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之际,学术巨变。随着经学危机的加深和黄老之学的复兴,儒、道异同成为重要的思想课题。玄学的思潮应运而生。
经学危机:
道家思想从西汉至魏晋经历了一个由盛经衰又至盛的过程。
《史记·外戚世家》:“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
窦太后提倡黄老之术长达45年,汉景帝时,儒、道进行了激烈的争夺统治地位的斗争。
到汉武帝时代,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告终。
董仲舒以“天人感应”为思想基础,以“名教之治”为理论核心,宣扬君权神授,强调道德教化。适合大一统专制皇权的胃口,被汉武帝立为官方哲学。之后在朝廷的扶植与思想界的参与下,逐渐渗透到两汉意识形态和社会生活,统称之为汉代经学思潮。
自东汉中叶开始,经学陷入了不可逆转的危机。
一为繁琐:
为了实现政治需要,对“六经”进行“微言大义”的无限发挥。
《汉书·文艺志》:“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
清儒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言:“一经说至百万言,则汉之经学所以由盛而衰者,毙正坐此。”
楼宇烈《王弼集校释》载“夫言立垂教,将以通性,而弊至于湮;寄旨传辞,将以正邪,而势至于繁。”
二为神秘:
谶纬之学的介入,导致经学的恶性发展不可遏止。
“谶”是用诡秘的用语、预言作为神的启示,向人们昭示吉凶祸福、治乱兴衰的图书符箓。
“纬”是用宗教迷信观点对儒家的经典所作的解释。
经文是不能随意改动的,为了神话儒学,纬书就假托神意来解释经典。
仅《春秋》一书,目前可见的相应汉代纬书种类即达15种。这些纬书大多荒诞不经,而汉儒却极力将谶纬与经学融为一体,用谶纬注释六经。甚至出现了像《白虎通》这样的儒学神学融为一体的法典化著作。
《后汉书·桓谭传》:“其后有诏会议灵台所处,帝谓谭曰:‘吾欲以谶决之,何如?’谭默然良久,曰:
‘臣不读谶。’帝问其故,谭复极言谶之非经。帝大怒曰:‘桓谭非圣无法,将下斩之。’谭扣头流血,良久乃得解。”
经学的谶纬化,标志着经学思潮即将寿终正寝。
三为实践:
汉代经学在政治领域的活动是以“名教之治”形式出现的,并与当时的察举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
可悲的是,道德教化一旦与实际利益联系在一起,则立刻变成了获得功名利禄的工具。
这种例子不胜枚举,如《后汉书·种嵩传》载田歆之言“今当举六孝廉,多的贵戚书命,不宜相违,欲自用一名士以报国家,尔助我求之。”
清官尚且如此,剩下那些三观不正的可想而知。道德教化反而成了摧毁道德的工具,“名教之治”已经走向了自我毁灭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