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09月13日 08:51 中国甘肃网9月13日讯 根据白皮书调查显示，中国内地富豪认为健康相比教育、社会责任更为重要，位列心灵投资第一位。但他们对自

看了下22/23甘肃和安徽都是同一天，21只差一天，有没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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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全国省会/计单 周边车站停靠情况(仅GDC)： 京津冀 涿州东 36 廊坊 56 固安东 18 香河10 大厂 7 高邑西28 正定机场26 藁城南20 东北 辽中 18 新民北 13 九台南11 公主岭22 双城北 12 阿城北17 宾州21 扶余北25 瓦房店32 山东 胶州北 33 齐河 21 山西 阳曲西 13 陕西 临潼北 0 礼泉南/咸阳北 14/14 宁夏 灵武西 7 甘肃 榆中 12 民和南 15 青海 海东 16 大通西 10 内蒙 卓资东13 新疆 达坂城 ? 河南 郑州西(荥阳南)25 许昌北 21 中牟? 新乡南 12 巩义南16 新郑东 ? 湖北 云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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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聊城市来举例吧，其2023年增值税133.12亿，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增加值为2512.51亿，133.12/2512.51=0.0529828737
不及全国平均
那么全国平均是5.94%
133.12/5.94%=2241.077441
已知聊城市2023年末人口为585.93万
2241.07+413.85=2654.92
2654.92/585.93=4.531121465
甚至在甘肃都是中下游
难道生于东部沿海的聊城发展水平不如甘肃吗
城市是多面的啊

以前我提及过，江南在明清走到巅峰，其实跟外贸消极有关。阿拉伯世界兴起，宋元的华南地区政策开放时，江南也没有这么垄断；唐朝通过西部承接陆上丝路，甘肃富甲天下，江南也没有独大。或者你可以看改开以来，是不是江南没有一家独大？南边还有个珠三角、海峡西岸经济区。只有，唯有，当朝廷历行海禁，把善于外贸的边沿地区的发展势头打下去时，江南才变得一家独大，无与争锋。然后以江南为龙头，带动长江流域的发展，特别是还把高利润的盐务集中到江淮地区：弘治时户部尚书叶淇开辟了食盐经营许可证的兑换物既可以用本色（实物粮）也可以用折色（货币银）的双轨制，截弯取直，引致山西和陕西籍商人大量南下发展，却也造成西部边沿地区粮价腾贵的问题，因为之前在边沿地区种植运输粟米和大豆的商人南下了，这就是长三角壮大之后损害西部的一个例子。后来东林党除了一帮华东士大夫外，还有部分山西和陕西籍士大夫（刘懋、程正己、冯从吾、曹于汴、韩爌、王之采、史记事、张光前、孙必显、孙居相、宋师襄、杨新期、张慎言、魏光绪等），众人以反对阉党来反对国进民退的政策。西部在明清所以多出商帮，除北边贸易比洋务开放之外，其实跟当地经济条件不太优越有关，民众喜欢依附体制与行商。一些靠近边沿军镇，有区位优势的地方，加上当地百姓组织性强，有共同的信仰，在政策引导下形成了跨地域的大商帮，商人家族背景的大臣在张居正改革时代拥有影响力（张四维、王崇古等）。当商品经济活跃，朝廷也想染指，便出现了打着改革名目聚敛的使者。东林党一般持小政府的主张，御史毛羽健、兵科给事中刘懋推动裁撤驿站节省支出算最著名的事例了，不过在某些领域，国家退场会加剧危机。
