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鲁迅先生誉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无疑是一部伟大的历史巨著，具有较高的历史和文学价值。但是这样一部“连城巨壁”也非白玉无瑕。《史记》首篇《五帝本纪》是司马迁自认的得意之作，但历史评论家刘知机就批判它是一篇“无可取”的篇章。我们现在看来，《五帝本纪》确实是一篇“用迷信解释历史，而不是用历史解释迷信”的记载。同样，《史记.西南夷列传》中有关“庄蹻入滇王滇”的记载，也是一节“无可取”的伪史，而不是真正的历史。《史记》作者司马迁是一位难得的把视野扩展到少数民族历史的古代历史学家，但是在《史记》中涉及到少数民族历史时，他所受到的历史主观条件的制约以及大民族主义唯心史观的影响，使他不可能把少数民族的真正的历史内容还给历史，导致产生“庄蹻入滇王滇”的这些伪史，我们有必要重新加以研究。
一 考问《史记》
《史记.西南夷列传》（以下简称《列传》）关于“庄蹻入滇王滇”的记载，其实非常粗略，仅只８５个字，即：“初，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庄蹻者，故楚庄王苗裔也。蹻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从其俗，以长之。”，然而这粗略的记载中，就存在着连司马迁自己活着都无法自圆其说的许多矛盾。
（一）关于庄蹻的出身
《列传》肯定说“庄蹻者，故楚庄王苗裔也。”，并在篇末的“太史公曰”中再次加以肯定“楚之先，岂有天禄哉？为文王师，封楚。及周之衰，地称五千里。秦灭诸侯，唯楚苗裔尚有滇王。汉诛西南夷，国多灭矣，唯滇复为宠王。”这就是说，庄蹻的楚王血统身份是毫无疑问的了，但奇怪的是《史记.楚世家》中却没有庄蹻，其他楚国王族旁支姓中也没有庄蹻。后来也有人根据楚国有“以谥为氏”的成例，说楚国姓庄的都是庄王的后裔，故庄蹻也是庄王之苗裔。这种形而上学的辩解，同后来的许多史书上说的云南各少数民族“皆庄之蹻苗裔也”一样可笑。
（二）庄蹻是“将军”还是“强盗”
《列传》开头说：“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这肯定庄蹻是楚国的将军。但在《史记》另一篇《游侠列传》中却又使用了《韩非子》中的“跖、蹻暴戾”这句话。所以庄蹻是将军，还是一个“暴戾”的象大盗柳下跖一样的大强盗？这个千古疑案，在历史上曾引出了楚国究竟是只有一个庄蹻还是两个庄蹻的没完没了的争论。为太史公辩解的人说，楚国本来就有两个庄蹻，司马迁在《列传》中说的是将军庄蹻，而《游侠列传》中说的是大盗庄蹻，这种辩解，不能解决同一个司马迁在同一本书中写两个庄蹻而不加注明的问题。而另一则说，楚国只有一个庄蹻，并且是“先盗后将”的庄蹻，这个盗不是一般的盗贼，他是一位农民起义军的领袖，他也不是奉命入滇，而是起义失败后率残部义军展转流入云南。这样的立论没有提出任何让人可以置信的根据，都是后人主观议论，非常牵强，不能算是历史。何况庄蹻如果是一位农民起义军的领袖，那“欲归报”他又想去报谁呢？
（三）庄蹻出师和“欲归报”时间上的矛盾
《列传》所说的庄蹻出师时间与“秦击夺楚巴、黔中郡”之间整整相隔52年，如果从楚威王初年起算，已经超过60来年，世上哪有一位将军奉命出征胜利五、六十年后，才去归国报命之理？这个矛盾早就被范晔、常璩所发现，故《后汉书》和《华阳国志》，都主观地把庄蹻出师时间，往后推改为楚项襄王时。不过他们为了维护太史公的声誉，没有把这个问题挑明，到了唐代，杜佑才在《通典》中把问题挑明开来。
