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共有12篇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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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一小学同学 吴俣（玮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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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更愿意用激进结构主义来讨论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德里达。虽然美国人总喜欢把他归之于后现代思想家之列,其实,法国人很少提到“后现代”这个名称,尽管许多美国人讲的许多后现代思潮的代表人物都是法国人。所以具体讨论德里达这个常被美国人称作后结构主义代表的哲学家的思想及其演变,可能会更有意义。杜小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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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我写作的时候，甚至在写最具学术色彩的著作时，乔伊斯的幽灵总是浮现出来。”——德里达2 1984年，德里达应邀在第九届国际乔伊斯研讨会上作主题发言3，这是一个颇具标志意义的事件，它意味着在乔伊斯研究领域，德里达不再是一个边缘人物，20世纪最富争议的哲学家从此成为了20世纪最富争议的文学家的“合法”阐释者，乔伊斯与解构主义的互文关系也从此成为德里达研究领域的一个焦点4。在解构主义的先驱中，德里达常常提到的有尼采、弗洛伊德、海德格尔、拉康等人，乔伊斯的影响他却直到80年代才开始论及5，这或许是因为乔伊斯在他的学术生涯中扮演的角色远比其他几位重要。早在1956年，解构主义尚未诞生、德里达还在学术起步阶段的时候，他就已经与乔伊斯的著作结下缘分。当时德里达获得资助去哈佛研究胡塞尔，他却在怀德纳图书馆里迷上了乔伊斯的《尤利西斯》。90年代回顾那段经历时，德里达说，“从那时起，在我的心目中，乔伊斯就成了一种人的代表，他进行的是一种雄心万丈的尝试，就是用一本单独的著作、一本不可替代的著作、一个孤立的事件——我指的是《尤利西斯》和《芬尼根守灵夜》——包容他所理解的整个世界，不只包括一种文化，而是包括多种文化，多种语言、文学和宗教6”。乔伊斯的梦想也是西方众多哲学家的梦想，然而他所选择的路径却截然不同。胡塞尔等经典哲学家希望通过“透明的、无歧义的语言，也就是科学的、数学的纯粹语言”抽象地把握世界，乔伊斯却要通过“暗喻性语言、歧义和修辞的堆砌”，让世界在自己的文本中保持其无限的复杂性7。德里达在乔伊斯这里找到了灵感，他后来的解构主义著作在策略、文风和主题方面都明显受到乔伊斯的启发，反过来乔伊斯也为他的众多论述提供了近乎完美的范本。 一 德里达的乔伊斯之维 一再声称“书”的概念已经终结的德里达却承认20世纪有两本“终极的书”8——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和《芬尼根守灵夜》，这不是偶然的。乔伊斯和德里达的著作在某些人看来分别代表了文学和哲学的终结。当然，文学和哲学并未终结，也许永远不会终结，但乔伊斯和德里达在这一点上的确是相似的：他们所尝试的是文学对文学自身、哲学对哲学自身的质疑，突破“文学是什么”、“哲学是什么”的传统规范，以一种否定的方式拓展文学和哲学的边界。在“越界”的尝试中，语言无疑是最大的障碍。德里达对语言问题极度敏感，他相信，只要自己还在使用某种词语、某种言说方式，还在遵循某种学术范式，就已经预先掉进了西方两千年形而上学的陷阱中。这种传统是一种“理性和光明的独白”9，它建立在形形色色的中心论和二元对立基础上，它推崇同一性，排斥差异与含混。德里达所梦想的却是一种包容差异的自由写作，“它既非哲学，也非文学，甚至不被它们任何一方污染，却又仍然保持着……文学和哲学的记忆。10”乔伊斯著作百科全书式的杂糅性和语言策略恰好为德里达提供了借鉴。无论是在词语、句子还是篇章的层次上，德里达的著作都有乔伊斯的痕迹。 词是历史的化石、传统最坚固的堡垒，世代沿袭的观念积淀其中，能指（signifier）、所指（signified）与受指（referent）之间的僵化对应浓缩了特定的思维方式，出没其中的踪迹（trace）也常常以隐含的意识形态左右着人们的思想。