秋税的贡献长江流域比较多，主要是南方的稻米和北方的粟米。麦是夏税，北方贡献比较多。小麦在陕西山西山东河南河北的农民主食中占到一半，主要关乎北方民生。国家对麦的征收额，大致维持在460万石左右，除弘治大部分时间（二年至十七年）提高到七八百万石外，但弘治十八即末年（1505）又接近腰斩至460万石，天启年间（1621~1627）是430万石左右。也就是说，明朝在16世纪到17世纪前期维持了一百多年的麦的征收额。在这一百多年处于冻结状态。米的征收额也是这样，一百年维持在2100万石左右。
明显变化的是官府控制的户口和不动产。弘治年间人户900—1200万、人口5200—5900万；正德年间人户900—930万、人口4600—6600万；嘉靖年间人户970万、人口6100—6300万；万历年间人户1800—1300万、人口6200—5600万；泰昌-天启年间人户980万、人口5100万。但是变来变去，人口大体上就五六千万，倒是人户在万历时代起落很大。宏观正税长期稳定，人户核实根据需要（比如赋役，特别是边镇地区）有高有低。17世纪明朝第二个百年，人口基数增长，而宏观正税不变。形成所谓的盛世。盛，容器装满谷物的意思。一般只要人口明显增长，保证社会稳定，税役不要太多，大家就能获利。
从弘治到嘉靖-万历初，官方控制的人口总体增长（弘治5200万——>嘉靖-万历初6300万）。有些地区落后了，比如前闯王高迎祥老家的陕北延安府，在弘治时还有4.7万户、约70万口，万历中兴时为4.6万户、约60万口，人口降幅18%。延安田地不多，3州16县官府控制下能用来纳税的人均占有官民田是0.054顷（3.7万顷/70万口），低于陕西平均水平0.067顷（26.4万顷/391万口）。这意味着对灾荒的抵抗力低。万历中兴过去以后到明末乱世，情况变得不可收拾。从万历到崇祯，陕北灾荒频发。
旱灾：万历九年（1581）、十至十一年（1582～1583）、十四年（1586）、三十七年（1609）、三十八年（1610），天启五年（1625），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二至四年（1629～1631）、五年（1632）、十一年（1638），十三年（1640）；
水灾：万历二十六年（1598）、二十七年（1599），崇祯四年（1631）、十四年（1641）；
霜灾/雨雹：万历十九年（1591）、二十九年（1601）、四十二年（1614），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崇祯八年（1635）、十年（1637）；
蝗灾：万历三十九年（1611）、四十四年（1616），崇祯六年（1633）、七年（1634）、十二年（1639）；
瘟疫：崇祯九年（1636）、十年（1637）、十三年（1640）、十六年（1643）；
雾霾/风雨土：崇祯十三年（1640）、十五年（1642）；
大丰年只有万历十五年（1587）、四十一年（1613），崇祯年间陕北无大丰年。大丰年陕北居民买一斗米2~4分，灾荒年一斗米涨到8钱~1两2。按10钱1两，10分1钱，两是分的一百倍。灾荒年粮食价格翻了30倍。
