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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楼 中国的父母坚信教育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许多人给予大学文凭，尤其是常青藤大学的文凭很高的地位，几乎等同于一辈子一帆风顺的保证。尤其是哈佛大学的文凭得到了最高的推崇。也难怪他们，在过去的300年间，哈佛培养了7位美国总统，35位诺贝尔奖得主和数以万计的杰出者，他们中的很多人在世界各地的工业、金融、医疗、法律等行业中起着领导的 作用。 不过，殷勤的期望和卓越的成就是要付出代价的。我在哈佛的5年里，碰到过很多极有天赋的青年，他们什么都很优秀，但可能在心理上不那么成熟，一些人是那么地习惯于成功，以致于一个最小的不幸也足够击倒他们。在这点上，田晔与众不同。 我第一次见到田晔是在昆西寝室的食堂里的一次固定的指导本科生的时间。他准备了一个与互联网有关的商务计划，并急切地想从一个MBA学生那里得到反馈意见。我清晰地记得他的厚夹克、金边眼镜和慷慨的笑容，这些把他仅仅19岁的年龄隐藏了起来。我还记得他是那么地有信心，以致于我几乎产生了他是一个有经验的企业家的错觉。他关于行业背景的分析、竞争者的情况和各种商业模型的理解都很出色。他也善于与人沟通，神情自若，能言善辩而又颇具魅力。所以后来他的项目能在哈佛本科生的企业家比赛中脱颖而出，独占鳌头。 赢得一次比赛本身并不使田晔在哈佛这样一个地方显得突出，在哈佛，成功往往被认为是理所应当的。我对他真正的尊敬是由于看到他因年轻和缺乏经验而一次次被人轻视甚至受人非难，而奋斗不止。我记得曾三更半夜接到他的电话，跟我讲“战斗故事”。我一直惊讶地看到他接受失败和排斥竟能与接受成功和认可一样平静。这一点，在他的同学里是很少见的。 尽管他是家中的独生子，从小备受关注和宠爱，但田晔完全理解生活就像坐“过山车”，要想更彻底地享受生活的惟一方式就是在逆境中预先为成功做好准备。 最近一次见到田晔是2001年夏天在上海，我正好去他的故乡出差，于是打电话找他一起重温在哈佛的美好时光。和往常一样，他竟然建议我们在早晨7点见面，并且一同吃早餐。这次，我看到的田晔有些不同，因为他曾经在中国开创经营过两家网站。此时不像去年，互联网行业已经失去了发展的动力。但田晔还是保持冷静，不是反复唠叨时局瞬息万变，而是对他所经历的过去作了一个理性的回顾，由此就有了这本书。不知怎么的，田晔总能以某种方式完全胜利地走出不利的环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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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楼 从东方到西方 ——去哈佛读书以前我没有意识到那里会有那么多的机会和挑战 刘元煌：没有上哈佛前，你觉得受到哈佛青睐的原因是什么？到哈佛后，你认为哈佛喜欢什么样的学生？ 田晔：我想如果说你是想有一个正式的答案，那么不妨去访问哈佛招生办公室的网站，如果你想了解我，请在这本书里找答案。不过我要强调哈佛的每个学生都是不一样的，甚至很不一样。 刘元煌：去哈佛读书前你给自己确定什么目标没有?到了哈佛后你的目标修改了没有？没到哈佛前你认为自己了解哈佛吗?你最心仪哈佛什么，到了哈佛后这些认识有没有改变？ 田晔：去哈佛读书以前我没有意识到那里会有那么多的机会和挑战。原来我只想做一个计算机工程师，现在我想做一家企业的CEO。 没到哈佛以前，我了解的哈佛是诗一样的，让我最心仪的是象牙塔知识的力量和历史的积淀。到了哈佛以后，我了解的哈佛是随笔一样的，虽然不完美，但是真实得可以触摸，让我最心仪的是其大象无形、大音希声的气度——先有哈佛，后有美国，怎样的事情都经历过了，哪还会浮躁？有一点认识我从没有改变，那就是哈佛的人是最可爱的。走到哪里，校友的温暖都能感觉到，虽然两人可能素不相识，可能一老一少，可能肤色不同，可能信仰各异。 刘元煌：高中毕业就去国外留学好，还是读了大学再到国外留学好？除哈佛外，美国还有多少大学给中国大陆高中毕业生提供全额奖学金？ 田晔：高中毕业就去国外留学的好坏恐怕是因人而异的。每个人的立场不一样，评判的尺度不一样，答案也就不一样。总的来说，我本人是比较赞同高中毕业就去国外留学的，另外我想说高中毕业就去国外留学只是一个奋斗过程的开始，而不是任何意义上的成功或者是未来幸福生活的保证。 美国的八所常青藤名校和排名前20位的文理学院，每年都会给中国大陆高中毕业生提供一至几个全额奖学金的名额(哥伦比亚大学最多时曾达到8个)。对于女生来说可能机会更多，因为这近30所大学里边有3所是女子学院。 从理想到现在 ——最大的收获是因为互联网行业的迅速衰退给我创造了不可多得的学习机会 刘元煌：20岁就当了CEO，你认为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最大的遗憾是什么？如果重新选择一次，你选择创业还是安静地读完学业？国内也曾鼓励学生停学创业(如清华大学等)，有人不赞成，你怎么看？ 田晔：20岁就当了CEO，我认为最大的收获是因为互联网行业的迅速衰退给我创造了不可多得的学习机会，不仅是从技术层面上说，而且是从我的世界观、人生观的层面上说。与一般想象的可能不一样，这样的认识反而使我对过程的价值有了全新的认识，我更加珍惜每一天的经历和收获。在那么早的时间就有了这样的认识，我觉得是很幸运的事情。 最大的遗憾是闯荡江湖，提前面对各种挑战，连好好地享受一下年轻人应有的无知无畏的生活状态的机会都没有。 我不后悔我的选择，而且我觉得能有这样的机遇很幸运，生活如果除去追寻梦想，还会剩下什么呢？顺便说一句，我觉得工作过后再回到象牙塔里有完全不同的感受，学习不再是一种负担，而是一种真正的乐趣，因为我真正明白了学习的目的，用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喜欢玩电子游戏的人在玩过游戏以后看攻略和在玩游戏以前看攻略，是完全不同的感受。不过，为了避免误导，我想说我因为有一些很幸运的机遇，所以才能这样走一圈，如果你没有100%的理由，请不要轻易尝试停学创业，这是很有风险的事情。这风险体现在很多方面，因人而异，而且很有可能是无法预计的。国内曾鼓励学生停学创业，理论上我很支持，但是那些提倡停学创业的人应该确信他们能够提供相当的支持给创业学生，我不是指手把手地教，而是指提供多种必需的资源。 刘元煌：经过在国内300天的CEO历程回到美国继续就学，你感觉哈佛或者美国的那种当初促使你产生创业和休学冲动的东西，那种环境和氛围，有什么变化没有？ 田晔：当初使我产生创业和休学的环境和氛围已经消失了。这应该不难理解，经济是有周期性的，恐怕不太会有人在经济低谷的时候容易找到好机会，当然同时，经济的每一次调整，都意味接下来就是下一次的繁荣。 刘元煌：你写这本书的出发点是什么，你希望读者从书中得到的是什么？在互联网这个令人激动但是又容易产生浮躁的时代大背景下，你的这本书如何避免浮躁？ 田晔：我写这本书的出发点是希望有读者能在我的经历和喜怒哀乐中做出对他/她自己有益的思索，另外一个主要原因，我是希望有读者能成为我精神上的朋友，这对我来说是无比巨大的愉悦。我期待听到读者的声音，无论是什么样的声音。 这是一本写给同龄人看的随笔，它决不是教育纪实，也决不是自传。如果这本书有幸获得一些读者的肯定，我将很高兴地继续做业余的随笔作者，嘿，我还有很多话想说呢！ 就我所知，有许多人的经历和思想都比我的要精彩无数倍，所以自始至终我都是诚惶诚恐的态度，浮躁恐怕我是不敢的，我只是想以一个刚刚踏入社会的年轻人的视角表达一下自己的感受。好比新出生的婴儿，对于这个五彩斑澜的世界发出几声咿呀，虽然幼稚，却绝对是发自心底。 记者后记 这样的话从这样的一个年轻人那里讲出来，不管他是高中毕业就到哈佛留学也好，20岁就当了CEO也好，仍然令人震惊。在接触到田晔前，我对他的经历好奇；现在，我对于他为什么能够做出如此精彩的回答，好奇。我想，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他的经历，而想找到答案，可能最好的办法是读一读这本书。对于这本书，我曾怀疑过作者写作的动机中有浮躁的成分，但作者的回答是能够得到一个高分数的——“我只是想以一个刚刚踏入社会的年轻人的视角表达一下自己的感受。好比新出生的婴儿，对于这个五彩斑澜的世界发出几声咿呀，虽然幼稚，却绝对是发自心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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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楼 我曾经在上海市第二师范附属小学读过五年，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读过7年，现正在哈佛大学读三年级。15年过去了，难免对于学校这个概念有些感慨。二师附小太小，哈佛太大，在这里我就用上海外国语学校做例子吧。 大象无形，大音希声 当今世界，从什么学校毕业俨然已经成了一个人的门第出身，显得非常重要。一所名校往往令无数学子向往。但是我觉得一所学校能够深深地打动人的恐怕还不是她的名声，而是她的精神和气度。桃李满天下固然值得炫耀，但是“桃李不言，下自成奚”的大气更值得佩服。 上海外国语学校的主楼上前外交部部长钱其琛的题字“培养外语外交人才的摇篮”可谓是名副其实。三十几年来，这里走出了包括共和国的大使在内的各类人材。自从国家鼓励留学生的政策实施以来，这里每年都走出不少学生赴世界各地名校继续学业。在这里，几乎每年都有学生被哈佛大学录取是一件非常平常的事情，谁也不会多加留意。虽然在哈佛本科校园里，可能半数的中国大陆学生都是上海外国语学校的校友。 在上海外国语学校这样的环境里呆上一段时间，至少能够使人知道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因为在任何方面，几乎都有出色的同学。这样的环境下培养出来的学生往往给人以谦虚和大气的感觉，比如说难得有校友会像我这样为母校自吹自擂。 曾经沧海难为水 一所学校要有所建树，总得在某个方面有些过人的地方。比如说上海外国语学校的英语启蒙教育就很特别。 刚开始，每个孩子几乎都会被那用英语教学的环境所感染。在一个二十来人的班级里，谁都有机会用英语和老师、同学进行交流。而当你有了两年的英语基础后，学校就会聘外教来帮忙。(我初中二年级就是加拿大老师Mrs.Logan教的，她的音容笑貌至今还留在我的记忆深处。) 有这样的环境，实在是不难学好英语的听、说、读、写。我认为初学英语有两重境界：第一重境界是能够表达自己的意思；第二重境界是能够用漂亮的语言舒服地表达自己的意思。上海外国语学校的英语启蒙教育从一开始就在向第二重境界努力。 无招胜有招 一所学校生源的重要性是无论如何强调都不过分的。好的名声带来好的生源，但是好的苗子怎样培养成材确是一门高深的学问。每个学生都是不一样的，各有不同的才华和潜能。用一个模子去压实在是残酷的行为。 我所经历的学校都有一个可贵的优点：不限制个人的爱好和发展。凭着自己的兴趣和努力，每个好学生都能给自己设计出漂亮的前景，并一步一步地走出来。学校对学生因势利导是最重要的。我不相信有学生每门学科都能在上海外国语学校独占鳌头——又何必每门学科都独占鳌头？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如果什么都庸庸碌碌，一无所长才是最无用的。 我在上海外国语学校读高中的时候，有一些课会让学生轮流演讲。预定一般是五分钟，而我竟然有时会讲到整整一节课，得到的不是暂停的命令，而是老师和同学的赞许和鼓励。如果说后来我得益于演讲能力，那么高中时候的经历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那些场景一直萦绕在我心中。 十年磨一剑 一个豪门子弟如果没有出息，必定是躺在家族的基业上不思进取。好比一个名校出身的毕业生仅仅为自己的学历沾沾自喜，到处炫耀。我认为实际上不管手里拿的是什么文凭，关键是能够独立地闯出自己的事业，无数真正成功的人士并非出身名校(美国上市公司的那些CEO就不都是什么名校出身)。只有那些以自己的努力和智慧，为母校增添了荣耀的人才有资格把学校的牌子举在手里，不管他的学校以前是否为人所知。 我这一届学生年纪还小，尚不能有所作为，但是我相信只要有十年磨一剑的精神，终会有一天剑在手，问天下谁是英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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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楼 我18岁那年，几乎每次有人问我考进了什么大学，我说哈佛大学的时候，那些人都会或多或少地倒吸一口冷气；我刚接到哈佛的录取通知的时候，自己也是惊诧莫名。后来在哈佛呆的时间稍微久一点了，原来那种新奇和兴奋的感觉渐渐消散。3个月以后，只有两种情况下我才可能回忆起那种心情：一是背着书包在校园的小路上不时被游人问路的时候，二是独 自在寝室里淋浴的时候。考进哈佛距现在已经有3年多了，所以现在我想可能有资格平静地评论这件事了。 这篇文章，作为成长札记看还可以，但如果作为考哈佛的经验或者别的什么实际的说明文章看，我就难免会不安。其实像我这样经历的人不少。那么多莘莘学子都没有说什么，普通的我如何敢自吹自擂？再说我从来不相信教育和学习会有什么放之四海皆准的方法，杏坛讲学的孔子就讲过因材施教的道理。更现实一点，如果哈佛每个学生的经历都类似，那岂不是极为无趣的一个地方。接下来是我自己的成长故事。 其实小时候的事情我已经记得很少了，只是家里的长辈常常把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情翻出来说。虽然一遍一遍地听，却总有温馨的感觉。说来好笑，听说我小时候站还站不稳，但是只要大人一放手，就会摇摇晃晃地往前冲。要是大人扶着，却又不肯走了。好像从小就注定我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家伙。爸爸妈妈把所有的精力和希望都放在我身上，我妈妈是一个中学教师，所以，应该不难想象我幸运地受到了不错的早期教育。虽然爸爸妈妈都只有36块钱的月工资，但却给我张罗出了一个有声有色的童年：我有各种各样的玩具，不过我从来没有弄坏过什么玩具。直到爸爸妈妈开始给我进行学龄前教育，就把那些玩具都送人了。给我印象深刻的东西里有一样是两只毛绒绒的小鸡。是妈妈给我从五角场买来的，不过竟然被居委会发现，于是登门拜访，硬要带走那两只小鸡，说城市里不准养小动物。还有就是爸爸妈妈发现我到隔壁人家作客的时候总喜欢摸那个录音机，就下了一个决心，借钱买了一台。这台录音机陪我听儿童广播，而后翻来覆去听英语学习磁带，一直到现在还放在家里显眼的位置，可惜的是已经没有人用它了。 爸爸妈妈把玩具都送人了以后，就不再给我买玩具了，而是买了许多书，各种各样的书。往往书店里有什么好书，家里几乎就会有什么，让我有家财万贯的感觉。那么多美丽的故事，太有诱惑力了，我开始从心里喜欢看书。开始的时候看图片书，而后看有拼音注音的书，再后来除了童话以外，就是科普读物什么的。不过，爸爸妈妈把所有与学习没有直接关系的书叫做野书，只有在我休息的时间才能拿出来看。所以我不喜欢跟爸爸妈妈出去逛街，因为一个人在家里，我就可以爱看什么书，就看什么书。我那个时候，是个十足的书呆子，一本书可以看无数遍，但我真的感到很快乐。 从爸爸妈妈开始对我进行学龄前教育，我就不断地听到他们告诫我说不许浪费时间和要学会自学。不过平心而论，爸爸妈妈的教育并没有让我感到痛苦。相反，因为在家里已学了幼儿园、学校要教的东西，所以在幼儿园和学校里我有信心认为在学习上我是最好的。一般来说，我提前学会两到三年的学习内容。 这也养成了我自说自话的脾气。比如说幼儿园老师教大家向左转、向右转，往往，如果超过一半的孩子转向一个方向，其他孩子不管是对是错，都会跟着转过去。我却是那个独自转向的家伙，不管旁边的孩子怎么拉我的袖子，提醒我。后来在小学里，我颇有点恃才的味道，敢于指出老师上课时讲错的地方，即使是很重要的公开课。 我一直是遵守纪律的典范，从来都是在所谓“乖孩子”的范畴内。我认为对的就会努力去做。所以后来在小学里历任民选儿童团长、班长。爸爸妈妈除了学习的事情以外，就是教我不许撒谎，还有就是绝对不说脏字骂人，这一点至今我丝毫没有改变，连英语里的四字母国骂我也从没有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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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楼 小时候，为了使我能有更多的时间读书，爸爸妈妈管得很紧。