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温   杰

   《楚辞》是研究先秦神话最重要的书籍之一。随着《楚辞》研究向文化民俗、神话生态领域的不断开拓，对其民俗神话背景的研究亦成为一个热门的课题。但能将上古神话的流变、楚文化的渊源与《楚辞》的神话背景等问题结合起来做一通盘分析的文章并不多见。本文从楚文化的渊源、发展及与其它文化的关系等背景材料出发，对《楚辞》的神话源流等问题重加整理。本文认为楚文化源于黄河以北豫北冀南的中原地区。在中原文化与西南地区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楚地处于一个非常重要的中介地位。正是由于这种地位和作用，丰富了楚地神话的民间传承，为屈原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上古神话，楚地，文化，楚辞从上古神话的流变看《楚辞》中的神话材料温杰摘要《楚辞》是研究先秦神话最重要的书籍之一。随着《楚辞》研究向文化民俗、神话生态领域的不断开拓，对其民俗神话背景的研究亦成为一个热门的课题。但能将上古神话的流变、楚文化的渊源与《楚辞》的神话背景等问题结合起来做一通盘分析的文章并不多见。本文从楚文化的渊源、发展及与其它文化的关系等背景材料出发，对《楚辞》的神话源流等问题重加整理。本文认为楚文化源于黄河以北豫北冀南的中原地区。在中原文化与西南地区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楚地处于一个非常重要的中介地位。正是由于这种地位和作用，丰富了楚地神话的民间传承，为屈原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楚辞》是研究先秦神话最重要的书籍之一，其中屈原的《离骚》、《天问》诸篇更是保留了丰富的神话材料。随着《楚辞》研究向文化民俗、神话生态领域的不断开拓，对其民俗神话背景的研究亦成为一个热门的课题。本文试从楚文化的渊源、发展及与其它文化的关系等背景材料出发，对《楚辞》的神话源流等问题重加清理。至于所用方法是否科学，所得结论是否正确，则有待于方家指教。
一、从考古成果看以往划分神系的努力
     １９２４年，李玄伯在《古史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法》一文中指出：“用载记来证古史，只能得其大概；……要想解决古史，唯一的方法就是考古学，我们若想解决这些问题，还要努力向发掘的方向走。”①这种过于偏颇的意见在学术界虽未得到一致首肯②，却也反映出了当时对考古学的高度重视和所寄的厚望。因而神话研究除早期诸家，——蒙文通偏重于三方（邹鲁、晋、楚三方传说。见其所著《古史甄微》，上海商务１９３３年版）民情的分析，茅盾北中南三部分说，见其所著《神话研究》）倾向于研究神话反映的气候条件和地理背景外，其余各家在清理这批混杂并陈的神话材料，进行神系的大致轮廓的划分努力时，多以当时考古学所能提供的最新文化背景材料为依据。
     古史学家杨宽就其在《中国上古史导论》一书中的基本观点做过一个大致的总结，指出：“中国上古民族文化不外东西二系。在史前期，彩陶文化由西来，黑陶文化由东往，以两文化之交流融合，乃生殷虚之高度文化，……尧与颛顼（一帝）本为周人西戎之上帝，舜与帝喾、太白皋、帝俊（亦一帝）本殷人东夷之上帝；东西神话既相混杂，于是皇天上帝有二；上帝不能有二，因生尧舜禅让之说，尧舜禅让本为神国之故事，……古史传说中的五帝传说本东西上帝神话由分化而组合，夏史传说则又由东西下后神话之分化与组合，地上之东西民族既相融合，于是天上之东西神国亦相合并矣。”③姜亮夫撰有《夏殷氏族考》一文，所持论与杨宽大致相合。