艺术和思想的突围始于词的突围。《尤利西斯》和《芬尼根守灵夜》都是令人眼花缭乱的词语试验场，后者更是文学史上空前绝后的奇观。《尤利西斯》涉及到12种语言，《芬尼根守灵夜》涉及到70种语言，后一本书使用了63924个不同的单词11。乔伊斯自创了大量的词语，其中突出的一类是混成词（portmanteau word）。混成词打破了词与词之间的隔绝状态，创造出复杂丰富的意义。例如chaosmos12这个著名的词就将chaos（混沌）和cosmos（宇宙；秩序）两个词拼合到一起。从时间的角度，它可以理解为由混沌到秩序的变化；从空间的角度看，它可以解释为混沌与秩序的并置；从心理的角度看，它可以表达作者对于世界的矛盾感受。这样的词语从微观的层次颠覆了亚里士多德的排中律和非此即彼的传统思维。除此之外，词语的双关、字母的增减变异等手法造成的陌生化效果，让读者通过语言的裂隙看到日常状态下潜藏的图景。德里达同样擅长通过词语的魔法表达自己的哲学观念。他的核心术语differance就是一个杜撰的词，它包容了希腊前缀a（“非”、“不”）、拉丁动词differre（分散、推迟、差异）和法语同音词difference，创造出一个复杂的意义场，以此消解西方传统哲学中思想-语音-书写的等级关系。德里达还喜欢以词源分析和近似词联想的手段发挥自己的想法，比如用angst（焦虑）一词的拉丁词源angustia（狭窄）阐发无形的意识转化成有形的文字如何充满艰难与风险13，用institution（制度）的动词institute（创建）揭示制度既开创又保存的双重特性14，用pharmakon（药/毒药）一词与pharmakeos（魔术师、魔法师）、pharmakos（替罪羊）等相关希腊词语之间的微妙联系，分析了书写怎样因为其自由无拘的魔力成为被压制、被放逐的替罪羊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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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子是语法发生作用的主要场所。作为一种规范性的力量，语法力图通过词语、意群和分句的有序连缀和组合来实现意义的顺利传达。但在此过程中，它也压制了词语的多义性和语言的活力。弗里茨·赛恩注意到，主语的滑动（mutating subjects）是乔伊斯句子的一个突出特征，或者句子主语显然不符合逻辑，或者在句子中间主语已经转换却并未标明16。这种不合语法的句子却符合心理的真实，内心的独白常常是跳跃、含混的，因为它无需向外界解释什么。乔伊斯的创造性在于，他“力图捕捉在表达之前处于诞生状态的想法”17。因此，他遵循的不是理性的线性逻辑，而是意识的联想逻辑，联想是触发式的、片断式的，句子是否完整、语序是否符合常规、句子之间是否有充分的过渡，都不是他所关心的。如果说在《尤利西斯》里，作品整体的线性结构和故事情节冲淡了句子的反常规效果，那么到了语言本身即是作品内容的《芬尼根守灵夜》里面，英语语法和与之相伴的阅读习惯则受到了空前的挑战。高强度的词语变异和语言游戏使得每个词都负载了最大限度的歧义和联想，以语法为基础的线性阅读只能从作品中获取极其有限的信息，乱序（anagrammatic）阅读因而成为挖掘作品含义的最有效方式。与乔伊斯相似，德里达在其著作中，也竭力保护思想在意识之中的那种自由，避免它们一进入语言即凝固在沿袭已久的哲学概念和哲学写作范式里。德里达的语言与乔伊斯的语言一样，既模糊又精微，模糊是因为它们不遵循透明的独白式语言的惯例，不易以概念化的方式把握，精微是因为它们留存了思想灵光闪现的踪迹，没有让语言的公共性抹平思维的个性。德里达反叛的不是句子内部的微观语法，而是句子如何连接的宏观语法。他的语言显然不同于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哲学语言，带有强烈的文学色彩，大量使用比喻、拟人、双关等修辞手法，更重要的是他使用的不是以几何为范本的论证方式，其句子并非线性推进，而是不断地分岔、迂回、缠绕。 在篇章的层次上，乔伊斯将杂糅的艺术发挥到了极致。杂糅包含了时间、空间、语言、语体、语域、风格、体裁等多个方面的越界。在乔伊斯的作品中，古代与现代、神话与现实彼此渗透，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语言众声喧哗，庄严与戏谑、高雅与低俗的语体比邻而居。他用文学、政治、宗教、艺术、自然科学的碎片拼成了万花筒（collideorscape18），用诗歌、散文、戏剧、日记、信件的零件组装成了包罗万象的“小说”。虽然杂糅的做法由来已久，尤其是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中，但在乔伊斯这里，杂糅不再是一种局部的、临时的手法，而是一种全局性的策略，从而使杂糅以一种主题的方式呈现出来。