但是那时的我很快乐，因为总能在学校里出风头。除了学习，当然还有其它很多有意思的回忆。比如说每天放学回家我会和一两个特别好的伙伴故意绕路而行，这样可以延迟到家的时间。还有爸爸带我出去，买我特别喜欢喝的可乐给我喝，还有靠着自己的零用钱，一点一点买变形金刚的粘纸。读书以后除了新闻，我不大有机会看电视，所以记忆里连续剧只有每周一集的米老鼠和唐老鸭，还有变形金刚。 值得一提的是我家隔壁的一对老知识分子，老先生早年留过学，退休前是高级工程师。我有空常到他那里玩。他会主动教我好些新知识(什么南北会谈，南南合作之类)。我至今对他房间里的摆设和对那时候自己家里的摆设一样，历历在目，比如说他墙上的那幅仿徐悲鸿的八骏图。老太太很慈祥，我喜欢玩她缝纫机的抽屉，一不小心，就会把整个抽屉翻在地上，但是她一直笑眯眯的。虽然后来搬家了，但我对他们至今心存感激。 外婆家一直是我的快乐天堂。爸爸妈妈在那里不会太管我，所以每个周末，我都盼着到那儿去半天。外公外婆家还有一个慈祥的阿太(外婆的妈妈)，年纪很大了，但很喜欢我，我有什么东西，像过年的鞭炮什么的，都喜欢藏在她那里。 对我来说，读到小学三年级就进入了新的学习阶段。爸爸妈妈开始让我上各种提高班，并请好朋友教我语文，英语和数学。那时候的目标就是要考取上外附中，上外附中的录取非常严格，不是通过统考，而是有自己的入学考试。好的小学才可以有一个名额去考，这样推荐的800个人里才会有120个被录取。 那时候小学里有一个名额可以考一个市里的写作提高班。我在语文方面并没有下多大功夫，竟然也考进了，兴奋得不得了。因为那个班在少儿图书馆上课，而作为学员，可以办少儿图书馆的借书卡。于是每个星期天一清早妈妈就坐公共汽车送我去上课。 后来爸爸妈妈又请了两位非常优秀的数学和英语老师教我。因为是朋友，都是义务劳动，但教得却非常努力。我不会忘记英语张老师的循循善诱和严格要求。每篇课文非要熟背，而且连语音语调都要和进口的录音磁带一样。无论刮风下雨，张老师每星期都会到我家来。所以我决不敢偷懒，一篇课文，我会跟录音机读几百遍。我更不会忘记数学周老师每周用整整一个晚上的时间教我数学竞赛的知识。每次我和妈妈吃完晚饭，都会坐车到周老师在南京路的家，然后直到要赶末班车才会离开。周老师用很多精力研究数学竞赛的题目，而且讲解得非常好。每个星期，我都以完成他的作业，交给他批改为乐事。 小学高年级的时候，当我把精力放在课外学习上，那些课内的考试，我就不能拿一百分了。(要说如果要我循规蹈矩地参加应试教育，我肯定不能有什么大的发展。)幸运的是我从小学到初中，从初中到高中，从高中到大学，都不必参加统一升学考试。(但我相信考试还是一种相对公平的录取机制。)记得当时有一位小学老师甚至断言我连重点中学都考不上。不过，当我获得各种市里、区里的竞赛大奖时，她改变了看法。尤其是小学六年级的数学竞赛，区里的，上海市的，甚至全国的，几乎只要有数学竞赛，我都能获得一等奖。最坏的一次也是三等奖，不过那是跳级参加美国初中三年级数学竞赛。 当我考进上外附中后，全家的兴奋相信比七年后考进哈佛有过之而无不及。进了中学以后，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全新的阶段了。爸爸妈妈除了还是关照我不许浪费时间，要有目标以外，不像以前管得那么细了。怎么安排时间，怎么读书，都是我自己的事情。现在想来，这样安排，真是使我受益匪浅。如果还像小时候那样，我是无论如何也学不会一个人去美国读书的。 不过我进了初中以后，读书的努力程度比以前差一些了。一方面因为自以为数学、英语什么的我已经不错了。另一方面，因为，爸爸妈妈一下子不那么管我了，多少有一些放纵。于是，野书看得多了；上课的时候津津有味地和同桌吹牛，或者传纸条；虽然球踢得不好，但是中午总是踢得满头大汗进教室；还有就是每个月读的杂志从《少年科学画报》换成了《读者》。 直到我初三快结束的时候，我的师兄周贝尼被哈佛大学录取，对我影响很大。那主要是因为这使我清楚地看到通过自己的努力，有这样一种改变人生轨迹的机会。虽然那之前上外附中每年都有一些学生拿到国外名牌大学奖学金去读书，但是我第一次感到去哈佛读书的希望就婷婷袅袅地在前面飘浮。于是拼命朝这个方向努力，前人做到的，我没有理由做不到。况且我向来相信只要有一线希望，就有无限可能。 尤其幸运的是有一位很有经验的汤老师教我英语，前前后后教了我三年。教过我英语的老师不止二三十个，其中有很多很好的老师，但最后是汤老师把我教出来的。事后想来，其实这个过程没有什么神秘，不过对于所有想走这一条路的同学来说，应该知道这种努力也是有机会成功的。 当我在初三年级获得上海市英语竞赛一等奖的时候，以为学好英语只有几步之遥，但是现在才知道，那是怎样漫长的几步啊。高中我特别喜欢演讲和辩论。每次有机会演讲，都会很兴奋，效果竟然都不错，让我很得意。辩论更让我兴奋，不过相比之下还是自说自话比较简单。 如果让我总结一下在中国那么多年求学的经验，我想首先是山外有山，人上有人，如果我在某一个方面做得稍好，完全是因为笨鸟先飞，又碰到好老师的原因。我不太相信什么智商测试，因为经过数学竞赛训练，我可以得到很高的智商分数，但那与智力天赋实在关系不大。其次，任何努力都有机会成功，比如说，如果从小学弹琴，读书的时间就会少了。而且努力是没有一定的奖励会摆在前面的。努力，还要有幸运的眷顾才能成功。所以，埋头苦干多少要做好失败的准备。再有，就是每个人不一样，有的人像我从小就开始朝一个方向努力，还有好的老师引导。但那肯定不是必须的，我见过很多人完全靠自己意识到要好好努力，在中学里才开始真正用功的，结果也丝毫不比谁差。 这21年来，爸爸妈妈付出的努力比我要多得多。我对那么多帮助过我的人都心存感激，希望有一天能报答。生活是一次旅行，迄今为止，我有很多失败，却也有不少成功，应该算是很幸运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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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楼 背景 小时候觉得学位总是越高越好，无论是工作还是做学问。但是到美国以后，我的观念发生了变化。 我想如果有的人想在某个学术领域做专业的学者，那么当然应该从学士而硕士，从硕士而博士，一级一级地读下去。博士是通常意义上最高的学位。博士后并不是一个学位，而是一个研究职位。美国有几千所大学，各个学科的全国排名都不一样。所以很可能某一个并不那么出名的大学有一个很好的专业。当然，那些常青藤名校的好专业相对会多一些。总的来说，想要到美国读研究生或者博士生并不难，因为美国有那么多的大学。其中很多大学有不少奖学金；部分学校虽然没有奖学金，但是学费不贵(尤其是公立大学)，不过几千块钱，加上生活费，也很有限。所以中国留学生只要肯吃点苦，课余去打打工，或者靠家里支持点钱，就能念下来。近年来有些学校中国学生都数以千计。生活条件没有美国学生那么好的中国学生往往更肯吃苦，所以成绩都不错。对于真正喜欢学术的人来说，到美国读研究生、博士生学术环境不错，足以补偿各种辛苦了。但我觉得最好本科就能到美国去读。因为这样可以更加适应那个社会环境。毕竟要做出科研成果，在现在这种科学发展水平上，非常需要与人合作。读本科的时候大家年纪都不大，更容易交流。 不过专业学者的工作竞争很激烈，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开始时候的待遇比较差。一个博士后的工作可能有几千个申请者。而且工作即使有了也不长，两三年就必须换。每个工作小时的平均工资很可能就在最低水平线上。工作内容则往往单调。如果想靠个人的聪明和努力独自创造什么大有价值的科研成果，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就算有什么成果，也是老板的。不过如果被聘做助理教授，工资有所提高，研究也有希望了。如果再能转正为教授，获得终身合同(tenure)，就算真正成功了。不过这样的成功者应该是凤毛麟角的。 这篇随笔写到这里，我自己觉得言语无味，相貌可憎，竟然把前途描绘得有些灰暗。其实竞争无处不在，真正成功的在任何地方都只会是少数聪明勤奋而且幸运的人。 硕士、博士毕业以后如果不做专业学者可以回国，也可以进入劳动力市场。相对来说进大公司，生活比较稳定，收入比较高。教育背景和年龄可能是主要困难，如果这条路很容易走，那么前一条路也就不会有那么激烈的竞争了。经济起伏对于找工作影响很大，90年代以来，与生物化学和计算机有关的技术工作大量产生，所以很多中国留学生都去读生物化学和计算机。 为了找到一个好的工作，最好还是接受所谓“专业教育”，就是在获得本科学位以后进医学院、商学院、法学院、教育学院什么的。学校的好坏有很大的区别。好的学校比较难进，但是文凭有价值。相对来说差的学校容易进，但是读出来也没太大的用。在美国的劳动力市场上，一个名校的工商管理硕士比一个普通的经济学博士要值钱得多。不过顺便说一句，我曾经看过几百家美国上市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的教育背景，其中出身名校的并不那么多见。 庄子曾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其实还有后半句，我不知道为什么总在被引用的时候切割掉，使古老的智慧表达不出原有的意思。后半句是“以有涯逐无涯，殆矣。”如果不是想做专业学者，应该把读硕士、博士的机会成本和收益算一下。很多公司的用人策略往往是年龄、工作经历和学位并重的。 凝想 在哈佛大学读本科的中国大陆学生很少，四届加起来不过是屈指可数的几个人。所以我刚进学校，就见过了很大一部分，其他人也至少听说过。在这个年龄，再加上一张哈佛的文凭，凭想象，应该都是踌躇满志，觉得天下无不可为之事。不过大多数人，据我感觉，对于生活的理想是很现实的。比如说真正喜欢读书的人往往会选择在本科毕业后继续读自己专业的研究生或者博士生，长期的目标是当教授或者在世界银行等大研究机构工作；又有人完全融入了美国学生工作市场，凭着自己的努力、聪明和交际本领进了令人满意的大大小小的公司工作，比如说华尔街的投资银行或者全球性的咨询公司，并且希望在工作几年之后再读一个名校的工商管理硕士(MB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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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楼 这两种理想有人认为是事业，有人则认为是谋生手段。真正令我心仪的是一个比我大几届的校友的人生理想。她的理想除了常常回家陪陪妈妈以外，就是想在中国的江南水乡，山清水秀，又少有游人的地方，找一个倾心相爱的人，盖几间小屋，过一段世外桃源的日子。每天可以弹琴，可以练武，可以看书，可以谈天说地，还可以养鸡养鸭。还会有几个可爱的孩子慢慢地长大，在快乐的童年受到良好的早期教育。 我多少应该能认同这个校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理想。在中国学英语的时候，我从没有学到过“别担心”(Don't worry.)这句话。但是，这句话在美国，我听到过无数遍。确实，在一个竞争激烈的现代化社会，每一个人每天有许多的理由担心，尤其如果他不甘平庸，或者并不怎么熟悉这个社会文化环境。 这些年来，关于生活的命题始终在我心头缭绕。我慢慢长大，生活经历一点一滴地积累起来，这个过程，自己觉得有一些可圈可点的东西，复杂纷繁的事情可能藏着许多简单直接的道理。我还只有21岁，决定命运对这个年纪的人来说似乎还太早，但是在这个年纪应该有些思索了。然后才能用自己的思索和行动来试图决定自己的命运。我也就这个问题问过几个在我看来活得非常成功的人，不过终于意识到人生哲学终是瞎子摸象般的道理，最后需要自己去感悟。 哈佛广场是很热闹的地方，尤其是周末的晚上。民间艺人或悠扬、或欢快的乐曲在空气中回荡。还有变戏法的，装扮成塑像站在那里的。不过，人群中也有那些奇装异服，把头发弄得像马鬃似的年轻人和永远不离开的乞丐。我不想讨论命运是否公平，但是显然，每个人有自己的路。对于我来说，有三则关于生活的寓言在心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一个寓言说有一个人在拼命地往前跑，撞到了别人，于是别人就问：“你那么匆忙地跑为什么呢？”答：“我在找幸福，快让开。”那个人从少年跑到了青年，从青年跑到了中年，从中年又跑到了晚年。他死了以后，上帝告诉他那个他曾经撞到的就是幸福。 我相信幸福很容易被漏掉，但我不相信幸福会被撞到。但我提醒自己要不时地停下来，回味一下生活的味道。 一个我讨厌的寓言说有一个人躺在树下，别人问他为什么不去劳动，他反问道为什么要去劳动?得到的回答是他劳动了就会赚钱，然后就能悠闲地躺着了。他说：“我现在不就悠闲地躺着吗？” 世上哪一个人真愿意如此无所事事度过一生？我相信只有在辛勤过后，才能体味到悠闲的滋味。有价值的不是宁静本身，而是喧闹后的宁静，只能说“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还有一个寓言说上帝让一个人从森林里给他自己摘一个最大的果子，条件是不许走回头路。结果这个人错过了许多好的果子，最后在走出森林的时候，无奈地摘了一个并不大的果子。 我相信弱水三千取一瓢饮。生而有涯，千万不能贪心。我决不是不喜欢竞争、进取，享受知足者常乐什么的，而是以此自警不要有不切实际的野心。 现实 我本科毕业以后想在一个颇有历史的公司，找一份喜欢的工作尽力去做。不出意外，在几年以后读一个工商管理硕士(MBA)。再工作几年以后，能负责一点相对有发挥余地的业务，比如说一座工厂、一家商店什么的。当然有机会也会和几个合适的合作伙伴或者投资公司，共同创出一家新的公司。兴趣很重要，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我想我会把工作当成事业，为每一个计划而兴奋，为每一个目标而努力，为每一个成功而满足。但是我坚信事业只是生活的一部分，如果任何时候，事业让我连轻松散步的心情也没有，那我宁愿另外再找一份什么工作。工作最好是在中国，这样能常常见到爸爸妈妈，而且做的工作总还是计入中国的GDP的。当然，如果有几年到其他国家工作，也是美差。另一件重要的事就是爱情，我相信爱情不是生活的必需品，但却是生活的目的之一，或者至少是我的奢望。如果竟然能时常在湖畔或者山脚的小木屋里住几天，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每年又能到各地旅游一小段时间，我会很快乐的。 做梦归做梦，到底有没有缘分实现就不得而知了。我相信生活是一次旅行，有顺境也有逆境，都得无条件地接受，但是，只有努力才有实现梦想的可能。转念一想，又觉得连梦想能否实现，都不值得去担心。有梦想，我就可以说我是在生活而不是在生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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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楼 这是一个夏末的下午，生机勃勃的校园里到处走动着新来报到的年轻人。除了一些穿深红色T恤来义务帮新生熟悉校园的以外，高年级学生都还没有来。我因为在各种新学生活动中选择参加的是野营活动，所以身上背了一个大登山包，手里又提了一个包，两个包里都装着按要求带来的衣物和装备。 排在报到的队伍中，我觉得语言和文化背景的差异理所当然地从抽象概念变成了现实。说来也许可笑，虽然我受过长期的英语训练，老师中也不乏外国人，可是现在当我独自成为外国人的时候，却只觉得耳边的英语口音和以前学校里的英语口音大不一样。排在我后面的是一个东方人长相的女孩子。见我回过头，就对我一笑，首先说了一声：“嗨”。我们随便聊了几句。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是抱着试试看自己讲的英语是不是有用的心情和她说话的。还好，结果不算失败。 报到以后是例行的装备检查。我在来以前已经竭尽全力地去买那些规定的装备了。但是我带来的东西一大半还是没有通过检查。负责检查的高年级学生一板一眼，一点也通融不得。我只好借用活动组织者准备的备用品。比如说我带来的登山包已经是我在上海的百货商店里所能买到的最大的了，但是还是太小。借给我用的背包是用钢管加固过的，我坐在上面都不要紧。背在身上时比我的头顶还高出一截。