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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读书报告会记录
一、 时间：2006.12.12
二、 地点：文科楼424室
三、 主持人：刘世龙教授
四、 参加人：历史文化学院的部分老师及学生
五、 内容：
1、 刘世龙教授：
刘老师讲了杨天宏教授在学术上的成就，及在学术上独立思考的可贵品质（刘老师举了一个例子：杨老师在上大学时，与别的同学探讨对某个问题的看法，从不人云亦云，总是用 “不敢苟同”四个字来，来表明自己的观点。）。
2、 杨天宏教授：
1） 写作缘起：
杨老师说他写这本书纯属偶然。1990年，普林斯顿大学的林蔚教授与章开沅教授、马敏等开展学术合作―――对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情况进行研究。当时章开沅教授也面临着一个新的学术转型的问题，同意合作。
当时罗志田教授在普林斯顿大学，他希望杨老师也能加入这一合作项目。按照规定，参加者必须提交一篇论文。为此，杨老师开始了资料的搜集工作，他调查的是华西医科大学的档案资料，但这一工作遇到了困难，无法再进行下去。
不过在调查过程中，杨老师发现“20年代的非基督教运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杨老师在《远东季刊》上，发现了一篇文章（日本人写的），谈到中国近代有两次大的反教运动：一次是义和团运动；一次是非基督教运动。而后者无论从广度上还是从深度上来说，对近代中国的影响更大一些。这使杨老师感到震撼。
杨老师接着又调查了国外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情况。他发现美国的路珍唏（J.G.Lutz）也对此问题进行了探讨。
此时，杨老师面临着两个选择：是提交一篇质量不高的论文到国外研究，还是留在国内进行非基督教研究？他选择了后者，接着向国家社会科学项目基金课题提出申请，并获得通过（仅提供8000元人民币）。杨老师经过整整三年的努力，书写出来了。后经与四川人民出版社协商，得以出版。
2）有关再版的几个问题。
A、再版的原因：
此书的再版与杨天石教授的索书有关。在银川召开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杨先生告诉杨老师，他正在从事一项研究，可能与杨老师的研究有关，惜乎手里没有此书，问能否赠送一本借鉴。杨先生是国内研究近现代史的著名专家，他的索书表明此书尚有价值，杨老师甚感欣慰。同时经过十多年的时间后，学术界对某些问题又有了新的研究成果，自己也感到有修改的必要。
B、修改的内容或方面：
（1）采纳罗志田教授的意见，在分析非基督教运动的历史作用时，改变原著认为是“启蒙”运动的提法，仅称之谓一次近代宣传人文主义思想的运动（关于“人文主义”一词的内涵，刘耀春老师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2）立场更加中立化。
在修改版中，尽量用些中性词语，去掉那些过激的说法。
（3）吸纳了近年来杨老师对非基督教运动的思考和相关的研究成果。如，指出反教运动并没有教会人士和外国人渲染的那么严重，违纪北伐军士兵是暴力事件的主要责任人，修正了原著对北伐中反教暴力事件应有北方齐鲁联军溃兵游勇承担责任的说法。
（4）按照学术著作写作的技术要求，对原著中引文的出处，作了校订增补。
（5）新版最明显的改动是书名。
改动的原因：A、原书名与内容有较大的出入（杨老师在会上没有说）；B、出于对出版社利益的考虑。
3）此书要表达一种什么思想？
（一）完成对非基督教运动的事实的建构。这里谈两个方面：
A、给被反的一方以回应或者说发言权。杨老师举出西方的魔鬼辩护制度来说明，给被反的一方以发言权的必要性。
B、关注中间人的角色。
在非基督教运动中，有一部分知识分子站在中间立场上讲话，例如：周作人等人发表了《信仰自由宣言》，来表明他们的观点。杨老师同样予以重视，并单设一章讨论。
这样把各方面的意见都汇集在了一起，尽可能地能展现了历史的真实，对非基督教运动的重构无疑是一种非常好的尝试。
（二）新知识分子为何反教？