明末陕北灾荒年极多，丰年留下来的储备远远抵不上灾荒年的消耗。充分体现了旧社会欠发达地区农民收入极无把握的客观情况。何况末世灾荒+流寇+军用征徭。
如同之前提及的纺织技术引进需要政府推动，陕北平时也是产业匮乏，一个这样的地区，他的民众会喜欢体制也在情理之中。在老家犯了事，就逃到邻省的边镇去充军。陕北的延绥镇、甘肃镇、宁夏的宁夏固原二镇、山西的太原大同二镇在明朝属九边（镇）之一，九边最初有六个设在西部。延绥镇下辖四卫，其中榆林、绥德、延安三卫位于陕北境内，庆阳卫位于甘肃境内。所以当地地主阶级有一批驻军军官、肥沃田地常为军屯占有。明末从陕北发起的义军三十六营，固不会是完全的流贼。
起义从西部发起的第二个原因是帝国中期（16世纪）以来更重视东部海疆的海防。涌现出胡宗宪、戚继光等嘉靖名将。发生过万历抗日援朝战争。帝国防务在东部海疆表现不错，在西部表现不佳。若把对付海寇的招抚术，用在黄河流域的流贼上，就让熊文灿丧了命。大概对待中西部流寇更应该用剿，来硬的。
戚家军的成功说明帝国其实还是私人武装性质的军队给力，我个人认为这是不健康的，这说明，明朝没有改变自南宋以来的私兵能战、雇佣军不能战的弊病。清朝也没有改变，最后还要依靠湘淮军。管理上距离国防现代化或者军队姓党还太远。
西北人的上升渠道重在国防事业，在重文轻武+文武官员不交叉的歧视性制度下，要救急的话，按戚家军的路径，把西北私兵化或许是短期维稳不错的选择。如果是这样，就要削弱太监监军的势力。这跟明朝后期太监势大又不相符。太监势大的根本在朝廷中央集权，太监要监军、要坐镇地方、要下地方去给宫廷采购、还有监察权，寻租就多了，太监本来代表皇权监督地方，结果变成了以贪打贪，与民争利。反之，当中央集权不是那么强，太监就找不到权力的着力点。部分士大夫讨厌太监是讨厌太监代表的公权力侵犯私人权利（古代私有产权事实上很大），这方面这部分士大夫和武将其实占到了一边。太监懂军务的并不多，王振、高起潜都是很知名的犯下大过错的太监。大多数武将还是不喜欢太监监军的。
这是个老问题了。北宋曾经因为西北的战事不利（三川口大败主帅刘平被俘宋仁宗杀了掣肘刘平的监军太监黄德），朝中议论要废除太监监军制，释放主帅指挥的决定权。宰相吕夷简建议宋仁宗搞连坐制，让领班太监举荐监军人选，如果不称职，领班太监一起问罪，迫使太监们请求废除监军制。当时的宋仁宗还处于祖制的框架内。到了宋神宗披挂唐制外衣进行改革后（唐玄宗打开了太监出使监军的魔盒自此唐军经常打败仗），北宋强化中央集权，代表皇权的太监从监军晋级为主帅，大显神威，宋神宗时的李宪、王中正，宋徽宗时的童贯、谭稹等，当了经略使、宣抚使、制置使、节度使等实职，其中，童贯是李宪的家臣出身。李宪、童贯都算是有能力有大功绩的太监，不知道是北宋运气好还是宫廷家法严导致的。在北宋前期和南北宋之际出现了强大的募兵制私人武装，像杨家将、曹家将、折家军（宋太祖钦定的陕北军政世家）、种家军、岳家军、韩家军，他们的势大，一般意味着监军太监的不势大。过于强化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后果就像文天祥说的那样，宋太祖削藩之后虽然纠正尾大不掉指挥不灵的弊病，祸根也由此种下，敌军到一州就攻陷一州，到一县就攻陷—县……
那么在明朝，当北边马芳的马家军，东南俞大遒的俞家军、戚继光的戚家军相继崛起于嘉靖年间，以及辽东李成梁的李家军、西部麻贵的麻家军崛起于万历年间之时，太监的势力就没有大到后来那种地步。