最后我找了一个标准的美式大垃圾袋，把没有通过检查的东西往里一扔，交到储藏室里去。 接下来所有人都到校园中心的大图书馆前的台阶上等着被分组。每组有两个领队，都是自愿参加的高年级学生。轮流又叫又跳地把预先根据自己意愿选好的队员挑走。我被分在第39组，领队是乔和安。乔是一个三年级高高大大的小伙子，安是一个三年级矮矮胖胖的女孩子。 晚上，我们小组一共11个人在房间里准备第二天即将开始的旅行。按照计划，我们将在绿山国家森林公园里呆6天，并用一天的时间建造一个新的野外厕所(outhouse)。这个计划听上去挺诱人。虽然我们包括食物在内所有需要的东西都要自己带上，但是我心里想，每天只走几英里，活动的强度也不是很大。 可是等到第二天当汽车把我们送到绿山森林公园门口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其实这次旅行并不是那么简单。背在背上的包几乎有一个人那么重。我那时才知道包的钢架子有保持平衡的作用。如果没有钢架子，就很难保持平衡，要么是我的包摔下来，要么是我和包一起摔下来。虽然重担在肩，我还是装做若无其事。让我很有些吃惊的是同行的队员，即使是看上去最娇小无力的女孩子背着包竟然也举重若轻。 乔喊一声“我们走”，就带头往森林里走去。我们一个接一个地鱼贯而行，那一刻像一幅慢镜头一样停留在我的脑海里。为了安全，安走在最后。我当然不是想和安抢这个位置，但是上上下下的狭窄山路却使我越走越慢。刚才我还在和其他队员们谈天说地，但现在却只好闭嘴，好好地走自己脚下的路。半天走下来，乔和安终于想到要休息一会儿。 森林里，目力所及的地方都是各种各样的绿色。来时的小道被灌木所遮掩，前面的小路也模模糊糊。很明显，现在我回想起来那时的情景一定比当时我实际所感受到的要可爱得多。当时我肯定在想旅行才刚刚开始，还有多少路要走啊?但是现在想来那疲惫感也就是这样，往往感觉再差一点就到极限了，但又往往不会真的摔倒在地。 同行的伙伴比那森林还要有趣，又很好相处。这些家伙来自五湖四海，从阿拉斯加到佛罗里达的都有。中午吃饭的时候大家坐下来拿出干粮一起吃。有一种罐头鱼肉，拉开来后一定要先喝掉汤汁，虽然味道并不好，但是不好浪费，所以每个喝的人都皱起眉头，每个看着他(她)喝的人都笑歪了嘴。我对这种鱼肉有点过敏，只好硬着头皮，包在饼里往下咽。要把鱼肉包到饼里就要用刀把鱼肉从罐头里挑出来，我看见坐在我旁边的埃瑞克手上有把刀，就问他借。埃瑞克右手持刀，一脸严肃地跟我说：“我的刀就是你的刀，兄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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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楼 吃完饭我们就又上路了。不久，原来带在身边的水都喝完了，正好旁边就有一条小溪，又没有标志说禁止饮用，我们就从随身带的小瓶里倒出碘水放到汲满水的水壶里，再把小瓶重新灌满水，小瓶里有一些碘片，十分钟后，就又可以用了。这里小溪里的水如果加入少量碘水消毒，就可以安全饮用。小溪的水看上去清澈见底，但是放进水壶里以后却是黄颜色的，安解释说那是因为正值秋天，树上掉下来的叶子在水里腐烂造成的，不要紧，但是我们要注意如果水里有小的透明的虫子，就不能喝了。听了这些话，我们都觉得还是眼不见为净，反正口渴了什么都好喝。后来发现乔带有一种桔子粉，倒在水里，水就是桔子味道了，或者说其他乱七八糟的味道就都喝不出来了。所以这种桔子粉特别受大家欢迎。等到后来桔子粉都用完了，队员萨拉见我水壶里还有一点泡好的，问我要了喝完，从此大家又回到了喝纯碘水的状态。 森林里的天说暗就开始暗下来了。那时我们也走到了宿营地。中午乔和安教我们的打结和支帐篷的本事就都用上了。我们用很简单的东西——两块长方形的塑料薄膜(tarp)和十四根绳子——搭好了两顶帐篷。帐篷非常简易，没有门，只要一弯腰从哪里都可以钻进去。这种帐篷其实就是用一跟绳子做梁，把塑料薄膜披在上面做成的。每顶帐篷下平铺了五六个垫子，垫子上各有一个睡袋。 搭好帐篷以后天还没有完全暗，乔和安开始支锅做饭。大家都在旁边看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当看到乔要将炒热的番茄酱、通心粉分给大家，大家都很兴奋，因为一天走下来，肚子的确早就饿了。但是乔用实际行动又一次“教育”我们不要高兴得太早。他在拿锅子准备露一手炒通心粉的本事的时候，通心粉划了一个漂亮的弧形，通通掉到了地上。 掉在地上还得吃，因为本来也没有多带一顿粮食。所以大家帮忙用手从铺着灿烂的落叶和树枝的地上把通心粉捡回锅里。(当然，即使我们不打算吃，也是要收拾起来埋好的，以免晚上有野兽过来吃。)不用尝，我们也预计到这顿野餐将充满着泥土的芳香。萨拉对文学挺有兴趣，即时赋诗一首，非常押韵，所以大家都朗朗上口： “It looks nasty. It tastes ugly. But we havegorp.” (看上去很脏。 吃起来很烂。 但是我们有gorp。) 从地上捡起来的通心粉实在惨不忍睹，所以有人就干脆只吃另外分到的一点点gorp。gorp这种干粮是各种果仁和葡萄干的混合物。 等到我们吃完饭，把一切都收拾干净，天已经完全黑了。乔拿出了他辛辛苦苦背在包里的吉他，唱了两首乡村歌曲。朗朗星空之下，森林里万籁俱寂，只有乔优美的吉他声和歌声在回荡。只听得所有人都有一种莫名的感动，那可能有乔哲学系的底蕴在的关系吧！ 第二天早上起来，我们整理好东西就上路了。今天的路是登山，没有台阶，只有小路。一路逶迤向前，走了大半个上午，到已经爬得无路可行了的时候，安和乔商量了一下，决定让我们都把包放在路边，由安呆在那里看着。我们于是放下行李(午饭除外)，轻装而行，但是由于地势陡峭，我们走得并不轻松。走到最困难的时候，我们“四足”并用，从一块石头爬到另一块石头。一个小时的艰苦跋涉终于换来了一览众山小的愉悦。山下是一汪碧水，湖光滟潋，在群山环绕中，分外耀眼。极目四望，周围都是绿色的森林。 在最高处的一块石头上，我们开始吃午饭。虽然脚下就是万丈深渊，但这里却是一片平坦。吃完饭就往下爬。等我们爬到和安会合的地方，太阳已经早过了天顶正中了。刚才还是晴空万里，现在天却开始阴沉下来。 我们于是拼命赶路，因为如果下雨就不那么舒服了。很快天就真的开始下雨了，而且越下越大。虽然还是夏天，但已经开始有点凉了。我们要宿营的地方就在刚才看到的湖边。离湖边几十米的地方有一小片用木头铺就的平地。这也是我们这次旅行中所遇到的最好的宿营条件了。等到帐篷铺好，带着满身的疲倦，我终于钻进温暖的睡袋，看着黑沉沉的外面下着滂沱大雨，真是舒服极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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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楼 等到我的眼睛再睁开来，已经是第二天的早晨。天非常晴朗，一点也看不出昨晚曾经下过大雨。乔和安说今天的行程将与前两天不一样。我们将分开来一个人一个人地走。他们已经选好了路，大家只要沿着小路走就行了。 安先上路，一刻钟后就有第二个人上路了。一刻钟一个人，等到后一个人出发的时候，前一个人早就没影了。轮到我上路了。习惯于人群的喧闹，当我独自置身于这陌生的森林中，默默地向前走的时候，真的有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当小溪或者巨石拦住去路，除了自己，没有人会伸出手来拉你一把。小路时隐时现，也没有人会给你带路。一个人的旅意从心底升起来。这是我第一次有这种孤身旅行的感觉，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 终于走到了路的尽头，早到的队员们都在那里等着呢。他们在拍手，欢迎又一个同伴的到来。等人都到齐了，有人提出不走了，玩游戏，一致通过。 那些游戏我都没有玩过，但都挺好玩。一个游戏叫“人结”，就是所有人都伸出手来拉在一起。每只手都随便拉一只别人的手，这样一来，所有的人就都乱七八糟地连在了一起。规则是不能把手分开，当然可以转，把这个结解开。如果所有人都围成一个圈就成功了。从一般的观点来看，解结的过程很不雅观。所有人都得钻来钻去。而且往往有人被拉得很长或给旁边的人挤得很扁。还有一个游戏是让所有人轮流装做打人的动作，而看上去被打的人就得装做被打倒，作出夸张的摔倒的样子。 这些游戏玩累了，大家就坐下来玩一些文雅的游戏。其中玩得时间最长的是一个叫间谍的游戏。在整个游戏里，被随机指定为间谍的人和做公民的人互相都不知道对方的身份，只是通过辩论、投票和暗杀来决定生死。最后活下来的一方获胜。一群自以为聪明的人在一起好一通辩论。因为要取得胜利就难免要对敌人说谎，而且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所以最后大家都产生了信任危机。这是一个在学校里流传很广的游戏，在我后来读书的时候，也还一直有机会玩或见到别人玩。 我们一直玩到深夜才一起进帐篷休息。第二天，我刚醒来就有人告诉我埃瑞克哮喘病发了，乔陪他出去找大夫了。于是剩下的人接着玩那些游戏，都乐此不疲。 虽然休息了一天才上路，我们并没有耽误要做一项公益劳动：把一个野外旧厕所拆了，并在原址造一个新的。据说这绿山森林公园里的几十个野外厕所有不少都是我们学校的学生造的呢。而且令人兴奋的是我们将能够在新造的厕所里签名，并随着这厕所一起存在30年。我对自己说以后将要回来看这厕所。造厕所有公园雇的专业木匠帮忙，但我们要从很远的地方把建筑材料放在肩上背到工地。主要就是一些木头。我除了木头还背了一个烟囱。但我发现背马桶盖的那个女孩子好像比我还觉得有成就感。 时间比想象的过得要快得多。天再亮的时候我们已经要离开这座美丽的森林，在等着接我们的车子的时候，大家都有一些依依不舍。与其说是对这个地方依依不舍，不如说是对共同跋涉的伙伴依依不舍，或者是对那几天愉快的日子依依不舍。坐车回到学校其实也有一种解脱感，毕竟我们在森林里钻了一个星期而没有洗过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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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楼 刚到哈佛大学的时候，觉得人生舞台上的道具好像一下子通通给换掉了，完全不一样的生活环境需要我重新去适应。比如说语言：以中国的标准来评判，美国人的地方口音一般都不重。美国异常发达的大众媒体，通讯渠道和人口在各个地区的频繁流动使得全国书同文，语同音。在这样的背景下，外国人的口音在大家的耳朵里就非常明显了。比如说刚从中国 来的留学生没有几个人能把R和L这两个字母发清楚。有一次我读到一份研究报告，说17岁以后再到英语国家的人永远也不能把英语作为母语了。听、说、读、写都无碍，并不是说英语就能和当地人一样了，从某些特征上，总是能发现原来语言的影子。我吃了一惊，因为我到美国的那年已经18岁。 新的环境过一段时间以后，也会成为旧的环境。比如说我一年级时的寝室和附近的科学中心，现在从那里经过，已经有故地重游的感觉了。刚到校园的时候，我拿着那发给每一个新生的小册子，对照着地图踏进一幢名为马休思(Matthews)的寝室，这幢房子就给了我家的感觉。这是一幢从外表看来颇有童话色彩的房子。这幢造于一百多年前的寝室的门廊，无论从矮墙、浮雕或者灯的样子看起来都像一座童话里的城堡。马休思在中心草坪的靠近校门的一边。在那十几幢围着中心草坪的寝室中并不算大，住着大约160个学生。并不是因为我想象力过于丰富，那古色古香的感觉着实让我受宠若惊——不知这里曾经住过多少叱咤风云的人物。但在哈佛呆的时间稍微长一些以后，这种感觉就少了许多。哈佛自有一种气度，任何叱咤风云的事情在此也是如此而已。马休思住过什么伟大人物倒没有听说，但听说跨草地的对面的一幢寝室叫威尔德(Weld)，据说是肯尼迪(JFK)读书时的住处。威尔德对于马休思的每一个学生都十分重要，这并不是因为肯尼迪的缘故，而是因为马休思没有放自助洗衣机的房间，学生只能到对过的威尔德洗衣服。 科学中心的一边是绿草坪，两者中间有一个喷水池，就是一小片大大小小的石头散落在地上。石头间的地上有喷水孔，喷出的水有半人高。石头上坐着歇息的游人，又有几个小孩子穿梭在喷泉中，往来嬉戏。偶尔有几只鸽子也会到这里来喝水。喷水池背后的科学中心恐怕是这所大学里不多见的几个没有用人的名字来命名的地方。不知道是因为他的重要性而待价而沽呢还是有其他什么原因没有命名。科学中心的模样也招来了不少评论。与周围古色古香的建筑不同，科学中心造得像一个巨大的照相机模型，正对着校园中心。科学中心一年365天一天24小时都开着。其中开放的计算机房有两个在地下室，所有学校的学生都可以用。科学中心里面有一个科技图书馆，共三层。是学校九十几个图书馆里专门藏科技类资料的地方。一楼卖匹萨饼和零食的“绿房子”，附设有室内室外上百个位子，生意兴隆，很多人肚子饿了都在这里买点东西吃。 我记得刚到的时候，寝室里开会，大家自我介绍。我最后加了一句，说我准备入乡随俗。( When in Rome,do what the Romans do.)我确实不想显得特殊，异国的文化不应该表现为琐事上的坚持。比如说我会像其他学生那样不把T恤衫束在裤子里；又比如说我会配一副小椭圆镜框的眼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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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楼 人不可无癖 张潮说过：“花不可以无蝶，山不可以无泉，石不可以无苔，水不可以无藻，乔木不可以无藤萝，人不可以无癖。”可见个人爱好的重要。除非必须每天工作24个小时才能活得 下来，人总应该有些爱好，否则难免言语无味，相貌可憎。当然把工作当成爱好的人除外。 人有没有爱好在于自己，爱好能不能张扬则受限于贫富。有时间也有钱的人最富，有时间但没有钱或有钱但没有时间的次之，最贫穷的是既没有时间也没钱的人。 时间是最有限的资源，它既不可替代，又不能再生。一天有86400秒钟，绝对不会多出来，这是我很少能绝对肯定的事情。钱代表着物质和服务，一般来说钱来自于劳动(或者说是时间换来的)，所以一般很有限。 假设一个人爱好汽车，如果他有钱又有时间，可以同时买上几辆回来研究研究(也可以换着开)；如果他没有钱而有时间，可以买上一大堆模型，放在桌上研究；如果他有钱而没有时间，可以叫经纪人帮他解决；如果他即没有钱也没时间，那就只好偶尔买一本杂志，在地铁里翻翻了。 不幸的是，我发现自己现在是那种既没有时间也没钱的人。因为有钱又有时间的人会去音乐厅感受音乐会的乐趣，而我只能在写论文的时候听听音乐。记得在写一篇分析电梯里应不应该装镜子(或者其它反射光线的材料)的论文时，一边写，一边接连不断地用耳机听了近百遍“好汉歌”，总觉得昂扬的曲调比咖啡要有效。而且一遍一遍地听同一首歌能够增加我的紧迫感。 打羽毛球 每个星期天打羽毛球是我能做到的爱好之一。哈佛羽毛球场就建在一块篮球场地当中，且每个星期只开放几次。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这些“球迷”都不舍得让场地空着。也许，如果不限制场地和时间，说不定一忙起来就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后天，永远也没有空闲时间。看来，场地资源少还真有不少好处呢！ 我喜欢和高手打羽毛球，胜固欣然，败亦可喜。因为自己水平有限，所以总是欣然的时候少而可喜的时候多。在一次与一位前世界亚军搭配双打，更是让我大开眼界，原来羽毛球还可以这么打。不过需要的时候，我也会尝尝羽毛球老师的滋味。 羽毛球打多了，我自然与羽毛球俱乐部的人熟悉起来。可惜的是，哈佛喜欢打羽毛球的人实在有限，本科生更是少得可怜。所以羽毛球俱乐部主席曾邀请我在他毕业后接替他的位置。(我还真想让羽毛球在哈佛普及起来，那可是中国大陆学生为数不多的“优势”啊！)后来因为我也离开了学校，当然也就没当成。不过那时候，我还是做了一些事情：我以赠送漂亮羽毛球海报为诱饵，迅速发展了羽毛球俱乐部的新闻邮件列表；组织俱乐部到其他大学举办校际比赛；筹办英国大学来访时的羽毛球比赛。 羽毛球在英国可是挺有地位的，所以英国同学们以为在美国也一样，他们还准备了礼物想要面见哈佛校长。可惜的是羽毛球当时在哈佛没有什么地位，所以他们的礼物最后只好给了我。不过，那天晚上，我们在一张餐巾纸上一起勾画了发展校际羽毛球运动的宏伟蓝图。 陪看橄榄球和电影 在美国，受欢迎的是美式足球，也就是橄榄球。有一次碰到两支重要球队在波士顿比赛，我的一群朋友拉我一起去看。有朋友好心，给我全程讲解。