     《楚辞》中涉及到的神话传说人物甚多，根据《楚辞》中的描述，大致可以分为：
     １．历史传说人物：包括已经“历史化”的神格。五观，浇，寒浞，少康，女歧，季，亥，恒，微，桀，妹嬉，汤，伊尹，武丁，傅说，纣，比干，梅伯，箕子，伯夷，雷开，文王，武王，吕望，周公，昭王，穆王，幽王，褒姒，齐桓，管仲，宁戚，秦穆，百里奚，晋献，申生，介子推，阖庐，夫差，伍子胥，子文，涂山女，简狄，尧，舜，益，启，高辛。无故事情节的人物有：太伯，促雍，伯乐。
     ２．仙人及寓言式人物：韩众，王乔，赤松子，彭咸，申徒狄，女须女，西施，嫫母，接舆，离娄，桑扈，蹇修，巫阳。
     ３．高辛，稷，彭铿，鲧，禹，启，羿，羲和，应龙，烛龙，共工，河伯。具有巫术或仪式功能的有：丰隆，飞廉，玄武，祝融，望舒，黔嬴，海若，东皇太一，东君，云中君，大司命，少司命，湘君，湘夫人，河伯，山鬼，咎陶，宓妃，造父。
     缺乏故事情节的人物有：屏翳，句芒，蓐收，土伯，高阳，少昊，女娲，伏戏。就以上所列表格作一分析，则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即凡是能够自成一故事单元，或能与上下文共同构成一故事性，或只具有巫术与仪式的色彩。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值得认真研究的。
     姜亮夫先生在《三楚所传古文与齐鲁三晋异同辨》①０一文中专辟了“论史实之异同”一节，就《楚辞》所录古史传说与北土所传在故事情节上的异同进行了考辩：
     第一，他指出：“至有殷一代最突出者，莫过于先王中之王该、王季、恒、昏微诸世事实……屈子所传殷之史事，与甲文相中……而三代争牧之故事，原原本本，载无遗策，且其事至朴质，有合于三代初期社会情实，而北土皆削而不载。”按《山海经·大荒东经》“因民国”条郭璞注引《竹书纪年》：“殷侯王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帛系臣杀而放之，是故殷上甲微假师于河伯以攻有易，灭之。遂杀其君帛系臣。”虽未涉及王恒，但亦非“北土皆削而不载”明甚。


   第二，姜先生又以为：“殷人尊食尹于汤之宗绪一事，又为儒者所不言。”然考《商颂·长发》为祀汤之诗，其末云：“允也天子，降予卿士，实为阿衡，实左右商王。”又《吕览·慎大览》：“祖伊尹，世世享商。”《竹书纪年》沃丁八年：“祠保衡。”故“尊食宗绪”之事，既非“为儒者所不言”，亦为当时南北通话无疑。再参之姜先生“屈文记成汤事亦至详尽，大体合于儒家者多”，“殷高宗时梦得傅说，《离骚》、《九章》与‘吕望鼓刀’、‘遭周文而得举’相提并论……惟屈子所传说，事与《尚书》、《孟子》无差池，”“而‘玄鸟生商’亦至为煊耀，然与《诗·玄鸟》同”，“大体自周以来诸史实与齐、鲁、三晋差距较短，虽详略有异，或褒贬不同，但在所述情节上却出入不大。就“史实之异”这一点而言，“楚与齐鲁三晋之别”，着实是难以令人“彰明不疑”的。而“三晋所传，略得与南楚相仿”之语，却庶几道出了事实真相，其原因究竟何在，也是十分耐人寻味的。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考古学界近年来对楚文化构成的文化因素分析，还是从对《楚辞》神话人物及故事情节与“北土所传”的对照分析角度来看，只要不将“北土所传”误解为“儒家所传”，则在《楚辞》的神话背景及其传承问题上，“中土流传论”较之“本楚论”似乎更为符合历史事实。

三、对楚神话背景源流的具体分析
     既然近年来考古学家运用文化因素分析的方法业已证明楚文化是由多支早期文化汇聚而成的，所以很难设想《楚辞》中所载录的神话传说会有单一的源头。因而泛泛地探讨《楚辞》神话的渊源关系是毫无意义的。
