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随着大臣们结党，郡县制也变了味道。天下官吏分成几个氏族，郡守（也叫太守）出现一伙人轮流执政的现象，表面上郡守不断的更换，但是执政的不是我儿子就是我姑爷。各大家族，逐渐控制了郡守这个实权岗位，而且，通过汉朝用人制度察举制的缺陷，逐渐从入口上控制了县一级的干部。国家任命吧，反正县令都是我们推荐的，就这几大户家的人，我儿子在你首先当县令，你儿子在我手下。进而，形成东汉地方势力威胁中央的局面。
其实，这个现象在西汉，汉武帝的时候就被注意到了。汉武帝当年想了一个高招儿，就是设立刺史。刺史，就是现在的检察院，最早的刺史是没有实权的小官（太守一年工资是2000石，刺史只有500石）。汉武帝设置刺史，就用这样的小官儿巡视天下。
但是，没有多久，刺史这个岗位也被官吏们占据了。甚至于，到了东汉末年，刺史收入和太守一样了，甚至，逐渐成为太守的上一集单位，脱离检察院而成为地方官。

州牧制度形成的时候，就已经走回了诸侯制，当权力回到民间，就离天下大乱不远了。
钱穆先生的这个故事讲得太好了

很通俗易懂，不过至今没有一劳永逸的制度

虽然如此这些还是表面现象，实质在于大一统的帝国同当时的政治能力、管理和生产力发展都不匹配，帝业兴而君政废
再早的春秋战国时代，地方的管理更加紧密，虽然生产力较为低下但是人口密度和管理单位都小，一个诸候国配备一整套行政管理体系，对于基层生产者来说他们的辅助管理和支持使得生产得以较好的发展，到了战国时代虽然国家扩大了，不过生产力提高，官员管理的制度也完善，依然可以维持基层的生产，秦国选择了耕战，对士农工商都有严格的管理，基层县政府要管理到耕牛、种子、农具，这些的使用，同样农民的收获最多时三分之二上缴给国家，当然国家管理的更多，鳏寡孤独县一级都要管理，秦始皇依靠强大的行政手段维持了全国的统一，也才12年，这样的国家管理成本和管理难度已经到了极限，人民不能忍受、官员也难以承担，
秦汉之间战乱之后，因为人口减少，土地重新分配，人民需要修养，所以不用中央和地方行使更多的职责，基本上就保证了稳定的生产，但是对于中央和地方的行政来说效率比秦时要降低和很多，地方行政可能降到十分之一，也就是秦朝一个县长要干100件事，而汉代只能干十件事了，同时中央也存在效率低下的问题，是能力和行政体系出了问题，不是不需要干，相反这时候需要干的事情却成倍的增加，更重要的人口的增长、商业的发展、金融的出现、科技的进步，使得管理难度进一步增加，中央采取放任的态度，使得中央--地方--基层，三者之间严重脱节，再者汉代政府所收的地租仅十分之一，甚至三十分之一，中央财政根本无力更好的管理整个国家，地方只能使用徭役、劳役来征调民夫开展工程建设，地方政府抓生产根本不可能了。

这时候，连地方--基础之间也出现真空地带，地方上自然而然的必须生出一层来，上对应地方政府，下对应基层农民，组织集体生产、整体化的管理来维持基层社会的生产，你说他是因为自身利益和自身能力（有钱有权、原始积累）生长出来填补了这层空白也好，还是地方和基层两级之间真是的需要也好，反正这个基层生成了，不好的就是这个阶层不是处于国家和农民的利益，而是出于自身的享受和原始积累，政府放任他们积累或者他们就是政府官员，这样地方上恢复到了三级的管理结构，行政--基层生产管理--生产
到了汉武帝时候，地方已经形成了初步的三级结构，而商业也在扩大发展，各个地方实际上跟中央的脱机已经开始严重起来，商业、生产、行政管理都出现脱节，所以汉武帝集中中央权利，建立刺史制度、盐铁收归国有、大生产项目权归中央，同时打击地方豪族，十万上的中产在武帝的打压之下破产几乎一半，结果就是中央财政得到空前满足，用于对匈奴的战争，同时中央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但是地方却进一步失去了对基层工作的管理，地方需要跟进中央，自己的职权被进一步消弱，也就形成一个巨大的底盘，上边悬着一个两级的政府，在汉武帝强权和个人高效的行政统治下，政府运转问题不大，代价就是地方人民自我生产得不到保护，基层政府不能有效行政，结局就是减产、混乱、生活质量下降，到了武帝后期开始恢复生产，把更多精力关注在基层生产，但是中央+地方与基层的脱节已经不可避免了，中间的空档就又被豪强、富族所占领，这样恢复到一种中央--地方--豪强--基层的局面，不论是对基层生产、地方统治都有平稳的推动
但是地方和豪强不是善茬的，不是为了基层和国家的利益，所以在中央不能有效管理地方，不能约束豪强的时候，常态也是基本上没什么约束和管理，这样基层的生产和生活都必须依附于豪强了，甚至自身也成为了豪强的奴隶

另外重要一点就是楼主提到的用人制度，用人制度同样是从春秋-战国-秦延续到汉的，贵族变成豪富，官吏形成氏族，贯穿整个汉朝，一直延续到隋唐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