他们觉得是在对我进行启蒙教育，我却觉得是在陪他们。嗨，不过我很快发现其实观众最感兴趣的不是球赛本身，而是球队之间口角，然后打群架。我记得当两个队开始打架，全场兴奋起来。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是买热狗和爆米花吃，全场观众能吃掉那么多公认的垃圾食品(trash food)，实在是让人叹为观止。难怪有的观众那么胖。等到散场，一下子地铁里到处都挤满了人，真是可怕。 我不仅陪朋友看橄榄球，还陪朋友看电影。看电影是一种很好的娱乐方式，它可以使人忘记身边的琐事而沉浸在精心营造的故事情节中。平时自己不可能看到的事物、听到的声音、经历的事情、游览的地方都能在银幕上出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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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楼 有道是：“酒可以当茶，茶不可以当酒；诗可以当文，文不可以当诗；曲可以当词，词不可以当曲；月可以当灯，灯不可以当月；笔可以当口，口不可以当笔。”我觉得还可以再加上一句，电影可以当电视剧，电视剧不可以当电影。有的电视剧可以把三言两语就能讲完的情节实实足足演上三天，而电影就不行，最多两个多小时，再复杂的情节，也要在这么短的时间把来龙去脉讲清楚。故事可以是假的，但是人物则必须是可信的。(千万不能认为电影的时间比电视剧短，不可信的人物性格容易混过去。) 虽然电影有那么多的好处，但有一次陪朋友看电影(我从不一个人去看电影)还是睡着了。不过仅此一次。审美观不同，我认为一无可观的电影别人可能很喜欢。袁中郎曰：“不好之书，可让他人读之。”我想，不好的电影，可让他人观之。两者如出一辙。 没有女演员的电影很少，比如有一些潜艇题材的电影。那些电影往往很惊险。在美国放映中国功夫题材的电影很受欢迎。记得几次看那样的电影，当主人公施展中国功夫的时候，电影院里有人发出兴奋而惊叹的声音。我觉得导演很聪明。跟美国人谈中国，再跟中国人谈美国，哪里都受欢迎。 电影不是每一部都好看，有时候好不容易下个决心去看一场电影，结果却碰到不喜欢的片子，真是可气。不过有的人越挫越勇，不管好看不好看，只要有机会，就会一场一场地看下去。我觉得这样的人是乐观主义者，总是会看到喜欢的电影的。 参观哈佛的博物馆和艺术馆 参观哈佛的各种博物馆是我新发现的一种享受。平时不会想起的地方，竟然有那么多有趣的东西。哈佛自然历史博物馆(Harvar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是我在美国光顾的第一个博物馆，很多东西如果不是亲眼目睹，我一定不相信它是真的：博物馆里的玻璃植物( The Ware Collection of Blaschka Glass Models of Plants)，3000多个模型，分属830种植物都是用玻璃做成的，看上去栩栩如生(包括虫斑和霉菌)。我一点都没夸张，博物馆的FAQ(经常被问到的问题)表中，第一个问题就是：“它们真的是玻璃吗？”答案是肯定的。 玻璃植物模型是由艺术家Leopold Blaschka和他的儿子Rudolph花了整整50年(1886年开始)完成的——他们家族的手工艺历史可以追溯到15世纪，不过技艺已经失传，就像中国的广陵散。但我在博物馆里看到了制作这些艺术品的全部工具，那竟是一些粗陋的家什，真是难以想象。 玻璃植物模型是1834年毕业的Charles Eliot Ware博士的遗孀和女儿从德国买来给George L incoln Goodale教授上课做教具用的。这些艺术品在哈佛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哈佛最近拨款几百万美金对它们进行维护，并转移到新的有气候控制(climate control)系统的新展览馆。 有一个朋友开玩笑说：“说不定将来哪一天，哈佛会向公众承认，这其实是一个大骗局，所有的所谓玻璃植物都是假的。” 从玻璃花那里往前走，就是地质矿物部分，那里同样吸引人。我刚走进去就看到了一整块西瓜那么大的黄金，旁边的钻石虽然小得多，可却是更加价值连城。不过如果只认识黄金钻石，就是一叶障目了。这里的馆藏之所以是世界上最好的之一，就是因为它的丰富和完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里的宝石、矿石、岩石和其它馆藏，绝大部分是教授和学生实地考察得来的。其中有一块从月球带回的岩石，可以用手触摸。虽然其貌不扬，我第一次想提竟然没有提得动。(这块岩石确实和地球上普通的岩石不一样，非常重。) 哈佛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最后一部分是动物化石，占地很大，物种也极为丰富。昆虫、鸟兽的标本就跟活的一样。古代动物的骨骼化石能让人感到深深的震撼。几十万年的种族延续，庞大的身躯，炯炯的目光，嘹亮的声音，健壮的四肢，竟然会消失得如此彻底，只剩下这区区几具嶙峋的化石还没有被时间抹去。(小时候有点怕见到上海自然博物馆里的恐龙化石，长大以后敬畏的心情丝毫没有改变。) 当从哈佛自然历史博物馆出来，我真不敢相信已过了一个下午。原本是陪别人，后来自己倒是喜欢上了自然历史博物馆，并且对哈佛的其它博物馆和艺术馆也产生浓厚的兴趣。 我不想一一描述哈佛的各个博物馆，那将是一份导游词。我只是想记叙一个普通学生对于这座象牙塔里的收藏的惊叹。它们包括但不限于：意大利文艺复兴式的Fogg艺术馆里从中世纪到现在的西方艺术品；BuschReisinger艺术馆里中欧和北欧的艺术品；Arthur M.Sackler博物馆里古代亚洲、伊斯兰和印地安艺术(包括中国的青铜器和石窟雕像和绘画)；Semi tic博物馆里近东地区的考古发现；Peabody博物馆里的考古和人类学展品，以及科学中心的历史上曾经使用过的科学工具。 不过有时候我也会觉得莫名其妙，比如说我常在一座艺术博物馆门口看见一堆废铁，地上还有两行明显是拖拉留下的黑色印痕，但就是不清理掉。后来有一次我偶然间看到了废铁前面的一块小牌子。我的天哪，这原来是博物馆的一件展品。这世界真是不公平，如果我扔一堆废铜烂铁在那里，第二天肯定会收到一张罚款单。 划船 还有一件我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划船。在查尔斯河(Charles River)上泛舟绝对是一种享受。这里没有“帆随湘转，望衡九面”的开阔，但是两岸的哈佛校园就是绝好的人文风景。前者有道家的仙气，后者有儒家的精髓。在浩渺得水天一色的湖面扬帆是一种感觉，在繁华而不喧闹的河岸间泛舟是另一种感觉。我更喜欢后者，这里人和自然浑然一体。 尤其是在夏天的清早，空气清新得像洗过一样，浑身每一个毛孔都觉得舒畅，(不会一会儿觉得冷飕飕，一会儿觉得热腾腾的。)就像三毛的散文，明明跟她天南地北地逛了一大圈，可是思想并不盲目地投向遥远的历史、无边的联想，视线只在身边和脚下，谈的都是切身的体会，而不是没有着落的空泛感觉。 划船的时候身边有好朋友陪伴是奢侈的享受。不过一个人划有一个人划的妙处，什么话都不出口，于是觉得心里满满的，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可以想划多久就划多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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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楼 我曾经加入过哈佛学生天文俱乐部，并受过简单的训练。作为俱乐部的成员，有一项特权，那就是可以单独操作科学中心楼顶那两个庞大的望远镜中的一个。坦率地说，最吸引人的还是那可以控制的半球形的大外壳。当按动电钮，外壳慢慢开启，星空逐渐展现在头顶的时候，心中难免充满对宇宙的好奇。 这么庞大的望远镜竟然给新手操作，我不免有些受宠若惊。(后来才知道这台望远镜建于近半个世纪前，要转动巨大的镜头，只能用几根绳子控制。如果不考虑其古董价值的话，它已经不值钱了。)在一个宁静的夜晚，当我第一次通过它把目光投向那浩渺无垠的宇宙，不知为什么，却始终无法观察到任何一颗行星。终于，我看到了一个亮点，我兴奋地告诉同来的同学：我看到了火星，并请他来看。可惜的是，他往镜头瞄了一会儿，再抬头看了看天空，冷静地告诉我说： “那是月亮。” 肉眼当然容易分辨月亮和火星的大小，但是用高倍望远镜看来，月亮可以充满视野，火星也可以。 后来，每当我思考诸如哲学、宗教，或者天文物理等问题时，我总会想起自己的这个笑话。不是每一个人都会笨到把月亮当成火星，但是当你自认为正确时，如果能退一步，换一个角度想一想或者与别人讨论一下，也许能得到更加全面的观点。我坚信，即使你的观点再正确，如果不是基于对别人思想的了解，只能称之为傲慢与偏见。 平时同学之间闲聊，比较常见的话题主要有：抱怨某一门课作业、考试太多；找实习工作或者各种俱乐部活动的新闻；电影电视(尤其如果某个明星碰巧也在哈佛读书)；同学之间的爱情故事(还有谁比较性感)。当然各人的兴趣不一样，我和两个室友戴瑞克和艾瑞克如果某一天晚上一两点钟完成了作业，自觉天色尚早，又没有什么其它的事情，就会聊一聊哲学和宗教。 那是因为艾瑞克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每周日都去做礼拜，后来成为了兼职的牧师；戴瑞克则是不可知论者。我虽然是一个无神论者，也相信自己是正确的，但我非常好奇地想知道为什么在这个基督教徒都用Email约定活动时间的时代，会有虔诚的宗教信仰?就像美国总统宣誓就职时向上帝祈祷，他是发自内心的吗？为什么那个批驳一切，提出我思故我在的笛卡尔也会不顾一切证明上帝的存在？ 慢慢地接触了艾瑞克后，我才渐渐明白了一些。原来艾瑞克认为上帝和神都存在于我们所知的世界之外(所有的科学探索都无法企及的领域)。我思考了老长时间，也没有理由反驳他。最根本的一点就是他认为上帝是存在的，而我的确没有办法证明上帝一定不存在，因为只有证明没有未知的领域，才能证明上帝一定不存在，但我知道科学永远也不可能消灭未知领域。正如屈原所发天问：“曰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圜则九重，孰营度之？惟兹何功，孰初作之？”量子力学中的“测不准原理”，明确地表明，我们不可能获得物体的完整信息。因为，一个物体的动量和位置不可能同时被准确测定，因此，哪怕有完整的运动学理论，由于无法获得初始值，也无法获得该物体的未来运动方式。当然，“测不准原理”的效应仅在原子核的尺度上才会明显地得到表达，对宏观物体，可以忽略不计。 对于艾瑞克来说，有了这种根本的信念，其他一切就都好解释了。比如说达尔文以降的进化论，加俐略以降的天文学，都可以兼收并蓄。至于《圣经》，只要当作是寓言读就可以了。试想，对宗教信仰者来说，连自诩客观的科学都可以在修改中前进，那宗教教义自然可以不断修正了，罗马教皇偶尔承认一下错误，也没有什么不光彩的。这样一来，所有质疑都可以化为子虚乌有。 戴瑞克就不一样了，他没有那种最先的宗教相信。就是说，他即不肯定上帝存在，也不肯定上帝不存在。他说了一句很经典的话：“如果上帝跟我说话，我就相信他的存在。”请注意，戴瑞克并不认为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他既没有办法肯定，也没有办法否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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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楼 对我来说，一个完全相信不存在超自然存在的人，一向自以为看破宗教。其实只是对科学有着宗教性的相信(a religious belief in science)。我意识到，如果我没有能力证明科学是正确的，宗教信仰是不正确的话，我无法说服自己成为无神论者。而这一条既然是前提，就永远不能被证明。这种对前提的相信和艾瑞克对宗教前提的相信如出一辙。 讨论到此，也许我只能得出这样一个模型：不管由于什么原因，一个理智的人如果对某种宗教真的相信的话，他就成为了一个有神论者；如果一个理智的人对科学完全相信的话，他就成为了一个无神论者。就这点而言，他们是非常相似的，因为他们都无条件地先接受一个前提。而与他们差距最大的是那一个从没有完全接受过以上任何一个前提的人，他是一个不可知论者。 话题到此还没有结束，既然我们都同意了这一点：那就是我们三人都可以理智地认为自己是正确的，那么从各自的角度出发，对自己和别人，认为谁更幸福呢？或者说，如果能够再选择一次，我们会成为什么类型呢？ 戴瑞克和我都认为，艾瑞克是幸运的。因为他有宗教皈依，或者说精神总是有所寄托。痛苦、迷茫的时候更容易得到心灵的安慰。我丝毫不怀疑宗教作为安慰剂的效果。我认为相信宗教，其实是幸运地获得了一种回报，虽然这种回报被那个相信宗教的人认为是分期付款：一次在今生，一次在今生以后。相信宗教的人往往认为今生和今生以后都将得到精神安慰和物质回报。作为无神论者，我认为，后一次(今生以后)分期付款是无法兑现的，合算不合算，关键在于那个相信宗教的人付出了什么代价。如果付出的代价小于今生的那一次回报的补偿，那就物有所值，比无神论者合算。当然，没有哪一个真正相信宗教的人会用我这种分析法。同样的道理，虽然我会如此分析，但是正因为如此，我不可能去相信宗教。 艾瑞克认为他自己是幸福的，因为不仅这辈子，他有精神依靠，而且死了还可以进天堂。同时，他也认为虽然我坚决不信基督，但是我是好人，所以死了一样能进天堂。并向我保证在天堂里他会来找我。听到这句话，我不由得有些感触，许多宗教原来都用过恫吓这个法宝来招揽信徒。我相信任何一种宗教只要说出，“我是惟一正确的，你如果不相信我，那你以后就会遭到恶报”等等，就不是一种可以皈依的宗教，如果相信了，也一定得不到精神安慰。有的信徒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即：如果这种宗教是对的，而我不信，那损失就大了，就危险了。其实，只要这个人还是理智的，不妨这么想：宗教那么多，你怎么肯定知道你信的那种就是正确的？万一信错了，死后进了别的宗教的地狱，可就不如不信了。 不相信宗教的人难以找到人生的终级意义，所以有时候碰到不如意的境遇难以保持心灵的安泰。有一次当我遇到挫折的时候，漫无边际地在国际互联网上寻找佛教教义，想看看佛祖有什么说法。虽然是临渴掘井，却觉得还是受益匪浅。真正地去了解佛教，感觉和平时见到的烧香拜佛大不一样。用术语说那些教义讲的是正信。那不求回报，无我无他的同体大悲，信缘不信命的智慧令我敬仰得五体投地。但我不相信佛教六道轮回，吃斋独身什么的。 “佛教是佛陀的教育，与中国儒家孔孟的教育是相同的。他们有许多的观点都相同，方法也相同。佛教的教学目的是求智慧。那么换句话说，它是智慧的教育、智慧的教学，它求的是智慧。在佛经里面有一个说语，这个说语是梵文，音译过来的，称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翻译成中国话的意思是“无上正等正觉”。如果拿现在通俗的话来说，这句话的意义就是究竟圆满的智慧。一般宗教徒赞美上帝啊！全知全能。佛法所要求的就是要求做到全知全能。佛告诉我们，全知全能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到的。为什么呢？因为那是本能，不是从外面得来的，现在我们的本能丧失掉了。怎么失掉的呢？迷失掉，它不是真正失掉，是迷失的，换句话说，只要你不迷失，你的本能就恢复了。所以佛法是恢复本能的教育。佛法的立场观念是一切平等，是站在绝对平等的基础上。因为佛承认一切众生都有如来智慧德相，大家完全平等。现在变成了不平等，就是人迷失了自己的本能。迷失的程度有浅深的不同，你迷失得浅就显得智慧高一点，迷失得深就显得愚痴一点，这与本能没有关系，是迷悟程度不相同，关键就在这个地方。所以，它教学的目的是“恢复我们究竟圆满的智慧”，有了智慧，才能解决一切问题，才能够离苦得乐。为什么苦？没有智慧，想错了，看错了，做错了，这才带来痛苦；有了智慧，你的想法、看法，完全是正确的，做法也是正确的，哪里会痛苦？当然快乐。所以苦的因是迷，乐的因是悟，是觉悟啊！”(摘自www .hhsk.y365.org/f60.ht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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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楼 虽说正信如此，但是如果有人遇到问题和烦恼，就烧香拜佛(或者其他什么神)，求得保佑，在我看来，那是好事，因为这样一来，至少可以得到一次反思的机会，即使没有反躬自省，也能得到一些心灵的安慰。