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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人和我们

一 
  从前有一个小男孩。在他识字之前,父亲已给他讲过希腊和特洛伊战争的故事。对他来说,赫克托和阿基里斯就像他的兄弟一样亲切,而当奥林匹亚的诸神争吵的时候,他会想起他的叔叔和阿姨。七岁的时候他进入一所寄宿学校,此后的七年被用于学习希腊文拉丁文和英文的互译。然后他去了另一所寄宿学校,那里的教学分古典和现代两方面。后者在男孩们和老师们的眼中是低等的,那种程度正如在一个军国主义的国家里,文臣们被武官们看作是低下的:历史和数学是大有潜力的,就像专业人士;自然科学则不然,全体被贴上了“滥学问”的标签,它们就像生意人。古典的一面同样具有别致的划分:希腊文,就像海军,是贵族的军种。 
  如今,人们很难相信这不是童话而是对三十五年前英格兰中产阶级教育的历史记述。对任何一个这样成长起来的人来说,希腊罗马和他对儿童时代和课堂的记忆太多地纠缠在一起,以至于他很难客观地看待这些文明。在看待希腊的时候尤其如此。大约到18世纪末,欧洲认为自己更多的是一个基督教世界而非欧洲,它是罗马帝国的后裔,而它的教育系统建立在对拉丁语的研究上。后来,希腊研究拥有同等的,甚至更高的地位,这一兴起是一个19世纪的现象,它与欧洲国家和民族主义情绪的发展步调一致。 
  特别显著的是,如今的发言者在晚宴之后谈起我们文明的来源的时候,他总会提到耶路撒冷和雅典,而不是罗马,因为后者是一个已经不复存在的宗教和政治的统一体,很少有人相信或者渴望它的复兴。希腊文化和我们的文化之间在历史上是不连续,而且若干世纪都缺乏直接的影响,这使它在被重新发现的时候更容易被各个民族塑造成自己的形象。有德国的希腊,法国的希腊,英国的希腊——也许还有美国的希腊——它们都很不同。举个例子,如果荷尔德林遇见了裘维特(Jowett),可以设想他们不会明白对方说的任何话,只好冷淡地告辞。 
  即使是在同一个国家里也共存着不同的希腊。比如,这里有两幅英国漫画:
  X教授,道德哲学科目的理德主任,59岁,已婚,有三个女儿。宗教:英国圣公会(普通)。政治态度:保守。住在一个装满维多利亚小摆设的郊区小房子里。不娱乐。抽烟斗。不会注意到他吃什么。爱好:园艺和孤独的长途散步。厌恶:外国人,罗马天主教,现代文学,噪声。当前的忧虑:他太太的健康。 
  Y先生,古典学教师,41岁,未婚。宗教:无。政治态度:无。住在大学里。拥有私人收入而且为本科生提供很好的午餐聚会。爱好:旅行和收集古旧的玻璃。厌恶:基督教,女孩,穷人,英国烹饪。当前的忧虑:他的身材。 
  对X而言,希腊这个词意味着理性,黄金分割,对情感的控制,超越迷信的自由;对Y而言,它显然意味着欢乐和美,感官的生活,超越压抑的自由。当然,作为优秀的学者,他们都知道各自的观点是片面的;X无法否认很多希腊人心仪神秘的崇拜,并且沉迷于那些基于“文明人的普遍的道德感所宣扬的不需要证明也不允许申诉的判断”的习惯;Y同样能意识到写《法律篇》的柏拉图和苏格兰的牧师一样有清教徒气质;然而他们和他们梦想中的希腊的情感联系是从小形成的并且被多年的钻研和热爱所加强,这要比他们的知识更强大。 