     为了使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更加具体、准确，不妨借用童书业先生《春秋史》一书首创的将楚王族与楚地土著区别对待的作法，将《楚辞》中的神话传说划分为楚王室族源神话与楚地传承神话两大基本类型。楚地传承的神话还可以具体划分为楚地中原移民传承和楚地土著传承两个部分。但是，《楚辞》所载录的最富于故事性的神话传说人物大体均见于中原所传的古史传说，而其余的故事性不强的部分，除非具有可信度较高的背景材料，否则其族属一般是很难得到确认的。楚王族族源神话与楚王族的族源问题是密切相关的。
     在这一问题上，历来存在着种种不同观点：或以为其与夏同源于西北的羌人集团，或以为其源于东方的夷人集团，大抵都是依据楚祖祝融与炎帝或高阳的关系来立论的。但文献记载传闻异辞，炎帝、颛顼分属于哪一文化集团尚未得到确认，甚至《楚辞》中的“高阳”与颛顼的关系依然含混不清，在这样的情况下，这种探讨的实际价值如何是可想而知的。在上古神话中，类似楚王室族源神话的这种谱系混乱的现象绝不是个别的。
     就《山海经》一书而言，其所收录的黄帝、炎帝、帝俊、颛顼等几个神谱间，几乎都有程度不等的相互重叠。这种神谱间的相互重叠，与地貌学中水系间的相互“袭夺”现象有共同之处。即当某一谱系不断发展壮大之际，将别一谱系的部分乃至全部纳入本谱系之中。当这种“袭夺”发生前后两种状态均被录入典籍之后，于是就产生了两个神谱间的相互重叠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缺乏早于这种“袭夺”发生的旁证材料，则相互重叠部分的归属就很难确定。
     如“胲作服牛”之胲（即王亥），如若没有甲骨文的揭发，或许就此坐定了黄帝臣子的位子也未可知。而在楚王室族源神话上，却恰恰缺少这种旁证材料。因而无论对这几种异说做何去取，也很难就所有的记载都做出一个较为圆满的解答。事实上，只要变换一下观察问题的角度就会发现，上古帝系间的相互重叠现象，与诸神间的“角色移位”具有同构关系。


     根据《世本》、《大戴礼·帝系姓》的记载，老童之妻或以为骄福（弱水氏），或以为高娲（根木氏），但陆终之妻，却均以为是“鬼方氏之妹，谓之女阝贵”。弱水氏或根木氏的居所无从查考，而鬼方氏的地望却是有案可稽的。作为一个在商和西周时曾相当活跃的部族，在文献典籍和金石甲骨中均有记载。
     见之于文献记载的有：
     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易·既济》）
     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易·未济》）
     内于中国，覃及鬼方。（《诗·大雅·荡之篇》
     武丁三十二年，伐鬼方，次于荆。三十四年，克鬼方，氐羌来宾。（《今本竹书纪年》卷上）
     见之于甲骨卜辞的有：己酉卜，宾贞，鬼方易，亡祸，五月。（乙）６６８４己酉卜，丙（贞），鬼方易，（亡）祸，五月。（甲）３３４３
     见之于青铜器铭文的有：……伐方……。（小盂鼎）……贩烬鲦枣＃翰辏┑源呵镆越担岳返淖肥鐾猓矸揭幻辉偌诖赖浼云涞赝募窃匾喽嘤镅刹幌辏酥种忠焖怠
     《诗·大雅·荡篇》传以为“鬼方，远方也。”干宝《易注》以鬼方为北方之国，或以为“鬼方于汉则先零羌是也。”《黄氏日钞》以为鬼方即荆楚。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十三《鬼方昆夷考》引用《后汉书·西羌传》注所引《竹书纪年》：“王季伐西落鬼戎，获二十翟王”的记载，提出“可知其地尚在歧周以西。”并通过对残盂鼎和梁伯戈的考证，推断其地望为“西自氵开陇，环中国而北，东及太行、常山间，中间或分或合。”