（四）《列传》与先秦文献载记的矛盾
具体地说，太史公庄蹻入滇是一个无本之源的孤说。先秦诸子书，如《荀子》、《韩非子》、《商君书》、及稍后的《吕氏春秋》，都提到过庄蹻其人其事，但都只讲到“庄蹻为盗”，“大盗庄蹻”，“跖，蹻暴戾”，“蹻跖横行天下”，“庄蹻暴郢”等等。独未提及庄蹻入滇之事。历史上的许多史学家都很注意《荀子》和《吕氏春秋》都未提及庄蹻入滇这个问题。《荀子》的作者荀况是庄蹻同一个时期的人，是当时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和思想家，又做过楚国的县官，很了解楚国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如果楚国当时组织过远征滇国这样的国家大事，他是绝不会不知道的，也不会不把它写进自己的书里。同样，《吕氏春秋》的成书时间距庄蹻时期也很近，编写人员又多来自全国各地，岁数大一点的跟庄蹻年纪也差不多，书又杀青于蜀，自古滇蜀相连，声息相通，如果历史上真的有过庄蹻入滇之事，那么这部古代百科全书式的书，也是不会把它漏载掉吧？战国末年，秦楚两国争夺西南地区的斗争，已经相当激烈，在秦楚史上反映这方面的记载很多，而又惟独没有涉及到同这场斗争直接相关的庄蹻入滇这件大事，这表明历史上根本没有庄蹻入滇这回事。
至此，还有人会再辩解说，太史公的庄蹻入滇的记载，是亲自到云南调查研究取得的第一手资料，文献虽无所本，但仍然是可信的。对于司马迁是否到过云南？历来就众说纷纭，司马迁自己在《太史公自序》中就没有说他到过云南滇池地区，在《五帝本纪》中也只说他“西到峒崆，东渐于海，北到逐鹿，南浮江淮”。更重要的是从《列传》对云南当时一些实际的错记，如说云南众多少数民族“皆氐类也”，滇西“方数千里”之地，还处在“无君长，无常处”，“随畜迁徙”的游牧社会生活等错误，就足以证明他“奉使西南檄外”就根本没有到过云南。
（五）楚之将亡与庄蹻入滇的矛盾
楚滇两地相距数千里，山川险阻，当时还没有“五尺道”，出师必先开道，所经之地又民族众多，善战能守，从秦、汉两代，倾全国之力，“开五尺道”，“通西南夷”，也因少数民族的顽强抵抗，“夷又数反”，输转困难，士卒疲病死亡甚众，引起骚动，而不得不一度中止的历史事实判断，当时要远征滇国，必须要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和雄厚的实力做后盾。然而楚国当时已经内乱迭起，四分五裂；外则秦、齐、韩、魏的不断入侵，楚国屡败，割地求和，怀王死于秦，尤其是垂沙之战，楚军全军覆没，主帅唐昧阵亡，郢都失陷，被迫迁都于陈。楚国在这种国已不国的情况下，还能组织强大的远征军远征滇国，这不仅是无稽之谈，对当时的楚国也毫无战略意义。
《史记》寥寥数十字的记载，就有这么多的矛盾，完全可以表明这些记载并不可信，它可能是太史公远在成都或者其他什么地方，耳食到些无稽的传说罢了，并不是真实的历史。
二 考古云南
考古出土文物，是一部活着的客观的可以信赖的历史教科书。云南考古虽然起步较晚，但是目前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以及众多的文物出土，以无声的方式和无可辩驳事实，告诉世人一部完整的先秦以前云南地方民族历史。遗憾的是这部无声的云南地方史中，找不到任何一点庄蹻入滇的历史痕迹。