恕我不恭，称之为方便面版佛教。不过比什么“何以解忧，惟有杜康”对身体要好多了。真正的宗教，毕竟大多都劝人向善。(事实证明简单的东西比较容易传播。佛教八万四千法门，有许多宗派。净土宗只要一向专念，就是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比禅宗用参究的方法、密宗用持咒的方法、律宗用持戒的方法等等要流传得广。) 在哈佛的第四个学期，我选修了一门专讲宇宙的公共课，叫Matters in the Universe，直译就是宇宙中的东西。其中有两个没有答案的问题深深地吸引了我： 第一个是著名的兄弟悖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断言在不同的时空里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具体的实验是一架高速飞行飞机上的原子钟在飞行之后，再回到地面的时候，确实比呆在地面上的时钟要慢可以测量出一小段时间。悖论就是，如果两个一样大的兄弟一位呆在地球上，另一位乘光速飞船去宇宙间飞一圈，那么回来的时候按照理论就要比没出门的另一个人年轻。但是问题在于为什么说一定是那个乘宇宙飞船的年轻呢？运动不是相对的吗？完全可以认为是那个乘宇宙飞船的没动，而那个在地球上的兄弟在高速运动啊！ 第二个问题是时间机器是否存在?曾经有当代杰出的物理学家试图证明如果能够穿过虫洞，就有可能实现回到过去。虫洞是由两个单极体(singularity)接触形成的。单极体体积极小，而质量极大，往往其周围形成黑洞。单极体扭曲了时空，假设两个单极体能够把各自扭曲了的时空连接到一起，就是虫洞。现在暂时的答案好像是可能的(理论上)，但没有什么已知的材料能在足够长的时间里支撑起虫洞的壁，使这时间机器哪怕运送一个光子。(因为虫洞对应的是微分方程的不稳定解，任何一个接近虫洞的物体，都将改变附近时空的性质，从而使得微分方程的边界条件改变，原来的不稳定解已经不再是解了，虫洞因此而改变。) 对于很多科学问题，我们还没有答案。作为无神论者，我相信，那是因为我们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但是那肩膀还不够高。但是，他人有理由相信本来那就是用牙齿咬鼻子的企图。我曾经希望所有人都能够找到惟一的正确答案，可到现在我相信那是不可能的。重要的是要能够理解别人对于世界的想法。突然，我意识到，正是这多姿多彩的思想，推动着人类不断向前发展。 哲学、物理学、神学，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论出发点；有神论、无神论、不可知论，不同的人会在不同的理论里找到归属。有明确的信念也好，模棱两可也好，甚至根本就对此没有思考的兴趣，都不是坏事。最少可以省下精力做其他有用的事。爱因斯坦说过：“宇宙间最不可理解的事情就是宇宙是可以被理解的。”他的潜台词可能是：人就是宇宙毫不特殊的一部分，自己将怎么理解自己呢？ 当然，伪宗教和伪科学不在我试图融合的范围内。从任何一个角度来说，伪宗教和伪科学都是为祸不浅。不过光是揭露可能也不是办法。因为大多数吵架(或曰探讨)的人，双方都是越说越觉得自己有道理。解决问题的办法，我能想到的只有一个：把真正的哲学典籍、宗教教义、物理原理写成通俗易懂的读物，拿出来。有理智的人了解了，不辩自明；没有理智的人，本来什么事情也指望不上他们，不必失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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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楼 哈佛校园的中心有一座白色的纪念教堂(Memorial Church)，尖顶上有一座大钟，每天由晨至昏几乎隔一个小时就会被敲响一次。悠扬的钟声在校园上空回荡，在我听来，既衬托出了校园的古朴凝重，又使时间充满了活力。不过和大钟比邻而居的学生恐怕就没有那种心情去回味钟声了，一个同学就向我抱怨说如果晚上没睡，白天想补睡的话，每次刚刚睡熟， 就会被钟声惊醒。所以不难想象，有一次大钟被风刮坏，附近的学生着实高兴了几天。对于钟声尚且评价如此不一，我觉得对于在哈佛的学习，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应该是不足为奇的。 刚从野营活动回到哈佛报到的时候(即选课的那一周)，我丝毫没有感到学习的压力。记得那时候辅导员(tutor)开玩笑说我会怀念那几天时间，因为真正的学习一旦开始就会有很多事情要做。嗨，我已经有很多事情要做了：比如说张罗自己的生活，在校园里打工，参加各种学生组织，和同学吹牛，向爸爸妈妈汇报生活，联系老同学。(当时绝没有想到这其实是我最悠闲的一个星期)笔记本上列出要做的事情每天都很多，我做完一件就划掉一件，但怎么也划不完。 正式开课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列出来要做而没有做的事情更加堆积如山了。睡觉的时间一减再减，床越来越成为我最思念的地方。终于我意识到我应该放弃那些不那么重要的事情。鲁迅先生就说过：时间只要愿挤，总还是有的。而由时间紧张所引起的心理上的压力则更为严重。试想如果手头有一二篇论文要自圆其说，两三本书要通晓微言大义，加上几十道习题要一一做答，本来时间假定还有一个星期，可是不知怎么的就是过得飞快。来日无多，却有一大半马虎不得的功课要完成。而且一旦开学后，学习节奏只会越来越快，作业也越来越多，两次期中考试又来凑热闹，所以不到期末考试结束，是一口气都不能松的。 如何安排时间，最重要的、最高的境界就是每件事都做在前头，所谓on top of everything。不过对我来说，只能是像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说：“山高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有一段时间，我怀疑布置的书真的是应该读完的吗？因为我发现一个全得A的美国同学也没看多少书。(对我这样还不熟悉美国教育方法的人来说，还是小心一点，循规蹈矩一点好，要知道评分数的标准看上去可都严格得很。)不过觉得时间不够用对于所有人来说应该都是事实，因为学校里有太多的机会可以让你做各种各样的事情。 余秋雨在《霜冷长河》中指出“在巨大的压力下，连空气都是扭曲的。所以应该吸一口气，略微放松一下”。我非常赞同这种说法。但有时吸一口气，略微放松一下却也是一件难事。我发现因为有了这个暂时放下手里的事情稍微放松一下的想法，心里就难免有将其实现的种种冲动。其实如果手里做的作业还有宽裕的时间，难度又不大，所以游刃有余的时候倒不一定会生出停一下的冲动。尤其是如果精力充沛，文思泉涌地写论文，或者见招拆招地做习题的时候是不太会生出休息一下的冲动的。但是有时候，觉得手里的作业有点棘手，而且时间也快来不及的时候，多少会有一些烦躁，就想稍微休息一下。 其实稍微休息几分钟，再努力地去完成作业本来是件好事。但更多的时候，休息时间会一分钟一分钟地延长，剩下做作业的时间却会一分钟一分钟地减少。就像员工请假一样，总有很多理由可以延长休息时间，增加休息次数。还有就是每隔几分种随手检查一下电子邮件(如果没有新邮件，心里就会感到失落)，这有名正言顺的理由，因为不管是教授、助教或者同学都经常是用电子邮件来传递消息的(如果突然有一个电子邮件从收作业的助教那里发来，说由于抱怨作业太多的同学有充分的理由，所以决定给所有人一个延期两天交作业的机会，那就如遇大赦，可以真正地喘一口气了)。事实上，宽带连在网上的电脑会在不知不觉间吃掉我大量的时间。 另外就是好朋友来串门啊，总不能拒之门外吧。再能想出的就是肚子饿了，口渴了等等。除了常见的这些理由以外，还有各人自己的习惯，比如说有时屋子里很乱。但是，我有一个习惯，如果不把一切都整理好，就定不下心来真正地做作业。所以，每次我把屋子好好地整理过了，朋友们就见微知著，马上意识到我要开工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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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楼 最悲惨的是被难以战胜的睡神捉弄，心里想着先睡一个小时，然后再起来精神百倍地完成作业的时候，但是眼睛一旦闭起来，不管是睡在床上还是趴在桌上，和睡神斗争的毅力就会失去一大半，很可能迷迷糊糊地睡过去。虽然心里常常会梦见自己已经按时起来了，并且顺利地做完了该做的事情。这种感觉真实而诱人，直到真的睁开眼睛，抓过手表的时候才会后悔莫及，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没有时间完成作业了。每次我见到同学遇到这种情形，都是感同身受。 在哈佛，交作业的时间往往规定得非常死，具体准确到几点几分，如果晚了哪怕5分钟，那也就意味着将被视为晚交，将必定被扣去可观的分数。科学中心是很多老师要求学生交作业的地方，所以每逢下午5点钟，就会发现突然多出一些急急忙忙的学生，那都是准备在最后一分钟交上作业的家伙。我清楚地记得我上的一门计算机课规定在某日下午5点交最后的大作业，而地点在科学中心地下室的机房，虽然我已经提前交了，但碰巧那时我也在机房。只记得5点以前，陆陆续续地有人去交作业，但是一过5点整，就有络绎不绝的人从楼梯上往机房跑，煞是壮观。不过那些在这门课表现优秀的学生，可能早在几天前就把这份作业交掉了。科学中心一楼玻璃柜巨大的第一代电子计算机见证着这不断发生的竞走比赛。 不过，忙过一阵子以后，我总会给自己一点喘息的时间，往往是星期六或者星期天。那繁忙过后的悠闲，喧闹过后的宁静，压力过后的轻松再加上完成任务的满足感，真是莫大的享受。走在路上，一点都不用赶，不用说蓝天白云，即使阴云密布，哪怕下鹅毛大雪，感觉都没什么两样。只想着把脏衣服全扔进洗衣机，然后慢慢地吃一顿饭，再无牵无挂地睡一觉。我在哈佛的学习生活就这样反复的努力和肤浅的满足里度过。无论上课的教授如何著名，内容如何遥远，这一天一天的学习真实得触手可及。 我知道美国有很多大学的学生在大考的前夜都会有一些节目来缓解一下压力。其中哈佛本科生的节目很出名。秋季学期的期末往往是数九严寒，冰雪封门的时候，大考的子夜12点钟，很多学生都会赤条条，成群结队，旁若无人地在校园里跑两圈，边跑边大呼小叫，尽管地上都是冰雪，路边都是同学和慕名而来的游人。据说这是哈佛学生毕业前都会至少做一次的三件事情之一。(另外两件事情请原谅我就不说了。) 不知道为什么，眼前的景象反而使我想起了徐志摩的作品。徐志摩可以一边“散步、划船、骑自转车、抽烟、闲谈、吃5点钟茶、牛油烤饼、看闲书”，一边写可以藏之名山的《再别康桥》：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 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 软泥上的青荇，油油的在水底招摇； 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那树荫下的一潭，不是清泉， 是天上虹揉碎在浮藻间，沉淀着彩虹似的梦。 寻梦？撑一支长篙，向青草更青处漫溯，满载一船星辉， 在星辉斑斓里放歌但我不能放歌，悄悄是别离的笙箫； 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 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我想那是因为反正他不想要拿什么学位。 刚开始有人问我从哈佛学到了什么，我一愣，确实，只有离开了学校，把焦距放远，才能试着回答这个问题。一言以蔽之，我觉得除了专业知识以外，我学到的是尝试着对知识和价值作出独立判断的勇气和能力。哈佛大学自称核心的本科教育有40个系，却没有什么专教实用专业知识的系。每个学生除了要学16门专业课程以外，还要学8门核心课程和8门选修课程。不选几种大不相干的领域的课程是不可能毕业的。即使是专业课程，也是五花八门，不一而足。学生毕业以后，化学专业的可以去华尔街，经济专业的可以去法学院，可能是因为象牙塔提供的是审视社会价值和人生理想的机会。更实际一点的智慧比如说如何安排时间和缓解压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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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楼 就我所接触到的一门是研究中国文学史(Chinese Literature)的课，一门关注孔子人文(C on fucian Humanism)的课和一门探索宇宙组成的课(Matters in the Universe)，我首先是深深地意识到自己的无知和浅薄，继而是好奇和质疑，最后是学习实证，并以此阐述自己的看法。虽然我从小喜欢接受的那种整体分析方法，讲究境界和感觉，不过，如果我在论文里来一句“难言也”，恐怕成绩会大有问题。 不用谁告诉我，当我听教授讲课，或者当我端起一本深深为其折服的书，最后发现开出的满满的几页引用和参考书目的时候，才能理解什么叫厚积薄发。知识一代代传承，研究一步步深入，学问真是浩如烟海。哈佛庞大的资源使这种感觉更加物质化。那九十几个大大小小的图书馆是世界上最大的大学图书馆藏，收藏着文明的财富。不过最使我感到浅薄的原因是无论多么伟大的理论，多么洞若观火的实践，多么明察秋毫的大脑，大多数都感到疑惑，即使是在其长期专注的那个知识分支。更为现实的是不用多少时间，就会有后人提出质疑，指点不足。于是只能自己沿着教授指点的路径去体验一遍思想发展的过程。 几个星期以后，就在这种一知半解的情况下，我就必须就可以选择的几个问题提出自己的答案。观点是什么不太重要，重要的是如何自圆其说。自圆其说需要引经据典，于是往往发现刚才还自以为是的观点，既不新鲜，也不深刻。于是一路否定自己，最后捧出一个看似平庸的论点。因为奇谈怪论很可能非常难加以证明。在中国读“关关雎鸠”可以陶醉在其意境里，但是，要用意境理论，那可千难万难，最后不如找一篇描写细致，戏剧冲突明显的古代散文，分析一个被歌颂的妓女的性格和文章的写作特点比较现实。又比如我想说时间机器不可能存在，那就要引用相关理论和实验结果来推倒。不难理解，作为一个从小在中国接受基础教育的学生，我上与中国有关的课程丝毫不占便宜，反而在实证上有所障碍。所以我学写论文的趋势是题目越提越小，大了不是吃力不讨好找自己的麻烦吗！有时候仅仅为了把所有用到的概念都定义一遍，就很费时费力。我可不能笼统地说我感到中庸思想很“有意思”，因为如果那样，接下来我就要说明在此什么叫“有意思”。因为要实证，所以论文结构不得不严谨，我觉得都像八股文了。以前我用中文写随笔的时候，喜欢用一句什么前人的名言来结尾，自以为显得意境深远，可是刚在英语论文里照此办理了一回，就被老师教训说最后一句话怎么能用别人的呢，即显得缺乏自己的主意，而且那么一句话又没有什么说明，显得文章没有完成。不过无论如何，对什么事情，都学会用自己的判断能力了。 我的专业课程是应用数学和经济。哈佛藏龙卧虎，每一门课都有奇才遥遥领先。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一次完成计算机作业，事关加密解密，我一个星期用了二十来个小时冥思苦想，才勉强过关。我敢肯定自己不算是慢的，但竟然有一个家伙仅仅用了几个小时的时间就完成了同样的作业，而且其程序结构，实在精妙绝伦。不过教授很体谅大多数人的辛苦，解密题的答案竟然是：“现在去睡觉吧。”他恐怕是知道大多数人整个星期都会寝食难安的。 这门课使很多人放弃了以计算机为专业的想法。(哈佛本科生专业可以自选，选了还可以换。)而一门由马丁·费尔斯坦(Martin.Feldstein)，美国前总统里根的首席经济顾问，现任国家经济研究部主席(President of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主讲的经济学基础却使很多人对经济产生了兴趣。 我当时甚至有一种冲动，想把哈佛大学教授的经济给我带来的愉悦和从经济学的角度观察世界的能力与中国的同龄人分享。