     李学勤的《殷代地理简论》一书，通过对卜辞中往来各地间的行程的记载及各地间相对方位的记载的研究，指出其地当在商西或西北，这一结论已为近年来歧山地区出土的甲文所证实：“□鬼告不乎宅商西”（Ｈ１１：８）这条卜辞中的鬼，当即鬼方，商当即大邑商，鬼方位于大邑商（今安阳）以西，正与李学勤先生的推断相吻合。鬼方省称鬼，与卜辞中周称周方（乙３５３６：周方弗其有祸。乙２１７０：周方其无祸）同例，而周君称周侯之例亦见于卜辞，（甲）４３６：“命周侯今月无祸。”则鬼方之君或可称为鬼侯。鬼侯之名，见于《礼记·明堂位》：“昔殷纣乱天下，脯鬼侯，以飨诸侯。”《史记·殷本纪》作：“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九侯有好女，入于纣。九侯女不淫，纣怒，杀之，而醢九侯。”《史记集解》引徐广曰：“一作鬼侯。”是故鬼侯或可称九侯。《史记·宋微子世家》有阳九国，当即九侯之国，其于《殷本纪》作“饥”，《周本纪》作“耆”，《尚书·西伯》戡黎作“”，《宋微子世家》索隐称“邹诞本云‘音黎’”，是则其国或又作，其实均为一国的种种异称而已。从语音的角度来考察，鬼字古音为见母微韵，饥字古音为见母脂韵，黎字古音为来母脂韵，耆字古音为群母脂韵，黎、耆、饥三字同韵可相通假，而微韵属灰部，脂韵属支部，灰、支可相通转。饥、阝九系阝几形近而讹。黎讹作。


     是故鬼方在传世典籍中又可作鬼、九、阝九、阝几、饥、黎、、耆，其地望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
     （１）《史记·殷本纪集解》：“邺县有九侯城。”《正义》引《括地志》：“相州滏阳县西南五十里有九侯城，亦言鬼侯城，盖殷时九侯城也。”
     （２）《周本纪正义》引《括地志》：“故黎城，黎侯国也，在潞州黎城县东北十八里。尚书云：‘西伯既戡黎’是也。”
     （３）《尚书·西伯戡黎》孔传：“近王圻之国，在上党东北。”
     （４）《左传》宣公十五年“弃仲章而夺黎氏地”。杜预注：“黎氏，黎侯国。
     上党壶关县有黎亭。”邺县在今河北临漳，滏阳在今河北磁县，以道里推之，滏阳西南之九侯城，即邺县之九侯城，黎城在今山西西南，上党东北，浊漳河流域。两说地望虽不同，但均在古冀州而分处漳水上下游是其共同之处。
     据《世本》、《大戴礼》、《史记》记载：“陆终娶鬼方氏之妹，谓之女女贵，女贵字从女贵声，贵字古音为见母物韵，与古音见母微韵的“鬼”字相转可通（只须脱去塞音韵尾即可）。故鬼方氏之女曰女女贵当系以国为姓，亦可作女鬼。
     又《左传》定公四年追述周公相王室，分唐叔以“怀姓九宗”，怀字古音为匣母微韵，与鬼字同韵，亦可通假，《诗·小雅·小弁》：“譬比坏木”，《说文》“疒鬼”字条引作“疒鬼木”，又《山海经·中次六经·疒鬼山》条郭璞注为“音如伟之”二例可证。据《国语·周语》记载：富辰曰：“狄，隗姓也。”《潜夫论·志氏姓》亦称“赤狄隗姓。”《左传》宣公十五年：“秋七月……壬午，晋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立黎侯而还。”及前述王国维先生所引《竹书纪年》“王季伐西落鬼戎，获十二翟王。”翟、狄二字古混而不分，亦可说明鬼方与春秋时期山西土著居民狄人的关系。
     又据《左传》记载，自宣公三年至十六年，晋士会灭赤狄，成公三年，晋谷阝克等伐赤狄之余。在晋的压迫下，赤狄东下太行，灭卫伐邢。所以邺县的鬼侯城，或许即此时赤狄的居所。至于商代的鬼方地望当定于晋东南的上党一带，这样与卜辞中“商西”的记载亦相吻合。以上我们主要探讨了与楚先祖陆终有婚姻关系的鬼方的地望、姓氏及其与春秋时期狄人的关系。但就现有的材料分析，楚先祖与赤狄鬼方间的关系绝不仅限于此。