庄蹻时代，楚国已经进入青铜器时代和初期铁器时代。根据《太平环宇记》等书记载，庄蹻入滇“士卒二万”，可能有所夸大，但从“以兵威定楚属”来判断，庄蹻当时带来的士卒也不会很少，那这么多的人远征滇国，必然带来大量铜、铁武器和其他工具。但是至今在云南出土的成千上万件青铜器中，却没有一件确属楚文化的“折戟沉沙”。
此外，楚国历经春秋战国中期，已经比较普遍地使用汉文字了，如果庄蹻入滇确有其事，其士卒幕僚中肯定会有识用汉字的人。从《韩非子》等书把庄蹻和田单、乐毅、卫鞅并称为善用兵者这点来看，庄蹻也可能识字，读过兵书，如果他真的做了滇王，他一定会用汉文，或锤碑，或勒石，或铸铜，以记载威德，也可能在一定范围内使用汉文。但是，汉字在西汉中期的云南出土文物上才个别出现。这就说明《列传》所记载的庄蹻入滇之事纯属子虚乌有，不但在历史文献上无本无源，矛盾重重，在出土文物方面，也找不到任何蛛丝马迹的物证。
难怪，著名的考古学、历史学家张增祺先生在评论《列传》庄蹻入滇的记载时写道：“我们认为庄蹻入滇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张增祺：《西南民族考古》第241页），这是一个有胆有识的、符合历史实际的科学结论。
三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云南古代史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墨写的谎言，掩盖不了血写的事实。历史是无情的，也是不可能被抹去的，只要还有个‘影子’，只要明天的太阳照样升起，历史一定会重现光彩！
在数百万年前，中原地区还是一片沼泽地带，风成黄土层还没有完全形成的时候，云南这片红土高原已经是生态环境十分优越的人间乐土了。从目前考古学的角度来说，云南的创世纪元比中原地区要早，至少不会比中原地区晚。
从800万年前的腊玛人、400万年的蝴蝶人（云南元谋）、250万年前东方人（云南元谋）、170万年的元谋人、丽江人、蒲缥人、姚关人、西畴人、蒙自人、路南人、昆明人的完整演化，证明了云南创世史观无可辩驳的正确性。
云南的青铜器文化在庄蹻入滇以前几千年就开始了。解放后，对云南大理剑川县“海门口遗址”的三次发掘，出土的大量彩陶、炭化稻、粟、青铜器以及铸造青铜斧的片麻石石范，经碳14测定，这些东西的年代被界定为距今3115年±90年，相当于公元前12世纪中原殷纣王时期，而直到现在，中原地区还没有出土过确属于夏代的青铜文物，所谓的“禹铸九鼎”也只不过是一个有待证实的传说而已。在滇池东岸呈贡县古城乡天子庙文化遗址，出土的3千多件青铜器物，其断代也是公元前800年，相当于中原的周穆王、昭王时期，也早于庄蹻入滇的时间将近千年。历史上在云南出土的青铜文物，有一些是有相当高超娴熟的工艺技术水平，这是同时期中原或楚地望尘莫及的，在全世界也十分罕见。云南大理祥云县大波那文化遗址出土的“木廓铜棺”，重达300公斤，体积庞大雄伟，造形美观独特，工艺技术精巧，尤其是棺中随葬的双豹相抱的权杖，精美绝伦，举世罕见，为中原或楚地所不及。像刘玉堂这样大言不惭地说“滇地出土的青铜器皿，无论在纹饰布局，还是题材选择，无不受楚人青铜文化的濡染”的观点和说法，是完全出于对云南青铜文化的无知。
再从铁器时代来说，云南也早在春秋时期，就使用铁器了。目前对云南出土的铜柄铁剑的年代鉴定为2500±103年，相当于春秋末年和战国初期，这同春秋末期郑国的子产铸造《刑鼎》相距不远，也早于所谓的庄蹻入滇几百年。