多事之秋的崇祯时代复重太监，所以他自杀时朝臣已离心离德。崇祯认为太监速度快：【内臣即日就道，而侍郎三日未出，何怪朕之用内臣？】这可能是因为太监经常跟着皇帝，急于逞能，但是又缺乏专业的军事能力，所以事情都急躁的做。崇祯老是用太监守卫京畿：【尽出二三中官下，每当缓急之际，必依以大任。三协、通、津、临、德（河北地区）均有遣，又重其体统，等于总督。】然后就是人们熟悉的剧情，太监援引党羽搞派系斗争：【小人与中官每相引重，而君子独岸然自异。】
天启-崇祯时代，小冰期来临，作物周期缩短，北方西部经常闹灾荒。已经打出品牌的起义军，即使吃了大败仗，也能在另一处闹灾荒的地方吸收饥民，开放藩库，起死回生。川东玛瑙山一战，张献忠精锐尽失，千余骑突围，战局僵持时，张献忠部收买当地民众跟官军打人民战争，来年攻陷襄阳；李自成率五十骑从汉南突围，跑到闹灾荒的河南又增兵复活。面对遍地开花的游击战，官军比较适合的反制措施应该是巩固地方，打造堡垒，放权给前线将领，借助戚绅的力量。这时候需要强调在地化，不要频繁用太监监军，与其害怕将领私吞粮饷什么的，不如强化事后责任与封赏来支持前线。甲申年初有一个山西籍大学士李建泰跟崇祯说他能倾家财资助官军，支持几个月的粮食。不过结果是李建泰还没出京畿就获知义军已经破了他家，他的家财完全资助了义军。这个例子说明地方势力朝廷没有及时动员起来。
不恢复出将入相的话，边沿地区私兵化是另一个选项。当将领把自己招募的兵员视为自己的产业，他就会用对待家丁的态度对待兵员，就会保护屯田，就会减少那种因为粮饷供应不足导致官兵转变为流寇或杀良冒功的乌龙事件。

西红柿产地行情 2024年04月19西红柿均价0.92 元/斤，相比于昨日下跌-0.07 ↓-7.07% 产地/规格 2024年04月19价格 涨跌 山东临沂费县/西红柿-通货 0.91 -0.01 江苏连云港东海县/西红柿-通货 1.14 0.01 河北承德平泉市/西红柿-通货 0.54 0.0 山东聊城东昌府区/西红柿-通货 0.96 0.0 山东菏泽定陶区/西红柿-通货 1.16 0.0 河北衡水饶阳县/西红柿-通货 1.18 -0.01 安徽宿州泗县/西红柿-通货 2.54 0.0 河北邯郸永年区/西红柿-通货 1.11 0.0 山东聊城莘县/西红柿-通货 1.05 0.0 山东烟台海阳市

【5.驯化文教】跟清朝的国策有关，深化君臣伦理压倒民族主义，问题是19世纪后期的世界潮流恰恰就是民族国家和保护主义（对外高关税+对内取消贸易壁垒）。清朝不仅控制文科还控制理科，限制技术与服务进口。正如抗战初期，国立厦大首任校长萨本栋在勉励学生时指出的：【从事高等学术或技能研究的同学们，要记得现代的技能不限于美术，现代的学术绝对非八股；八股与美术可在异族盘踞中发展，而有关民生国防的学术与技能，都不是敌人铁蹄下所得以自由研讨的。】萨本栋用大清比喻日帝，戴梓被康熙流放、明末的对外开放在康雍乾三朝没有形成士一级的大科普，盖康熙-雍正不希望汉人督抚掌握火器，不希望汉人接触海外信息而恢复血染的历史记忆。后来，进步的新政权主要控制文科，不控制工程师。一旦文科解开束缚，就意味着政治上要经历大动荡，以新政权本身来说，跟五四有直接关系，五四凝聚了中国的泛红势力，抗战再次让中国人的救亡运动沸腾，让红色势力夺权，毛爷爷多次对日本来宾表示，而且他说的很直接，抗日唤醒了中国人让我党夺取政权。红色势力早期的骨干，相当程度上在失业学生、青年知识分子、左翼作家，国民党当局无力解决失业问题，大清更是意识薄弱，他们的工业化均不同程度受阻。上世纪10、20年代，学潮迭起时，前清进士何刚德指出，新学堂面临学债和就业门路太少的问题：【<1>一备索学费。从前寒士读书，无所谓学费也；且书院膏伙，尚可略资以津贴家用。