事实上，我觉得哈佛大学教授的经济学基础简直就像少林派的内功，博大精深而且无往不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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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楼 中国的波罗 马可波罗在公元1275年与父亲和叔父来到中国，总共呆了十七年。他在《马可波罗游记》里对于中国文明的记叙吸引了很多西方读者。斗转星移，七百年以后，中国的波罗们在 记叙着西方的文明。不过百闻不如一见，读游记总不如自己身临其境。 我小时候看正大综艺，总觉得美国大学里那些古色古香的建筑很神秘，所以刚进大学的时候，对身边的建筑都很好奇。后来自己在各种各样的建筑旁边呆久了，也就没有什么大的兴趣了。等到后来我去美国东部的其它四五所大学玩的时候，也觉得它们大同小异，没什么好看的。尤其是图书馆，哪里都差不多，只是规模不同罢了。其实只要在图书馆门口数数有几根柱子，也就大概知道它有多大了。我从小在上海长大，对于大城市有自然而然的喜爱。哈佛的中心在剑桥市(Cambridge)，但一河之隔的哈佛商学院却在波士顿(Boston)。所以有空的时候，我就会和几个同学一起去波士顿城里逛逛。有朋自远方来的时候，我也会做业余向导，带他们到处走走看看。 波士顿 美国历史上著名的联邦法院大法官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曾经称波士顿是宇宙的中心(hub of the universe)，可见其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独立宣言》的声音在这里响起的时候，现在美国的大部分地区还没有多少文明的痕迹，就是那个自由女神像也要等好几十年以后才能在纽约出现。我走在城市里最古老的Beacon Hill鹅卵石铺就的街道上或者砖头铺就的人行道上的时候，心里难免有些访古的悠情。那一望就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建筑和白天也不熄灭的街灯仿佛并不属于今天。那一次因为是学校组织的活动，所以有当地的居民接待我们到她们家里去。房子里最有特色的是那个布满了各种花草的小花园。当坐在花园里的椅子上，品尝着家里新烘出来的小饼干，真是别有风味——我尝出了一个悠闲的新英格兰地区(New England area)的下午的味道。还有一次，我到一个住在那个区域的同学家去看看。他的房东很热情地带我一处处看她的房子。我想，这里的人家可能很高兴经常有人来看看他们引以为荣的住处吧。那所房子显得很豪华，比如说只有三层楼的房子却装着自己的电梯！电梯的式样虽然很旧，却明显是富人的东西。房间里的摆设也很古朴。一个梳装台关起来就是一个大箱子，据主人介绍，以前欧洲有的贵族有几个城堡，而没有几套家具，所以就设计了这样的家具，好让他们搬到另一个城堡时容易随身携带。Beacon Hill的饭馆也很有特色。落地长窗完全取去后，屋里屋外同样飘浮着咖啡的香味。我坐在那里和朋友吃午饭，不知怎么地突然想起了中国江南水乡的韵味，总觉得这里那里的风格竟然有些相通。可惜在座的都是美国人，不谈了，夏虫不可以与语冰也。 Beacon Hill的另一端就是金顶的旧州政府大楼(Old State House)。就在它的阳台上，《独立宣言》曾向这里的人们宣布。现在这里是博物馆，历史的遗迹被完好地保存了下来。旧州政府大楼位于波士顿著名的旅游线路自由小路(Freedom Trail)的中端，沿着这条用红色的砖头和油漆在地上标出来的旅游线路，往两头走，都有很多类似的遗迹。不远处的Quin cy市场(Quincy Market)和Faneuil大楼(Faneuil Hall)是有两三个世纪悠久历史的大市场。小摊贩们有自己的好东西，吃的，玩的，看的，穿戴的，都很有特色。一次我领着英国University学院(University College)来访的羽毛球队到这里来，他们买了不少东西回国。我想，这里应该是The business of America is business(美国的事情就是做生意)这句话最古老的注解了。 另一个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发生波士顿倾茶案的那艘船(Boston Tea Party Ship)。两百多年前一个十二月的晚上，月黑风高，一群愤怒的爱国者装扮成印第安人，偷偷摸摸地倒掉了满船的英国女王的茶叶，以抗议英国政府对殖民地人们的不公平待遇。没想到这偷偷摸摸的行动竟然光明正大地载入了史册，伟大而不朽。这一倒，倒出了一个美利坚合众国。现在供人们参观的船是后来按原样仿制的。在那上面一个导游装扮成当年那群愤怒的爱国者的领袖，和游人们一起开会，他会给每人发一根印第安人的羽毛，煽动大家重演那一幕。这里分明是一个美国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到这里的游人仿佛穿过了历史的隧道，重新领略那种建国时期的自由精神。讲到群情激愤的时候，导游叫道：“把茶叶扔到”(Throw the te a)，于是大家一起叫：“海里去！”(into the sea!)，反复几遍，导游最后会突然改口，说：“跟我到”(Follow me)，那时总有几个游人刹不住口，继续叫：“海里去！”(into the sea!)。这个把戏，我去过的几次，每次都领教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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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楼 除了历史遗迹以外，波士顿的许多博物馆都很有特色，尤其是艺术博物馆(Boston M useum of Fine Arts)和科学博物馆(Museum of Science)。我曾经在艺术博物馆里看过一次莫奈(Claude Monet)的画展。据说那次莫奈画展是历史上最完整的一次，我看到了莫奈在各个时期的作品。莫奈竟然能够在自己小小的花园里画出那么许多画！同一片景物，一天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风景，莫奈就把它们画成不同的画。同一片景物，同一个时间，远看，近看，也有不同的风景，莫奈也把它们画成不同的画。艺术博物馆里有一片中国展览区，是一座仿制的古代中式庭院。除了显得小了一点，那座庭院还是很有庭院深深深几许的味道，很耐看。连客厅的桌子上的围棋都是下了一半的样子。我只觉得这里好像是一座真正的住宅，这里的主人有什么事情，刚刚离去。在这空隙里，有一群一群的客人不期而至。 科学博物馆里当然有自己的氛围。不过我觉得这分明是一座玩具城。几百个模型都讲述着自己的科学原理。其中很多不仅可以看，还可以动手玩。从小孩到老人，应该都能从这里得到许多乐趣。科学原来如此可爱，如此易于接近。科学博物馆里最令人难忘的是球幕电影，闪电像真的闪电，山崩像真的山崩，似真似幻，完全难以分辨身在何处。 波士顿有很多商店，其中有一座商店非常特别，因为从那里买的东西，都是假的。这家商店离唐人街很近，门面不大，但是历史却非常悠久，自称是在这片美洲大陆上同类商店里的头一家。商店的名字叫“Jack's Joke Store”，卖的东西有和普通的罐头食品从外观到摇动时的声音都一样，打开来，却会跳出一个弹簧木偶的假罐头；有可以吃的桌布，有看上去像一罐啤酒，但是谁如果拿起来，就会被电一下的假啤酒；有看上去像一摊打翻的油漆，其实是一片塑料的玩具；有的杯子上有很小的洞，如果喝水，就会滴在身上，有的玩具箭当中是弯的铁丝，放在胸前，就像被箭穿胸而过……都是些匪夷所思的东西，随便买一件，就能让好些朋友上当。我买了好几十块钱的东西，包括一个望远镜，如果有人拿起来用，在调节焦聚的时候，就有水会突然喷到自己脸上。还有一种我在中国没有见过，在美国却到处都是的商店叫“Body shop”，里面卖各种各样的香料，其中的香料蜡烛往往很有特色，品种难以数记，香料蜡烛的容器和蜡烛本身融为一体，不必点起来，就是放在那里看看，也很赏心悦目。如果点起来，更是满屋生香。 纽约 从波士顿向南，乘4个小时的长途汽车，就能到达纽约。我不知道如果我在纽约上学生活会是什么样。那年冬天，我和几个朋友们一起去那里过圣诞节，只是浮光掠影地逛了几天，就感受到和波士顿完全不一样的气氛。波士顿透出一种历史和文化的气息，是学者居住的好地方；而在纽约，商业和金融繁荣的气息好像盖过了一切，是成功的商人和金融家居住的好地方。除了在纽约，我还从来没有见过水泥森林般的高大建筑群，曼哈顿这种规模，是上海的陆家嘴远远难以望其项背的。纽约举世闻名的东西太多了。中央公园大得就像是城中之城，从第五大道到第八大道，从五十七街到一百十街，都是它的地盘。听说如果想要在里面步行走个遍，花上一个星期是毫不希奇的。帝国大厦(Empire State Building)一直是美国的建筑标志之一，从1931年以后的半个世纪，它都是世界上最高的建筑。如果说高大的帝国大厦矗立在其它地方，会有唐突的感觉，在曼哈顿的建筑群里，它却显得非常自然。世界贸易大厦(World Trade Center)是另一座标志性的高楼(可惜已经不存在了)。当你站在楼顶上，四周异常地宁静，只有脚下直升飞机搅动空气的声音不时传来。 除了这两大高楼外，纽约当然还有华尔街、联合国、百老汇…… 如果在未来的某个年代，人类需要建一座20世纪纪念馆，纽约一定是首选的地点之一。纽约毫不在乎把世界上的好东西都拉到自己这里来，不管原先那东西是否属于纽约。比如说大都汇艺术博物馆(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里面的展品，我觉得都没有必要在前面加上“著名”这个形容词了(好像只有那些并不那么出名的事物前才需要这个形容词)。在这个想看都看不完的博物馆里，有世界各地从旧石器时代以来的300多万件展品，只是可惜很多展品都是仿制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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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楼 好莱坞的电影世界各地都不难看到，但是与之齐名的百老汇(Broadway)的戏剧就不那么容易出口了。百老汇的票价不便宜，但还可以承受。圣诞节前的几天，我和一个朋友一起去林肯中心(The Lincoln Center for the Performing Arts)看过一场《胡桃夹子》。散场出来，随便在附近走走，觉得剧场实在太多了。比起在剧场里的感觉，别是一种惊叹。后来我又有机会在百老汇一个不那么大的剧场看了一场《猫》(The Cats)。据说是告别演出，同一场戏已经演了几十年了。我想，当年跟爸爸妈妈看戏的小孩子都该长大到可以领着自己的孩子来看戏了。 到纽约不能不去的是自由女神像，那是1886年法国人送的。排队想要上自由女神像的游人实在太多了。我没有勇气排进等候的队伍里，只是心里想，如果当初法国人知道这座自由女神像能创造出怎么大的旅游财富，不知道他们会不会重新考虑当时的决定。我在地上仰望着自由女神像，想起了刚刚读到的，雕像上铭刻着的Emma Lazarus所写的诗篇的最后一段： “Give me your tired,your poor, Your huddled masses yearning to breathe free, The wretched refuse of your teeming shore. Send these,the homeless,tempesttossed to me. I lift my lamp beside the golden door!” (“把你疲乏的、贫困的， 渴望自由呼吸的， 被遗弃在海岸的成群结队的人们， 交给我吧， 送给我那些无家可归的、颠簸流离的人， 我在金色之门高举自由之火炬！”) 我心里想，如果今天有人真的想这样来到美国海岸，你试试看！ 从自由女神像回到纽约的渡船上，正好能够看见曼哈顿的水泥森林，在黑夜的衬托下，显得异常清晰而真实。 新年的前一天晚上，我和一大群朋友一起去看时代广场(Times Square)的彩球在午夜时分掉到地上(ball drop)的景象。那时候的人潮是我以前难以想象的，虽然我以前在上海挤过多年公共汽车，也在国庆节的时候出去看过灯。那天晚上我只觉得自己要给挤扁了，那可是在一条条宽广的马路上啊。时代广场只是一个十字路口，但整个城市都在周围狂欢。有一个人把手里的苹果酒打翻了，溅到我的大衣上，回去以后，弄得满屋子都是苹果酒的味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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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楼 我从哈佛取得的第一门课的成绩是A-，那是一门写作课。 那门写作课对我来说可不是一门轻松的课程，虽说每周只有两节课，一学期也没几篇论文。但论文加上草稿和每节课的阅读和写作，作业其实一点也不少。不过，每个学生都能 得到老师的单独辅导。 刚开始写作总摸不着头脑，第一篇自以为不错的文章被改得体无完肤。惭愧之余，认真学习，虚心请教，才慢慢地领会了几个要点：首先，一定要学会按标准格式(我记得学的好像是芝加哥格式)引用各种原材料，这点大概也是哈佛每个学生必修这门课的原因吧；其次，每个用的词要定义清楚，切不可有什么词用得模棱两可；再次，句子之间的逻辑要明确。最后，文章的框架，起承转合，都要合乎规矩。遣词造句好坏倒还在最末。 哈佛是一所大学校，(比起美国小一点的文理学院每届两三百人的规模是要大得多了)所以大课(lecture)往往都由大牌教授主讲，小课(section)则由助教完成(虽然有很多助教上得很不错)。但我上的这门写作课(小课)，却是一位五十开外的知名女教授(Rebe cca Faery)。虽然这门课结束已经两年多了，但每当想起那段往事，心里总有一种特殊的温馨感觉。 时间使记忆发酵。那些独自坐在电脑前搜肠挂肚，与睡神奋力战斗的痛苦在记忆里烟消云散。倒是那窗外渐渐发白，阳光渐渐照进房间里的情形越发清晰起来。尤其是清晨当整个校园都还在沉睡，当自动喷水管到处喷洒草地，以至于走路都要十分小心的时候，吸一口清新的空气，真的能把一晚的疲惫一扫而空。不过话又说回来，每次我晚上不睡觉，吃完早饭就哈欠连天。如果这时候有大课，那可真是对毅力的严峻考验。我想，哈佛学生谁也不会对大课上有人半梦半醒，或者一开始上课就入睡感到奇怪。但是时至今日，我还是没有想通，为什么几乎所有睡觉的人一下课都会准时醒来？恕我不恭，可能是有人认为上课时的声音像催眠曲，或者下课时课堂比较喧闹？最有代表性的一次事件是有一助教要拍大课照片，发现竟然那时没有人正在打磕睡，于是为了写实，请几个学生为了拍照装做打磕睡。 我的寝室直面哈佛中心草地。从窗外看去，草地的另一头，就是那号称全美国最高上照率的塑像之一——哈佛坐像。照理说在此风景区，我们应该把窗帘都拉上，可是，有一扇窗的窗帘坏了，所以坐在房间里，我侧过头就可以见到窗外的夜色。漆黑一片的窗外往往给我以安全感，因为这意味着今天的工作已经完成，而明天要完成的工作不管有多少，至少在太阳再次升起来之前，我还有时间。不过，应该说，感觉上黑夜是很短的，(虽然哈佛纬度相当于我国吉林省，那时又是冬天)。 另外还有一个麻烦……学校的晚饭7点就结束了，而早饭要到第二天7点。就是说，12个小时没吃的。睡觉就没问题，但如果是通宵达旦地做作业，肚子的问题就大了。我现在还清晰地记得地下室里的自动售货机里的一种饼干的滋味。8毛钱一包，两块手心大的饼干，边看书，边掰着吃，味道真是香极了。如果有时间，我会下决心，去不远的24小时商店里买吃的，尤其是大瓶的汽水。我很清楚地记得，有一次真的饿极了，下大决心叫了一整个匹萨饼(当然啦，最后不可能吃完。)。 当哈佛的雕像慢慢清晰起来的时候，就预示着又一天开始了。最妙的是秋天四五点钟的时候，如果起一点雾，那么在哈佛古老的建筑中间，在围墙环绕、古木参天的草地之上走着，只见到隐隐约约的黄光从一个个红砖门廊中透出，真有如梦如幻的感觉，不知今夕是何年。 时间往前看好像过得飞快，那一个个作业的死限(deadline)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另一方面，往后看，觉得自己都做了那么多事情，怎样才过了这些日子，回忆便显得异常的遥远。 终于到了学期快结束的时间了。最后却发生了我意想不到的事。这是一个星期一的晚上，万籁俱寂时，我的电脑上的在线联系程序却送来了一个在美国的老朋友的电子信息。他一开始就吓了我一跳，说得非常悲观，我只弄明白好像是他和中国的女朋友有误会，不愿理他了。