传统的历史学界认为，中原是中华民族文化唯一摇篮的文化一元论，是“庄蹻入滇”这种缪论的理论基础，云南的历史和文化，都是由庄蹻这个楚国人来到云南后才开创出来的缪说，完全是由司马迁的庄蹻入滇误记而引出来的纯粹的主观臆度。人类的历史文化，都是由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一切民族的历史文明，都是由各民族自己创造出来的。我不否认民族文化之间的对撞、交流、渗透和融合，但是那种以救世主面孔出现，总是越俎代庖别人历史文明的历史当然不是真实的历史。
一 考问《史记》
《史记.西南夷列传》（以下简称《列传》）关于“庄蹻入滇王滇”的记载，其实非常粗略，仅只８５个字，即：“初，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庄蹻者，故楚庄王苗裔也。蹻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从其俗，以长之。”，然而这粗略的记载中，就存在着连司马迁自己活着都无法自圆其说的许多矛盾。
（一）关于庄蹻的出身
《列传》肯定说“庄蹻者，故楚庄王苗裔也。”，并在篇末的“太史公曰”中再次加以肯定“楚之先，岂有天禄哉？为文王师，封楚。及周之衰，地称五千里。秦灭诸侯，唯楚苗裔尚有滇王。汉诛西南夷，国多灭矣，唯滇复为宠王。”这就是说，庄蹻的楚王血统身份是毫无疑问的了，但奇怪的是《史记.楚世家》中却没有庄蹻，其他楚国王族旁支姓中也没有庄蹻。后来也有人根据楚国有“以谥为氏”的成例，说楚国姓庄的都是庄王的后裔，故庄蹻也是庄王之苗裔。这种形而上学的辩解，同后来的许多史书上说的云南各少数民族“皆庄之蹻苗裔也”一样可笑。
（二）庄蹻是“将军”还是“强盗”
《列传》开头说：“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这肯定庄蹻是楚国的将军。但在《史记》另一篇《游侠列传》中却又使用了《韩非子》中的“跖、蹻暴戾”这句话。所以庄蹻是将军，还是一个“暴戾”的象大盗柳下跖一样的大强盗？这个千古疑案，在历史上曾引出了楚国究竟是只有一个庄蹻还是两个庄蹻的没完没了的争论。为太史公辩解的人说，楚国本来就有两个庄蹻，司马迁在《列传》中说的是将军庄蹻，而《游侠列传》中说的是大盗庄蹻，这种辩解，不能解决同一个司马迁在同一本书中写两个庄蹻而不加注明的问题。而另一则说，楚国只有一个庄蹻，并且是“先盗后将”的庄蹻，这个盗不是一般的盗贼，他是一位农民起义军的领袖，他也不是奉命入滇，而是起义失败后率残部义军展转流入云南。这样的立论没有提出任何让人可以置信的根据，都是后人主观议论，非常牵强，不能算是历史。何况庄蹻如果是一位农民起义军的领袖，那“欲归报”他又想去报谁呢？
（三）庄蹻出师和“欲归报”时间上的矛盾
《列传》所说的庄蹻出师时间与“秦击夺楚巴、黔中郡”之间整整相隔52年，如果从楚威王初年起算，已经超过60来年，世上哪有一位将军奉命出征胜利五、六十年后，才去归国报命之理？这个矛盾早就被范晔、常璩所发现，故《后汉书》和《华阳国志》，都主观地把庄蹻出师时间，往后推改为楚项襄王时。不过他们为了维护太史公的声誉，没有把这个问题挑明，到了唐代，杜佑才在《通典》中把问题挑明开来。
（四）《列传》与先秦文献载记的矛盾