  希腊文化能够吸引个性不同的人,这也许是它的丰富和深度的最有力地证明。常言道,每个人生来不是柏拉图主义者就是亚里士多德主义者;但在我看来,有比这反差更大也更重要的区分,比如,在热爱艾奥尼亚和热爱斯巴达的人之间,在同时致力于研究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的人与那些更喜欢希波克拉底和修希底德的人之间。 

  古典研究作为高等知识的核心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而且在我们可以预见的将来它也不会回归。我们必须接受一个既成事实,如今和将来的受过教育的人不会再阅读拉丁文和希腊文。我认为,这意味着如果古典著作要继续发挥任何教育上的作用,那么罗马和希腊研究必须在着重点和方向上做出变化。如果希腊文学只能在翻译中被阅读,那么通向它的途径不再会是美学的。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翻译中的美学损失总是巨大的;英国的和希腊的语言和文化之间差距之大,造成的损失简直是致命的;我们几乎总是可以说,作为英语诗的希腊作品翻译得越好,它就越不像希腊诗(比如蒲柏翻译的《伊利亚特》),反之亦然。 


  首先这里有一个作诗法的困难;定数的无韵诗和定性的有韵诗除了都是有节奏的形式之外毫无共同之处。一个英语诗人可以愉快地尝试去写定数的诗,把它作为一种技巧练习或者一种表示虔敬的行为:
带着这些话赫尔墨斯飞离了高耸的奥林匹斯山
而普里阿摩斯毫无畏惧地走下他的战车,
命令伊达俄斯留下来把守路口以防
野兽,老国王同时勇毅地大步向前 
  (罗伯特?布瑞吉斯(Robert Bridges)译,伊利亚特,24章,468—471)
可是人们只会把这当成是一种怪异的定量的音步,而怪异是非常“非荷马的”风格特征。
  然后是词序和诗藻的问题;希腊语是一种意义不依赖于句子中的次序的具有词尾曲折变化的语言,这跟英语不同;希腊语有丰富的复合型的表示特性的名词,而英语则不然。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这两种文学的诗意的感性极端的不同。与英诗相比较而言,希腊诗显得原始,也就是说,它处理的主体和感情比我们的要更简单和直接;然而另一方面,其语言习惯要比我们的更加错综复杂。原始的诗歌用迂回的方式说简单的事情,而英诗试图用直白的方式说复杂的事情。历代英语诗人不断地去重新发现“一种真正是被人使用的语言”的努力,在一个希腊人看来是不可理解的。 
  杜德雷?费茨(Dudley Fitts)在他给《希腊戏剧的现代翻译》写的导言中引用了一小段《美狄亚》中的轮流对白: 
美狄亚:为什么你要途经大地的预言的中心?
埃勾斯:去问孩童的种子如何能为我所有。
美狄亚:苍天在上,你生活到如今仍无子嗣?
埃勾斯:我没有子女,正是因为某些神的意志。
美狄亚:是已经有了妻室,还是从未见识过床笫?
埃勾斯:不是的,我并非与婚姻无缘。
  正如费茨所说,这显得荒诞无稽,可是这可怜的翻译者还能做什么?如果,比如他把最后两行翻译成现代习语:
美迪亚:你结婚了还是单身?