开始我还忙于做作业，只是随便聊几句，后来发现不对，他好像真的伤心透了，于是全心全意地和他谈心，毕竟在这种最无助的时候他想到要和我说说，我义不容辞啊。我用了几个小时的时间和他谈，又跑出去帮他买好电话卡，再把号码给他，使他好给她女朋友打电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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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楼 坦率地说，那时候，我在爱情方面，实在是挺无知的，也说不出什么有用的话来安慰他。仅有的，只是一颗赤诚之心。爱情真是很危险的东西。因为只要你是认真的，你就会非常倚赖对方的感情。而对于对方的感情，你无论如何也是难于把握的。而如果真的那个不久前还在和你说“我爱你”的人突然要和你分手，你感情上所受到的打击将是极大的，可能如同天崩地裂。尤其是如果你身边没有亲人，感到孤独的时候，或者其他方面又有挫折的时候。那种痛彻心肺的感觉真是极矣尽矣，蔑以加矣。无论如何也吃不下东西，睡不着觉都是正常的。当然最后渐渐地会好起来。不过说起来容易，真的让谁经历，谁都会刻骨铭心的。 一直到第二天早上，我都没有劝好他，相反由于她不接电话，他甚至跟我说他要……我急了，忙给那个她打电话，说明严重性。当然，此时对我来说最严重的就是自己的论文还没有修改，而上课的时间已经快到了。要知道不按时交论文，不按时上写作课，那问题可非常严重。我只好委托我的一个室友顶几分钟，而我飞奔到教室向老师请假。令我感到欣慰的是老师竟然表示理解。后来我又敲门请来专业住宿导师请教如何帮助他。一阵手忙脚乱之后，终于暂时稳定了他的情绪，并且她和他重新开始交流。(后来，这对情侣继续了令人羡慕的感情。) 不过这时，我自己可麻烦了，因为别的课的老师可不会都那么通情达理。(也许是教了那么多年书，各种理由实在听得太多了。) 一个星期以后我把所有写作课的大小论文(包括草稿、总结)，按照具体要求，汇总成一个文件夹(portfolio)，交给老师的时候到了。因为上个星期的事，我还没有机会把那篇论文交给老师。所以这个文件夹所得的分数就将决定我这门课的分数。我听说哈佛的课平均只有10%的学生能拿A，所以挺紧张的。为了这门课，我熬了多少不眠之夜，如果最后分数还不好，那太痛苦了。 又是一个通宵，当我最后收拾好文件夹的时候东方已经发白。我欣慰地去吃早饭。吃完早饭回到寝室一看时间，离上课还有两个小时。睡神的力量终于不可抵挡地说服我在上课前睡两个小时。过去的一个星期可够我受的。于是我调好了三个闹钟。(那是一个月前，我有一次睡过头，没听到闹钟，上课迟到。于是跑到商店里去又买了两个不同型号的闹钟。)睡觉一恢复意识，我就觉得不对，心底一片冰凉。没有听到闹钟声只能说明我已经睡过头了。见鬼！(我从来不用脏字，所以这已经是我最强烈的感叹词了)三个闹钟竟然都没有闹醒我。一看时间，离规定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一个小时。我的心沉得很低很低。我知道不按时交这个文件夹的严重性。糟糕的是我的最后那篇论文还从未打过分，现在，再敢晚交，就会让我因此不及格，我也没有什么好抱怨的了。 这时候后悔莫及的心情真的难以形容，但还是心存侥幸，于是先发电子邮件给老师，然后马上以最快的速度跑到老师的办公室和其他老师曾经出没过的地方。哈佛的内部网络系统经常可以查出谁在什么地方登陆过电子邮件系统。于是我又努力地按线索找。 我想那时我捧着文件夹到处乱跑，肯定是狼狈不堪，但顾不得那许多了。我只是突然注意到哈佛的校园很具有新英格兰地区的特征，完全是丘陵地带，到处有上坡下坡，跑得我实在累得跑不动了。(这次事情以后我做过一次噩梦，梦见明明我很心急想跑到教室去，可是一个上坡，我怎么也爬不过去。)然而到处都没有找到老师。也难怪，每次她上完课就走的。 这时候我竟然接到老师的一封电子邮件，说下课后又等了我一会儿，但因为在别的学校还有课要上，不能等我了。其实我又怎敢奢望老师下课后能等我。我陆陆续续给老师发了很多个电子邮件，但始终没有等到回信。 那时我想惟一的办法就是去老师家把作业放进去。因为前不久老师请我们全班十几个人去她家玩过，所以我依稀还认识路。忘了说了，那时可下着鹅毛大雪，天也渐渐黑下来。下了地铁，又在风雪中走了许久，才找到老师家。老师不在，我只好等。但我直等得浑身雪白，也没见人影。想要放进邮箱，又找不到；想要塞进屋子，可连门缝也没有。只好冒险把文件夹放在门外的垫子下面。然后赶回学校给老师又发电子邮件解释，想想不放心，虽然天已经黑了，又往老师家跑。 好在这次一到门口就看见老师在屋子里接电话。老师看到我来了，就放下电话，开门跟我说她已经收到我的文件夹了。声音和蔼可亲，我听到后如遇大赦，终于松了一口气。提着的心放下了一大半。 文件夹发下来后，我竟然得了A-。因为我在前半学期有些论文得了B什么的，所以，最后能有A-，已经很满意了。毕竟英语是我的外语啊，努力之后得到的，感觉总是特别好。 后来才听说老师的丈夫是外国人，可能因此她对我特别有耐心吧。无论如何，老师能在家里收我的作业，我很感激。不过现在想起来事情的前前后后，总觉得很惭愧。一点事情，就弄得如此狼狈。但是这门写作课成了我一段难以忘怀的记忆。 当这位老师又有一本书出版，而在哈佛开介绍会时，我紧紧地拥抱了她一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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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楼 中国流学生会”是一个翻译成中文很容易被误解的名字。应该读成：“中国流-学生会”，而不是“中国-留学生-会”。“中国流学生会”译自“China Current Student Society”，是哈佛本科生自己组织的，校方承认并资助的两百多个学生社团之一。 据说在六七十年代，哈佛开始鼓励学生成立各种社团，并且以资助的形式加以支持。(这很有美国人办事的风格：要想开始做什么事情，先立项，拨银子。)每个社团要有两个以上的教授做顾问，所有成员都要是本科生，要有主席，秘书和财务，每年秋天向学校注册一次，并且报账。 大的学生社团有：有权向每个学生收取每年20美元，并把这笔钱拨给其他社团的本科生议会(Undergraduate Council)；学生独立经营，全国发行的校报深红色(The Crimson)；校方出钱的报纸哈佛公报(Harvard Gazette)等等。小的像那些只有几个干部(officer)的社团就更多了。从理论上说，各个学生社团都是平等的。 哈佛是一个很自由的活动空间，学校提供各种场地和资源给各个学生社团。只要学生社团能够找到人为之工作，再筹集到足够的钱，几乎什么活动都可以办。比如说开个什么国际性会议。兴趣和丰富自己简历是学生参加各种社团的主要动力。在哈佛，如果能组织出什么像样的活动，是值得炫耀的事情。几乎所有的学生社团都是由成员每年选举产生主席和其他干部的，即使在一些并不活跃的组织里，也会有些人竞争主席职位。 刚到哈佛的第一个学期，我只知道绝大多数组织都很欢迎新学生。但当我仔细了解了各组织所做的事情后，一些有特色的组织的确让我心动。比如：有的演唱组合，一边演唱一边用演唱的收入周游世界；有的组织为社会上各种弱势群体服务；有的模拟联合国办公，不一而足。各个组织的性质、规模、组织形式、任务和活跃程度各不相同。 亚裔美国人联合会(Asian American Association)在校园里的影响力很大。毕竟哈佛里有1/5是亚裔学生。作为一个代表其成员利益的组织，AAA办得很有特色，并一直希望成为所有亚裔美国人或亚洲来的留学生组织的保护伞(umbrella organization)。还有一个叫外国留学生协会(Woodbridge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ociation)的组织影响力也不小，因为校园里有很多外国留学生。外国留学生协会所做的工作是主动给每个新来的外国学生找一个学生辅导员(mentor)。除了这两个稍微大一点的，华裔学生还有一个中国学生联合会(Chinese Student Association)，这个组织大多数是华裔美国人。另有一个叫台湾学生联合会(Taiwanese Student Association)也比较活跃。还有一个名为香港俱乐部的组织(Hong kong Club)。 因为加入任何组织都是自愿的，所以很多学生都同时加入几个组织，中国大陆留学生在本科很少，但还是扯起了自己的旗，那就是中国流学生会。在哈佛一年级的第二学期，一个好朋友介绍我参加了中国流学生会的年度主席选举，竟然成功了。我因此兴奋了好几天，因为一般来说，一个新生是做不到这种位置的。其实我们那届都很年轻，都想有所作为。不过，那时传到我们手上的资料只有一个小文件夹，所以很多历史都已经遥不可考。根据文件夹里的一张成立组织时手写的简介来看，中国流学生会成立于20世纪90年代初，原名少年中国。组织的宗旨是“提高中国文化在哈佛校的影响”。宗旨到现在一直没有变，组织的章程也很简单，经过我们这届略加整理，在任期结束的时候，所有历史资料也还装在一个文件夹里，交给了下一届。 既然历史资料不多，所以历届的业绩和组织的发展情况，只能在听说的基础加一点自己猜想了：原先在哈佛本科林林总总的学生组织里并没有能够表达那些在中国长大、被中国文化所教化的学生的兴趣和利益(我想如果在中国读过中学，就应该算被教化过了)。这样的学生逐年略有增加，到90年代初有了十来个。这些学生平时关系都不错，毕竟校园里才那么些人，谁不认识谁啊！所以那一年他们成立了这么一个代表自己兴趣和利益的组织。也算能和其他组织分庭抗礼了。后来，有一些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美国学生，尤其是那些学中文的，知道了这个组织，也有好些人加入，其中有一个在我们前一届，还做了副主席。中国流学生会本着发扬中华文化的精神，凡是愿意加入的本科生都欢迎。就这样，到我们手里的时候，已经有了两百多个哈佛本科生！对此，我有理由对历届前辈的努力表示钦佩。可惜的是这个组织限于各种条件，并不活跃，很多成员除了收收我们的新闻邮件以外，并不参加什么活动。积极做贡献的还只是那些组织干部。组织干部在我们这届有从大陆读完高中来的，有从台湾读完高中来的，也有十来岁的时候从大陆移民到美国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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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楼 我们面前可以做的事情很多，不过现实条件却很有限。每个人能够或者愿意贡献出来的时间非常有限，而且组织的经费非常少。我曾经用自己打工的收入为组织付过几笔账——像我这样的肯定不只我一个。在哈佛校园里，就算你每年向学校申请100块美元的年度活动经费也很麻烦，就我经手的一次来说，从做报表，说明组织在学生中的影响力和丰富校园文化的作用开始到把支票兑现(这是一个问题，因为得在银行开账户，而这么小的账户，每年还得向银行付费用。)最后我真的是觉得这样麻烦的事情真不如自己去打几个小时工赚钱捐给组织来得实惠。 校园里所有组织都是公平的(指机会均等)，但是明显少数大的组织更加公平。大的组织有自己的办公室，有各种渠道提供丰富的经费，有很多成员努力争取成为干部，所以永远也不会缺乏活跃而努力为组织工作的成员。而小的组织如中国流学生会就艰难得多。虽然理论上大的组织能做到的像我们的小门派也能，但是实际上却非常困难。真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啊。 不过就靠十来个干部撑起来的场面在表面上看起来还是像模像样。我们有自己的网站，自己的新闻邮件组，每周发一次邮件。除了我们自己的内容以外，要我们发新闻的校内外组织也很多。碰到什么事情，我们自己制做海报，一大清早，天才蒙蒙亮，草地上还在自动洒水的时候，就和其他组织一样，贴得满校园都是。比如说那次朱总理到MIT演讲，我们就和哈佛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Harvard Chinese Students And Scholars Association)一起在校园里张贴了很多欢迎的海报。顺便说一句，哈佛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并不在本科活动，所以和我们是合作关系，互不干涉内政，毕竟两个组织的成员构成和兴趣不尽相同。 我们每个星期从唐人街借一盘录像带，再向学校借一间有电视机的活动室免费放映，一般总是很新鲜的片子，一边吃饭一边看还是很开胃的。来看的人通常不多，不过我们还是每次都事先贴海报，发电子邮件做些宣传。每隔两个星期我们还请一个教授一块吃饭(dinner tal k)，哈佛教授虽然对外有时架子不小(学生平时也不容易见到)，但如果给面子参加dinne r talk，还是挺亲切的。虽然大家都用英语交流，但是这并不妨碍大家一起畅谈各种中国文化。一次谈到鲁迅，在座的外国学生有几个听说过，但是当话题转到金庸，他们就只好目瞪口呆了，他们看到那些从中国来的学生都一个个很感兴趣，更加迷惑不解。我心里想，现在，那些对四书五经乃至鲁迅都挺精通，写写论文都是什么论汉武帝对儒家文化的影响的美国学生，竟然大多数都不知道金庸，不能享受其特殊的阅读乐趣，真是可惜。我赞同新加坡张从兴学者的观点：“实际上，真正流传下来的中国艺术传统，就好像国画那样，是根据唐、宋、元、明、清一个系统流传下来，和外国画完全不同……武侠小说才是真正的中国传统俗文学的延续。中国的传统俗文学世界，原本就是以志怪类、公案类、传奇类和侠义类为主流的。自六朝志怪开始，到唐代传奇，到宋元话本，到明清小说，无不按照这个脉络发展着。”昔日有井水处就有柳词，今天有中文处就有金庸小说，都是千古佳话。 我们这届做过的一些事情，想起来还是挺有意思的。那一次学校许多民族组织一起在科学中心(science center)搞外国食品晚餐，中国流学生会也参加了。那天一早，我们就有两个人用分到的经费去唐人街买各种点心，我留下来负责摆摊子。当摊子正上方挂上对联和中国画的时候，着实让隔壁的摊主嫉妒了一阵子。我们还准备了中国音乐，可惜没有电源，所以只能放弃。等到傍晚我们的食物放进面前的精致容器，晚餐开始的时候，有很多很多人来品尝我们的点心，虽然只是些普通的饺子，烧卖，炒面什么的，但看到那么多人狼吞虎咽，我们还是很有成就感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一个宏观经济问题出现了，原来每个人都可以买食品票进场，然后凭食品票可以随便在任何一个摊位买吃的，一张食品票买一客食品，(一客的多少就由摊主决定)。食品票的供应虽然是预先定的，但是因为原来设计只是每张流通一次，而实际上，摆摊的学生收到食品票后再凭票到其他摊位给自己买吃的，于是食品票的流通速度加快，造成通货膨胀。开始的时候在我们这个摊位上每张票可以买三个饺子，一会儿因为票子太多了，为了不过早地卖完，我们变成了每张票卖两个饺子。虽然我守着摊位没吃到什么阿拉伯国家的“山珍海味”，不过还是尽兴而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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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楼 中国流学生会因为她的成员构成，所以有时被邀请参加有关中国政治的讨论，但我们都谢绝了大家的好意。虽然我和另一个主席的决定曾经引起了一些干部的异议，但是我们深感历史的凝重，现实的复杂和未来的不可知，始终坚持中国流学生会创始时的定位：文化组织。 我们曾经筹划过一次大的活动：搞一次慈善演唱会，把所得捐款献给中国的希望工程。事情的起因是哈佛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对我们说一些国内活跃的希望工程的作家、摄影师要到哈佛来展出作品。于是我们两个组织合计一起接待。我们听说只要50美元就可以资助一个失学儿童完成小学学业，很有感触，于是就想贡献我们自己的力量。但是如果靠捐款，实在太有限了，所以就想搞一次慈善演出。我们找了校园里几个友好的演唱团体，大家都答应为我们免费表演一场。因为这个进展，我们都很高兴。不过后来发现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首先是场地，大的场地如Thanders剧场很难预定，更何况我们要凑所有演出团体都有空的时候，更不容易。如果要租场地，我们得有一笔钱才行。