具体地说，太史公庄蹻入滇是一个无本之源的孤说。先秦诸子书，如《荀子》、《韩非子》、《商君书》、及稍后的《吕氏春秋》，都提到过庄蹻其人其事，但都只讲到“庄蹻为盗”，“大盗庄蹻”，“跖，蹻暴戾”，“蹻跖横行天下”，“庄蹻暴郢”等等。独未提及庄蹻入滇之事。历史上的许多史学家都很注意《荀子》和《吕氏春秋》都未提及庄蹻入滇这个问题。《荀子》的作者荀况是庄蹻同一个时期的人，是当时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和思想家，又做过楚国的县官，很了解楚国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如果楚国当时组织过远征滇国这样的国家大事，他是绝不会不知道的，也不会不把它写进自己的书里。同样，《吕氏春秋》的成书时间距庄蹻时期也很近，编写人员又多来自全国各地，岁数大一点的跟庄蹻年纪也差不多，书又杀青于蜀，自古滇蜀相连，声息相通，如果历史上真的有过庄蹻入滇之事，那么这部古代百科全书式的书，也是不会把它漏载掉吧？战国末年，秦楚两国争夺西南地区的斗争，已经相当激烈，在秦楚史上反映这方面的记载很多，而又惟独没有涉及到同这场斗争直接相关的庄蹻入滇这件大事，这表明历史上根本没有庄蹻入滇这回事。
至此，还有人会再辩解说，太史公的庄蹻入滇的记载，是亲自到云南调查研究取得的第一手资料，文献虽无所本，但仍然是可信的。对于司马迁是否到过云南？历来就众说纷纭，司马迁自己在《太史公自序》中就没有说他到过云南滇池地区，在《五帝本纪》中也只说他“西到峒崆，东渐于海，北到逐鹿，南浮江淮”。更重要的是从《列传》对云南当时一些实际的错记，如说云南众多少数民族“皆氐类也”，滇西“方数千里”之地，还处在“无君长，无常处”，“随畜迁徙”的游牧社会生活等错误，就足以证明他“奉使西南檄外”就根本没有到过云南。
（五）楚之将亡与庄蹻入滇的矛盾
楚滇两地相距数千里，山川险阻，当时还没有“五尺道”，出师必先开道，所经之地又民族众多，善战能守，从秦、汉两代，倾全国之力，“开五尺道”，“通西南夷”，也因少数民族的顽强抵抗，“夷又数反”，输转困难，士卒疲病死亡甚众，引起骚动，而不得不一度中止的历史事实判断，当时要远征滇国，必须要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和雄厚的实力做后盾。然而楚国当时已经内乱迭起，四分五裂；外则秦、齐、韩、魏的不断入侵，楚国屡败，割地求和，怀王死于秦，尤其是垂沙之战，楚军全军覆没，主帅唐昧阵亡，郢都失陷，被迫迁都于陈。楚国在这种国已不国的情况下，还能组织强大的远征军远征滇国，这不仅是无稽之谈，对当时的楚国也毫无战略意义。
《史记》寥寥数十字的记载，就有这么多的矛盾，完全可以表明这些记载并不可信，它可能是太史公远在成都或者其他什么地方，耳食到些无稽的传说罢了，并不是真实的历史。
二 考古云南
考古出土文物，是一部活着的客观的可以信赖的历史教科书。云南考古虽然起步较晚，但是目前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以及众多的文物出土，以无声的方式和无可辩驳事实，告诉世人一部完整的先秦以前云南地方民族历史。遗憾的是这部无声的云南地方史中，找不到任何一点庄蹻入滇的历史痕迹。
庄蹻时代，楚国已经进入青铜器时代和初期铁器时代。根据《太平环宇记》等书记载，庄蹻入滇“士卒二万”，可能有所夸大，但从“以兵威定楚属”来判断，庄蹻当时带来的士卒也不会很少，那这么多的人远征滇国，必然带来大量铜、铁武器和其他工具。但是至今在云南出土的成千上万件青铜器中，却没有一件确属楚文化的“折戟沉沙”。
此外，楚国历经春秋战国中期，已经比较普遍地使用汉文字了，如果庄蹻入滇确有其事，其士卒幕僚中肯定会有识用汉字的人。从《韩非子》等书把庄蹻和田单、乐毅、卫鞅并称为善用兵者这点来看，庄蹻也可能识字，读过兵书，如果他真的做了滇王，他一定会用汉文，或锤碑，或勒石，或铸铜，以记载威德，也可能在一定范围内使用汉文。但是，汉字在西汉中期的云南出土文物上才个别出现。这就说明《列传》所记载的庄蹻入滇之事纯属子虚乌有，不但在历史文献上无本无源，矛盾重重，在出土文物方面，也找不到任何蛛丝马迹的物证。