埃勾斯:结婚了。
  这就不再可笑了,但它也完全失去了原来风格的一个基本成分,即在隐语中表现使用诗意的装饰的简单问答。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过去的英语诗人熟悉并且无比敬仰希腊诗歌,但确实很少有人显示出在写作风格上受到了影响——密尔顿,也许还有勃朗宁受过悲剧作家的影响,霍普金斯受过品达的影响,这是我能想到的仅有的人物。
  把诗歌从一种语言翻译到另一种语言对诗人而言是宝贵的训练。我们希望每代人都会完成荷马,埃斯库罗斯,阿里斯托芬,萨福等人的作品的新译本,但它们在公众中的重要性会减小。在阅读史诗和剧作的时候,一般的现代读者会发现历史性的或者人类学的视角会比美学的更加富有成效。他不会去问“《俄狄浦斯》是一部多好的悲剧?”或者“柏拉图这样的或者那样的论点是对还是错?”,他会试图去把希腊人的行为的所有方面,他们的喜剧,科学,哲学和政治看作是一个完整而独特的文化中的互相联系的部分。 因此,在选编这部文集的时候,我试图使它成为对希腊文化而不是希腊文学的一个介绍。 
  一部文学选集如果只选埃斯库罗斯而省略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德斯,那会很荒谬,但如果有人想理解希腊戏剧的形式和理念,选《奥瑞斯提亚》(Oresteia)三部曲要比选三位剧作家的单独的作品要好;同样道理适用于其他的诗体的选编,它们重视代表性的特征而不是个别的诗才。 
  此外,在对哲学家著作的节选中,我的意图不是完整地展示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而是展示希腊思想家如何处理某些问题,比如宇宙论的问题。最后,希腊医学和数学是希腊文化非常基本的组成部分,即使是对初学者而言,它们也是不能被忽视的。 
  由于篇幅所限,这个选集把很多重要的材料排除在外。然而,我仅仅出于个人的好恶有意识地排斥了一位作者。然而,我相信并非只有我自己发现,卢西安(Lucian)作为最流行的希腊作家之一,对于被魔鬼缠身的我们这代人来说显得太“文明”了。

  没有任何一部单独的希腊文艺作品像《神曲》一样伟大;也没有任何一位希腊文艺家现存的作品集像莎剧全本那样动人心魄;作为一个时期中在一种媒介里进行的持续的创造活动,七十五年多的雅典戏剧,从埃斯库罗斯最早的悲剧到阿里斯托芬最后的喜剧为结束,它们被从格吕克的《奥尔弗斯》到威尔第的《奥赛罗》的一百二十五年的欧洲戏剧的黄金时代所超越。然而,任何公元前五世纪的雅典人对从但丁到如今的我们的社会的充满迷惑的,其尖锐性会日趋增强的评论肯定是:“是的,我能看到所有的伟大文明的作品;可为什么我没法去认识任何文明的人?我仅仅遇到了对艺术一无所知的专家,对上帝毫无兴趣的哲学家,对政治漠不关心的牧师,还有只了解其他政客的政客们。”


  文明是怀特海教授所说的野蛮的混沌与繁文缛节之间的珍贵的平衡。野蛮蒙昧是统一的浑然未分;繁文缛节是有所划分的,但是缺乏核心的统一。文明的理想是在最小的压力下的最大数量的独特行为的浑然一体的综合。比如,我们不能说一种原始部落的丰收舞蹈是一个能给参与者带来表演快感的审美的戏剧,或者是一个从外部表现了对控制收获的力量的内在虔诚的宗教仪式,或者是一种保证更好的收获的实效的科学技术:用这些词汇来考虑它的确是愚蠢的,因为舞蹈者们还不会做出这样的区分也不能理解它们的意义。
  另一方面,在我们这样的社会里,如果一个人去看芭蕾,他就是要让自己愉悦,他所要求的是舞蹈艺术和表演在审美上令人满足;当他去作弥撒的时候,他知道弥撒唱得好坏并无关系,重要的是他的心思中对上帝和他的邻居的态度如何;当他耕种一块田地,他知道拖拉机好看与否,或者他是一个狂妄的罪人还是一个知道悔改的罪人都与收成无关。他的问题和野蛮人的问题非常不同;他面临的危险是,他不是作为一个在每个行动中都完整的人而存在,他将会分裂为争夺优势的三个不相关的碎片:审美的碎片去看芭蕾,宗教的碎片去作弥撒,实用的碎片去谋生。 
