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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王芝琛:略论《大公报》与西安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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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应该说老一辈人中，一提起《大公报》与西安事变，都会想到，在西安事变发生后第六天，即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８日，在西安的上空洒下几十万份当日《大公报》社评《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该社评在西安乃至全国引起极大反响，同时也把《大公报》与西安事变联系在一起。
１２月１２日当晚……
总编辑张季鸾看到关于西安事变的电讯稿，顿时一改平时总带微笑的面容，变得十分严肃，并叫人请编辑主任王芸生到他办公室。张季鸾看到王芸生后第一句话就说：“陕变是有人策动的。”并表示，“陕变不是一个人的事，张学良也是主动，也是被动，西安充塞了乖戾幼稚不平的空气，蕴酿着，鼓动着，差不多一年多时间才形成阴险。” 王芸生完全同意张季鸾的看法，因为他们都是办报人，在西安又有常驻记者，诸如洛川会晤早有所闻……。
他们也十分清楚，张学良想投靠苏联，依靠苏联的金钱和武器，重振东北军。
基本评价：
爱国主义乎？亡国主义也。
在整个西安事变进程中，总编辑张季鸾共写下十一篇社评。张季鸾严肃地指出：张杨之变并非爱国主义，实则亡国主义。例如在１２月１６日发表的第三篇社评《望张杨觉悟》中说：“张杨此举，或自谓为救国，实际则为速国之亡；或自谓为联合团结，实际则为促国家之分裂”。
时任编辑主任的王芸生，在《大公报》的重要新闻周刊《国闻周报》发表了《前进吧！中国》与《六寄北方青年》中对西安事变都有阐述。王芸生说：“我以为事情很简单，无论何党何派，你既标榜‘救国’，便不应该使用亡国手段。西安事变的手段是怎样的？开后门，拆烂污，简直是败战主义。我们以五年的忍耐与努力，才做到现在这个可以抬头见人硬嘴说话的样子。我们应该继续苦干，继续努力，才能挺腰，才能翻身，怎好自己扯后腿，栽跟头？”（见《国闻周报》第１４卷第２期《寄北方青年》。）
１２月２０日胡适先生在津沪《大公报》发表了题为《张学良的叛国》的星期论文，该文题目已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张学良的行为是叛国，而决不是什么“爱国”。
《大公报》论中共
关于中共自西安事变以来所表现的态度，王芸生在《三寄北方青年》（《国闻周报》第１４卷第５期）一文中说，我也得到不少相似的资料，但同时也有许多矛盾的东西。在西安事变后的两三天内，我见到中共上海中央局的一张传单，文字的要点大概是说：“不杀某贼，中国不能抗日；不打倒汉奸政府，革命没有前途。”同时收到陕北红军的广播无线电报，也是对张学良的行动喝彩的。假使我见到的传单是真的，收到的电报没有错，无疑的，共产党又犯了严重的错误。“洪波震壑，川无恬鳞”，在这样一个大风波中，共产党岂能无所动静？既动矣，又岂能无所错误？不过共产党是从群众中生长出来的，应该能善察群众的心理。在西安事变中的群众情绪是怎样的？这是天下共见的，群众所表现的情绪是：对蒋委员长的关切，对张学良的愤怒，对国家的热爱。我想共产党的眼睛是雪亮的，应已察知群众的情绪赶快纠正了错误。这是对的。
１２月１８日的西安
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８日，《大公报》发表了由总编辑张季鸾撰写的社评《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后，宋美龄所主持的航空委员会，当天即派出飞机，带了这张报四十万张（注一）飞临西安上空散发。一时间西安的上空与地面，《大公报》社评飞扬。
社评悲愤地说：“主动及附和此次事变的人们听着！你们完全错误了。错误的要亡国家，亡自己。现在所幸尚可挽回，全国同胞，都悲愤着焦燥着，祈祷你们悔过。”社评更进一步设身处地，语重心长地说：“东北军的境遇，大家特别同情，因为是东北失后在国内所余唯一军团，也就是九一八国难以来关于东北唯一的活纪念。你们在西北很辛苦，大概多带着家眷，从西安到兰州之各城市都住着东北军眷属，而且眷属之外，还有许多东北流亡同胞来依附你们。全国悲痛国难，你们还要加上亡家的苦痛。所以你们的焦燥烦闷格外加甚，这些情形是国民同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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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王芝琛:略论《大公报》与西安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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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发的社评效果如何呢？下面引述一段陈纪滢（注二）著，１９７４年由香港掌故月刊社出版的《胡政之与大公报》中言：“所有东北军及杨虎城所属看了这张传单式的社评，马上转变了态度。