盆地;三是益州西南部的南中地区。前两个部分自战国以来已得到较好的开发,其经济发展水平不亚于中原地区,所以很早便有“沃野千里”、“天府之土”的美誉。
汉灵帝中平五年(公元188年)以后,刘焉、刘璋父子先后领益州牧,统治益州本部，而汉中则在道教首领张鲁的控制之下。那时,中原大乱,益州独安,故而流民不断迁入。史载:“南阳,三辅人流入益州者数万家”,而关西(关中陇右)民从子午谷奔汉中者亦“数万家”。
在刘备规取前,益州是“国富民强,户口百万”汉中地区也是“民股国富”这同惨遵破坏,户口“十才一在”的中原形成强烈反差。
由于刘备集团占据益州之后所面临的社会经济状况同北方的魏集团不一样,所以治理蜀汉,恢复、发经济的政策便呈现出一定的差异。
首先,恢复农业生产不是采取以大规模屯田为主的措施,而是大力扶植和发展州郡农业经济。史书记载,刘备既定益州以后,曾有人建议,将成都城内屋舍和城外园地桑田分赐将士,赵云反对说:“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归还,令安居复业,然后可役调,得其欢心。”刘备接受了这个意见。这样,让百姓“安居复业”,然后征其赋役,就成为蜀汉发展农业的基本政策,并得以延续下去。小农经济是蜀汉立国的基础。
诸葛亮作为蜀汉政权的实际治理者,深谙“足兵足食是国安家”之根本,才是匡复汉室的前提条件。因此,他始终重视“务农殖谷”这件大事。史书上关于他“务农殖谷,闭关息民”;闭境劝农,育养民物”“休士劝农”等记载,比比皆是。
他反对“妨害农事”认为“使民心不乱”,能安心地从事农业生产。为了保证农业丰收,诸葛亮十分重视农田水利灌溉事业。自战国时秦蜀守李冰作都江堰以来,它一直是西蜀农业的命脉。诸葛亮继续维护这里的水利设施。据《水经注·江水》记载:“诸葛亮北征,以此堰为农本,国之所资,以征丁千二百人主护之有堰官”。
用“征丁千二百人”保护一个水利工程,可谓前无古人,充分堰灌溉,水旱由人,成都平原“沟洫脉散,缰理绮,黍稷油油,粳稻莫莫”,出现一片繁荣景象。蜀地本来就“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之饶,加上诸葛亮的精心治理,农业产量很高。处于都江堰灌区的绵竹(今德阳)、广汉一带的水田,保持着亩产三十斛以上的记录在发展州郡农业的记有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时屯田于渭滨。史书记载:“(建兴)二年春,亮悉大众由斜谷出,以流马运,据武功五丈原,与司马宣王(司马懿)对于渭南。亮每患粮不继,使己志不申,是以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而百姓安堵,军无私焉”。
蜀汉末年,姜维率兵士屯沓中种麦,说明军屯仍然存在。除军屯外,又设有民屯,且民屯长官由同级行政官员兼领。史载:吕乂担任“汉中太守,兼领督农,供继军粮”,便是其证。由于益州的经济没有遭受如中原那样严重的破坏,没有广行屯田的必要和可能,故而,其屯田的规模也不如魏、吴大。尽管如此它对减省军粮转运之烦,减少小农的经济负担,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尽管如此它对减省军粮转运之烦,减少小农的经济负担,还是有积极意义的。诸葛亮征南中后,促进了南中的进一步开发及其与内地的联系。李恢为庲降都督(今云南味县),重视农业生产,所在屯垦,改绩颇著,故南人称味县为“屯下”。他又迁濮民数千落于云南、建二郡从事农业生产。他在任期间征调耕牛、战马、金、银、犀革等,使“军国所用充足”。”史称: 诸葛亮治蜀“田畴辟,仓廪实,器利,畜积饶。”就是对诸葛亮发展农业的肯定。
诸葛亮死后,蒋琬、费祎相继执政,继续执行诸葛亮的既定国策,重视内部安定,没有轻易出兵攻魏。因此,蜀中农业生产在这一时期能持续稳定发展。直至蜀汉末年,犹谓“男女布野,农谷栖亩”,农业也未受到根本损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