  如果可以用这个双重标准去衡量一个文明——它达到的多样性的程度和它保持的统一的程度,那么很难说公元前五世纪的雅典人不是迄今为止存在过的最文明的人。事实是,几乎所有我们用来定义行为和知识的分支的词汇都源自希腊语,比如化学,物理,经济,政治,伦理,美学,神学,悲剧,戏剧等等,这是对他们拥有自觉的区分的强有力的证据;他们的文学和历史证明他们有能力维系一种对普遍的相互关系的感觉,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这种感觉,而他们在相对较短的时间里也丧失了它。
“因为他们的祖先是
那些古老的海盗,他们流浪着抢掠
在克里特的废墟上建立海岛的统治,
当他们嚣张的来自自由城市的敌人
毁掉了他们一百四十年的联盟
在马拉松和伊索斯之间;直到从击溃
薛西斯和他非凡的军队的自豪中,他们开始
让那次最值得纪念的入侵在亚历山大的光荣面前
相形失色,在其异国姻亲的幕下,他们密谋扩张
他们的野心,赢得宽广无边的,难以控制的疆域
并以他们的气概,分散之后重铸
伟大的,日益坚硬的罗马的合金。”
  (罗伯特?布里德吉斯《美的遗言》,第一章,758-770)
  在希腊,贫瘠的山脉分隔着小块的富饶地区,这种地理状况促进了多样性,向新殖民地的迁移,还有交换的经济(而非单纯以使用为目的的生产)。因而,在首次进攻爱琴海的时候,希腊人与其他的家族武装部落的区别不大——《伊利亚特》和《贝奥武甫》中描绘的生活是相似的——在相对较小的区域里,多样的社会组织形式很快地发展起来;爱奥尼亚的专制和法制的城市国家,比奥亚的封建寡头政治,斯巴达的军事武装国家,雅典的民主,几乎所有这些可能的类别,事实上都是一种,即埃及和巴比伦尼亚那样的属于主要的河流——盆地地区的扩展的中央集权国家。 因此,对理解,质询,考量和实验的最初刺激正在于此;但是这不能解释希腊人的行为中所展示的非凡才华和他们吸收影响变为己有的能力:与罗马人不同,希腊人从未给人留下折衷的印象;他们做的一切都有自己鲜明的特征。 
  正如这个导言最后的年代表所示,希腊文化有连续的三个中心,爱奥尼亚的沿海地区,雅典和亚历山大。斯巴达作为一个原始风格的化石般的国家始终在这个普遍的文化发展之外,刺激着邻国的恐惧、排斥和羡慕。然而,无论结果是好是坏,她间接地通过柏拉图,像任何其他的希腊文化成分一样影响了世界——即由国家有计划地教育其臣民;诚然,国家不同于统治阶级,个人,和社群,这一概念可以说是来自斯巴达。 
  荷马雄踞希腊文学的开端。如果《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比其他民族的史诗更好,那不是因为它们的内容而是因为它们有更加复杂的想像——情况看上去似乎是,它原初的材料被如此精细地加工到现在可见的形式里,是因为它基于一个远为文明的境况(比如和英雄时代过去很久已经不足为信的日耳曼民族相比)。然而,很难对二者做出客观的比较,因为日耳曼史诗没有更深入的记载;而荷马通过罗马人已成为欧洲文学基本的灵感来源,没有他就没有《埃涅阿斯》、《神曲》、《失乐园》,也不会有阿里奥斯托、蒲柏、拜伦的喜剧史诗。


  荷马之后的发展大体发生在爱奥尼亚,而且大部分出自或者围绕着暴君的宫廷,这些暴君当然更像梅第奇家族而不是现代的独裁者。爱奥尼亚的科学家和抒情诗人有一个共同点——反对多神崇拜的神话。前者以原理而非独断的意志去对待自然;后者认为他们的情感是自己的,来自单独的个性而非上天赐予的。泰勒斯对所有事物由水构成的猜测是错的,但这背后存在一个洞见——无论自然中有多少领域,它们必然相互联系——如果没有这个前提,我们所知道的科学解释不可能的。同样有影响的是毕达格拉斯从他的声学研究中得出的论断,一切事物都是数字,即事物的“本质”,它们是什么并如何运转不是因为它们的材料,而是基于它们具有的结构,这可以用数学术语来描述。
  希腊的自然概念和后来的自然概念的重大区别在于希腊人把宇宙和一个城市-国家相类比,所以对他们来说自然原理就像人类的法律,它们不是描述事物如何运转的原理,而是为事物而设的法律。当我们说一个落体“服从”重力原理,我们无意识地回应着希腊思想;因为服从暗示着不服从的可能性。对希腊人来说这不是死去的隐喻;所以他们的问题不是思想对物质的关系,而是质料对形式的关系,物质如何被充分地“教育”,也就是说符合法律。