作为接受西方教育的新知识分子，按理说不应该反教，但是他们确实在反教，并且发展为那么大的运动，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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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老师认为，非基督教运动实质上是新文化运动的继续。新文化运动高扬民主、科学两面大旗，对宣扬神学的基督教当然在反对之列。它之所以20世纪20年代爆发又与两个事件有关。一个是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在北京的召开；一个是基督教团体的调查，及其发表的报告——《中华归主》的刺激的结果。
（三）对此次非基督教运动的基本评价。
杨老师认为，世界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共同体，正是多元文化的相互争鸣，世界才变得如此丰富多彩。如果世界文化都变成了一种文化，那将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而基督教的传教活动，正是想将基督教文明向中国推广的一种活动，因此“我基本对非基督教运动持肯定态度”。
当然非基督教运动也有自己的不足，主要是反教人士的知识不足，往往是在对基督教知识缺乏了解的基础上大发议论，缺乏说服力；另外，本来是一个单纯学术范围内的争论，后来，特别是1925年以后泛政治化，由学术争鸣变成政治斗争了。
3、 陈廷湘教授：
陈老师对该书评价很高。一、该书无论是在建构事实方面，还是在解释体系方面，都做得非常突出，是研究与该问题有关的人，绕不开的一本书；二、该书所研究的历史事件很有意义。非基督教运动在中国历史上引起了巨大的波澜，这是历史研究中回避不了的。
陈老师很谦虚，他说自己在该书的历史事实建构上没有发言权，只是想对该书思想提出一点看法：
（1） 他完全同意，该书中关于“非基督教运动是一场以世俗文化反
对宗教文化的反帝运动”，这一观点。
他认为，中国是一个没有宗教的国家。《尚书》中就有关于信仰天、地（信仰本体）的记载，这与西方信仰上帝（信仰本体）差不多。但是中国并没有把这一信仰本体坚持下去，反而对这一信仰本体产生了怀疑。《尚书》里曾提到周公和召公的一段对话：说这个天呀，是靠不住的，还得靠我们自己呀。到了先秦时期，孔孟又提出了“敬鬼神而远之”的命题。孔子曾说：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表现出对彼岸世界的不关切；而对现世界却表现出了兴趣，由此建立一套完整的伦理道德体系。由于那时没有建立起宗教信仰体系，此后再也没有机会建立了。后来到了宋代，企图建立一种宗教，但很不成功，在其建立的理学理论体系崩溃后，中国即出现了多神教的信仰局面。
中国没有宗教，而是一个世俗化程度极高的社会。因而在基督教提出“中华归主”的思想后必然会引起冲突，迟早会发生非基督教运动。20世纪的非基督教运动是理性反教，反的结果是本土化（中国化）。在本质上，已不是西方的基督教了，即已经没有了“超越”，变成了更加世俗化的东西。
（2）陈老师对以“民族主义为内涵的反帝运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陈老师认为，中国不仅没有宗教，也是一个没有民族主义的国家。中国的世界观是：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其他国家则是蛮夷之邦，对这些国家的态度是“来者不拒，去者不追”（在会上没讲，在上课时讲过）。这与西方提出的捍卫领土、主权不同。而中国的理想则是“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天下大同思想。所以，无论是对世界的看法，还是未来的思考，中国都是以整个天下为范围进行思考问题，而没有西方那种以国家的范围来思考问题，正是在这个基础上，陈老师认为中国没有“国家观”，只有“天下观”，因而中国也没有西方那种“民族主义”，陈老师举了一个例子―――五四运动的起因并不是民族主义，而是天下一家的“大同”思想破灭后中国人的反映―――来证明自己的观点。
中国没有民族主义，但在教化问题上却看得很重。明清时期，见洋人在中国传教即砍头。后来中国没有底气了，只好杀中国人来保留自己的教化权。我们在甲午战争以前，虽然几次被打败，但没有心虚过，因为教化权还在。