虽然会有门票收入，但是如果万一观众不多，我们就要赔本了，更何况我们组织也没有本可赔。后来我们找一个小一些的大厅，虽然只能容纳几百个人，但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 最后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必须获得校方批准。我们很努力地想使学校相信我们不是用哈佛的名声来试图获得捐款(那是不被允许的)。很可惜我们的努力最后失败了，所有的准备付之东流。最后要办摄影展的时候，我们只好在人多的Loker活动室租了地方放照片并用电视机播放录像带。我们组织的“高官”轮流站岗，守着照片，并分发我们做的宣传单。 我们还有很多理想，不过做起来才发现很多难免成为空想。学期开学的时候比较有空，于是踌躇满志，等到过了两个星期大家都开始忙起来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了。(在我们这届结束之前，举行了选举，我因为打算要回国创业，所以没有竞选下一届干部。)虽然我们努力想在校园扩大影响，但事情远远没有原来设想的那么简单，组织没有钱，要吸引更多成员一起为一件事情努力还很遥远。我想，如果把中国流学生会当成一个很小、但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学生的俱乐部比较现实。毕竟中国流学生会想要在校园里有大的影响或者做出什么大的贡献需要很多努力，而如果为之努力的学生不能从中获得一定的满足感，乐趣或者回报，这种努力是难以持久而强烈地吸引到足够的人手和其他资源的。 不过我很高兴地看到，在中国流学生会的影响下，一些其他美国大学的中国学生也开始组建自己的组织。说不定有一天，中国流学生会会邀请其他学校的类似学生组织到哈佛一起开一个什么Conference，甚至邀请中国大学的学生组织也一起参加。我又在胡思乱想了(这个设想我曾经和有些朋友讨论过)，不过曾经为之努力的组织是很令人怀念的。也许未来有一天，一群出色的学生会把中国流学生会发扬光大，并邀请历届校友一起聚一聚。如果他们那样做，应该可以酬到不少校友的捐款，一定比校方的拨款多得多。当然也有可能中国流学生会在不远的将来消失得无影无踪，或者由一群和创始人完全不同背景和兴趣的学生改造得面目全非。如苏东坡所说：事如春梦了无痕，或者如佛家所说的“无记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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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楼 据我观察，小时候就去美国的中国孩子大多数会融入到美国这个社会文化环境当中去，和在当地出生的移民孩子没什么两样。即使家庭给他们讲授中国的传统和习惯，学校、社会的价值观念的灌输还是会占上风的。毕竟那是他们将要生活的世界。而且年纪小，可塑性就比较强，当地的同学朋友也都年幼，不久就会不分彼此了。不过华人勤劳，重视家庭等等 优点大多还是会继承下来的。 而在中国大学毕业后，去美国读研究生，或者去美国工作的中国人已经很难融入到美国的社会文化系统里了。那些赤裸的躯体已经永远地穿上了职业的装束，正经而礼貌地面对外国朋友。就像在中国碰到的外国人，常常礼貌而略显拘谨。成年以后到美国的中国人大多数是会形成自己的小圈子的，就像任何一所美国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办的舞会，或者什么城市的唐人街，走进去，就是满目的黑头发，不大会有“异类”出现。我想不管愿不愿意承认，即使是从心底里崇洋媚外的自封香港人，对中国人都不乐意讲话，而对美国人，尤其是白人，不放弃每一个练口语的机会的人，都绝不可能真正认同那个社会的潜在逻辑。但很多聪明而坦诚的中国人都知道，只要承认彼此社会间的文化背景和习惯的不同，平等相待，坦诚相见，求同存异，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对方，是不难和有教养的美国人形成真挚的友谊的。 相比之下，高中毕业直接去美国读大学的中国学生正是处在文化和社会边缘的一群，尤其如果去的那所大学里的外国学生不多。刚进大学的年轻人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已经不可能像中学生那样称兄道弟，不分彼此，却也不像社会中磨砺过的成年人那样胸有城府，礼貌非常。所以中国去的大学生只要愿意，还是能试着看懂美国同学的举动和价值观念，不过，即使这样，大多数中国去的大学生还是会和“同类”交往的多。所谓“同类”可能是：同一个城市去的，同是中国的，同是讲中文的亚洲人，同是外国留学生或者是对中国文化非常有兴趣的美国同学。 哈佛本科的中国学生屈指可数，我又不是外国留学生组织的活跃人物，所以，和美国同学呆在一起的时间比较多。其中也有几个不错的朋友。不过我发现，有很多时候，虽然被裹挟在热闹的一群人当中，但心里却隐隐有一种旁观者看西洋镜的感觉。 比如说在哈佛同学间有些事情可以抱怨，甚至不妨三天两头抱怨，比如说自己忙得要死啊(I am so swamped)，作业还有很多没有做啊(I am so behind.)——这种抱怨往往七分真，三分假，听的人和说的人彼此心照不宣。我估计说的人不觉得有什么丢脸的，而听的人听说别人也有那么多麻烦，会感觉不错。虽然很有可能，说的人倒半真半假，而听的人倒真的还有许许多多作业没做。但是有些事情却完全相反，只能一而再，再而三地说好，却千万不能说不好，否则说的人就可能会看上去像失败者(loser)，而这是最忌讳的。最典型的是做过的实习工作。比如说哪怕心里讨厌那家暑假里实习的华尔街公司，再也不想去那里工作，嘴上却要有一百个理由和例子证明那是一次非常有意义、非常有趣而成功的经历。 我相信这种事情是心领神会，无师自通的；又比如说很多哈佛的学生以能加入一个兄弟会而感到光荣和骄傲。虽然参加的标准很多，比如说要有钱，会喝酒什么的，而我理解了老半天，觉得他们好像也没做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而那些家伙就是自得其乐。我的一个室友经过努力，终于被一个兄弟会录取了，于是一天夤夜，几个身穿晚礼服的学生敲我们寝室的门，把那个室友从床上叫起来，除了短裤什么也没让他穿，他却兴奋地跑到外面去参加他的入会仪式。我想如果是我被什么组织半夜三更从床上拖起来，不马上退出才怪。不过既然是别人自己的选择，那就不妨第二天真诚地祝贺，再顺便恭维两句。顺便说一句，英语里恭维(compliment)可是大大的褒义词，适当真诚地称赞惠而不费，双方都高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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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楼 再比如说我一年级的时候参加了一次正式的新生舞会。这种事情就像哈佛校长大人每年为新生办的野餐会一样，形成了几乎所有人都参加的传统，所以我的几个同学要我无论如何参加。我推说没有舞伴可带，几个同学就挺仗义地都不带舞伴，说如果一群人一起去，就谁也不用带舞伴了。不过参加完以后我才觉得其实还是有些尴尬，因为这种正式的舞会，绝大多数人都带了舞伴。舞伴是我对date一词的翻译，其实译为女(男)朋友可能更妥当一些。 当然，那种正式的舞会还不是说去就能去的：头等大事就是要早些时候准备燕尾服，买是买不起的，就是租每个晚上至少也要付60美金；还有要买舞会的票子；如果带舞伴则必须买好鲜花。等到那天晚上，梳好头发，一切准备就绪，拍张照片，自认为还是挺像人样的。哈佛的学生很少集体做什么事情，不过，那天傍晚，舞会前所有盥洗室里都是在认真刷牙的学生，蔚为大观。从寝室坐专车去举办舞会的五星级酒店的时候，正是华灯初上时节，波士顿的夜景历历在目，那一车车穿着晚礼服的年轻人也是夜色中一道亮丽的风景。所有人都衣冠楚楚，特别是女孩子，说实话，有几个认识的同学，我都快认不出来了。 舞会在富丽堂皇的酒店大堂里的两个大厅，外面的一个大厅里放着几个大桌子和一些椅子。桌子上是一大盆一大盆的点心和饮料。饮料装在盆里，需要用银色的勺子舀到杯子里喝。这足以和食堂里的自助饮料机成为两种生活节奏的代表。前者是为在音乐声和谈话声中从容不迫，优雅地慢慢舀冰镇的鲜榨果汁，准备接下来再跳一曲的人准备的；后者则是为不求吃好，但求有营养，吃完以后继续工作的人准备的。同时尽可能地降低成本，所以大量供应浓缩再冲调的果汁。这就好比有充足的暖气的房间里的豪华壁炉(附带的精致的工具以及整齐加工好的木料)，更多的作用是为了娱乐和享受，不像用不起暖气的人家里的壁炉，最重要的作用是取暖。里面一个大厅是舞厅，震耳欲聋的音乐和闪烁不定的灯光使所有人都像是穿上了红舞鞋。事后想来，与其说我是第一次在正式的舞会里跳舞，恐怕不如说看上去像是在第一次跳伞。不过好在所有人都彬彬有礼，笑脸相迎。我记得有一个女孩子和我跳了一曲，她拉着我的手转圈，就像我也很会跳一样。 哈佛有很多的学生艺术团体也是好看的西洋镜。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一些演唱组，尤其是那种不用任何乐器配音的(a cappella group)男声合唱队，那是我所见过的最帅的歌舞表演，即使跟百老汇的那些专业演出团比恐怕也不会逊色多少。他们不止是唱，而是一边唱一边舞蹈。每一段节目都有一个题目，往往风趣而幽默，更像是小品。比如说有一段是模仿007电影的，于是就抬出一个聚光灯，舞者在前，前面再遮一道薄布。观众可以看到舞者在薄布上的黑影。从电影里的著名片头到007的浪漫故事，实在是演绎得惟妙惟肖，令人忍俊不禁。那次演出碰巧我为我的一个同学带一个他耶鲁的中学同学去看演出。结果看得她回到我们的客厅里还兴奋得比画给我的那个同学看。难怪这些合唱队能够在假期里一边演出，一边游遍大半个地球。碰巧我认识的两个朋友也在那样的合唱队里，竟然怂恿我去报名参加他们的合唱队。不过我知道自己实在没有天赋，所以只好欣赏欣赏罢了。 倒是后来有一次有一个表演团体排演话剧，缺一个跑龙套的角色，我欣然答应。话剧的题目叫《演不出的戏》。我的角色是这个演不出戏的剧团里的向演员提词的工作人员。那次连演了快一个星期，每场戏收门票十美元。虽然演员都没有报酬，不过竟然每场观众都快坐满了，所以大家都很有成就感。参加这样的活动完全是因为好玩，不像参加别的什么学生组织、义务劳动什么的还有丰富简历的目的在。我学会了讲话要气沉丹田，用力讲出来。我的台词不多，不过从头到尾，都要在场上，所以每场排练我必到。我非常喜欢那种团队合作精神，所有人都很认真。这场独幕戏是对话撑起来的，缺了谁的一句话，戏都进行不下去。 哈佛和耶鲁的学生每年都有一次盛大的比赛，或是哈佛的学生去耶鲁，或是耶鲁的学生来哈佛，每年更替。比赛的中心看似是一场橄榄球比赛，其实是两校的学生互相揶揄，竞争的游戏，从任何一个层面上看都颇为热闹而且精彩。比如说每年聚会前两个学校的学生组织都会给本校的学生制作好嘲笑另一所学校的T恤衫。于是从衣服上就可以看到剑拔弩张的味道。客座的那个学校的学生还会努力地嘲弄另一所学校引以为豪的雕像和建筑。比如说我就见过哈佛坐像被耶鲁的学生喷满白色剃须泡沫。当然还有更加精致的玩笑。那一年，耶鲁的学生仿制哈佛的校报，从版式到纸张，无不惟妙惟肖，而报道中则七分真，三分假，却往往是在最关键的地方来个胡说八道。不过粗一看实在不易看出那是一份假的报纸。当然如果是哈佛学生去耶鲁，自然也会带上假冒的耶鲁校报，从当地的治安到学监因为收集儿童黄色图片被捕，都是嘲笑一把的好题材。当然重头戏还是那场橄榄球比赛，于是巨大的赛场上一边都是蓝色飘飘的耶鲁旗帜，一面都是紫红遍地的哈佛招牌。两边摇旗呐喊，蔚为壮观。不仅橄榄球可以比一比，连球场休息间的校乐队和拉拉队表演也都值得大大地较量一翻。不过虽然看上去彼此谁也瞧不上谁，但是我读出的分明是惺惺相惜的承认和友爱。台上打架，台下握手。最明显的就是耶鲁的学生如果当天不回去，都会住在他们哈佛同学(又有几个耶鲁学生找不到一个中学同学在哈佛读书呢？)的寝室里，反之亦然。我还发现那些把学校荣誉看得最重的学生往往是对陌生的校友最热情友善的一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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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楼 虽然上学有全额奖学金，但是那并不包括零用钱。我想手头宽松一点，所以需要在课余找一份工作来赚些零用钱。我因为是外国人，所以被告知只能在学校里工作。好在哈佛是一个不小的地方，而其中各种机构都创造了很多给学生兼职工作的机会。虽然有许多学生课余打工，但是工作总的来说并不难找到。不过要找到一份好的工作可就不容易了。我亲眼见 过，或者听说过很多稀奇古怪的赚钱办法：有些同学在寝室里打扫厕所(我们寝室的卫生间就曾经由两位很漂亮的女同学负责打扫)；有的人被绑在椅子上抽血，做人体实验；还有的人帮别人怀孕赚钱(校报经常可以看见这种广告)。 我从网上查寻工作的数据库，开始时我查询了与中文有关的工作。发现在哈佛燕京东亚图书馆里有一个中文图书管理员的工作。工作听上去不错，但到那一问，已经被别人捷足先登地获得了。竞争工作机会，第一次如此现实地摆在了我的面前。既然找不到与中文有关的工作，我想还是找一份工作时间灵活的工作比较好。经过一番努力，我找到了一份送广告(flye r)的工作。 那时候刚开学，我还没有多么忙，所以我一下子接了整个一年级新生寝室的所有广告。我后来想起来，实在是有些不知天高地厚。那可是整整500多份广告啊(每一份有一个塑料袋再加上几张独立的广告纸)。 把那么多的东西从办公室拿回寝室是一件困难的事情。那么多广告，重得吓人。傍晚的时候，我把东西拿回寝室，工作才刚刚开始。接下来的一两个小时我得把广告分在一个又一个的塑料袋里面。 等我干完这一切的时候，天已经黑下来了。下一步就是要到那十几幢寝室楼的每一个房间门口派发广告。我背着我的登山包，在校园里开始了工作。这其实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让我能够遍览那每一幢古老的建筑。另外一个好处就是让我彻底熟悉了校园中心附近的路。一个晚上下来，我觉得像这样简单重复的工作也是很有乐趣的事情，因为它根本不需要动脑筋。而且我喜欢在校园里走来走去，尤其是清风明月的时候。 问题在于两个星期以后我还没有拿到报酬，据说是因为那个机构没有我的社会安全号码，所以我做的那些工作竟然不能给我工资。我于是不满，如果要等到我有社会安全号码以后才能给我工资，为什么那么早就让我开始工作？ 我最后决定，反正做过的工作已经是沉没成本(sunken cost)了，我也不必舍不得。接下来再白干一段时间是不值得的，还是见坏就收的好，所以我辞去了那份工作。到现在，我都没有拿到过那些工资。 一个结束意味着下一个的开始。一位好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份图书馆的工作。我的这个工作一直持续到我回国创业。 这份工作是在哈佛大学最大的图书馆——怀德纳(Widener)图书馆。怀德纳图书馆是一个在泰坦尼克号沉没中死去的哈佛学生的家人为了纪念这个死去的学生而捐钱造的。三十级宽大的台阶通向正门，十二根圆柱并排撑起了门脸。看看这号称世界上最大的学校图书馆的规模就可以想象那捐献者家族惊人的财富。 在这座图书馆里工作的人大多数可不是什么有钱人。不过对于家乡贫穷的人来说这已经是很好的工作了。我有一位同事，从俄罗斯来，可怕的通货膨胀使她赚的美元异常珍贵。她跟我比划着说在她们家乡，人们已经不用数钞票了——只要大概量一量一沓钱有多厚就行了。 我的工作是在期刊室整理旧报纸，并把已经制成微缩胶卷的旧报纸扔掉。我的老板是一位黑人老太太(实在不是很黑)，人很好，就是有一点唠叨。她很宽容，所以在她手下干过的学生都说她很好相处。她要了每一个人的照片，整整有一大本像册。我很喜欢这份工作，每个小时的工作能换到手8美元，这给我带来了一种踏实的感觉。比如说我想买一些比较贵的糖果，原来还有些犹豫，可是一想，只要多做一个小时就行了。 不久以后我又获得了更好的差事：在阅览室值夜班。这可是一份美差。我可以一面看书做功课一面值班，还有连网的电脑可以用。值班的事情很少，就是回答一些读者简单的咨询问题。最后关门就好了。静静的夜晚，宽大的期刊室里一般没有几个读者。刚开始的时候，我还有一种成就感：这么大的地方就交给我一个人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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