难怪，著名的考古学、历史学家张增祺先生在评论《列传》庄蹻入滇的记载时写道：“我们认为庄蹻入滇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张增祺：《西南民族考古》第241页），这是一个有胆有识的、符合历史实际的科学结论。
三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云南古代史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墨写的谎言，掩盖不了血写的事实。历史是无情的，也是不可能被抹去的，只要还有个‘影子’，只要明天的太阳照样升起，历史一定会重现光彩！
在数百万年前，中原地区还是一片沼泽地带，风成黄土层还没有完全形成的时候，云南这片红土高原已经是生态环境十分优越的人间乐土了。从目前考古学的角度来说，云南的创世纪元比中原地区要早，至少不会比中原地区晚。
从800万年前的腊玛人、400万年的蝴蝶人（云南元谋）、250万年前东方人（云南元谋）、170万年的元谋人、丽江人、蒲缥人、姚关人、西畴人、蒙自人、路南人、昆明人的完整演化，证明了云南创世史观无可辩驳的正确性。
云南的青铜器文化在庄蹻入滇以前几千年就开始了。解放后，对云南大理剑川县“海门口遗址”的三次发掘，出土的大量彩陶、炭化稻、粟、青铜器以及铸造青铜斧的片麻石石范，经碳14测定，这些东西的年代被界定为距今3115年±90年，相当于公元前12世纪中原殷纣王时期，而直到现在，中原地区还没有出土过确属于夏代的青铜文物，所谓的“禹铸九鼎”也只不过是一个有待证实的传说而已。在滇池东岸呈贡县古城乡天子庙文化遗址，出土的3千多件青铜器物，其断代也是公元前800年，相当于中原的周穆王、昭王时期，也早于庄蹻入滇的时间将近千年。历史上在云南出土的青铜文物，有一些是有相当高超娴熟的工艺技术水平，这是同时期中原或楚地望尘莫及的，在全世界也十分罕见。云南大理祥云县大波那文化遗址出土的“木廓铜棺”，重达300公斤，体积庞大雄伟，造形美观独特，工艺技术精巧，尤其是棺中随葬的双豹相抱的权杖，精美绝伦，举世罕见，为中原或楚地所不及。像刘玉堂这样大言不惭地说“滇地出土的青铜器皿，无论在纹饰布局，还是题材选择，无不受楚人青铜文化的濡染”的观点和说法，是完全出于对云南青铜文化的无知。
再从铁器时代来说，云南也早在春秋时期，就使用铁器了。目前对云南出土的铜柄铁剑的年代鉴定为2500±103年，相当于春秋末年和战国初期，这同春秋末期郑国的子产铸造《刑鼎》相距不远，也早于所谓的庄蹻入滇几百年。
传统的历史学界认为，中原是中华民族文化唯一摇篮的文化一元论，是“庄蹻入滇”这种缪论的理论基础，云南的历史和文化，都是由庄蹻这个楚国人来到云南后才开创出来的缪说，完全是由司马迁的庄蹻入滇误记而引出来的纯粹的主观臆度。人类的历史文化，都是由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一切民族的历史文明，都是由各民族自己创造出来的。我不否认民族文化之间的对撞、交流、渗透和融合，但是那种以救世主面孔出现，总是越俎代庖别人历史文明的历史当然不是真实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