到了孙中山、蒋介石时期，中国仍牢牢的强调自己的教化权。孙中山学习西方的三权分立，但仍要加进一些中国的东西；蒋介石本身是个基督徒，但并没有把中国变成一个基督徒国家；而且规定可以在中国传教，但学校则严厉禁止，其目的就是要保留自己的教化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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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今天仍然这样，就是同一道理。“可以信教，但中华归主则不行（杨老师语）。”这样教会提出的中归主的口号，与中国的教化权，不授予人的观念之间产生了激烈的冲突。而非基督教则是这种激烈冲突的产物。
陈老师用教化权去解释非基督教运动的内涵，与杨老师用民族主义去解释这一运动，具有异曲同工妙，显示了陈老师的创造和智慧。
4、 宗教研究所的陈建明教授：
陈老师提出三点：A、杨老师治学严谨；B、熟练的掌握了历史研究的方法；C、知识渊博。
5、 王东杰教授：
王老师提出两个问题：（一）19世纪末20世纪初，有一个宗教新兴期，文中没有提到；在非基督教运动中，其他宗教由于连带而受到冲击，那么佛教、道教在此期间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他提出，如果不把它们写进去，是否有点单线条化？（二）理性与非理性问题。书中在提到20世纪初的非基督教运动时，用了“较理性”这一说法，而在叙述晚清的反教运动时，用了“非理性”的说法。如何区分它们的理性和非理性？
对此杨老师给予了解答：20世纪初是一个民族主义高涨的时代，实质上非基督教是主流，而非宗教是从属于非基督教的；在运动中先反外后反帝国主义，其他宗教没有受到冲击，它们的反应是平静的，因而没有把它们单独的加以讨论。关于理性和非理性，杨老师认为，说它理性不一定是褒扬，说它是非理性的并一定是贬抑，只是从认识论上进行的分类而已；另外，理性和非理性很难量化，在修改时干脆去掉。
6、 李德英教授：
李老师提出了精英人士对民间崇拜压抑的问题。她认为民间盛行关帝崇拜，但受到压抑。精英们不仅反对基督教，也反对民间崇拜。实际上这是科学主义的一种指向，而这种指向对文化多样性是不利的。
7、 吴铭能教授：
吴老师来自台湾，对国共问题有独特的感悟。他提出两个问题
A、国民党的高层人物能否代表国民党。他举出例子：本书第250页说，“汪精卫、戴季陶等人在1922年春发表的反教言论，没有必要让国民党来承担责任。”他反问道：既然“汪精卫、戴季陶等”不能代表国民党，那谁能代表国民党？
B、对书中所说，在反教中“共产党的作用大于国民党的作用”，也提出异议。
杨老师对此进行了解释：在反教中，国民党内部不一致，许多人本身又是基督徒，影响了其作用的发挥；而共产党不仅团结一致，而且又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支持，因而我感觉到共产党的作用大些。后来又作了补充：比如，把共产党放在前面不一定说他的作用大等。
8、刘耀春副教授：
杨老师书（修改版）中有非基督教运动是一次近代宣传“人文主义”思想的运动。针对“人文主义”，刘老师提出了自己的理解。他说以往人们认为，文艺复兴时期是人神对立的。其实，那时许多人并不反对基督教，仅仅反对腐败的教会组织；到了启蒙时期，才出现了人神对立，人们开始反对基督教。
因此，人文主义可以分为两个时期，文艺复兴时期，是学术讨论时期，没有付诸行动；而启蒙运动时期，才进入实施阶段，提出了人的价值问题。这一点是需要澄清的。
8、 张大海同学：
大海在阅读中发现，书中没有提到北洋政府在非基督教运动中的作用，而北洋政府是当时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他查阅了有关档案资料后，发现了北洋政府并没有置身事外，而是在发挥着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中央政府的作用。而本书却没有提到，这不能说不是一种缺憾。
杨老师感谢大海提出的问题，并表示在下次的修改中把它作为单独的一个章节凸现出来。
10、最后一名同学提出“移情”问题请杨教授解答。
杨老师认为，历史学者在历史研究中，当然要保持学术自由和客观性；也总是带有自己的倾向性。但有些人理解为“移情”就是不要将个人感情带到历史研究，或者扩大自己的感情，这是对“移情”的一种误解。
此外，龙成朋同学以及来自美国的一位留学生也进行了提问。
会议进行了将近四个小时，气氛很热烈。
最后，刘老师进行了总结并宣布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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