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朝历代几乎首都都不会放在前线，明朝把首都迁到北京，主要是成祖个人能力很强，而且当时明朝国力强盛，加上北京是其发迹的地方，当时解决北元的边患，率军亲征蒙古从北京出发较为便利。但是朱棣之后形势就发生逆转了，与其说天子守国门，不如说除了成祖，余下的皇帝们呆的北京，都成为了明朝最繁重的负担。

1、漕运问题：
朱棣去世后，他的儿子朱高炽继位，是为明仁宗，明仁宗在诏书中表示：“南北供亿之劳，军民俱困，四方向仰咸南京，斯亦吾之素心。”——《明仁宗实录 卷十五》仁宗已经表示除因为迁都北京而导致的漕运问题，使得国家负担加重，而南京因为水利方便以及南方地力的开发，足以胜任首都之选，仍然想把都城迁回南京，但是大家都知道的，仁宗短命，继位没多少日子就去世了，这项决议也就搁置下来了。
仁宗皇帝在诏书中提及的“南北供亿之劳，军民俱困”指代的就是当时因为北京地区的产出无法满足北京作为京师首都的需求，需要从南方运粮，从而导致开发运河、疏通水利，一大批的水利设施在永乐年间开始实行。洪武年间因为疏通水利已经使得民间不堪重负，“洪武中，河岸冲决，河道淤塞。故於陆路置八递运所，每所用民丁三千，车二百辆，岁久民困其役。”——《明史纪事本末 卷二十四 河槽转运》永乐年间，漕运的数额从原来的二百五十万石增加到了三百万石。宣宗宣德五年三月，陈瑄上书：“支运法军民均劳甚善。但民病舍穑往还，不若益耗兑军便。”帝是其议，改为“兑运法”。行之既久，耗亦纳官，失初意矣。——《明史纪事本末 卷二十四 河槽转运》

到了宣宗年间，漕运已经成为国家的巨大负担，而且，越改越糟，“失初意矣”，什么是初意？概运南方之粮食救济京师也，说明此时对于京师的漕运，不仅并没有完全改善京师的情况，而且还在日益成为这个国家的巨大负担。而到了景泰年间。“坝闸渐颓，水道淤浅”。到了成化年间，成化七年（辛卯，一四七一），罢瓜、淮兑运。河、淮以南，以四百万供京师；河、淮以北，八百万供边境。——《明史纪事本末 卷二十四 河槽转运》此时已经不仅仅是对于京师的四百万供应了，漕运还承担着对于边境八百万石的供应，可见当时北方地力之差以及边境战事的吃紧、军队的大量集结所导致的漕运负担过重。

2、战事问题
有明一代，北方的边境一直不是很太平，经常被少数民族侵犯，这里节选嘉靖三十六年至嘉靖四十五年十年的时间，来作为北方战事的参考。
在这十年里，北方各个少数民族一共侵犯明朝边境达至少26次，被明朝当地军队成功抵御击退的次数大概在4到5次左右，战死、被杀的明朝副总兵、总兵、游击将军、参将等至少15人以上，而明朝军队主动出击的次数记录在案的大概有三次，两次成功一次失败指挥官战死。

这十年来北方民族犯边的事件，主要有以下：
（1）、嘉靖三十六年春二月，俺答犯大同。三月壬午，把都儿寇迁安（京师东两百公里），副总兵蒋承勋力战死。
（2）、三十八年春二月庚午，把都儿犯潘家口，渡滦河，逼三屯营。（京师东北方向一百五十公里）三月己卯，掠迁安、蓟州、玉田。（玉田距离京师只有接近一百公里了）
（3）、四十二年春正月戊申，俺答犯宣府，南掠隆庆。冬十月丁卯，辛爱、把都儿破墙子岭入寇，京师戒严，诏诸镇兵入援。戊辰，掠顺义、三河（距京师五十公里），总兵官孙膑败死。
（4）、四十三年春正月壬辰，土蛮黑石炭寇蓟镇。（京师东北一百五十公里）
（5）、四十五年四月，俺答犯辽东。秋七月乙未，俺答犯万全右卫。（京师西北方向两百公里）冬十月丁卯，犯固原，总兵官郭江败死。癸酉，犯偏头关。闰月甲辰，犯大同。
——《明史 世宗本纪二》

3、地势以及历史问题
为什么明成祖会迁都北京呢？之前已经说过了，因为当时蒙古还没有彻底平定下来，朱棣迁都北京，依靠着强大的军事实力，在永乐年间南征北战，继续扫清蒙古余孽。这里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里的一段话可以作为参考：“（北平）太宗龙潜之地也。太宗初就封于燕。当是时，蒙古之余孽犹炽，习见燕都之宫阙、朝市，不无窥伺之情。太宗靖难之勋既集，切切焉为北顾之虑，建行都于燕，因而整戈秣马，绝漠犁庭，亦势所不得已也。銮舆巡幸，劳费实繁。易世而后，不复南幸，此建都所以在燕也。”——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 北直方舆纪要序》

“自永乐都燕，历十有四代，岂可以一代之失，遂议始谋之不善乎？曰：昔人之治天下也，以治天下为事，不以失天下为事者也。有明都燕不过二百年，而英宗狩于土木，武宗困于阳和，景泰初京城受围，嘉靖二十八年受围，四十三年边人阑入，崇祯间京城岁岁戒严。上下精神敝于寇至，日以失天下为事，而礼乐政教犹足观乎？江南之民命竭于输挽，大府之金钱靡于河道，皆郡燕之为害也。”——《明夷待访录 建都》P11页。

在真实的历史上，北京作为首都的王朝，依然都是比较难守的。“燕北迫蛮貊，内错齐晋，崎岖强国之间，最为弱小，几灭者数矣。及秦人灭赵，败燕军于易水之西，而国随以亡。臧荼、卢绾、燕王旦国于燕，不旋踵而陨毙。彭宠以渔阳贾祸。公孙瓒以易京覆宗。王浚掩有幽州，幸晋室多故，冀以自雄，而见戕于石羯。段匹有幽州，而仍不能自立也。杜洛周、葛荣、韩婴之辈，旋起旋灭，皆不足道。高开道窃有渔阳，身死而地归于唐。天宝以后，以河北叛乱者，凡十七起。其能免于诛夷，保其宗祀者，不数见也。”——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 北直方舆纪要序》 所以说，燕北之地在古代实为边疆，的确不适合定都。

所以，明朝初年建都北京有着积极的意义，但是明朝却最终没能实现把边界向北大幅度拓展，导致北京真的成为了前线，这是与元清定都北京的情况完全不同，北京作为在明朝中后期已经成为了明帝国的一个大包袱，在内部稳定时期北京处于前线尚可勉强维持，一旦内部有变，叠加外患不除的时候，就很难坚持住，这一点从明末崇祯年间农民军多次因为北京被围而起死回生就能看出来了，设使明末都城在其他地方，还会出现北方一城被围，而全军弃剿闯贼的局面吗？更进一步说，设使晚明京师不在北京，满清入关则必须要突破辽东防线，那样形势就又完全不一样了，毕竟直到明亡，满清也未能攻破宁锦防线。

我觉得北京最适合做明朝的首都，感觉其他地方都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