  抒情诗人在他们的领域里同样地重要;因为西方文明正是通过他们才学会把诗歌从历史、教学和宗教中区分出来。 
  希腊文明最著名的阶段当然与雅典人联系在一起。街上的任何一位行人都听说过这些名字:荷马,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利庇德斯,阿里斯托芬,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即使他除了名字什么都不知道。如果稍微见多识广一点,他会知道伯利克里、德摩斯梯尼和修希底德。除了荷马之外,这些人都是雅典人。
  雅典时期可分前后两期;前期以梭伦和克里斯梯尼建立的政治和经济的雅典商业民主的城邦为开始,它的力量在对波斯入侵的胜利中体现出来;后期是政治上被挫败的产物,先是被斯巴达,后是被马其顿。前期的典型表达是戏剧,后期的则是哲学。
  与之前的爱奥尼亚文化相比,雅典戏剧的特点是从奢华轻浮回到了严峻简约,而且回归神话。最重要的是,在历史上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一种艺术,戏剧,成为了全体人民的主导性的宗教表达方式,而剧作家成为人们精神生活中最重要的人物。荷马和品达与雅典的悲剧作家相比更像世俗作家,他们在教育上的价值当然被少数统治者享有,但他们仍然主要是娱乐表演者,其重要性逊于祭司和传达神谕者。现代戏剧发源于复活节和圣体节这样的宗教节日,雅典戏剧同样与榨酒节和酒神节联系在一起。现代戏剧开始从属于宗教仪式,之后离开宗教而发展出自己的世俗生涯,然而雅典戏剧的价值则由投票决定,尽管它明显是艺术作品却成为了主导性的宗教实践,比献祭和祈祷都要重要。在19世纪和我们的世纪,单个的艺术天才时常宣称自己有最高的重要性甚至说服了一小部分唯美派;然而只有在雅典这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事实,因而天才不仅是宣称自己有特殊的权力的孤独者而是社会中备受称颂的精神领袖。与之最接近的现代活动不是任何戏剧,而是球赛或者斗牛。 
  希腊悲剧转向神话,但不再是荷马的神话;爱奥尼亚的宇宙论者已经做出了他们的贡献。诸神不再一定是强大的而且偶然地代表正义;这时候他们的力量变成次要的,而变成他们用来加强他们具有并代表的律法的工具。结果,神话从属于诸神之间的力量的消长;因为宙斯越具有唯一神的性质,他的重要性就越大,而其他的神就越无个性,越具有寓言意义。而且,宙斯背后出现了很“非神话”的命运的概念。这时候具有人格的宙斯还是非人格的命运始终无法联系起来,像犹太人的创造者上帝达到的那样,这一步是希腊的宗教想像力从未迈出的。或者说,最终宙斯成为造物主,一个自然中的秩序的寓言性的人物,而命运成为真正的上帝,或者是运数或者是非人格的观念或第一因,在这种情况下戏剧不再是说教的天然工具而是被神学所替代。
  也许,埃斯库洛斯对欧里庇德斯的怀疑主义的虔诚非常短暂,而希腊悲剧为时不长,这些都多少与此类原因有关。如渥纳尔?加格尔(Werner Jaeger)指出的,索福克勒斯与另外两位剧作家的不同在于,尽管他们的兴趣基本一致,他更关注人的个性而非宗教和社会问题。如果希腊悲剧进一步发展,它应该会从索福克勒斯继续向前,抛弃与神话和节日的关系并成为一种世俗的艺术;也许正是它的成功把它过分地与神话和节日联系在一起以至于无法突破,无法做到比如说伊丽莎白时期的戏剧那样。因此,尽管希腊悲剧作家极受后世作家的敬仰,他们未尝有过太多直接的影响。相比较而言,哲学家们发挥的影响更加显著,因为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建立了思想生活的基本前提,真理的统一和多样;再者,他们是我们习以为常的特定的划分的始作俑者。比如,如果我们试图阅读印度哲学,一个理解的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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