     据《西山经·西次三经》记载：“……马鬼山……神耆童居之，其音常如钟磬，其下多积蛇。”郭璞注：“耆童，老童，颛顼之子。”耆训作老，又见于《诗·皇矣》“上帝耆之”毛传，《文选·西京赋》“持耆龟”薛注。耆省作老，当与《楚辞·九叹》“藏珏民日石于金匮”王逸注“珏民日一作珉”同例。


     通过这几位无论与楚先祖还是南方都有密切关系的神话人物的分析，不仅可以加深对楚王室族源神话的流传和演变的了解，而且还能反映出楚地其它中原移民的传承的流变。
     在进一步探讨楚王室的族源神话与高阳、重华、炎帝等神话人物的关系之前，需要首先对与之关系密切的夔组神话作出分析。
     与夔有关的一组神话有：东海中有流波山，入海七千里。其上有兽，状如牛。苍身而无角，一足。出入水则必风雨。其光如日月，其声如雷，其名曰夔。黄帝得之，以其皮为鼓，橛以雷兽之骨，声闻五百里，以威天下。（《山海经·大荒东经》）雷泽中有雷神，龙身而人头，鼓身腹（则雷），在吴西。（《山海经·大荒东经》）“则雷”二字据《五帝本纪》正义所引校补。《淮南子·地形篇》有一记载与此近似。夔，神也，如龙一足，从夂，象有角手人面之形。段注：“神即鬼之神者也。”（《说文解字·夂部》）夔，木石之怪，如龙有角，鳞甲光如日月，见则其邑大旱。（《文选·东京赋》薛综注）
     这一神话在古史传说中演变为：昔者舜欲以乐传教天下，乃令重黎举夔于草莽之中而进之。舜以为乐正……重黎又欲求人，舜曰：……若夔者，一而足矣。见《吕览·察传》，《韩非子·外储说左下》所记略同。此外，虽无直接关联但经考辩可归入此组的尚有：帝尧立，乃命质为乐，质乃效山林溪谷之音以歌，乃以麋革各置缶而鼓之，乃拊石击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兽。………舜立……帝舜乃令质修《九招》、《六列》、《六英》以明帝德。（高诱注：质当为夔）。（《吕览·古乐》）帝颛顼生自若水，实处空桑……乃命蝉先为乐倡，蝉乃偃寝，以其尾鼓其腹，其音英英。（《吕览·古乐》）岷山，江水出焉，东北流注于海，其中多良龟，多　嗯！＃üⅲ核乞狎妫笳叱ざ丈，有鳞彩，其皮可以冒鼓）（《山海·中山经中次九山》）……骄山……神围处之，其状如人面，羊角虎爪，恒游于睢漳之渊，出入有光。”（《山海经·中山经·中次八山》）　⒓床醯囊煨础＞荨渡胶＞ぶ写纹呱健贰敖旧健碧跬翮ψⅲ骸剥⒁敉铡！庇帧妒芳恰そ兰摇罚骸靶⒑畎四辏只甘遄洌硬醮甘澹俏肿薄！端饕》：“蝉音时战反，又音善，又音！！炳＜赐拥囊煨矗胪胀簦乓粑父柙希缥耗钢稀Ｖ俊豆阍稀肥糁Р浚琛⒅Я讲坑泄沤褚舯涞墓叵担纭镑狻保乓粑母歌韵，《广韵》为晓母支韵可证。至今湖北方言中，“歌鱼支麻”可相通转。说详徐嘉瑞《楚辞声韵与湖北民谣》一文。质古音章母质韵，为脂韵入声，故可相转。所以夔、蝉、质同出一源，应该说是没有问题的。
     在汉以降的杂家、小说家著作中，这些神话演变为：颛顼有子曰黎，为祝融。火正祝融为灶神，姓苏，名吉利。（《荆楚岁时记》引许慎《五经异义》）灶神，古《周礼》说：颛顼氏有子曰黎，为祝融，祀以为灶神（《癸巳存稿》卷十三引许慎《五经异义》）灶神名禅，字子郭。（《后汉书·阴时传》注引《杂五行书》）灶神名阝鬼，状如美女。又姓张名单，字子郭。（《酉阳杂俎·诺皋记》上）火之精曰宋无忌。（《史记·封禅书》注引《白泽图》）炎帝于火死而为灶。（《淮南子·汜论训》）虽历经分化演变，但见母质韵的髻、忌与阝鬼、黎、禅等字间的音变关系及其中所含原始神话的成分还是历历可辨的。

     与蚩尤神话有关的地名，可以确指其地的约有三处：
     （１）东平寿张。《皇览冢墓记》：“蚩尤冢，在东平郡寿张县阚乡城中。”《史记·封禅书》：“祠蚩尤。蚩尤在东平陆监乡，齐之西境也。”
     （２）解州：《太平寰宇记》卷四十六：“蚩尤城在（安邑）县南十八里。”《梦溪笔谈》卷三：“解州盐泽，……卤色正赤，在版（阪）泉之下，俚俗谓之蚩尤血。”