今则举学中田产，悉数归入学堂；而学生无论贫富，一律取费，且膳宿有费，购书有费，其数且过于学费。其出洋之由于官费者，寥寥无几，其自费之费，即千金之家，亦必裹足焉，是出洋生不得有寒士矣（大意：科举时代学费有官办书院补贴，学堂时代自费读书，阶层分化，公费出国太少，不足以弥补。）。<2>一不恤生计。学生之弃家产，负重债，以期毕业者，不过求出路以取偿耳。今对待学生者，则曰：“学生之头角峥嵘者，不难自谋其生，历次考试，亦有任用。即不然，亦得有学位，则亦已矣。不观当日之秀才乎？秀才中举中进士，固有出路；若终于秀才，则亦有秀才顶戴荣身也。有何不可？”不知当日秀才无资，本无产可破；今之秀才，则大半自破产来也。（大意：政府不关心学债问题。也不关心学堂学生就业问题。导致人们背了一屁股债把书读完，却没有匹配的工作来偿债。）】教育界大佬傅斯年谈及教育改革时亦道：【严格说去，中国无世家之可言。惟其如此，故贤士干才多出于贫寒人家。科举时代，穷人是比较有出路的，一来由于当年读书本用不了多少钱，二来由于当年义学、宗塾、廩膳膏火、书院奖励、试馆等制度，大可帮助有才无钱的人。今日之学校教育，用钱程度远在当年之上，并无一切奖金、助金。国家号称民国，政治号称民权，而贫富之不平更远甚，成个什么样子？不特就人道的立场言，极其不平；即就政治的作用论，也是种下一个最大的危险种子。所以我来建议：甲、把自大学至小学的经费抽出至少5%来作奖学金。乙、把一切无成绩的省立大学停止了，改成奖学金，国外留学金在内。丙、把一切不成样子的私立大学停止了，收他们的底款为奖学金。丁、一切私立学校不设奖学金者，不得立案。戊、学费一面须收得重，奖学金额一面复设得多。】科举让古中国比封建欧洲有体制优势，负面影响是挤出技术人员等杂流，这方面比起重视工匠的元朝又倒退了。即使有奖学金助学金，按照新中国的实践经验，经常也是到不了真正需要的人手上的。总之，遍设学堂学校需要搭配中产阶级的滋生，设使经济形势不行，毕业即失业，将奈若何？学生反成负担，还满脑子要变天的思想。何况入学堂学校的学生有相当一部分本身就是学武的，张之洞写信告诫他出国留学的儿子说：【你自幼喜欢玩耍，在书房中，一遇先生外出，即跳掷嬉笑，无所不为。幸好现在科举早废，否则你只能以一秀才身份终老，决不能折桂中进士，成为翰林一员（即高干预备队）。所以学校一开我就立即送你入学。当时其他前辈都不以为然，我却知道你的性情，绝非科甲中人，排除万难送你入校。果真，你除了体操别的都没什么进步。我少年登科，自负清流，你这个样子真是让我羞愤。不过现在世事多艰，习武也是一条出路，我因此送你东渡日本，入士官学校进修，不违背你的性情。站在较高的起点，你应该努力上进，尽得奥义，养成一军人资格。国家正在用武之秋，不用担心没有市场，你的前途不可限量。】张之洞的教子路线，其实就是科举废止以后，什么样的人得好处的一个缩影。再举一个基层的例子，毛爷爷对斯诺表示他的家庭【在那个小村里可以说是大富了。他（毛父）自己不再买田，但是他向别人押来很多的田。他的资本增加了二三千元。（按：如果是30年代民国的银元，按购买力，1银元=数十元人民币）】这么一个富农或小地主家庭，当毛爷爷去县城读学堂时（1910），发现他的同学【他们大多为地主的儿子，穿着奢侈的衣服；很少农民能够将他们的子弟送到那样的一个学校。我穿的比旁的学生都蹩脚。我只有一套清洁的袄裤。长袍学生不穿，只有教员穿。许多有钱的学生都轻视我，因为平常我穿破烂的袄裤。】毛爷爷的经历告诉人们，当时能读学堂的主要是些什么人，毛爷爷和那些轻视他的同学的矛盾，用阶级分析法来看，应该是小地主和大中地主间的矛盾，或者是富农和地主间的矛盾。