杂糅质疑的是以理性和权力为托词划定边界、确立等级的行为，在认知和政治实践中，这样的行为是必要的，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将这些边界、等级永久化，甚至将它们等同于世界固有的秩序，则是非常危险的。乔伊斯的作品让彼此隔绝甚至对立的因素相互冲撞、相互激荡，迫使读者放弃僵化的观念和思维习惯，在新的关系中体验、审视和思索它们，体现了德里达所赞赏的解构精神。德里达的著作同样有非常明显的杂糅色彩，读者常常很难判断，它们是哲学文本还是文学文本，最极端的例子是1974年出版的《丧钟》19。这部作品的构思无疑是乔伊斯式的越界探险20。它的每页都分左右两栏印刷，左栏是对黑格尔的“哲学文本”的解读，右栏是对热内（Jean Genet）的“文学文本”的评论，两栏文字既彼此独立，又互相指涉，并且都与毁灭与生存的主题有关。我们是将《丧钟》视为哲学著作还是文学著作并不重要，德里达以这种奇特而形象的方式呈现了尼采的观点——哲学摆脱不了修辞性/文学性，也接近了自己的梦想——一种“既非哲学也非文学”21的写作。 《尤利西斯》和《芬尼根守灵夜》包含着一个悖论：它们都显示出惊人的创造性，这种创造性却是建立在整体的寄生性基础上的。《尤利西斯》的寄生性体现在结构上，它借用了《奥德赛》的框架，却抽空了神话的内容；《芬尼根守灵夜》的寄生性体现在语言上，它借用了英语的语言形式，却用自己的语言颠覆了英语。乔伊斯的寄生策略指明了一条既与传统发生关联又不被传统摧垮的方式，这也正是德里达在反抗西方形而上哲学的过程中所希望达到的效果。德里达相信，如果试图像传统的经典哲学文本一样从正面确立某种思想框架，强大的互文惯性就会轻易地把自己的思想纳入形而上学的传统。要保持和形而上学思维的距离和批判的立场，更有效的办法是带着解构的警觉和细致进入其他文本内部，寻找形而上学传统自相矛盾的裂隙。因此，寄生性成为德里达主动选择的一种策略。《书写与差异》中对福柯、弗洛伊德、列维-斯特劳斯等人的解读，《论文字学》中对索绪尔和卢梭的解读，《播撒》中对柏拉图的解读，《马克思的幽灵》中对莎士比亚和马克思的解读，都是著名的例子。对于德里达而言，寄生策略还有一个重要意义，就是抹除二元对立思维中的人为界限，消解哲学之于文学、文学文本之于批评文本的“天然”的优越地位。德里达甚至把寄生策略用到了乔伊斯身上。据他自己说，《柏拉图的药铺》22一文可以看作一部微型的《芬尼根守灵夜》，甚至最细微之处都模仿了乔伊斯23。《明信片》24一书的灵感同样来自乔伊斯。乔伊斯将《芬尼根守灵夜》视为由作家闪（Shem）书写、其兄弟肖恩（Shaun）投递的一封信，德里达也不把《明信片》看作一本书，而将其视为一系列彼此相关的明信片。在这部作品里，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分别被标识为大写的S和小写的p，本斯托克指出，这两个字母同时也代表作家闪（Shem the penman）和邮递员肖恩（Shaun the postman）兄弟。本斯托克的研究表明，《明信片》与《芬尼根守灵夜》有极其密切的联系25。按照拉弗莱的说法，德里达“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形象探索了闪和肖恩、以及自己和乔伊斯之间的关系”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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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机缘巧合 莫不是把这个问题割裂成平台？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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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找吴俣 如果你不是无聊 那么世界还是不大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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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在这个贴吧无聊…… 还不如出去 呼吸新鲜空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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