     （３）华州：“华州界有蚩尤城，故老言蚩尤阚姓。”见《续夷坚志》。总之，蚩尤传说以古冀州为中心，东及鲁西，西及潼关，这种分布方式值得注意。
     又据《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孔安国曰“九黎君号蚩尤是也。”而九、黎、鬼三者之间及其与古冀州的关系在上文已经详加考辩过了。
     号称为姜姓的蚩尤为九黎之君的说法与同样号称为炎帝之后的共工所率部族为祝融之后的姓苗民之说亦有同构关系。《楚辞·远游》：“指炎神而直驰兮，吾将往乎南山疑。”王逸注：“炎神，一作炎帝”，“过衡山而观九疑也”。其之所以补入衡山，完全是因为炎帝与南间并无关系而做的弥缝之说。实际上炎帝与舜之间亦有部分重合之处。《说文解字·舛部》：舜作Γ逾叮兑嗌Ｘ窝孜笮巍４幼中紊峡矗秸呒涫谴嬖谙嗷ブ氐的契机的。如若此说能够得到确证，则“南方炎帝，其佐祝融”的说法中，就包含有帝舜（喾）与重黎间关系的映象。颛顼生自若水，这在《史记·五帝本纪》、《山海经·海内经》、《吕览·古乐》及《帝王世纪》等书中均无异辞。但自《水经注·若水》条将其地望指实为西徼若水后，在奉颛顼为祖神的部族的迁徙方向，亦即颛顼神话的传播方向及其原生态、次生态的划分等问题上就产生了种种异说。
     但据《竹书纪年》“颛顼产伯鲧于天穆之野，是维若阳，居若水之阳”的记载，其实不难推断出所谓产于西徼若水之说，与“此天穆之野……开焉得始歌《九招》”（《山海经·大荒西经》），《蜀王本纪》：“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生于石纽”等传说，恰能构成一个神话单元。因此其传播方向自然是不言而喻的了。所谓“颛顼生自若水，实处空桑”，必须结合起来考虑。按《说文·又双部》：“日初出东方汤谷所登ㄉ＃炙疽病７灿炙艚源佑炙￣ξ摹！弊ⅲ骸岸魄小！倍秩漳福谱忠┰希糇治湃漳割煸希秸咭艚赏ā９识巫⒁晕案侨裟炯次錾！薄６ㄉ＃荆┑牡赝荨渡胶＞ざ骄返募窃兀骸啊劣谖薷拗剑贤缀＃尽！惫弊ⅲ骸凹瓷俸Ｒ玻痘茨献印吩唬骸酱箐驹簧俸！！薄逗蠛菏椤の髑即纷⒁吨袷榧湍辍罚骸疤∷哪辏苋朔ビ辔拗郑酥Ｖ芡跫久竽潦Α！毙煳木浮吨袷橥臣恪芬晕辔拗旨从辔帷⑽薷拗值暮铣疲蹲蟠枫晒年：“晋申生伐东山皋落氏。”《上党记》“东山在壶关县城东南，今名无皋。”《国语·晋语一》“骊姬曰：以皋落翟之朝夕苛我边鄙。”韦昭注：“皋落东山翟也。”《水经·河水注》：“清水出清廉山之西岭，东流迳皋落城，服虔曰赤翟之都也，世谓之倚亳城。”


   根据上述材料，则镜牡赝嗫杉浣油贫狭恕？丈Ｖ赝嗟币匝啻湮牵庋嗫捎搿渡胶＞分洞蠡谋本贰ⅰ逗Ｍ獗本芬愿截ㄎ裼纾┲轿х镌崴募窃叵嗪希逗Ｍ舛匪呛核猿龅啮钟阒剑香湟晕怠端反苋胫摹：萝残幸侗碧檬槌匪贾ず何ё种蟆＜词谷缇勺⒁端烦啤昂核鑫涠季谙囟枪取保蛞膊还肴裟尽⑷羲谎侵性翟谑竦氐耐队岸选Ｓ沈х锛蚌缬淼却倒钩傻囊桓錾窕暗ピ湓谑竦氐牧鞔贝佣苁逼诔蜀间的文化交流关系这一背景来研究。
     徐中舒先生在《论巴蜀文化》一书中专辟了《试论岷山庄王和慎王庄践乔的关系》、《夜郎史迹初探》、《古代楚蜀关系》三个章节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虽楚在荥经地区是否设有岷山庄王等问题尚难遽定，但当时楚蜀间存在着密切的物质文化交流，并有移民于其地拓殖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它可从当时蜀文化深受楚文化的影响等几个方面得到证明。
     就笔者所见，尚可补充以下几条材料：
     （１）《九章·悲回风》：“冯昆仑以蔽碣猓山文山以清江。”无论《悲回风》是否为屈子所撰，均可说明当时楚人对这一地区的了解和认识。