另一名活动在广州的党的早期骨干邓中夏，亦证实了学堂（学校）少寒门的判断：【现在中国学生一般来讲，都是革命的，因为他们大都是小资产阶级的子弟，他们家庭的经济都是日益败落，他们知道帝国主义与军阀在中国的统治非特使他们家庭经济困难，并且使他们前途绝望（指就业）。学生群众是没有反动的，少数的领袖是有反动的。群众中间只有革命觉悟程度的差别而没有革命与反对的分别。……外国教会里读书的中国学生，大半是破产的小资产阶级的子弟，都是受帝国主义的压迫，他们应该是我们革命队伍的战士们。他们因为中国学校稀少或设备不周，进了外国帝国主义所设的学校；在这种学校内受了帝国主义的文化宣传及外国教员的利诱和威吓，常常不容易接受革命的宣传，但是还并不是说教会学生天生就是反革命的。】李大钊更极端的把学生就业门路太少当作清朝灭亡的主因：【中国社会之摒弃学生，匪（非）自今日始矣。清之季年，政府当局所日夜孜孜以为戒备防范者，即学生是。卒以学生于社会不得同情，不得职业，不获本其理想顺其情感以表著于政治，出其学术运其技能以助益于社会，于是抑郁悲愤奔走呼号以树革命之赤帜，而清室以倾。】李大钊又拿日本作模板，说日本有殖民扩张以消化就业，日本学校有专人从事猎头，向用人单位指引介绍应届生，我国要么没有、要么放任不管，所以竞争不过人家：【（日本应届毕业生）未卒业前，校中职员，即奔走于各大银行各大公司之门，预为就职之介绍，而是等银行、公司之势力，皆已括张于海外，所谓朝鲜也，台湾也，吾之东三省也，到处有其分号，即到处有其卒业学生之足迹。而我无是等银行、公司也，因无为学生预谋就职之学校职员也，因亦无远适海外英商殖业之学生也。……人之各种银行遍于各地，足以消纳许多经济上之人才也，而我无是焉。人之司法机关、律师制度之完备，足以容受许多法政上之人才也，而我无是焉。】为什么呢，我觉得原因之一就像孙中山说的：【清虏执政于兹三百年矣，以愚弄汉人为治世第一义。】【随着满清王朝的建立，政策便逐渐改变：全国禁止对外贸易；驱逐传教士；屠杀本国教民；不许中国人向国外移民，违者即予处死。这是什么缘故呢？这只是因为满洲人立意由其管辖范围内将外国人排斥出去，并唆使中国人憎恨外国人，以免中国人因与外国人接触而受其启迪并唤醒自己的民族意识。满洲人所扶育起来的排外精神，终于在1900年的义和团骚动中达到最高峰。现在大家都知道了，义和团运动的首领不是别人，而正是皇室中的分子。】既然要愚弄你、不要让人接触到海外风起云涌的社会思潮，当然清政府是没什么洋务能动性的，除非列强逼他。逼到马关条约后，逐渐民智开启了，防不住了。以上，学生出路少、清当局防范不住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革命党的宣传力量，渗透到了张之洞说的在国家用武之秋大有出路的新军里。国民党左派（亲共）头目廖仲恺的老婆何香凝回忆：【自从同盟会在东京成立以后，清朝政府发觉中国留日学生在日本活跃非常，便加紧勾结日本当局，设法制止日本留学生中革命思想的蔓延。1905年日本帝国主义当局发布《取缔清韩留日学生规则》，清廷驻日公使汪大燮是从中做过相当工夫的。取缔规则中规定取缔中国留学生的政治活动，剥夺言论自由，禁止集会结社，检查书信，强迫青年遵守清朝法令，以镇压革命思想。当时留日学生分为两派：一派胆小怕事，主张妥协；一派主张坚决反抗。】共菁团创始人之一张太雷在阐述青年运动的使命时提及：【八十年前意大利复兴的时候，有一位革命家马志尼，创了一个社会，名叫少年意大利，这是意大利复兴的一个基础（按：后来被纳脆效仿组建了青年党卫军，被俄苏效仿组建了共产主义箐年团）。