张杨二氏的心理，也立刻起了急剧变化。后来笔者亲自遇见当时参加事变的几位东北高级军事将领，他们描述那传单的功效时说：‘我们看了这篇社评，又感动，又泄气。那篇文章说得入情入理，特别把东北军的处境与其遭遇，说得透彻极了，所以我们都受了莫大感动。但大家又说：大公报不支持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我们便拿着传单去见副司令，进了房间，见副司令正在阅读那上边的文章，他看完了之后，神色也变了，立即召集会议，讨论一切……”，“如今参与其事的将领，还有在台湾的，一问便知。所以大公报这篇《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成了近代历史重要文献之一，其所发生的功效绝对大于楚汉争霸中的‘楚歌’”。我们由此从另一个侧面了解到社评《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确实在西安军民中引起了一定的反响。
张季鸾、王芸生都认为
张的悔过是真诚的
１２月１６日中共和平使者代表团抵达西安。他们的抵达，似乎变成了整个西安事变的策划者是张学良，准备杀害蒋介石的刽子手也是张学良。张学良此时此刻，思潮起伏，匪夷所思……，正在这个当儿，下面的军官送来了从天空中飞下来的《大公报》社评。张学良开始考虑下一步棋该如何下，已是火烧眉毛的事了。
西安事变发生急剧的转变，张学良不仅放蒋并亲自送蒋回洛阳最后到南京。令人瞩目的张学良这一大胆的举措，竟然瞒过了杨虎城，也瞒过了周恩来。
事变后，张学良即将被软禁之际，在上海《大公报》编辑部，张季鸾与王芸生有一次长谈。他们两人一致认为，张学良１２月２６日亲笔写给蒋介石的悔过书，并非“违心之作”，起码在当时是相当真诚的。他们两人都被悔过书所打动。张学良的悔过书如是说：“介公委座钧鉴：学良生性鲁莽粗野，而造成此违犯纪律大罪。兹腼颜随节来京，是以诚恳领受钧座之责罚，处以应得之罪，振纲纪，警将来。凡有利吾国者，学良万死不辞，乞钧座不必念及私情有所顾虑也。学良不文，不能尽意，区区愚忱，伏乞鉴谅！”
张、王二人为何肯定悔过书是真诚的呢？他们认为，最大的明证乃是张学良背着杨虎城，也背着周恩来，冒死送蒋回南京。张学良自认只要他真心悔过，拥蒋抗日，蒋是会念旧情的。他们二人还认为，目前蒋正在积极准备对日全面作战，正需要像张学良这样的抗日杀敌虎将。谈到此，激动的张季鸾突然放声说：“走，去见蒋力谏放张！”
后来，张季鸾乘蒋介石庐山避暑时，草草行装前往庐山，蒋介石在“美庐”会见了张季鸾，当蒋得知张季鸾是为张学良说情时，满脸严肃无表情，而当张谈到张学良的悔过是真诚的时候，略见蒋的面部表现稍稍有点变化，但很快又恢复了如前之态。张季鸾动情地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但蒋仍十分镇定，毫不动声色。张已经明白，他是不可能说服蒋介石的。仅停了一日多，张季鸾又匆匆地离开了庐山，离别时他深深地为张学良的命运和前途而悲叹！
后 语
１９８６年，时值张季鸾先生百年诞辰纪念，台湾举办了大型活动，张季鸾的儿子张士基先生应邀参加。期间张学良将军与张士基会了面，张将军并没有多谈西安事变，而在张士基面前背诵了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８日《大公报》社评《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畅如流水，毫无错误。张将军说该文是王芸生写的，其实是张将军记错了，这正是张士基的父亲张季鸾所写。事情虽小，却可看出，该社评对张学良将军影响之深。
张季鸾最为后来人所诟病的，是在西安事变后，他准备请一个号称“刘神仙”的医生，给蒋介石治腰伤，这事虽未成，但在１９４９年以后闹得沸沸扬扬，他们称张“亲蒋”、“媚蒋”。殊不知，蒋介石也是常人，腰伤也是要治的。
１９８０年王芸生去世前，对本文作者说，“我们这边儿，简直把张学良说成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其实他是大军阀张作霖的儿子。张作霖把中共领袖李大钊杀了；咱们这边呢？在文革中，张学良胞弟张学思，让海军造反派活活斗死。当然日本鬼子把其父杀了，又把他本人赶出东北。他当然痛恨小日本。依我看，张学良是‘国恨家仇’，而称不上‘千古英雄’。”
西安事变已经过去将近七十年了，有关的争论仍在继续。本文介绍《大公报》对西安事变的看法给读者，确乎？谬乎？有待读者进一步思考。
注一：到底带多少张报，各处的说法都不一样，有的差别很大，如有人说带了上百万张。笔者以为徐铸成著《报人张季鸾先生传》的说法比较接近实际（见该书第１２７页），故引之。
注二：陈纪滢是邮局工作人员，从１９３１年起一直以客卿身份在《大公报》担任职务，长达１５年之久，是编外记者，为报社作了大量工作。１９４９年随国民党政府去了台湾，曾任台湾笔会中心主席。他的三本有关《大公报》著作：《报人张季鸾》、《胡政之与大公报》、《重庆时代的大公报》等，使其在海外颇有些名声。
作者简介：
王芝琛，王芸生之子。１９３７年９月出生，１９５５年９月毕业于北京第２５中（即原育英中学）。１９６１年９月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后长期在海军工程院从事教育及教育科研工作。１９９１年提前退休，从事《大公报》报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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