     （２）《史记·张仪列传》：张仪乃说楚王曰：“……秦西有巴蜀，大船积粟，起于汶山，浮江已下，至楚三千余里，舫船载卒，一舫载五十人与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余里，里数虽多，然而不费牛马之力，不至十日而距扌干关，扌干关惊，则从境以东尽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虽未直陈楚蜀关系，但自岷山至楚的交通状况从中可见一斑。
     （３）《山海经·海内经》：“西南黑水之间，都广之野，后稷葬焉。……百谷自生，冬夏播琴。”王念孙注：“《后汉书·张衡传》注作广都，《太平御览·百谷一》（卷八三七）作都广，《木部八》（卷九五九）作广部，《艺文类聚·地部》（卷六）作都广，《百谷部》（卷八五）作广都，《鸟部》上（卷九十）同。”杨慎《山海经外补》：“黑水广都，今之成都也。”《华阳国志·蜀志》：“广都县，郡西三十里，元朔二年置。”曹学亻全《蜀中名胜记》认为即今成都附近双流县地。郭璞注：“播琴犹播殖，方俗言耳。”《水经注·汝水》条：楚人谓冢为琴。”故此毕沅指出：“播琴，播种也，冢、种声相近也。”郝懿行注：“毕说是也，刘昭注《郡国志》引《皇览》曰：‘县有葛陂乡，城东北有楚武王冢，民谓之楚武王岭’。然则楚人盖谓冢为岭，岭、琴声近，疑初本谓之岭，形声转为琴耳。”在记述双流附近的后稷传说时，不自觉地带出楚方音，正足以说明在中原地区与西南地区的文化交流过程中，楚地所处的中介地位和作用。

   昆吾及韦等祝融各姓的早期分布，恰好处于今豫北冀南及与山西接壤地区，这种地理环境，是其在夏、商两大政治文化集团间的斗争——融合过程中扮演了一个相当活跃的角色的一个重要原因，也为《楚辞》中夏商史事的记述地位问题提供了部分答案。其后，除楚王室所率的承招苁喜孔逑蚰戏⒄雇猓Ｈ诩诺牧硪恢в攵募畔嗳诤希庖坏憧梢源咏鞒鐾恋男旃嗤髅闹杏信硇樟硪槐鸱狻爸罨！钡募窃氐玫街っ鳌Ｆ渲兄徊坑肿酱蟊鹕饺攵酢Ｓ烧饬讲糠炙械纳窕霸谌诤狭私褐罴Ъ熬佑诔地的中原移民或由其传播至楚后在土著居民中传承的神话，楚建国后陆续入中原入楚的移民传承的神话，经过重整后，或反馈回中原地区，或经汉中、川江沅湘等途径传入西南地区，并形成了颛顼产伯鲧于天穆之野，禹生于汶山石纽等种种变异。
     根据一些材料判断，以川西为背景的颛顼、鲧禹的传说构成的神话单元，在屈原所处的时代已经反馈到中原，丰富了中原的神话传承，这从《竹书纪年》的有关记载能与《天问》相互发明等方面均可反映出来。在中原与西南地区间的文化传播过程中，楚地居于一个非常重要的中介地位。正是由于这种地位和作用，丰富了楚地的民间传承，为屈原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这也是其辞作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重大成就的原因之一。


①李玄伯：《古史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法》，《古史辩》第一册第２６８页。
②顾颉刚：《答李玄伯先生》，《古史辩》第一册第２７０页。
③杨宽：《古史辩》第七册上卷，第１４８—１５４页。
④姜亮夫：《三楚所传古史与齐鲁三晋异同辩》，《楚辞学论文集》第９２页。
⑤顾颉刚：《答李玄伯先生》，《古史辩》第一册，第２７０—２７５页。
⑥刘勰：《文心雕龙·辨骚》，《楚辞补注》第５１页。
⑦《楚国各族的文化及与南蛮的文化交流》，《楚文化研究论文集》。
⑧《商代的楚文化遗存及其有关问题》，《楚文化研究论文集》，１９８４年。
⑨张君：《春秋时期楚上层文化面貌初探》。①０姜亮夫：《楚辞学论文集》。①１李学勤：《谈祝融八姓》，《江汉论坛》１９８４年第２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