先总理（孙）当日在东京与欧美鼓吹革命的时候，也是以青年为他的根本，他说“时适各省派留学生至日本之初，而赴东求学之士，类皆头脑新洁，志气不凡，对于革命理论，感受极速，转瞬成为风气，故其时东京留学界之言论思想，集中于革命问题（按：我觉得这多亏了他们多半是小资产阶级出身，原因如上，清朝废科举改学堂加大寒门读书负担）……留东学生提倡于先，内地学生附和于后，各省风潮，从此渐作。”又曰：“已巳（1905）春间，予重至欧洲，则其地之留学生已多数赞成革命。盖彼辈皆新从内地或日本来欧，近一二年已深受革命思潮之陶冶，已渐由言论而达至实行矣。予于是乃揭橥吾生平所怀抱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以号召之，而组织革命团体焉。于是开一会北京，加盟者三十余人，开第二会于柏林，加盟者十余人，开第三会于巴黎，加盟者六十余人，开第四会于北京，加盟者数百人。中国十七省之人皆与焉，惟甘肃尚无留学生到日本故阙之也。”这便是同盟会的起源，其中的份子大半是留东西洋的青年学生。所以中国的革命事业，起首便是由青年担任，辛亥革命之所以能成功，也就是靠这个青年组织的同盟会。】这是中国共箐团创始人的判断，他拿革命党鼓舞青年颠覆大清的例子，来鼓舞共箐团。而武昌首义的前提，很讽刺的孕育自反会匪的张之洞手上，文学社阳夏支部书记王缵承：【先是张之洞督两湖时，屡行新政，兴学堂，练新兵，两湖风气为之大开，有志青年汇集鄂垣，或以此为进身之阶，或以此为革命之所。张氏之创设特别学堂，分仁、义、礼、智、信五斋，考选新军中优异士兵与正副目充学兵，三年毕业，复回原营，选充下级干部。新军中各标营中潜伏之革命党人实以此，十月十日武昌举义于各标营者亦以此，阳夏光复亦以此。】同盟会员汪潜回忆指出：【（1919年11月）在武汉逗留期间，我特别着重对下层情况的了解。经过考察，得知党人在两湖一带活动最力，革命空气十分浓厚，许多青年学生都投入新军，以展其救国的怀抱。上年冬，湖北陆军中，即有蒋翊武等组织群治学社（文学社的前身），社员如李六如、杨王鹏、廖湘芸等，都是思想进步、才能出众的人物。翊武说：“在湖北一镇与一混成协的新军中，有许多革命志士；不过因为禁网严密，侦探密布，我们文学社未便在他们之中大事发展，只能稳步前进。宪兵方面已有联系，所以我们的活动得以安然无事。”“孙武、居正等领导的共进会，与文学社合作得还好。听说谭人凤、焦达峰在湖南也有共进会的组织，今后亦应联合一致，共策进行。”】同盟会员仇鳌：【我1920年入长沙府学。早年好读《船山遗书》，后来看到清朝一些大兴文字狱和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纪事以及黄菊等人的《黄帝魂》、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等书，愤恨清朝的专横暴虐，起了参加革命的念头，就改名楚遗。1904年4月，我首次到日本，一面学习师范，一面同罗杰、余焕东、赵缭、仇亮（式匡）等组织新华会。这时，黄克强、宋教仁等已在长沙创立华兴会，筹备起义。东京的新华会就是为响应华兴会而组织的，两湖留学生参加的最多。】就是说他在国内已能读到清军大屠杀这种反动书籍。就算革命圈以外层次稍低一些的人，也受过了太平天国遗毒。深入采访过毛的斯诺指出，毛的少年时代听老农讲太平天国的故事，老农对太平天国的英雄深表同情。更别提他上了湘乡县公立学堂后，接触到康梁这种流亡海外的政治犯的文章。切记，这一切只是发生在较为封闭的湖南，而非上海等租界城市，清廷政治工作及教育的失败恶化成这样，真是令人震惊。